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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过后，我坐在圣莫妮卡海滩的栈桥码头上，被大太阳晒得昏昏欲睡。我在等国内来的客人们从海滩上拍照回来，然后送他们去洛杉矶国际机场，赶下午四点直飞北京的飞机。6岁的小女儿珍妮在不远处跟一个小贩玩，那是一个常年在这里兜售贝壳的菲律宾人，她的那些漂亮的形状奇异的贝壳，对小孩子有无限吸引，每次珍妮来这里，最后她都会从菲律宾人那里买一两只贝壳回去，无论我怎么跟她解释都没有用。这些贝壳大部分是亚洲进口来的，根本不是加州的海里出产的。
果然20分钟不到，珍妮就捏了两只贝壳过来，撒娇地挨着我坐下。头靠着我，把手里的新奇玩意儿给我看。一只是海胆壳，染成小女孩最喜欢的浅紫色;另一只是鹦鹉螺，手掌那么大，乳白色，从腹底部辐射出赤红色的生长纹。我扭头看看20码外的菲律宾小贩，她讨好地冲我笑笑，晒得黧黑的密布着皱纹的胖脸上露出雪白的牙齿。这一会儿她的身边又围了四五个小童，在玩她背囊里的贝壳。
我取过珍妮手里的鹦鹉螺，问她知不知道鹦鹉螺是一个贪婪的捕猎者，以壳里的空室作增压舱，使自己像喷气机一样飞速扑向猎物。这么一说，珍妮反而更加好奇，她把玩着那只带珠光的螺壳，赞道：“哇！我不知道这个贝壳这么厉害！还会扑杀别的海洋生物。买吧？爹地，给我买吧。就买这只！”
我接着科普：“鹦鹉螺生有一根细管贯穿所有空室，细管可以输送气体，通过气体的调节，达到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操纵身体飞快移动、沉浮，潜水艇就是学鹦鹉螺的这个原理。”
“螺的身体住在外端最大的空室里。除了这个，其他每一个壳室都充满氮气。每长一岁，鹦鹉螺周期性向外侧推进一层，它会在身体后方分泌碳素钙和有机物，建起一个新的隔板，形成新一间空室。”
珍妮似懂非懂，忽然她打断我说：“爸爸，你书房的书架上也有一只鹦鹉螺哎。你是不是也喜欢这种贝壳，自己买了偷偷地玩？”
“爸爸为什么要偷偷地玩呢？你什么时候看过爸爸玩贝壳啦？”我故意绕她。但是小家伙很精明，不上当，她转回到“买”这个话题上，身体贴着我更近，让我拿零钱出来付账。她的涂了防晒霜的温热的身体，小腿上还沾着一层刚才在沙滩上跑过带下来的细沙，在我身上蹭着，小狗一样。“好吧好吧，多少钱？25美金？开什么玩笑？你跟她说爸爸只有20块钱现金。那个海胆壳就不许再买了，你可以自己把家里那几只白色的海胆壳用酷爱饮料染色，想染什么颜色染什么……” 我絮絮叨叨地说着，一边掏钱包。珍妮接过美金快乐地跑开了。
熏热的海风吹来，国内来的客人们，穿着从奥特莱斯新买的名牌，站在椰子树下拍照，中年女人们撑起彩色的遮阳伞。我估计过不了几分钟他们就受不了大太阳，要回到车里。我起身把珍妮叫回来，准备出发。
七月和八月是国内游客来洛杉矶最频繁的季节，送孩子上暑期班，看学校，买房子。一般都是我老婆来招待这些客户，她最近回广州看年迈的父母，所以我替她接待。所谓招待，也就是安排公司的人接机，送酒店，在他们离开前请他们吃一顿饭，然后送他们去机场离开。我老婆两年前和一个律师合开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以中国大陆移民为对象，留学、移民、地产一条龙服务，她是这条龙的地产部分。我的正经工作，是“天才教育”这个公司的亚洲市场开发主管，我已经做了整整十年。
从圣莫妮卡海滩出发往东行，横跨内华达赤红色的沙漠，翻过落基山脉上的皑皑白雪，穿过中部那些无数有着奇怪名字的大平原州，一直到达纽约，然后沿大西洋的海岸线往北开车一个小时，就到达一个叫布里奇波特的城市。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收到一只鹦鹉螺的礼物，带雀斑的鹦鹉螺。它珠灰色带条纹的外壳上密布着深橘色的斑点，有的地方密集，有的地方只有幾粒，像是雀斑，这些雀斑组成星云一样的形状。送礼物的人，也叫珍妮。那是我生命里第一个珍妮。那里，那个珍妮，是我的美国往事。
那只鹦鹉螺，此刻被丢在家里的多宝阁上，跟客户送的紫砂茶壶，苏州双面绣的猫咪图，无锡泥人，南京雨花石等等标准国货礼品一起，在红木架子上收集灰尘，已经被遗忘，连家里的两个小姑娘都不要玩这些过时的东西。鹦鹉螺在束之高阁前，曾被我很多次珍爱地托在手掌上，看它氤氲出柔和美丽的五彩。
现在女儿提起，它的故事我立刻想起，在那柔和的光泽里我曾经生出许多白日梦。就像十一年前我第一次看到珍妮赤裸的白色身体，从肩到后背上的雀斑组成星图的形状，蜿蜒撒在腰上，浅金色的头发垂下来打着卷，像鹦鹉螺穿行在深海水中带起的泡沫。白色小小乳房慢慢扫过我的身体，停留在我的下腹部。我心甘情愿成为珍妮的猎物，珍妮是我的天堂。在珍妮家宅子后面空置的卧室里，拱顶大窗照进正午的日光，二十七岁的我忠实地贡献自己的身体，在20分钟之内，撩逗，诱惑，喷勃发力，完成使命，一次又一次。
每一次到达并非易事，我从午饭后学校的自由时间冲出来，紧张、害怕、激动和春心荡漾得几乎看不清红绿灯。开着我的那架三年新的两门福特车，驱车15分钟，穿过下城海边最拥堵的正午，左冲右突，离路边太阳伞下优雅坐着午餐的退休老人和家庭妇女只有一尺之遥。我是一只荷尔蒙高涨的雄蜂，急急地把事办了，原路返回，被正在喝咖啡吃餐后点心的人再骂一次。回到学校前以艾伦家族名字命名的停车场，紧急刹车声跟午休结束的铃声同时响起。跟随着偷偷吸烟，在路边花坛里掐灭烟蒂的十二年级男生一起，步入杰斐逊总统名字命名的布里奇波特公立高中的大门，我这个偷情的衣冠禽兽，变成校长助理、模范教师。
那些在停车场边看我来去的高中男生，他们一定注意到我去时的慌张，回来时的轻松快乐。观察教师的一言一行是学生课程的必修部分，虽然成绩单上没有学分。他们做梦都想不到，那些写在男厕所隔间上的下流话所言不虚，性感的珍妮小姐的体味，就在我的指尖上、嘴唇上、脸上和裤链拉锁后的管道上。所有笑话都有真实，荤笑话也不例外。
那座海边潮前街的房子，现在已经拍卖，推倒了重建，买家是纽约来的阔佬，对冲基金操盘手，带着他的北欧风的新娘，两个金发的小小孩。他们的跑车抛锚在95号公路这最穷的一段，这对神仙璧人才会走上那段荒芜的海滩。由飓风桑迪的大风大浪堆出的海滩上的沙丘，埋没一个夏天后丢在沙滩上的塑料椅子，破裂的遮阳伞。像巨人弃下的沙盘，爬满了粉红多刺的海滩玫瑰。这种原生在亚洲的玫瑰灌木，无论春夏，永远开满粉红色的花，花盘上打着褶儿，衬着椭圆形油绿的叶子，几百朵几千朵，此起彼伏地开着，让你目不暇接。这种野生玫瑰貌似柔弱，起先是一棵，一个季节下来它飞快地枝繁叶茂，爬满整个沙丘，然后再向海滩延伸，寻找下一个可以攀缘的目标。 推倒旧屋的推土机，花了整整一星期，才清理了后院沙土里的海滩玫瑰。那些玫瑰，曾经爬在二楼的窗外，那是珍妮床边的落地窗，从那里可以听到为花而来的蜜蜂撞在窗玻璃上，叮的一声。而我的蜜蜂，撞在珍妮的身体里，窄暗温湿，直到我的刺命中她，她在闪电一样的抽搐后长叹一声。珍妮，我的珍妮，像一只受热后绽放的百合花。在狂风暴雨后更加娇艳，而我，完成使命，变身回那个百无聊赖的留学生，大龄青年，反身回到我教课的杰斐逊中学。
艾伦和珍妮的家，占据布里奇波特海岸线上最好的位置。距离公立中学不过6英里的路。那是艾伦的曾祖父，本地最大的捕鱼船主建的，高大的红杉木屋，鱼鳞一样的带着香气的红杉木板贴满屋子的外墙，那是我们闽南香樟木的奇妙味道，植物的香里带着杀虫的毒味儿。南塔克特岛式样，防飓风功用的低垂的屋檐，完全遮住门楣，好像珍妮初次见我时欲说还休的微合的眼帘。
布里奇波特市，康涅狄格州最穷的市，30%的人口靠政府救济，76%的公立学校的学生拿政府的午餐资助吃饭，据说80%的学生周一上学时是饿着肚子走上校车的。这块鸟不拉屎的穷州，民主党的票仓，很难想象它在三十年前也阔过。海军基地，潜水艇工厂，深水的布里奇波特港是波士顿和纽约之间最大的港口，除了港口废弃的码头，长长的长满青苔的防风堤，潮前街已经破败的游艇俱乐部和近左的大屋豪宅，见证着昨日繁荣。艾伦，这个布里奇波特最后的莫西干人，他从香港带回珍妮时，已经整整五十岁了。
我在耶鲁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拿毕业劳工实习的机会晃了一年还是找不到工作，最后落脚在本地高中教历史和英语，因为他们愿意给我办工作签证和绿卡，因为我的硕士学位，还走杰出人才的绿色通道呢。我的职责除了教历史和英语，还包括随时替补代课，补上随时随地出现的辞职的教师之缺。这样三年后我就被提升到校长助理。不是我的能力强，我是唯一的人选，在副校长突然因偷窃学生家长联谊会会费而被州警察起诉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简历清白的又能出满勤的教师都是理想人选，更何况我还有藤校的学位。
第一次见到珍妮是她的背影，长腿细腰，浅金色的长发，用普通的橡皮筋扎成一个马尾，那么多头发，重得压在脑勺低处，随着轻快的脚步在笔直的背上微微抖动，好像活了。转过脸来却是亚洲人的满月脸，深棕色的杏仁眼，一颦一笑就是一个中国女子，变魔术一样。珍妮这个转身动作我永远记得，即使认识她很久以后，每一次她背过身去再转回身，我都像第一次那样心里微微一惊，好像眼见《大变活人》的节目，从一个人里变出另一个人，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白兔，手绢里变出鸽子一个道理，珍妮从白人的身体里变出一个华人。在高中一楼被日光灯照亮的走廊里，在一群吵闹多话，叽叽喳喳的女生中个子小小的她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有等到她开口，吸烟多年后粗糙的嗓音立刻显出她的年龄，另外一个世界的成熟女人。
珍妮是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她就这么说。南加州洛杉矶郊区安娜汉姆的亚裔社区长大。在加州柏克莱大学毕业，本科学的是政治学，为了就业方便早早考了一个教师资格，但一次都没有用过她就去东南亚寻根，在河内和缅甸做了几年和平队教英文。结识了商务出差的律师艾伦时，她已经在香港的加拿大国际学校工作了好些年。艾伦初次落地香港，在尖沙咀洲际酒店的酒吧里他是呆头呆脑的美国校友，第四杯金酒加汤里水后，艾伦和珍妮已经在回客房的走廊里拥吻，珍妮的舌头在艾伦的嘴里不停地娇声说拒绝着，像一个学语的婴儿。他勉强掏出门卡打开房门的一刻，珍妮已经在门外睡着了，那一晚，艾伦在地毯上陪她坐了一夜，听着她的轻微的鼻鼾，外面维多利亚港的灯火彻夜通明。艾伦有时差，睡不着，也不好意思趁人之睡硬上。但这一夜，却使他爱上眼前这个和衣熟睡的女人。一夜情变成爱怜，因为觉得她的睡相像婴儿。
比喻是危险的。珍妮的娇憨随性是她的武器，她的性感像天主教校服百褶裙的内里，外面看不出，一旦裙子穿上走动起来，那鲜红的内褶就会像折扇一样打开，时不时闪瞎你。你想盯住多看一会儿，它又折扇一样收起来，没有了，虚虚实实。艾伦一个月以后跟珍妮求婚，一年后他们回到美国东岸，就这样，布里奇波特的公立中学里来了最性感的代课老师。学校男厕所的墙上都是她的名字，我看到。
我真正跟珍妮接触已经到年末了。在图书馆二楼，一排排的藏书架高出我们的头顶，像掩体一样。她穿着麂皮长筒靴，枣红色的短大衣，黑色双排纽扣大得像牛眼。珍妮为学校11年级学生组织一个多媒体项目，春季学期开始。这时她约我教的英文班的学生来座谈，提建议。学生们散了以后，我跟珍妮聊天。这时我得以近距离细看她。其实她比高中女生丰满很多，肩膀和胳膊都很厚实，只是骨架小，乍一看不觉得。她一头精心打理的金发，经过高光上色，定期染过，发梢没有一点深色头发的痕迹，这是她最大的开销，每三个星期就要去做一次发根点染处理。当时我惊讶于那些完美到非自然的金色，给她的圆脸添上异国色彩，她好像日本动漫里走出的仙女。我可以想象艾伦对她的惊艳。
珍妮的英语，带着跟我不一样的口音，亚裔家庭长大的孩子，从学校、华人社区、教会一路上来，她讲英语的口音比我更重，说话的节奏，像外国人，唱歌似的。她在亚洲的这些年漂泊，漂白了她的美国口音，我一边听她说话，一边想象她上课的情景。不定得把那些布里奇波特的土著高中生惹得什么样，肯定觉得她更加萌。我们站的书架边有一扇落地窗，外面天色阴沉，已经开始飘下雪花，我们四目相对，她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洁白的贝齿。上唇是薄薄的一线，下嘴唇比上唇更饱满，一轮月弧的形状。
说着她突然停下来，问我讲不讲粤语，我说不懂。她又問我怎么到美国的，我用普通话回答：“坐船过来的啦。”
果然20分钟不到，珍妮就捏了两只贝壳过来，撒娇地挨着我坐下。头靠着我，把手里的新奇玩意儿给我看。一只是海胆壳，染成小女孩最喜欢的浅紫色;另一只是鹦鹉螺，手掌那么大，乳白色，从腹底部辐射出赤红色的生长纹。我扭头看看20码外的菲律宾小贩，她讨好地冲我笑笑，晒得黧黑的密布着皱纹的胖脸上露出雪白的牙齿。这一会儿她的身边又围了四五个小童，在玩她背囊里的贝壳。
我取过珍妮手里的鹦鹉螺，问她知不知道鹦鹉螺是一个贪婪的捕猎者，以壳里的空室作增压舱，使自己像喷气机一样飞速扑向猎物。这么一说，珍妮反而更加好奇，她把玩着那只带珠光的螺壳，赞道：“哇！我不知道这个贝壳这么厉害！还会扑杀别的海洋生物。买吧？爹地，给我买吧。就买这只！”
我接着科普：“鹦鹉螺生有一根细管贯穿所有空室，细管可以输送气体，通过气体的调节，达到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操纵身体飞快移动、沉浮，潜水艇就是学鹦鹉螺的这个原理。”
“螺的身体住在外端最大的空室里。除了这个，其他每一个壳室都充满氮气。每长一岁，鹦鹉螺周期性向外侧推进一层，它会在身体后方分泌碳素钙和有机物，建起一个新的隔板，形成新一间空室。”
珍妮似懂非懂，忽然她打断我说：“爸爸，你书房的书架上也有一只鹦鹉螺哎。你是不是也喜欢这种贝壳，自己买了偷偷地玩？”
“爸爸为什么要偷偷地玩呢？你什么时候看过爸爸玩贝壳啦？”我故意绕她。但是小家伙很精明，不上当，她转回到“买”这个话题上，身体贴着我更近，让我拿零钱出来付账。她的涂了防晒霜的温热的身体，小腿上还沾着一层刚才在沙滩上跑过带下来的细沙，在我身上蹭着，小狗一样。“好吧好吧，多少钱？25美金？开什么玩笑？你跟她说爸爸只有20块钱现金。那个海胆壳就不许再买了，你可以自己把家里那几只白色的海胆壳用酷爱饮料染色，想染什么颜色染什么……” 我絮絮叨叨地说着，一边掏钱包。珍妮接过美金快乐地跑开了。
熏热的海风吹来，国内来的客人们，穿着从奥特莱斯新买的名牌，站在椰子树下拍照，中年女人们撑起彩色的遮阳伞。我估计过不了几分钟他们就受不了大太阳，要回到车里。我起身把珍妮叫回来，准备出发。
七月和八月是国内游客来洛杉矶最频繁的季节，送孩子上暑期班，看学校，买房子。一般都是我老婆来招待这些客户，她最近回广州看年迈的父母，所以我替她接待。所谓招待，也就是安排公司的人接机，送酒店，在他们离开前请他们吃一顿饭，然后送他们去机场离开。我老婆两年前和一个律师合开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以中国大陆移民为对象，留学、移民、地产一条龙服务，她是这条龙的地产部分。我的正经工作，是“天才教育”这个公司的亚洲市场开发主管，我已经做了整整十年。
从圣莫妮卡海滩出发往东行，横跨内华达赤红色的沙漠，翻过落基山脉上的皑皑白雪，穿过中部那些无数有着奇怪名字的大平原州，一直到达纽约，然后沿大西洋的海岸线往北开车一个小时，就到达一个叫布里奇波特的城市。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收到一只鹦鹉螺的礼物，带雀斑的鹦鹉螺。它珠灰色带条纹的外壳上密布着深橘色的斑点，有的地方密集，有的地方只有幾粒，像是雀斑，这些雀斑组成星云一样的形状。送礼物的人，也叫珍妮。那是我生命里第一个珍妮。那里，那个珍妮，是我的美国往事。
那只鹦鹉螺，此刻被丢在家里的多宝阁上，跟客户送的紫砂茶壶，苏州双面绣的猫咪图，无锡泥人，南京雨花石等等标准国货礼品一起，在红木架子上收集灰尘，已经被遗忘，连家里的两个小姑娘都不要玩这些过时的东西。鹦鹉螺在束之高阁前，曾被我很多次珍爱地托在手掌上，看它氤氲出柔和美丽的五彩。
现在女儿提起，它的故事我立刻想起，在那柔和的光泽里我曾经生出许多白日梦。就像十一年前我第一次看到珍妮赤裸的白色身体，从肩到后背上的雀斑组成星图的形状，蜿蜒撒在腰上，浅金色的头发垂下来打着卷，像鹦鹉螺穿行在深海水中带起的泡沫。白色小小乳房慢慢扫过我的身体，停留在我的下腹部。我心甘情愿成为珍妮的猎物，珍妮是我的天堂。在珍妮家宅子后面空置的卧室里，拱顶大窗照进正午的日光，二十七岁的我忠实地贡献自己的身体，在20分钟之内，撩逗，诱惑，喷勃发力，完成使命，一次又一次。
每一次到达并非易事，我从午饭后学校的自由时间冲出来，紧张、害怕、激动和春心荡漾得几乎看不清红绿灯。开着我的那架三年新的两门福特车，驱车15分钟，穿过下城海边最拥堵的正午，左冲右突，离路边太阳伞下优雅坐着午餐的退休老人和家庭妇女只有一尺之遥。我是一只荷尔蒙高涨的雄蜂，急急地把事办了，原路返回，被正在喝咖啡吃餐后点心的人再骂一次。回到学校前以艾伦家族名字命名的停车场，紧急刹车声跟午休结束的铃声同时响起。跟随着偷偷吸烟，在路边花坛里掐灭烟蒂的十二年级男生一起，步入杰斐逊总统名字命名的布里奇波特公立高中的大门，我这个偷情的衣冠禽兽，变成校长助理、模范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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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海边潮前街的房子，现在已经拍卖，推倒了重建，买家是纽约来的阔佬，对冲基金操盘手，带着他的北欧风的新娘，两个金发的小小孩。他们的跑车抛锚在95号公路这最穷的一段，这对神仙璧人才会走上那段荒芜的海滩。由飓风桑迪的大风大浪堆出的海滩上的沙丘，埋没一个夏天后丢在沙滩上的塑料椅子，破裂的遮阳伞。像巨人弃下的沙盘，爬满了粉红多刺的海滩玫瑰。这种原生在亚洲的玫瑰灌木，无论春夏，永远开满粉红色的花，花盘上打着褶儿，衬着椭圆形油绿的叶子，几百朵几千朵，此起彼伏地开着，让你目不暇接。这种野生玫瑰貌似柔弱，起先是一棵，一个季节下来它飞快地枝繁叶茂，爬满整个沙丘，然后再向海滩延伸，寻找下一个可以攀缘的目标。 推倒旧屋的推土机，花了整整一星期，才清理了后院沙土里的海滩玫瑰。那些玫瑰，曾经爬在二楼的窗外，那是珍妮床边的落地窗，从那里可以听到为花而来的蜜蜂撞在窗玻璃上，叮的一声。而我的蜜蜂，撞在珍妮的身体里，窄暗温湿，直到我的刺命中她，她在闪电一样的抽搐后长叹一声。珍妮，我的珍妮，像一只受热后绽放的百合花。在狂风暴雨后更加娇艳，而我，完成使命，变身回那个百无聊赖的留学生，大龄青年，反身回到我教课的杰斐逊中学。
艾伦和珍妮的家，占据布里奇波特海岸线上最好的位置。距离公立中学不过6英里的路。那是艾伦的曾祖父，本地最大的捕鱼船主建的，高大的红杉木屋，鱼鳞一样的带着香气的红杉木板贴满屋子的外墙，那是我们闽南香樟木的奇妙味道，植物的香里带着杀虫的毒味儿。南塔克特岛式样，防飓风功用的低垂的屋檐，完全遮住门楣，好像珍妮初次见我时欲说还休的微合的眼帘。
布里奇波特市，康涅狄格州最穷的市，30%的人口靠政府救济，76%的公立学校的学生拿政府的午餐资助吃饭，据说80%的学生周一上学时是饿着肚子走上校车的。这块鸟不拉屎的穷州，民主党的票仓，很难想象它在三十年前也阔过。海军基地，潜水艇工厂，深水的布里奇波特港是波士顿和纽约之间最大的港口，除了港口废弃的码头，长长的长满青苔的防风堤，潮前街已经破败的游艇俱乐部和近左的大屋豪宅，见证着昨日繁荣。艾伦，这个布里奇波特最后的莫西干人，他从香港带回珍妮时，已经整整五十岁了。
我在耶鲁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拿毕业劳工实习的机会晃了一年还是找不到工作，最后落脚在本地高中教历史和英语，因为他们愿意给我办工作签证和绿卡，因为我的硕士学位，还走杰出人才的绿色通道呢。我的职责除了教历史和英语，还包括随时替补代课，补上随时随地出现的辞职的教师之缺。这样三年后我就被提升到校长助理。不是我的能力强，我是唯一的人选，在副校长突然因偷窃学生家长联谊会会费而被州警察起诉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简历清白的又能出满勤的教师都是理想人选，更何况我还有藤校的学位。
第一次见到珍妮是她的背影，长腿细腰，浅金色的长发，用普通的橡皮筋扎成一个马尾，那么多头发，重得压在脑勺低处，随着轻快的脚步在笔直的背上微微抖动，好像活了。转过脸来却是亚洲人的满月脸，深棕色的杏仁眼，一颦一笑就是一个中国女子，变魔术一样。珍妮这个转身动作我永远记得，即使认识她很久以后，每一次她背过身去再转回身，我都像第一次那样心里微微一惊，好像眼见《大变活人》的节目，从一个人里变出另一个人，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白兔，手绢里变出鸽子一个道理，珍妮从白人的身体里变出一个华人。在高中一楼被日光灯照亮的走廊里，在一群吵闹多话，叽叽喳喳的女生中个子小小的她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有等到她开口，吸烟多年后粗糙的嗓音立刻显出她的年龄，另外一个世界的成熟女人。
珍妮是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她就这么说。南加州洛杉矶郊区安娜汉姆的亚裔社区长大。在加州柏克莱大学毕业，本科学的是政治学，为了就业方便早早考了一个教师资格，但一次都没有用过她就去东南亚寻根，在河内和缅甸做了几年和平队教英文。结识了商务出差的律师艾伦时，她已经在香港的加拿大国际学校工作了好些年。艾伦初次落地香港，在尖沙咀洲际酒店的酒吧里他是呆头呆脑的美国校友，第四杯金酒加汤里水后，艾伦和珍妮已经在回客房的走廊里拥吻，珍妮的舌头在艾伦的嘴里不停地娇声说拒绝着，像一个学语的婴儿。他勉强掏出门卡打开房门的一刻，珍妮已经在门外睡着了，那一晚，艾伦在地毯上陪她坐了一夜，听着她的轻微的鼻鼾，外面维多利亚港的灯火彻夜通明。艾伦有时差，睡不着，也不好意思趁人之睡硬上。但这一夜，却使他爱上眼前这个和衣熟睡的女人。一夜情变成爱怜，因为觉得她的睡相像婴儿。
比喻是危险的。珍妮的娇憨随性是她的武器，她的性感像天主教校服百褶裙的内里，外面看不出，一旦裙子穿上走动起来，那鲜红的内褶就会像折扇一样打开，时不时闪瞎你。你想盯住多看一会儿，它又折扇一样收起来，没有了，虚虚实实。艾伦一个月以后跟珍妮求婚，一年后他们回到美国东岸，就这样，布里奇波特的公立中学里来了最性感的代课老师。学校男厕所的墙上都是她的名字，我看到。
我真正跟珍妮接触已经到年末了。在图书馆二楼，一排排的藏书架高出我们的头顶，像掩体一样。她穿着麂皮长筒靴，枣红色的短大衣，黑色双排纽扣大得像牛眼。珍妮为学校11年级学生组织一个多媒体项目，春季学期开始。这时她约我教的英文班的学生来座谈，提建议。学生们散了以后，我跟珍妮聊天。这时我得以近距离细看她。其实她比高中女生丰满很多，肩膀和胳膊都很厚实，只是骨架小，乍一看不觉得。她一头精心打理的金发，经过高光上色，定期染过，发梢没有一点深色头发的痕迹，这是她最大的开销，每三个星期就要去做一次发根点染处理。当时我惊讶于那些完美到非自然的金色，给她的圆脸添上异国色彩，她好像日本动漫里走出的仙女。我可以想象艾伦对她的惊艳。
珍妮的英语，带着跟我不一样的口音，亚裔家庭长大的孩子，从学校、华人社区、教会一路上来，她讲英语的口音比我更重，说话的节奏，像外国人，唱歌似的。她在亚洲的这些年漂泊，漂白了她的美国口音，我一边听她说话，一边想象她上课的情景。不定得把那些布里奇波特的土著高中生惹得什么样，肯定觉得她更加萌。我们站的书架边有一扇落地窗，外面天色阴沉，已经开始飘下雪花，我们四目相对，她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洁白的贝齿。上唇是薄薄的一线，下嘴唇比上唇更饱满，一轮月弧的形状。
说着她突然停下来，问我讲不讲粤语，我说不懂。她又問我怎么到美国的，我用普通话回答：“坐船过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