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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至于广义上的文化来考虑。日本文化模式的价值精神赋予了日本特定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它们共同影响着日本的外交政策。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对外结盟是日本外交极具特色的现象,在上个世纪一百年之内,日本有着长达七十余年的结盟历史。本文拟从集团主义的视角,来探析其对日本结盟外交的影响。
一、集团主义
日本人的集团主义与其农业社会中的“村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上,日本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环境之下,水稻的耕种需要村落民众的共同努力,不论修筑水渠还是建设道路,都离不开整个村庄的集体协作。日语中的“村”一词与“群”有关,村庄的群体行为是日本集团主义社会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在这种文化下,个体都不愿意让自己的言论损害集体的和谐。一旦违背团体规则,他将受“村八分”处置,所以,他们的行为极为谨慎。同时日本岛生活条件恶劣、可耕面积少,又是地震多发国家,日本人需要集团力量对抗恶劣的环境。
日本人在小学阶段就非常注意培养孩子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适应性和协调性。对于日本小学生来说,学习成绩并不是最重要的,有没有朋友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其幼年时就形成日本人重视集体的待人处事意识。学校也会鼓励学生们形成集体,让他们自然地理解和体验在集体的益处,脱离集体的坏处,维护集体的重要以及集体的力量。在这样的氛围中,日本小学生十分重视培养和维护小集团,为了与小集团成员行动一致,站得住脚,原本不想欺负他人的人甚至会半主动地去欺负他人。
日本公司选择职员,比其他民族更重视集团协调能力。日本企业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度”和“年功序列制度”保证了这种集团主义的实现。这两种制度能激发员工不断进取的关键在于利用了的归属意识。作为个体,个人只有长期依附于一个企业,才能获得稳固的社会关系、资历、地位和工资。一个如果能在一个单位干到退休就会获得一笔丰厚的退职金。退职金会根据在某个单位所待的长短来计算,换了单位就不能连续计算。这样从制度上把人固定在了一个集团当中。
日本各地有很多传统庆典,称为“祭”。在这种日子里,各地区乡亲全体出动,众多邻里肩扛神舆,激烈晃动,高度配合,步调一致地将祭祀游行进行到底。这种地方的“祭”祀也能表现各地居民的集团精神。“强调集体的观念,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具有普遍的影响,日本人喜爱各种类型的集体活动,如学校或公司的体育比赛,或集体旅行。”但在日本人的集团主义意识里面,“内”“外”是有别的。对于集团以外的人或事物,日本人往往采取一种冷淡、疏远的态度。
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在研究了日本社会之后,从社会集团角度提出了“纵式社会”理论。其理论建立在日本社会是集团社会的基础之上。所谓集团主义精神,可将之理解为视集团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集团的和谐优于或高于个人欲望的满足。因此,每个人几乎都要参加一个甚至几个集团,个人要忠于集体,个人的身份确定与社会承认直接与参加的集团息息相关。
二、集团主义对日本结盟外交的影响
(一)集团主义对日本结盟偏好的影响
日本人是不折不扣的组织人,喜欢将自己置于一定的组织之中。集体意识影响了日本社会全部人际关系的风格,使日本人意识到了集体行动的力量和利益。在对外关系中,日本更愿意选择加入一个集团,即选择结盟,以便通过结盟使国家体系出现有利于自己的状态。
“当日本人是一个人时,往往很拘束、腼腆,但一参加到集团中,则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积极起来。”集团主义精神不仅对其国民性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民族性格还影响到思想领域和国家政治上。
日本国内的集团意识为其对外投身集团、进行结盟提供了最广泛的认知背景和观念基础。因为,日本人通过对集团的依存可减轻“来源于自我与客我的不稳定的不踏实感。”所以,“日本人往往是自己主动投入‘不能摆脱的集团’之中。”在外交政策上,日本就往往会体现为通过寻找同盟者,在同盟中寻求权力的增加和对自身的认同。而自我约束意识以及现实的相对主义意识为日本尽可能地消除了结盟顾虑和心理障碍。日本文化强调自我约束,不会对同盟限制了自己行动的自由感到不适应。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认为:“相互依存不能构成国家集体身份形成的充分条件”,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担心被利用的心理是非常正常的。“国家只有在克服这种心理后才能够进行合作。”而日本强烈的个人意识使个人愿意为集体牺牲,很少担心个体在群体中的消失,也相信合作者可以实施自我克制,自己不会被集体中的他人所利用。这位日本选择结盟扫除了心理上的障碍。
(二)集团主义对日本结盟程度的影响
日本人对结盟的热爱、信任影响到了日本对于结盟程度的态度。根据加藤周一的理论,集团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固守团体,追求一致。他们坚信个人只有依靠集体才有价值。日本人对组织的依赖,也促使了日本人对结盟程度的依赖。日本每次结盟都曾经将结盟作为其当时外交的基轴。三国同盟签订的时候,松冈洋佑主张:三国同盟应该像过去的日英同盟一样,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无论是日英美关系,还是日苏关系,都应在三国同盟的框架内进行。日英同盟缔结前后日俄在交涉中态度和三国同盟缔结前后日美在交涉中态度在日本有了“组织”这个靠山之后完全不一样。
“来源于自我和客我的不稳定的自我不踏实感在日本人身上特别强烈”,“决定性不安可以通过对集团的依存来减轻”。因此,“日本一般是主动地投入‘不能摆脱的集团’之中。”从日本多次结盟的条约来看,双方就结盟的程度做了很严格地要求。如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规定:“缔约国之一方若非衅由已开,因他一国或数国之攻击或侵略之行动,为防护其在本协定……不论此相攻击或侵略行动发生于何地,则他一国或数国之攻击或侵略行动发生于何地,则另一缔约国应立即援助其同盟,共同作战,置于媾和亦相互之同意行之。”“两缔约国同意不经彼此协商绝不与他国缔结损害本协定序言中所述之目的之别项条约。”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规定:“三国并称允如果三缔约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
日本将同盟作为一个集体,一个组织,并依靠这个组织去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这个组织的紧密程度直接关系到组织的功能,也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在结盟一开始,日本对组织同盟都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日英同盟的条约让日本一举而被最大的世界帝国承认享有平等条件”,日本举国欢庆。“包括广泛的学生游行,日本出现了疯狂的公众热情”,“如此骚动,恰如穷人和富人联姻,欣喜之余,敲钟击鼓周村巡游”。“使日本人民感到欢欣鼓舞”。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发表的回忆录中对日英同盟大加褒扬:“日本是我国的同盟国。就因有此同盟而课予吾人之义务以及日本由此而要求得到之利益而言,日本尚未拟利用此而为不公平之事。日本政府及其驻英大使,对吾人来说,都是有声誉并且忠实的同盟者。”冷战结束后,日本继续把对美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唯恐这一关系受到损害。当对美关系和其它对外关系发生冲突时,日本总是以牺牲后者来保护前者。但是这种条款具有双重标准,当与本国利益相冲突时,日本便不会恪守条约。
(三)集团主义对日本结盟运营的影响
影响同盟运营的因素有很多,同盟诸国社会形态、政治文化与作为同盟基础的共同利益与各国结盟时对该同盟的期待之间的差值、同盟对象国或者对立集团的变化情况、同盟之外国际局势的变化一样,也影响着同盟的运营。
集团主义之下,多数情况下成员对于外部的创造无法苛求,只好把注意力放在内部。这种追求导致对细节完美的追求。日本的结盟在运营过程中也非常注意对细节的把握与处理。日俄战争后,反对美国“门户开放”的俄国在中国东北退却,美国的资本和政治势力继占领菲律宾后,开始大规模登陆中国东北。面对俄国的复仇危险和美国在亚洲的冲击,日本开始重新思考:此时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日英同盟呢?1911年4月,日本专门召开了鉴于英美缔结仲裁条约后日本对日英同盟应采取何种调节的内阁会议。同年,第三次日英同盟签订,对日英同盟做出了新的规定。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了露骨的“二十一条”,日本驻英大使接到了英国的抗议,日本驻英大使向外务省报告:“希望对于铁路这样的与同盟国间较微妙之问题也予以相当考虑”。“国际间的同盟,就像是一位骑士与一头毛驴的关系。我们德国一定要成为那位骑士,而不是那头毛驴。”日本似乎也深得德国前宰相俾斯麦的精髓,懂得如何运用同盟为本国谋取利益。
明治维新重要人物伊藤博文的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应该同心协力、竭尽全力。维护和平与安宁”。传统现实主义认为,一个国家是否采取结盟政策,它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缔结盟约可以使国家间既存的共同利益以及相应的政策及实施步骤明确化,而结盟的能否维系取决于盟国之间的基本利益是否一致。日本长期的结盟经历使日本认为一旦离开同盟会更危险,所以在同盟的运营上更为慎重,给自己留有周旋的余地,日本多次有交叉结盟的经历便能说明这个问题。
三、结论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集团主义在日本的结盟外交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集体的依赖思想,对集体力量的偏爱,使处于实力较弱的日本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结盟。正如温特所说的那样,“在决定行为体的行为方面,社会规范、法则、认同等与物质规范现实同样重要,同样具有影响。” “一项对外政策只有既满足国家的物质利益,又符合本国的文化价值观……才能得以顺利进行。”信奉集体主义不仅使日本更偏好结盟,而且在日本对于结盟的程度,甚至在同盟的运营方面也深深地打下了民族烙印。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文化仅仅是影响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而且远非决定因素。“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分析外交政策,只是为外交政策的研究增加了一个视角,丰富了对外交政策的研究而不能取代其它因素。”同样,本文从日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集团主义来分析日本结盟的结盟外交,并不是否定利益、国力、体系等因素的作用,只是希望通过对超越群体、阶级和政治党派的日本集团主义的分析更好地把握日本外交的基本特质。
参考文献:
[1][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著,张京生、刘新义译.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3][日]南博.日本的自我[M].吉林出版社,1991.
[4]张景全.国家体系与日本对外结盟[M].日本学刊,2005.
[5][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6][日]南博.日本的自我[M].吉林出版社,1991.
[7][英]约阿兰马里欧特.现代英国.中册[M].商务印书馆,1973.
[8][日]安冈昭南.日本近代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王轶群(1983-),女,硕士,湖南衡阳人,毕业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现为浙江嘉兴学院平湖校区外语系应用日语教研室主任;邱永新(1982-),男,硕士,浙江湖州人,毕业于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现为浙江嘉兴学院平湖校区外语系应用日语教研室教师。)
一、集团主义
日本人的集团主义与其农业社会中的“村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上,日本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环境之下,水稻的耕种需要村落民众的共同努力,不论修筑水渠还是建设道路,都离不开整个村庄的集体协作。日语中的“村”一词与“群”有关,村庄的群体行为是日本集团主义社会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在这种文化下,个体都不愿意让自己的言论损害集体的和谐。一旦违背团体规则,他将受“村八分”处置,所以,他们的行为极为谨慎。同时日本岛生活条件恶劣、可耕面积少,又是地震多发国家,日本人需要集团力量对抗恶劣的环境。
日本人在小学阶段就非常注意培养孩子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适应性和协调性。对于日本小学生来说,学习成绩并不是最重要的,有没有朋友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其幼年时就形成日本人重视集体的待人处事意识。学校也会鼓励学生们形成集体,让他们自然地理解和体验在集体的益处,脱离集体的坏处,维护集体的重要以及集体的力量。在这样的氛围中,日本小学生十分重视培养和维护小集团,为了与小集团成员行动一致,站得住脚,原本不想欺负他人的人甚至会半主动地去欺负他人。
日本公司选择职员,比其他民族更重视集团协调能力。日本企业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度”和“年功序列制度”保证了这种集团主义的实现。这两种制度能激发员工不断进取的关键在于利用了的归属意识。作为个体,个人只有长期依附于一个企业,才能获得稳固的社会关系、资历、地位和工资。一个如果能在一个单位干到退休就会获得一笔丰厚的退职金。退职金会根据在某个单位所待的长短来计算,换了单位就不能连续计算。这样从制度上把人固定在了一个集团当中。
日本各地有很多传统庆典,称为“祭”。在这种日子里,各地区乡亲全体出动,众多邻里肩扛神舆,激烈晃动,高度配合,步调一致地将祭祀游行进行到底。这种地方的“祭”祀也能表现各地居民的集团精神。“强调集体的观念,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具有普遍的影响,日本人喜爱各种类型的集体活动,如学校或公司的体育比赛,或集体旅行。”但在日本人的集团主义意识里面,“内”“外”是有别的。对于集团以外的人或事物,日本人往往采取一种冷淡、疏远的态度。
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在研究了日本社会之后,从社会集团角度提出了“纵式社会”理论。其理论建立在日本社会是集团社会的基础之上。所谓集团主义精神,可将之理解为视集团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集团的和谐优于或高于个人欲望的满足。因此,每个人几乎都要参加一个甚至几个集团,个人要忠于集体,个人的身份确定与社会承认直接与参加的集团息息相关。
二、集团主义对日本结盟外交的影响
(一)集团主义对日本结盟偏好的影响
日本人是不折不扣的组织人,喜欢将自己置于一定的组织之中。集体意识影响了日本社会全部人际关系的风格,使日本人意识到了集体行动的力量和利益。在对外关系中,日本更愿意选择加入一个集团,即选择结盟,以便通过结盟使国家体系出现有利于自己的状态。
“当日本人是一个人时,往往很拘束、腼腆,但一参加到集团中,则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积极起来。”集团主义精神不仅对其国民性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民族性格还影响到思想领域和国家政治上。
日本国内的集团意识为其对外投身集团、进行结盟提供了最广泛的认知背景和观念基础。因为,日本人通过对集团的依存可减轻“来源于自我与客我的不稳定的不踏实感。”所以,“日本人往往是自己主动投入‘不能摆脱的集团’之中。”在外交政策上,日本就往往会体现为通过寻找同盟者,在同盟中寻求权力的增加和对自身的认同。而自我约束意识以及现实的相对主义意识为日本尽可能地消除了结盟顾虑和心理障碍。日本文化强调自我约束,不会对同盟限制了自己行动的自由感到不适应。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认为:“相互依存不能构成国家集体身份形成的充分条件”,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担心被利用的心理是非常正常的。“国家只有在克服这种心理后才能够进行合作。”而日本强烈的个人意识使个人愿意为集体牺牲,很少担心个体在群体中的消失,也相信合作者可以实施自我克制,自己不会被集体中的他人所利用。这位日本选择结盟扫除了心理上的障碍。
(二)集团主义对日本结盟程度的影响
日本人对结盟的热爱、信任影响到了日本对于结盟程度的态度。根据加藤周一的理论,集团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固守团体,追求一致。他们坚信个人只有依靠集体才有价值。日本人对组织的依赖,也促使了日本人对结盟程度的依赖。日本每次结盟都曾经将结盟作为其当时外交的基轴。三国同盟签订的时候,松冈洋佑主张:三国同盟应该像过去的日英同盟一样,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无论是日英美关系,还是日苏关系,都应在三国同盟的框架内进行。日英同盟缔结前后日俄在交涉中态度和三国同盟缔结前后日美在交涉中态度在日本有了“组织”这个靠山之后完全不一样。
“来源于自我和客我的不稳定的自我不踏实感在日本人身上特别强烈”,“决定性不安可以通过对集团的依存来减轻”。因此,“日本一般是主动地投入‘不能摆脱的集团’之中。”从日本多次结盟的条约来看,双方就结盟的程度做了很严格地要求。如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规定:“缔约国之一方若非衅由已开,因他一国或数国之攻击或侵略之行动,为防护其在本协定……不论此相攻击或侵略行动发生于何地,则他一国或数国之攻击或侵略行动发生于何地,则另一缔约国应立即援助其同盟,共同作战,置于媾和亦相互之同意行之。”“两缔约国同意不经彼此协商绝不与他国缔结损害本协定序言中所述之目的之别项条约。”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规定:“三国并称允如果三缔约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
日本将同盟作为一个集体,一个组织,并依靠这个组织去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这个组织的紧密程度直接关系到组织的功能,也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在结盟一开始,日本对组织同盟都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日英同盟的条约让日本一举而被最大的世界帝国承认享有平等条件”,日本举国欢庆。“包括广泛的学生游行,日本出现了疯狂的公众热情”,“如此骚动,恰如穷人和富人联姻,欣喜之余,敲钟击鼓周村巡游”。“使日本人民感到欢欣鼓舞”。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发表的回忆录中对日英同盟大加褒扬:“日本是我国的同盟国。就因有此同盟而课予吾人之义务以及日本由此而要求得到之利益而言,日本尚未拟利用此而为不公平之事。日本政府及其驻英大使,对吾人来说,都是有声誉并且忠实的同盟者。”冷战结束后,日本继续把对美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唯恐这一关系受到损害。当对美关系和其它对外关系发生冲突时,日本总是以牺牲后者来保护前者。但是这种条款具有双重标准,当与本国利益相冲突时,日本便不会恪守条约。
(三)集团主义对日本结盟运营的影响
影响同盟运营的因素有很多,同盟诸国社会形态、政治文化与作为同盟基础的共同利益与各国结盟时对该同盟的期待之间的差值、同盟对象国或者对立集团的变化情况、同盟之外国际局势的变化一样,也影响着同盟的运营。
集团主义之下,多数情况下成员对于外部的创造无法苛求,只好把注意力放在内部。这种追求导致对细节完美的追求。日本的结盟在运营过程中也非常注意对细节的把握与处理。日俄战争后,反对美国“门户开放”的俄国在中国东北退却,美国的资本和政治势力继占领菲律宾后,开始大规模登陆中国东北。面对俄国的复仇危险和美国在亚洲的冲击,日本开始重新思考:此时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日英同盟呢?1911年4月,日本专门召开了鉴于英美缔结仲裁条约后日本对日英同盟应采取何种调节的内阁会议。同年,第三次日英同盟签订,对日英同盟做出了新的规定。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了露骨的“二十一条”,日本驻英大使接到了英国的抗议,日本驻英大使向外务省报告:“希望对于铁路这样的与同盟国间较微妙之问题也予以相当考虑”。“国际间的同盟,就像是一位骑士与一头毛驴的关系。我们德国一定要成为那位骑士,而不是那头毛驴。”日本似乎也深得德国前宰相俾斯麦的精髓,懂得如何运用同盟为本国谋取利益。
明治维新重要人物伊藤博文的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应该同心协力、竭尽全力。维护和平与安宁”。传统现实主义认为,一个国家是否采取结盟政策,它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缔结盟约可以使国家间既存的共同利益以及相应的政策及实施步骤明确化,而结盟的能否维系取决于盟国之间的基本利益是否一致。日本长期的结盟经历使日本认为一旦离开同盟会更危险,所以在同盟的运营上更为慎重,给自己留有周旋的余地,日本多次有交叉结盟的经历便能说明这个问题。
三、结论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集团主义在日本的结盟外交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集体的依赖思想,对集体力量的偏爱,使处于实力较弱的日本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结盟。正如温特所说的那样,“在决定行为体的行为方面,社会规范、法则、认同等与物质规范现实同样重要,同样具有影响。” “一项对外政策只有既满足国家的物质利益,又符合本国的文化价值观……才能得以顺利进行。”信奉集体主义不仅使日本更偏好结盟,而且在日本对于结盟的程度,甚至在同盟的运营方面也深深地打下了民族烙印。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文化仅仅是影响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而且远非决定因素。“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分析外交政策,只是为外交政策的研究增加了一个视角,丰富了对外交政策的研究而不能取代其它因素。”同样,本文从日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集团主义来分析日本结盟的结盟外交,并不是否定利益、国力、体系等因素的作用,只是希望通过对超越群体、阶级和政治党派的日本集团主义的分析更好地把握日本外交的基本特质。
参考文献:
[1][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著,张京生、刘新义译.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3][日]南博.日本的自我[M].吉林出版社,1991.
[4]张景全.国家体系与日本对外结盟[M].日本学刊,2005.
[5][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6][日]南博.日本的自我[M].吉林出版社,1991.
[7][英]约阿兰马里欧特.现代英国.中册[M].商务印书馆,1973.
[8][日]安冈昭南.日本近代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王轶群(1983-),女,硕士,湖南衡阳人,毕业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现为浙江嘉兴学院平湖校区外语系应用日语教研室主任;邱永新(1982-),男,硕士,浙江湖州人,毕业于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现为浙江嘉兴学院平湖校区外语系应用日语教研室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