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小的时候很喜欢读书，过目成诵，因而有“洛阳才子”之称。他曾经以茂才（秀才）的身份参加北宋经常举办的文艺沙龙，为范仲淹所赏识，称他有“王佐之才”，并把他的文章推荐给了当时的宰相晏殊。恰好晏殊有个女儿正在找婆家，范仲淹又极力从中撮合，富弼便成了晏殊的东床快婿。
　　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转眼成了宰相的女婿，富弼可谓一步登天，此时他最应该感激的就是范仲淹了，可他在当官之后，首先就和自己的恩人较上了劲。
　　山东爆发了匪乱，强盗张海率领大批人马攻到了江苏高邮，负责统领府州军事的知军晁仲约掂量着自身的实力，估计打不过人家，但让当地的富户、百姓捐款，然后带着牛羊、酒菜去欢迎慰劳贼兵，避免了这些匪兵的袭扰。这件事传到了京城，在朝廷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范仲淹建议说：“晁仲约罪不可赦，然而情有可原，圣上应该赦免他。”
　　不料富弼却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说：“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不然今后就没人再去剿匪了。”
　　范仲淹转身对他解释说：“你不知道啊，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
　　富弼不以为然，生气地说：“我们正要弘扬法令，你如此做法，将来还怎么治理百姓？”
　　仁宗皇帝还是同意了范仲淹的意见，放过了知军晁仲约。
　　事后有人对富弼说：“你也太过分了，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
　　富弼回答：“我和范先生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
　　富弼的较真让人很无奈，不过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外交工作中维护了大宋的尊严。
　　北宋屡败于与契丹的战争，想以增加岁币或者和亲的方式议和，富弼奉命出使。辽兴宗在帐篷里接见了他，说：“求婚的事可以免谈，我只想得到岁币，但在誓书中须加上一个‘献’字才行。”
　　富弼平静地回答说：“‘献’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施于平等的两国，何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之理？”
　　辽兴宗说：“那就改为‘纳’字如何？”富弼还是拒绝了。辽兴宗不满地说：“南朝既然把大批金帛给我了，一个‘纳’字有何可惜的？况且古亦有之。”
　　富弼反驳说：“自古只有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时，才向它称臣，当时的馈送，或许称作‘献’‘纳’，其后颉利被唐太宗擒获，还会有此事吗？”
　　辽兴宗哑口无言，不再说话。富弼走出帐外，指着远处的高山，对随行的使臣说：“此山尚可逾越，若欲‘献’‘纳’，就像不能登天一样。使臣头可断，此议决不敢答应！”
　　有人说富弼爱较真，是性格使然，其实并非如此，他气度恢宏，胸怀之宽阔，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他年轻时，有一次在大街上走，有人过来悄声说：“某某在背后骂你！”富弼头也不回地说：“大概是骂别人吧。”那人又说：“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富弼想了想说：“怕是在骂别人吧，估计是有人与我同名同姓。”骂他的人“闻之大惭”，后来登门向富弼道歉。
　　富弼当了宰相后，对为官的尊严也毫不在意。按照唐朝以来的规矩，百官谒见宰相，都要行叩拜之礼，宰相只需要站着受礼，稍稍用手扶一下叩拜的人；接见时如坐得稍久了些，那么宰相手下的人就会在旁边提醒说“宰相尊重”，客人赶快不安地站起来退席；而送客时，从来不用走下台阶。可到了富弼这里，即使是小官甚至百姓前来谒见，他都用平等的礼节，带引客人坐下与他们从容谈话，走时送客人到门口，要看着客人上马走了才回转。
　　晚年辞官回家后，他闭门不出，许多宾客慕名来求见，他都以有病为借口谢绝了。身边的人问他原因，他回答：“凡是待人，无论他富贵低贱有才能还是愚蠢，礼貌应当一样。我几代居住在洛阳，亲戚朋友大概可以用千百来计数，如果有的见有的不见，这不是公平的道理；但如果人人都会见，吾衰老有病也不能忍受。”大家了解了他的想法后，没有一个人对他有意见。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事会为我们所看重，也总有一些事为我们所轻视，而就在这看重与轻视、计较与不计较之间，可以看出一个人品格的高尚与卑微、伟大与渺小。富弼在历史上被称为贤相，至今为人们所怀念，正在于此吧。
　　（编辑/杨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