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恐怕不是那种一眼就能看“懂”的展览现场，为数可观的手稿、涂鸦、符号、抽象画、古早的杂志封面及内页设计……但当你把这一切跟达达主义、立体主义联系到一起，也就对自己的不明所以有些释然了—原来如此，原来是杜尚。
　　是的，就是这个整整影响了一个世纪的艺术家，这个实验艺术的先锋、达达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的先行者，“爱拿现代艺术玩闹的魔术师”。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名为《杜尚与/或/在中国》的展览，比此前预期的空间要小很多，但信息量巨大。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举办的最全面的一次杜尚作品展，展览以杜尚的《手提箱里的盒子》系列为核心，在这个“便携美术馆”里，收藏了他自己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作品的微型复制版。70多件的重制品，整整齐齐地装在一个优雅的红色皮质手提箱里，从中我们能了解杜尚的方方面面：他的个性和人格，他的作品，以及他的创造力和“天才”。这不仅从《手提箱里的盒子》里的内容体现出来，也从周围遍布的杜尚其他图书封面、展览海报、素描和照片的重制品中可以看出来。展览的每一部分都配有精心编写的文字介绍，营造出一种亲密感，让参观者感觉自己好像在浏览杜尚的私人财产。
　　这个展览由弗朗西斯·瑙曼与唐冠科构思和策划。瑙曼先生本身是收藏家，也是学者，他收藏有很多杜尚的作品，是公认的杜尚专家，最近几十年几乎全球每一场杜尚的作品展都有他的参与，这次展览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他的慷慨解囊。瑙曼在1967年第一次接触到杜尚的艺术，那时候他才十几岁，“自从那时候开始我决定用全部时间来推广和颂扬杜尚的作品，这听起来挺奇怪的，一辈子带着宗教般的情怀对另一个人去颂扬和鼓吹他，不断地向别人推荐和推广杜尚的艺术。”
　　他们选择《手提箱里的盒子》作为展览的核心非常明智，因为它几乎包含了杜尚所有的作品，尽管都是微型的。杜尚1935年开始创作《手提箱里的盒子》系列，1941年完成，总共制有300个。在杜尚的余生中，它们以不同的版式面世，1968年杜尚辞世以后，此作品由其遗孀阿蕾柯西娜最终制作完毕。最先制作的20个盒子都装在皮质手提箱内，故此称为《手提箱里的盒子》。
　　在尤伦斯艺术中心呈现的这个箱子，最显著的特点是由大红色皮革制成，其中装有80件杜尚的各种作品的重制品。若干件从这件箱子作品中派生出来的重制品也以不同形式展出，其中既有镂刻凹版的杜尚的《新娘》，也包括镂刻模板印刷的《下楼梯的裸女》—这幅画曾在1913年的首届纽约军械库展中激起巨大争议，时至今日恰好是一个世纪。镂刻模板印刷法被用于制作盒子所需的重制品，但为筹集这个项目所需资金，也曾产生过其他以销售为目的的手工上色版。
　　另一位策展人唐冠科的经历跟瑙曼有点像，20世纪60年代，他在艺术馆参与了很多杜尚的展览。他一直很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后来发现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受到杜尚的影响， 80年代，这种影响在艾未未和黄永砯等艺术家身上都可以看到。于是，这次他们让杜尚的《手提箱里的盒子》和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展览，杜尚的作品像是一个紧凑的神经中枢一般置于展场正中间，而黄永砯、吴山专、王鲁炎、宋冬+尹秀珍、李杰和艾未未等逾15位中国艺术家作品，就被安放在杜尚的手提箱四周，像是辐射一般。唐冠科认为这个形式很“恰如其分”—既是藉此探讨杜尚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持续影响，也可以看成是中国艺术家对杜尚的致敬。
　　80年代，一系列西方二十世纪艺术史译著进入中国，黄永砯等艺术家便受到了杜尚的直接激发。在80年代中期曾创办过一个杜尚式的团体“厦门达达”的黄永砯，曾经回忆说，“我现在才能真正体会杜尚所说那种心境—‘用画笔、调色板、松节油的观念已经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这一转变对个人来说是革命性的和不可逆转的。”艾未未在纽约旅居长达十年，并接触了杜尚的大量作品，他曾说：“在杜尚之后所有的艺术的存在、和其价值都是观念性的，杜尚为现代艺术提供了一个新的语境。”这也是杜尚留下来的最精彩的部分。这次展览，也许未必能够完完全全地呈现他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但至少可以证明，他的影响力超越了他的作品，依然长久且广泛地在全球传播着。
　　本月你还能看到的大师作品
　　安迪·沃霍尔回顾展“十五分钟的永恒”
　　这是亚洲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安迪·沃霍尔回顾展，“安迪·沃霍尔：十五分钟的永恒”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亮相。展览跨越安迪·沃霍尔从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艺术生涯，按不同时期分为四个部分，共展出绘画、摄影、丝网印刷、素描以及雕塑等各类作品共400多件，其中，除了安迪·沃霍尔本人创作的作品，还将展出有关安迪·沃霍尔的文献资料和安迪·沃霍尔收集的《时间胶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