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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摘要为了研究阻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因素，本文聚焦于在人口流动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地区——重庆市，采用该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构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讨论了阻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儿童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本文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因素在儿童特征、父母特征及家乡的居住条件等多个层次上同时存在，而且父母的特征是决定子女是否随迁的最主要的因素。
关键词：（中）关键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家庭化；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33-08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1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92326179）。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吕利丹（1985-），女，四川眉山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迁移流动和儿童发展。
正文
一级标题一、研究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的流动人口在2010年达到221亿的巨大规模，由于城乡二元的制度壁垒，大量的流动人口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使我国的城镇化水平颇受争议[1]。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目标[2]，流动人口市民化关系到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质量，如何帮助流动人口市民化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进城团聚则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和质量的重要体现。
不同来源的统计结果都显示，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日益显现，早期“单打独斗”的流动人口越来越被“携妻带子”者所取代。周皓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推算，纯流动人口家庭中有64%的户主与配偶一起流动，有61%的户主携带子女[3]。陈卫等人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分析发现，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了携带配偶的阶段，但将近一半的流动人口其子女还留在原籍地[4]。可见，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的发展，流动人口子女是否随迁成为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重点，也将影响流动人口市民化和我国城镇化。
据人口普查数据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规模的估算，近年来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比例有一定提升，但是绝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子女仍然留在原籍地。段成荣和杨舸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 0～14岁流动儿童规模为1834万[5]，0～14岁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为4849万[6]，相当于2005年约27%的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流动。笔者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估算，全国约32%的0～14岁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流动，5年来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比例提高了5个百分点。已有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多数父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希望尽量把子女带到打工地读书和亲自照顾，但是要实现该计划还存在许多阻碍，比如：城市教育资源有限、念书学费太高、城市消费价格太贵、父母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父母流动性太强等[7～8]。绝大部分流动人口子女还是以“留守儿童”的身份留在原籍地。
迁移过程理论和迁移网络理论认为，人们从希望迁移到采取实际迁移行动并非一蹴而就，迁移者从萌生迁移的动机，到收集信息、权衡利弊、采取行动，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9]。将近七成的流动人口子女在原籍地，他们的父母自外出流动开始，可能就考虑过某一天会将子女接到流入地一起生活。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参与也将继续深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阻碍？这些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一级标题二、文献述评
研究流动人口子女的文献非常丰富，但是大多是以问题导向分别分析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规模、特征、需求和存在的问题， 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纳入统一框架中进行比较的文献较少。现有文献中，梁宏等人[10]、杨舸等人[11]、陶然等人[12]分别基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典型的人口流动聚集省市分析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随迁选择性
梁宏等人的研究基于中山大学“市场、制度和网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2006年7～8月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杨舸等人的分析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6 年9～10 月在北京开展的“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陶然等人的分析来自于2009年进行的全国4个主要城市化地区的12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4个主要城市化地区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成渝地区）。。以上学者的实证分析的视角各有侧重，考虑的变量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儿童的个人特征（主要是性别和年龄）；第二，父母的个人特征；第三，家庭特征；第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政策制度。
已有文献分析的角度已经比较丰富。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和加以完善。第一，数据收集方式。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与否由农村和城市的“推拉合力”决定。对儿童流动与否的分析应该从流入地和流出地同时考察。但是已有研究文献的数据都是从流入地收集，对流出地信息的把握就难免不充分和不准确。第二，分析内容的限制。现有文献的分析遗漏了几个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子女大多处于学龄阶段，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教育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成本是影响他们随迁与否的重要因素，以上因素与儿童的在学状态和就学阶段相联系，然而在已有文献中就学状态却被忽略。第三，对父亲和母亲的分别考虑。父亲和母亲的个人特征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各有不同，但是已有研究在分析父母的影响时，将父亲和母亲的特征放在同一个变量中，都忽略了父亲和母亲的具体角色和独立的影响。
鉴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从以上三方面不足入手，利用重庆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延伸。 一级标题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重庆市的长表数据（文中简称“重庆六普”），样本规模为318万人。重庆六普采用了长、短两种普查表。短表调查人口的基本状况，现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全部填报。长表抽取了10%的户填报，内容在短表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人口的经济活动、婚姻家庭、生育和住房等情况。
六普不仅登记了户口在本户调查时点也在本户的人，而且登记了户口在本户调查时点外出的人（见六普问卷H3、H4和R6）问题R6收集了现住地信息，回答选项为：①本普查小区；②本村（居）委会其他普查小区；③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④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⑤其他县（市、区）；⑥港澳台或国外；选第⑤项的人还需填答现住地的省、市（地）、县。问题R7收集了户籍地信息，回答选项为：①本村（居）委会；②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③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④其他县（市、区）；⑤户口待定；选第④项的人还需填答户籍地的省、市（地）、县。，本文将户籍在本乡，但是现居住地在外乡、外县、外省市的人口界定为“流出人口” “流出人口”中我们还排除了市区范围内的人户分离人口，因为这个人群与通常意义上的“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不同。详细论述参见段成荣的流动人口相关论文。，其中0～14岁的人口被界定为“流出儿童”。同时，通过家庭成员的流动状态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匹配，将农村地区0～14岁现居住在本乡、父母中至少一方为“流出人口”的儿童界定为“农村留守儿童”。 根据以上界定方法，我们从重庆长表数据中提取出农村地区的178万个留守儿童和36万个从重庆农村地区流出的流动儿童样本，并匹配出这些儿童的父母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
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与否的因素涉及儿童个人特征、父母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入地流出地的发展水平等多个层面。根据六普数据的特点，在儿童个人特征方面，本研究在性别和年龄的基础上，增加就学状况（包括小学在学、初中在学）和辍学状况（包括未上过学、小学毕业或小学辍学后终止学业、初中辍学后终止学业、初中毕业后终止学业、其他情况辍学后终止学业等类别）。在父母个人特征方面包括受教育程度、父母外出情况（含只有父亲外出打工、只有母亲外出打工、父母
都外出打工）、父母外出的距离（包括没有外出、县内、省内跨县、跨省到东部、跨省到中部、跨省到西部等类别）。家庭特征主要指户籍地居住条件，包括是否有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设
施。
一级标题四、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二级标题1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个人特征描述
根据表1的描述统计结果，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性别比例有差异（见表1）。留守儿童性别比低于流动儿童，换言之，即留守儿童中女孩的比例较高，差异在学龄前较小，进入小学学龄阶段后增大，进入初中学龄阶段后进一步扩大。
留守儿童的在校情况好于流动儿童。369%的6～14岁义务教育适龄农村留守儿童不在校，比适龄流动儿童低233个百分点。由于6岁和7岁儿童不在校的主要原因是推迟入学，为了与因辍学而不在校的原因区别开，本文分为两个年龄段（6～7岁和8～14岁）比较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在校情况。流动儿童推迟入学的情况比留守儿童更多，6～7岁留守儿童不在校比例为786%，比流动儿童低079个百分点。流动儿童辍学的情况也比留守儿童更普遍，8～14岁留守儿童不在校比例比流动儿童低313个百分点。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留守儿童辍学主要在小学，流动儿童辍学主要在初中，不在校留守儿童中5417%的人学业终止于小学，不在校的流动儿童中4821%的人学业终止于初中。
二级标题2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比较
流动儿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高于留守儿童（见表2），说明父母中一方在家留守时，子女更有可能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所在家庭的平均户规模大于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平均户规模为474人，流动儿童为351人。
注：计算流动儿童与谁一起生活的时候，当一个家庭中父亲、母亲和孩子都外出时，本文假设他们在一起居住。根据重庆六普数据计算，以流动母亲为参照，当她们在重庆市内流动时，88%的配偶也在市内流动，当她们在西部、中部和东部流动时，绝大多数配偶也相应在西部、中部、和东部，比例分别是86%、85%和86%。可见流动父亲和流动母亲的流动方向绝大部分一致，流动儿童与流动父母一起外出时，在一起居住的假设与实际情况应该基本一致。
流动儿童中超过一半与父母一起生活，比例达6463%，另外有2516%的人与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还有1021%的人与其他亲
属一起生活。留守儿童中约一半的人不能与父母中的任何一方一起生活。流动儿童明显得到父母的更多陪伴，这是留守儿童无法拥有的成长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流动儿童并非都和父母双方一起生活，仅与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或与其他亲属一起生活的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一样，生活的家庭环境其实也不完整。
在留守儿童的生活中，祖父母的角色十分重要，3997%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照料，另外有2354%的留守儿童在祖父母的协助下由父母中的一方照料。
留守儿童的居住条件比流动儿童稍好。留守儿童户籍地居住条件比流动儿童户籍地居住条件更好，留守儿童户籍地家中有独立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的比例都高于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的父母和流动儿童的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不多。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流动的距离更远，留守儿童的父亲和母亲跨省流动到东部的比例高于流动儿童相应的比例，留守儿童的父亲和母亲省内流动的比例低于流动儿童相应的比例，这意味着省内流动的父母更有可能携子女一起流动。
一级标题五、模型分析结果
在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诸多的个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中，哪些特征在统计控制的情况下仍有明显的差异？哪些特征对儿童随迁的影响更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儿童、父母和家庭三个层次的因素对儿童随迁的影响。分析结果见表3。 为了比较儿童个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对随迁影响的强弱程度，我们分别构造了三个Logistic回归模型（见表3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模型1仅纳入儿童个人特征相关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父母特征相关变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户籍地户特征相关变量。上面的描述分析中看到的一些差异，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减少或消失了。除了儿童的年龄外，其他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见模型3）。根据模型的伪判定系数（Pseudo R2）在三个模型之间增加的幅度，说明父母的特征是决定子女随迁与否最主要的因素，儿童个人特征和家庭的特征也有一定的作用。
首先，儿童的性别和年龄显著影响儿童的随迁状态。在控制了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女童随迁的可能性比男性儿童低8%（见模型3），这印证了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性别比差异。根据图1，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中男孩和女孩随迁的风险在进入学龄阶段后明显拉开距离，从6岁开始直到14岁，流动儿童性别比显著高于农村留守儿童。在仅考虑儿童个人特征时，6～11岁和12～14岁的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学龄儿童比0～5岁的学龄前儿童随迁的可能性显著高出6～7倍（见模型1），但是控制就学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后，儿童年龄的影响不再显著（见模型3）。
（中）图题图1全国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比
数据来源：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儿童的学习状态也显著影响其随迁结果（见模型3）。在控制父母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以小学在校的儿童为参照类，不在校的儿童比小学在校的儿童随迁概率高82%，初中在校的儿童与之没有明显差异。对于不在校的儿童，进一步分析终止学业的阶段对儿童随迁的影响，以小学阶段终止学业的儿童为参照类，初中学习阶段终止学业的儿童最有可能外出流动，迁移的概率增加了12倍，初中毕业后终止学业的儿童随迁的概率也增加了69%。
父母的外出情况对子女的随迁结果影响尤其明显，母亲的外出会极大地增加子女随迁的可能性，而且父母都外出时子女最有可能随迁。控制家庭特征的情况下，以仅父亲外出的子女为参照类，仅母亲外出的儿童随迁的概率显著增加了15倍，父母双方都外出的子女随迁概率增加了31倍（见模型3）。
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随迁结果影响也是显著的。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随迁也有影响，但是父亲和母亲只有在累计到接受了大专及以上教育时才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父亲比未上过学的父亲对子女随迁的影响大16倍，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母亲比未上过学的母亲对子女随迁的影响大82%（见模型3）。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影响程度大于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影响程度。
父亲和母亲的流动特征对子女的随迁影响存在差异。父亲流动的半径对子女随迁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查，母亲的影响则具有很强的显著性，母亲跨越的距离越远，携带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越低。控制住其他变量，以省内流动的母亲为参照类，跨省流动到西部省份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减少60%，跨省流动到中部省份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降低64%，跨省流动到东部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降低744%。
居住条件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户籍地较差的居住条件会增加儿童随迁的概率。表3中模型3显示，户籍地的家中有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等设施时，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概率分别明显降低6%、19%和9%。来自贫困县的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也显著高于非贫困县。
一级标题六、结论
根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人口迁移受到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共同作用 [13]，研究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因素时应该同时考虑到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从流入地界定研究对象，在主要的人口聚集的地区（包括北京市、珠三角等区域）通过对流动人口的调查来分析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选择性，忽略了流出地因素的影响。
本文以重庆市为案例，从流出地直接界定留守儿童和流出儿童，并匹配出他们的父母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加以分析。重庆市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人口流出地，市内户籍人口参与流动的比例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根据已公布的六普资料，全国人口中165%的人参与了流动，重庆市户籍人口中则有高达217%的人外出流动，人口流向市内和市外的比例各占一半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重庆市常住人口28846170人，跨省流入重庆的人口为945194人，从重庆流出到外省市的人口为3506899人，由此得到重庆市的户籍人口31407875人，进而计算得到重庆户籍人口中217%的人外出流动。另外，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全国流动人口221426652人，全国人口1339724852人，进而计算得到全国人口中165%的人参与了流动。。重庆市与中西部接壤，户籍人口高度参与流动并流向东、中、西部，使得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和从重庆流出的流动儿童相关的问题研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本研究从人口流出地入手，解决了从人口流入地角度研究人口迁移流动时子女随迁选择性的两个纰漏：一方面，在流入地的调查需要向在城市中流动的父母询问子女信息和流出地信息，本研究基于流出地调查，根据儿童及其父母的流动特征直接界定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减少了容易产生误差的环节；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来自五湖四海，基于流入地的分析忽略了对流出地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控制，基于流出地的分析则能有效地控制流出地因素的影响。另外，本文还补充分析了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几个重要因素，包括不在学儿童终止学业的阶段、父亲和母亲各自的教育程度和流动半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以上变量对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选择性具有显著影响。 通过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到以下五个主要结论。
第一，农村流动人口携带子女流动时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女孩处于明显的劣势。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性别比对比也说明了在全国层面也存在“男孩偏好”。 “男孩偏好”导致出生人口队列中的男女比例失衡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中国农村的“男孩偏好”观念还渗透到子女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上，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时女孩的弱势地位同样值得关注。
第二，学龄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小学在校和初中在校的流动人口子女，说明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阻力较大。近年来全国流动儿童年龄结构的变动也印证了这一结论，笔者根据2010年六普和2005年小普查分析结果推算，2005～2010年，0～14岁流动儿童规模增长幅度达34%，其中0～5岁学龄前儿童增长幅度达到39%，但6～14岁的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的增幅仅为31%，学龄阶段流动儿童规模增长迟缓，是流动儿童被排除在城市教育体制之外的体现。
第三，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与否存在影响，但只有在父母的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时，更高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促进效果才会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且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更大。初中和小学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携带子女流动的可能性与未上过学的流动人口没有显著性区别。笔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流动人口中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者仅占15%，意味着绝大部分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不足以承担起子女随迁的费用。流动人口只有与城镇户籍人口一样，在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时，他们才能具有携子女进城的能力。
第四，母亲是否流动、流向哪里对子女的随迁决策十分关键。母亲一旦外出，将极大地增加子女随迁的可能性，父母都外出时子女随迁的概率进一步增加。流动人口正在经历快速的家庭化过程，夫妻一起流动正在逐渐取代早期的单打独斗，已婚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流动，这将进一步带动子女随迁。重庆市内流动的母亲明显更有可能携子女一起流动。在接受流动人口最多的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最受阻碍，随迁可能性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
第五，当户籍地的居住环境较差时，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安排子女随迁。儿童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基本的物质保障，户籍地较差的生活环境成为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推力，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存发展条件。
儿童人格的健全、心智的成长、学习的辅导等都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但多数流动人口子女仍留在户籍地。在留守状态下，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等面临许多问题，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扫清他们随迁的障碍，让流动人口子女分享城镇化带来的福利和成果，让他们与父母团聚，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机会。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内容[1] 段成荣，邹湘江 城镇人口过半的应对和挑战[J]人口研究，2012，（2）.
[2] 本书编辑组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重要报道汇编[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 21-23
[3] 周皓 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04，（6）
[4] 陈卫，刘金菊 人口流动家庭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J]人口学刊，2012，（6）
[5] 段成荣，杨舸 我国流动儿童最新状况——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学刊，2008，（6）
[6] 段成荣，杨舸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008，（3）
[7] 陶然，孔德华，曹广忠流动还是留守：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与影响因素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2011，（6）
[8] 许召元，高颖，任婧玲农民工子女就学地点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2008，（6）
[9] 佟新人口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6
[10] 梁宏，任焰流动，还是留守？——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的决定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10，（2）
[11] 杨舸，段成荣，王宗萍流动还是留守：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选择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12] 同[7]
[13] 佟新人口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8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冯乐]
关键词：（中）关键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家庭化；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33-08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1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92326179）。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吕利丹（1985-），女，四川眉山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迁移流动和儿童发展。
正文
一级标题一、研究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的流动人口在2010年达到221亿的巨大规模，由于城乡二元的制度壁垒，大量的流动人口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使我国的城镇化水平颇受争议[1]。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目标[2]，流动人口市民化关系到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质量，如何帮助流动人口市民化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进城团聚则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和质量的重要体现。
不同来源的统计结果都显示，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日益显现，早期“单打独斗”的流动人口越来越被“携妻带子”者所取代。周皓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推算，纯流动人口家庭中有64%的户主与配偶一起流动，有61%的户主携带子女[3]。陈卫等人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分析发现，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了携带配偶的阶段，但将近一半的流动人口其子女还留在原籍地[4]。可见，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的发展，流动人口子女是否随迁成为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重点，也将影响流动人口市民化和我国城镇化。
据人口普查数据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规模的估算，近年来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比例有一定提升，但是绝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子女仍然留在原籍地。段成荣和杨舸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 0～14岁流动儿童规模为1834万[5]，0～14岁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为4849万[6]，相当于2005年约27%的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流动。笔者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估算，全国约32%的0～14岁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流动，5年来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比例提高了5个百分点。已有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多数父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希望尽量把子女带到打工地读书和亲自照顾，但是要实现该计划还存在许多阻碍，比如：城市教育资源有限、念书学费太高、城市消费价格太贵、父母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父母流动性太强等[7～8]。绝大部分流动人口子女还是以“留守儿童”的身份留在原籍地。
迁移过程理论和迁移网络理论认为，人们从希望迁移到采取实际迁移行动并非一蹴而就，迁移者从萌生迁移的动机，到收集信息、权衡利弊、采取行动，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9]。将近七成的流动人口子女在原籍地，他们的父母自外出流动开始，可能就考虑过某一天会将子女接到流入地一起生活。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参与也将继续深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阻碍？这些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一级标题二、文献述评
研究流动人口子女的文献非常丰富，但是大多是以问题导向分别分析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规模、特征、需求和存在的问题， 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纳入统一框架中进行比较的文献较少。现有文献中，梁宏等人[10]、杨舸等人[11]、陶然等人[12]分别基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典型的人口流动聚集省市分析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随迁选择性
梁宏等人的研究基于中山大学“市场、制度和网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2006年7～8月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杨舸等人的分析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6 年9～10 月在北京开展的“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陶然等人的分析来自于2009年进行的全国4个主要城市化地区的12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4个主要城市化地区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成渝地区）。。以上学者的实证分析的视角各有侧重，考虑的变量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儿童的个人特征（主要是性别和年龄）；第二，父母的个人特征；第三，家庭特征；第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政策制度。
已有文献分析的角度已经比较丰富。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和加以完善。第一，数据收集方式。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与否由农村和城市的“推拉合力”决定。对儿童流动与否的分析应该从流入地和流出地同时考察。但是已有研究文献的数据都是从流入地收集，对流出地信息的把握就难免不充分和不准确。第二，分析内容的限制。现有文献的分析遗漏了几个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子女大多处于学龄阶段，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教育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成本是影响他们随迁与否的重要因素，以上因素与儿童的在学状态和就学阶段相联系，然而在已有文献中就学状态却被忽略。第三，对父亲和母亲的分别考虑。父亲和母亲的个人特征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各有不同，但是已有研究在分析父母的影响时，将父亲和母亲的特征放在同一个变量中，都忽略了父亲和母亲的具体角色和独立的影响。
鉴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从以上三方面不足入手，利用重庆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延伸。 一级标题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重庆市的长表数据（文中简称“重庆六普”），样本规模为318万人。重庆六普采用了长、短两种普查表。短表调查人口的基本状况，现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全部填报。长表抽取了10%的户填报，内容在短表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人口的经济活动、婚姻家庭、生育和住房等情况。
六普不仅登记了户口在本户调查时点也在本户的人，而且登记了户口在本户调查时点外出的人（见六普问卷H3、H4和R6）问题R6收集了现住地信息，回答选项为：①本普查小区；②本村（居）委会其他普查小区；③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④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⑤其他县（市、区）；⑥港澳台或国外；选第⑤项的人还需填答现住地的省、市（地）、县。问题R7收集了户籍地信息，回答选项为：①本村（居）委会；②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③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④其他县（市、区）；⑤户口待定；选第④项的人还需填答户籍地的省、市（地）、县。，本文将户籍在本乡，但是现居住地在外乡、外县、外省市的人口界定为“流出人口” “流出人口”中我们还排除了市区范围内的人户分离人口，因为这个人群与通常意义上的“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不同。详细论述参见段成荣的流动人口相关论文。，其中0～14岁的人口被界定为“流出儿童”。同时，通过家庭成员的流动状态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匹配，将农村地区0～14岁现居住在本乡、父母中至少一方为“流出人口”的儿童界定为“农村留守儿童”。 根据以上界定方法，我们从重庆长表数据中提取出农村地区的178万个留守儿童和36万个从重庆农村地区流出的流动儿童样本，并匹配出这些儿童的父母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
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与否的因素涉及儿童个人特征、父母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入地流出地的发展水平等多个层面。根据六普数据的特点，在儿童个人特征方面，本研究在性别和年龄的基础上，增加就学状况（包括小学在学、初中在学）和辍学状况（包括未上过学、小学毕业或小学辍学后终止学业、初中辍学后终止学业、初中毕业后终止学业、其他情况辍学后终止学业等类别）。在父母个人特征方面包括受教育程度、父母外出情况（含只有父亲外出打工、只有母亲外出打工、父母
都外出打工）、父母外出的距离（包括没有外出、县内、省内跨县、跨省到东部、跨省到中部、跨省到西部等类别）。家庭特征主要指户籍地居住条件，包括是否有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设
施。
一级标题四、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二级标题1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个人特征描述
根据表1的描述统计结果，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性别比例有差异（见表1）。留守儿童性别比低于流动儿童，换言之，即留守儿童中女孩的比例较高，差异在学龄前较小，进入小学学龄阶段后增大，进入初中学龄阶段后进一步扩大。
留守儿童的在校情况好于流动儿童。369%的6～14岁义务教育适龄农村留守儿童不在校，比适龄流动儿童低233个百分点。由于6岁和7岁儿童不在校的主要原因是推迟入学，为了与因辍学而不在校的原因区别开，本文分为两个年龄段（6～7岁和8～14岁）比较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在校情况。流动儿童推迟入学的情况比留守儿童更多，6～7岁留守儿童不在校比例为786%，比流动儿童低079个百分点。流动儿童辍学的情况也比留守儿童更普遍，8～14岁留守儿童不在校比例比流动儿童低313个百分点。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留守儿童辍学主要在小学，流动儿童辍学主要在初中，不在校留守儿童中5417%的人学业终止于小学，不在校的流动儿童中4821%的人学业终止于初中。
二级标题2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比较
流动儿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高于留守儿童（见表2），说明父母中一方在家留守时，子女更有可能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所在家庭的平均户规模大于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平均户规模为474人，流动儿童为351人。
注：计算流动儿童与谁一起生活的时候，当一个家庭中父亲、母亲和孩子都外出时，本文假设他们在一起居住。根据重庆六普数据计算，以流动母亲为参照，当她们在重庆市内流动时，88%的配偶也在市内流动，当她们在西部、中部和东部流动时，绝大多数配偶也相应在西部、中部、和东部，比例分别是86%、85%和86%。可见流动父亲和流动母亲的流动方向绝大部分一致，流动儿童与流动父母一起外出时，在一起居住的假设与实际情况应该基本一致。
流动儿童中超过一半与父母一起生活，比例达6463%，另外有2516%的人与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还有1021%的人与其他亲
属一起生活。留守儿童中约一半的人不能与父母中的任何一方一起生活。流动儿童明显得到父母的更多陪伴，这是留守儿童无法拥有的成长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流动儿童并非都和父母双方一起生活，仅与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或与其他亲属一起生活的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一样，生活的家庭环境其实也不完整。
在留守儿童的生活中，祖父母的角色十分重要，3997%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照料，另外有2354%的留守儿童在祖父母的协助下由父母中的一方照料。
留守儿童的居住条件比流动儿童稍好。留守儿童户籍地居住条件比流动儿童户籍地居住条件更好，留守儿童户籍地家中有独立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的比例都高于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的父母和流动儿童的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不多。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流动的距离更远，留守儿童的父亲和母亲跨省流动到东部的比例高于流动儿童相应的比例，留守儿童的父亲和母亲省内流动的比例低于流动儿童相应的比例，这意味着省内流动的父母更有可能携子女一起流动。
一级标题五、模型分析结果
在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诸多的个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中，哪些特征在统计控制的情况下仍有明显的差异？哪些特征对儿童随迁的影响更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儿童、父母和家庭三个层次的因素对儿童随迁的影响。分析结果见表3。 为了比较儿童个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对随迁影响的强弱程度，我们分别构造了三个Logistic回归模型（见表3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模型1仅纳入儿童个人特征相关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父母特征相关变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户籍地户特征相关变量。上面的描述分析中看到的一些差异，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减少或消失了。除了儿童的年龄外，其他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见模型3）。根据模型的伪判定系数（Pseudo R2）在三个模型之间增加的幅度，说明父母的特征是决定子女随迁与否最主要的因素，儿童个人特征和家庭的特征也有一定的作用。
首先，儿童的性别和年龄显著影响儿童的随迁状态。在控制了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女童随迁的可能性比男性儿童低8%（见模型3），这印证了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性别比差异。根据图1，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中男孩和女孩随迁的风险在进入学龄阶段后明显拉开距离，从6岁开始直到14岁，流动儿童性别比显著高于农村留守儿童。在仅考虑儿童个人特征时，6～11岁和12～14岁的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学龄儿童比0～5岁的学龄前儿童随迁的可能性显著高出6～7倍（见模型1），但是控制就学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后，儿童年龄的影响不再显著（见模型3）。
（中）图题图1全国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比
数据来源：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儿童的学习状态也显著影响其随迁结果（见模型3）。在控制父母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以小学在校的儿童为参照类，不在校的儿童比小学在校的儿童随迁概率高82%，初中在校的儿童与之没有明显差异。对于不在校的儿童，进一步分析终止学业的阶段对儿童随迁的影响，以小学阶段终止学业的儿童为参照类，初中学习阶段终止学业的儿童最有可能外出流动，迁移的概率增加了12倍，初中毕业后终止学业的儿童随迁的概率也增加了69%。
父母的外出情况对子女的随迁结果影响尤其明显，母亲的外出会极大地增加子女随迁的可能性，而且父母都外出时子女最有可能随迁。控制家庭特征的情况下，以仅父亲外出的子女为参照类，仅母亲外出的儿童随迁的概率显著增加了15倍，父母双方都外出的子女随迁概率增加了31倍（见模型3）。
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随迁结果影响也是显著的。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随迁也有影响，但是父亲和母亲只有在累计到接受了大专及以上教育时才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父亲比未上过学的父亲对子女随迁的影响大16倍，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母亲比未上过学的母亲对子女随迁的影响大82%（见模型3）。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影响程度大于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影响程度。
父亲和母亲的流动特征对子女的随迁影响存在差异。父亲流动的半径对子女随迁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查，母亲的影响则具有很强的显著性，母亲跨越的距离越远，携带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越低。控制住其他变量，以省内流动的母亲为参照类，跨省流动到西部省份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减少60%，跨省流动到中部省份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降低64%，跨省流动到东部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降低744%。
居住条件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户籍地较差的居住条件会增加儿童随迁的概率。表3中模型3显示，户籍地的家中有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等设施时，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概率分别明显降低6%、19%和9%。来自贫困县的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也显著高于非贫困县。
一级标题六、结论
根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人口迁移受到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共同作用 [13]，研究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因素时应该同时考虑到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从流入地界定研究对象，在主要的人口聚集的地区（包括北京市、珠三角等区域）通过对流动人口的调查来分析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选择性，忽略了流出地因素的影响。
本文以重庆市为案例，从流出地直接界定留守儿童和流出儿童，并匹配出他们的父母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加以分析。重庆市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人口流出地，市内户籍人口参与流动的比例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根据已公布的六普资料，全国人口中165%的人参与了流动，重庆市户籍人口中则有高达217%的人外出流动，人口流向市内和市外的比例各占一半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重庆市常住人口28846170人，跨省流入重庆的人口为945194人，从重庆流出到外省市的人口为3506899人，由此得到重庆市的户籍人口31407875人，进而计算得到重庆户籍人口中217%的人外出流动。另外，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全国流动人口221426652人，全国人口1339724852人，进而计算得到全国人口中165%的人参与了流动。。重庆市与中西部接壤，户籍人口高度参与流动并流向东、中、西部，使得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和从重庆流出的流动儿童相关的问题研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本研究从人口流出地入手，解决了从人口流入地角度研究人口迁移流动时子女随迁选择性的两个纰漏：一方面，在流入地的调查需要向在城市中流动的父母询问子女信息和流出地信息，本研究基于流出地调查，根据儿童及其父母的流动特征直接界定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减少了容易产生误差的环节；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来自五湖四海，基于流入地的分析忽略了对流出地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控制，基于流出地的分析则能有效地控制流出地因素的影响。另外，本文还补充分析了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几个重要因素，包括不在学儿童终止学业的阶段、父亲和母亲各自的教育程度和流动半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以上变量对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选择性具有显著影响。 通过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到以下五个主要结论。
第一，农村流动人口携带子女流动时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女孩处于明显的劣势。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性别比对比也说明了在全国层面也存在“男孩偏好”。 “男孩偏好”导致出生人口队列中的男女比例失衡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中国农村的“男孩偏好”观念还渗透到子女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上，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时女孩的弱势地位同样值得关注。
第二，学龄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小学在校和初中在校的流动人口子女，说明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阻力较大。近年来全国流动儿童年龄结构的变动也印证了这一结论，笔者根据2010年六普和2005年小普查分析结果推算，2005～2010年，0～14岁流动儿童规模增长幅度达34%，其中0～5岁学龄前儿童增长幅度达到39%，但6～14岁的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的增幅仅为31%，学龄阶段流动儿童规模增长迟缓，是流动儿童被排除在城市教育体制之外的体现。
第三，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与否存在影响，但只有在父母的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时，更高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促进效果才会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且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更大。初中和小学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携带子女流动的可能性与未上过学的流动人口没有显著性区别。笔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流动人口中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者仅占15%，意味着绝大部分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不足以承担起子女随迁的费用。流动人口只有与城镇户籍人口一样，在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时，他们才能具有携子女进城的能力。
第四，母亲是否流动、流向哪里对子女的随迁决策十分关键。母亲一旦外出，将极大地增加子女随迁的可能性，父母都外出时子女随迁的概率进一步增加。流动人口正在经历快速的家庭化过程，夫妻一起流动正在逐渐取代早期的单打独斗，已婚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流动，这将进一步带动子女随迁。重庆市内流动的母亲明显更有可能携子女一起流动。在接受流动人口最多的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最受阻碍，随迁可能性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
第五，当户籍地的居住环境较差时，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安排子女随迁。儿童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基本的物质保障，户籍地较差的生活环境成为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推力，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存发展条件。
儿童人格的健全、心智的成长、学习的辅导等都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但多数流动人口子女仍留在户籍地。在留守状态下，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等面临许多问题，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扫清他们随迁的障碍，让流动人口子女分享城镇化带来的福利和成果，让他们与父母团聚，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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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