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官场心在艺坛
　　黄苗子少时就读于香港中华中学。受家庭影响，喜爱诗画文艺，8岁习书法，12岁师从名师邓尔雅先生学书法。1932年，在“一·二八”抗战烽火激励下，初中还没读完的黄苗子到上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黄苗子的履历显得特别复杂，他既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政府“公务员”，又是一名文艺工作者。1932年至1938年任上海市政府租界办事处办事员，卫戍司令部中尉书记，上海市公安局科员兼大众出版社《大众画报》、《小说半月刊》编辑，南京《扶轮日报》编辑，上海市政府机要室科员，广东省政府秘书等。
　　抗战爆发以后，文艺成了“战斗的武器”，他先后在广州、重庆、上海等地工作，参加抗日文艺活动。当国民政府的官员黄苗子向郁风求婚时，郁风觉得难以抉择。夏衍找到了郁风，玉成了黄苗子、郁风这对佳偶。1944年11月黄苗子与郁风举行婚礼，柳亚子和郭沫若合诗：“跃冶祥金飞郁凤，舞阶干羽格黄苗。芦笙今日调新调，连理枝头瓜瓞标。”
　　1944年，婚后的黄苗子在重庆定居。在黄公馆不远处，有一个更为方便的文化人住所，名为“碧庐”，这是电影界著名报刊编辑唐瑜自费建造的房子，用来接纳文艺界的穷朋友。常常在这里的有夏衍、丁聪、吴祖光、叶浅予、金山、冯亦代、盛家伦、黄苗子和郁风夫妇。他们还结交周恩来、潘汉年、廖承志、乔冠华这样的共产党朋友，从延安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中有个陕北名词“二流子”，这些文化人便互相用“二流子”调侃。有一次，郭沫若来“碧庐”聊天，兴致勃勃地要题匾“二流堂”，一时没找到宣纸和毛笔，但“二流堂”的名号从此就叫开了。
　　


　　监狱里研究臭虫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苗子长期居住在北京。1967年12月，因“二流堂”等历史问题他进了秦城监狱，这一关就是7年，和郁风关押在同一监狱却互相不知下落。
　　在黄苗子看来：“近百年来，国家民族的灾难，知识分子往往首当其冲，这是历史使命。在个人来说，‘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正是经受千锤百炼、把自己人生境界提高的机缘。”黄苗子的《捉虱》一文很是著名，在监狱里面研究臭虫，以乐观的心态度过特殊的岁月，以豁达的胸襟包容命运的无常。
　　曾3次立下遗嘱
　　百岁老人黄苗子生前曾经以一种非常诙谐淡然的方式谈论起死后的安排，这种不落窠臼违背常理的“设计”，体现了一生追求自然、自在与独立的黄苗子内心世界的强大与丰富：“我和所有人一样，是光着身子进入人世的，我应当合理地光着身子离开（从文明礼貌考虑，也顶多给我尸体的局部盖上一小块旧布就够了）。不能在我死时买一套新衣服穿上或把我以生前最豪华的出国服装打扮起来再送进火葬场，我不容许这种身后的矫饰和浪费。”
　　在黄苗子70多岁时，他自感年事已高，便立下了遗嘱，并强调：“我坚决反对在我死后开什么追悼会，更不许宣读言过其实或言不及其实的悼词。否则，引用郑板桥的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5年后，黄苗子再次立下遗嘱说：“又过了5年，现在我还没有死，按照外国布尔乔亚们的规矩，每隔几年，老头老太太都得重写遗嘱。”在第二封遗嘱中，黄苗子向儿孙们特别提到了不许挂遗像的要求。
　　在第三封遗嘱中，黄苗子这样写道：“马克思是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安详长眠的。医术也许能使他再拖上几年，但那样活着对他来说会比安然死去痛苦千倍。”
　　（摘自《东方早报》）2012.1.10B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