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民众对于反腐败,表现一种新的兴趣取向。对网上流传的一些腐败苗头现象,群情激愤、摩拳擦掌,如周久耕事件;但对官方正式披露的腐败案件,反应则相对冷淡,如最近半月内,分别有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3名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但并未在网上引发更多的关注。
　　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源因如今民众反腐败主体心理正在逐渐形成,已经不满足于只当旁观者,而是挺身而出积极参与。也因此对打“死老虎”不再热衷。再有,就是民众的“审丑疲劳”。而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表明民众对当前反腐败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近年来对于反腐败,在民众形成了一种类似“二律背反”的观感,即腐败分子级别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花招越来越多。当然,“越反越腐”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案件查处是现在式,但腐败行为多数发生在过去,时间跨度几年甚至十几年,在本期杂志披露的案例中,還有退休5年仍然缉拿归案的。今天查办的案件,其实是在为过去的腐败“买单”;今天的反腐成效到底如何,也需留待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检验。
　　不过,从已经查处的案件来看,相比以前那种明目张胆的贪赃枉法,现在的腐败已经改头换面,更多的是利用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或是在表面的合法程序下玩弄手段,越来越向智能化复杂化和隐蔽性发展,比如本期的招投标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反腐高压给“逼”出来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反腐的成效。
　　同样,腐败的“进化”,也一直在“倒逼”着反腐的制度创新。近年来,各种制度创新在不断推进,但总体效果并不容乐观。旧患尚未根治,新型腐败又层出不穷;“清算旧账”的时候多,“现场核算”的时候少;导致腐败沉没成本加大、反腐代价高昂。这也说明我们制度创新的胆子还不够大、步子还不够快,点穴还不够准,落实还不够到位。反腐要有新发展新突破,要跑在腐败的前头,就必须更坚定地向制度求解。
　　因此,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反腐败最大的亮点和含义最深的表述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而今年也被认为是中国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攻坚之年。自5月份以来,中央已连续通过了党政干部问责、巡视、国企领导廉洁从业等一系列反腐制度性文件。而日前民众自发的“网络反腐”被收录进《中共党建辞典》,一方面说明反腐败“民心可用”,另一方面则表明民众的自发实践,为反腐败制度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
　　不过话说回来,并不是一制度创新就药到病除。同样是招投标,北京奥运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庞杂的系统、这么天量资金,能够成为一届“廉洁奥运”,魏纪中自己也坦承没有什么创新办法,不过是“严格执行了规定”而已。言中之意,颇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