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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特权。谁制订了这个酒足、畜饱、民饥的计划?谁的心肠能有这样冰冷?
贵州省不是我的家乡，但来贵州第二年发现的一组中国名酒茅台酒的数据，让我产生了与山西省家乡同等重量的记忆。这是我如此投入讲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五年中，断断续续地发现、积累，—组数据变成一系列数据。这组数据的起点是，1959、1960、1961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
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1斤酒，耗费粮食5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
茅台酒的产地为仁怀县，当时有20万左右农民，年人均统计数字上的分配粮食为300斤左右。如果把生产茅台酒的粮食用来救济，每个人可平均分得100斤左右。换言之，2079吨茅台酒约等于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再配些野菜、树皮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然而，历史里没有假设。
一连串的问号
在1959年－1961年，仁怀县还有下列公开统计数字值得关注：
1、人口。1959年仁怀全县死亡6263人，其中“疾病”死亡6130人，占死亡总数的97.8％。1961年全县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为负增长22.55‰。死亡率为31.39‰。
2、粮食。国家征购：1959年仁怀粮食总产为1440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7055万斤；1960年粮食总产量为1166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5506万斤。农民口粮：1959年、1960年的仁怀农民人均口粮分别为350斤和334斤(包含种子、饲料30斤)。
从上可见，两年中国家征购占总产原粮的比例均超出50％，除此之外国家还要征收相当数量的粮食作为正税、附加税。留给农民的口粮，刨除种子、饲料外，包括杂粮在内理论统计上人均每天0.8斤左右，老人、幼童消耗量可能更少，按照这个数据，可能还基本能够维持最低的生存底线。但疑点在于，一、干部任用制度只需对上级负责，至于农民口粮问题，显然上级难以核查，真实性存在质疑；第二，农村一律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农民过去几年留存的粮食以及炊具、餐具一律收缴，而不合理的统一安排普遍造成粮食的浪费、贪污，故多数农村出现“刚开始吃干的，后来吃稀的，最后食堂没有任何食物，家里也没有”的情况。
另外，1959年，仁怀也有局部发生了旱、雨灾害，但粮食总产量至少比1953年高。其中稻谷产量比1962年至1964年还高，其余的小麦、玉米、高梁、杂粮等都不是历史上最低的产量。可见，自然灾害不会成为农民缺少粮食的主要原因。
也许有人会质疑：茅台酒是窖藏生产，入库窖藏时间为4年以上。按照这个逻辑，1959年－1961年生产出的酒，应该是1955年－1957年先行生产出来放在窖中的，没占用饥饿年月的粮食。
那么，饥荒蔓延全国的1959年－1961年茅台酒厂是否使用了当年的粮食?查阅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比前述理论计算的耗粮量还多：这三年实际用粮1.13万吨，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
線索到了这里，一连串的疑问，自然产生。一是，这些粮食来源何处?二是，当时仁怀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三是，全中国缺粮的年月，为什么茅台酒厂能有多余粮食生产奢侈性消费品?四是，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主动慈善救济民间的自觉?五是，这些酒，哪里去了?六是，茅台的后来人，是否给饥饿受难、甚至死于饥饿的人们道歉了?
茅台酒原料告急的代价
以1960年为例。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7／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桐梓县107／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息烽县1万斤、仁怀县加万斤，共计117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1978年才被超过。
上述调出粮食的地区饥饿情况如下：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桐梓、习水两县，其中，桐梓截至1960年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毕节地区下辖)，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0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1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
从上可以看出，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人口减少的数据也就越大。从官方统计来看，上述中死亡最骖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共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同一时期，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
曾经的秋收希望
那么，调出20万斤粮食的仁怀情况如何?
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仁怀的饥饿，爆发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阳”之间的7月份。当地文件记载：截至1959年7月16日，仁怀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种，人数达到27.7％。调查者在调查途中，亲眼看到4个青壮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
仁怀干部杨代绪撰文回忆：这个时候，公共食堂制依然存在，下锅的粮食却越来越少。从干饭到稀饭，由稀饭到清粥。但还不准对上说在饿饭，更不能说饿死人的话。
10月17日，仁怀县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 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子“耗粮”，仁怀的“农民”与“非农民”在两个天地中，一起进入1960年。
杨代绪说：这个时候可以讲饿死了人的话了，但灾难铺天盖地一般来了，人人都只想用什么办法填饱肚子。一农民在家中把高岭土刚揉成团，正准备下锅烤吃，恰好被一干部碰上，干部担心吞下这个东西，引起肠道堵塞，加快死亡，就随手扔进粪坑。结果，干部走后，饥饿农民又从粪坑里把它掏出清洗后煮食。
杨代绪列出当年农民的“代食品”清单的名字还有：枇杷树皮、干胡豆叶、于藤叶、芭蕉头、棉花籽油、娃儿肠、酒糟、玉米芯、梧桐树皮、干牛皮等。
然而，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400万公斤的粮食即将从饥饿的仁怀农民视野中消失了。
到了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1960年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而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速度。
茅台为何大跃进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还在大跃进?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1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傳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年、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
牲畜的伙食标准
系列数据中，有一组数据非常重要。查阅仁怀县1959年－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茅台以外的其他制酒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1960年、1961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
结语
被越来越深入的调查所震惊，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特权，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谁制订了这个酒足、畜饱、民饥的计划?谁的心肠能有这样冰冷?
由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粮食生产不发生变化，权利关系的变化，也可以导致严重的社会饥饿。另外，还有一点，这么大的饥荒为什么没有一点预兆?言论自由、信息公开以及活跃的反对派，本来是饥荒来临前的早期社会报警系统。令人无奈的是那时的言论、信息，在中国处于管制状态。活跃的反对派，早在前两年的反右运动中就成了“落水狗”。这个时期饥饿的农民根本无权消费自己生产的粮食，也没有人支援、呼吁或关注他们的困境。
谁喝掉了饥饿年月生产的2000多吨茅台酒?
谁想过给那些饥饿、贫穷、死亡的人们道歉?
贵州省不是我的家乡，但来贵州第二年发现的一组中国名酒茅台酒的数据，让我产生了与山西省家乡同等重量的记忆。这是我如此投入讲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五年中，断断续续地发现、积累，—组数据变成一系列数据。这组数据的起点是，1959、1960、1961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
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1斤酒，耗费粮食5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
茅台酒的产地为仁怀县，当时有20万左右农民，年人均统计数字上的分配粮食为300斤左右。如果把生产茅台酒的粮食用来救济，每个人可平均分得100斤左右。换言之，2079吨茅台酒约等于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再配些野菜、树皮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然而，历史里没有假设。
一连串的问号
在1959年－1961年，仁怀县还有下列公开统计数字值得关注：
1、人口。1959年仁怀全县死亡6263人，其中“疾病”死亡6130人，占死亡总数的97.8％。1961年全县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为负增长22.55‰。死亡率为31.39‰。
2、粮食。国家征购：1959年仁怀粮食总产为1440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7055万斤；1960年粮食总产量为1166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5506万斤。农民口粮：1959年、1960年的仁怀农民人均口粮分别为350斤和334斤(包含种子、饲料30斤)。
从上可见，两年中国家征购占总产原粮的比例均超出50％，除此之外国家还要征收相当数量的粮食作为正税、附加税。留给农民的口粮，刨除种子、饲料外，包括杂粮在内理论统计上人均每天0.8斤左右，老人、幼童消耗量可能更少，按照这个数据，可能还基本能够维持最低的生存底线。但疑点在于，一、干部任用制度只需对上级负责，至于农民口粮问题，显然上级难以核查，真实性存在质疑；第二，农村一律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农民过去几年留存的粮食以及炊具、餐具一律收缴，而不合理的统一安排普遍造成粮食的浪费、贪污，故多数农村出现“刚开始吃干的，后来吃稀的，最后食堂没有任何食物，家里也没有”的情况。
另外，1959年，仁怀也有局部发生了旱、雨灾害，但粮食总产量至少比1953年高。其中稻谷产量比1962年至1964年还高，其余的小麦、玉米、高梁、杂粮等都不是历史上最低的产量。可见，自然灾害不会成为农民缺少粮食的主要原因。
也许有人会质疑：茅台酒是窖藏生产，入库窖藏时间为4年以上。按照这个逻辑，1959年－1961年生产出的酒，应该是1955年－1957年先行生产出来放在窖中的，没占用饥饿年月的粮食。
那么，饥荒蔓延全国的1959年－1961年茅台酒厂是否使用了当年的粮食?查阅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比前述理论计算的耗粮量还多：这三年实际用粮1.13万吨，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
線索到了这里，一连串的疑问，自然产生。一是，这些粮食来源何处?二是，当时仁怀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三是，全中国缺粮的年月，为什么茅台酒厂能有多余粮食生产奢侈性消费品?四是，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主动慈善救济民间的自觉?五是，这些酒，哪里去了?六是，茅台的后来人，是否给饥饿受难、甚至死于饥饿的人们道歉了?
茅台酒原料告急的代价
以1960年为例。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7／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桐梓县107／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息烽县1万斤、仁怀县加万斤，共计117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1978年才被超过。
上述调出粮食的地区饥饿情况如下：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桐梓、习水两县，其中，桐梓截至1960年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毕节地区下辖)，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0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1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
从上可以看出，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人口减少的数据也就越大。从官方统计来看，上述中死亡最骖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共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同一时期，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
曾经的秋收希望
那么，调出20万斤粮食的仁怀情况如何?
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仁怀的饥饿，爆发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阳”之间的7月份。当地文件记载：截至1959年7月16日，仁怀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种，人数达到27.7％。调查者在调查途中，亲眼看到4个青壮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
仁怀干部杨代绪撰文回忆：这个时候，公共食堂制依然存在，下锅的粮食却越来越少。从干饭到稀饭，由稀饭到清粥。但还不准对上说在饿饭，更不能说饿死人的话。
10月17日，仁怀县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 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子“耗粮”，仁怀的“农民”与“非农民”在两个天地中，一起进入1960年。
杨代绪说：这个时候可以讲饿死了人的话了，但灾难铺天盖地一般来了，人人都只想用什么办法填饱肚子。一农民在家中把高岭土刚揉成团，正准备下锅烤吃，恰好被一干部碰上，干部担心吞下这个东西，引起肠道堵塞，加快死亡，就随手扔进粪坑。结果，干部走后，饥饿农民又从粪坑里把它掏出清洗后煮食。
杨代绪列出当年农民的“代食品”清单的名字还有：枇杷树皮、干胡豆叶、于藤叶、芭蕉头、棉花籽油、娃儿肠、酒糟、玉米芯、梧桐树皮、干牛皮等。
然而，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400万公斤的粮食即将从饥饿的仁怀农民视野中消失了。
到了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1960年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而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速度。
茅台为何大跃进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还在大跃进?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1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傳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年、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
牲畜的伙食标准
系列数据中，有一组数据非常重要。查阅仁怀县1959年－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茅台以外的其他制酒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1960年、1961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
结语
被越来越深入的调查所震惊，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特权，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谁制订了这个酒足、畜饱、民饥的计划?谁的心肠能有这样冰冷?
由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粮食生产不发生变化，权利关系的变化，也可以导致严重的社会饥饿。另外，还有一点，这么大的饥荒为什么没有一点预兆?言论自由、信息公开以及活跃的反对派，本来是饥荒来临前的早期社会报警系统。令人无奈的是那时的言论、信息，在中国处于管制状态。活跃的反对派，早在前两年的反右运动中就成了“落水狗”。这个时期饥饿的农民根本无权消费自己生产的粮食，也没有人支援、呼吁或关注他们的困境。
谁喝掉了饥饿年月生产的2000多吨茅台酒?
谁想过给那些饥饿、贫穷、死亡的人们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