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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就必须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媒介作为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实现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秩序、加强社会整合方面发挥着自身作用，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在深入推进媒体融合的背景下，新兴媒体在用户聚合、服务提供、链接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和功能更加凸显。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媒体融合发展的积极作用。
一、准确认识媒体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
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社会是由不同结构功能层面的部分组合而成的整体系统，每个部分各自承担某种功能，但同时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社会治理就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不同社会系统之间协调互动的行动过程。公共媒体作为社会一个子系统，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通过信息传递、关系协调、意义阐释等方式，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了独特角色。当前，随着媒体融合发展的不断深入，媒体的社会治理功能也逐步演变拓展，两者在主体、目标和重点方面有着诸多相同。
媒体受众和社会治理的主体相同。信息传递和交换是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古代社会的口口相传、木铎、甲骨、竹简、露布、进奏院状，还是近现代社会的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都是不同时期为广大公众提供公共信息的媒介。尽管媒介形式、传播效率和传播范围有所不同，但传播对象都是某一个区域范圍内的人。而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企业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功能不尽相同，但都属于社会治理的主体。因此可以说，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既是媒体受众，也是社会治理主体。
媒体融合和社会治理的目标一致。从党的使命角度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可以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复兴征程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社会治理在社会分化中实现社会整合，可以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团结稳定的社会基础。从国家战略目标来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利用全媒体传播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就说明，媒体融合和社会治理都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最终目标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媒体融合和社会治理的重点一致。基层是直接面对群众、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这就决定了媒体融合和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国家的媒体融合布局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主流媒体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县级融媒体建设。2018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在《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等顶层设计的指导下，县级融媒体快速发展，并且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同样，社会治理的中心也在基层。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的总体思路是推动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提高城乡社区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管理能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这些充分说明，只有把基层工作抓好，才能发挥媒体融合功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媒体融合对社会治理的影响
在传统媒体时代，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介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社情民意监测等作用。网络社会的发展重构了国家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媒体融合拓展了媒体的连接能力、聚合功能和社交属性，这些必要条件使得媒体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可能。
连接能力增强，媒体融合搭建了多元主体对话协商的平台。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新闻用户达7.43亿，手机网络用户达7.41亿，占整体网民的75.2%。这说明，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新闻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很多干部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第一信息源，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这个媒介已经拥有了超强的用户连接能力。但是，网络空间信息巨量、内容碎片的特点突出，对主流媒体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媒体融合推进过程中，各级党报党刊进一步加强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积极发展各种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新闻信息服务，推动党的声音直接进入各类用户终端。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发展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通过普通群众更易接受的语言，以及生动活泼的图片、视频等形式，与本地居民形成稳定性连接，实现地方信息的全方位覆盖和多领域拓展。网络空间聚集了政府、企业、媒体、意见领袖、网民群体等各种力量主体，且不同利益主体间相互博弈、冲突甚至斗争，全媒体平台成为多元主体对话协商的新场域。
聚合功能提高，媒体融合提供了社会民生服务的信息接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媒体融合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在媒体融合过程中，更加注重向“媒体+政务+服务”的多功能媒体拓展，融合后的媒体已经不单纯是信息传递的“中介”，而是依托于强大信息基础设施、具有广泛接入性、拥有丰富的公共数据和强大算法技术、可以为群众提供各类政府服务的大平台。比如，在定位上，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要提供新闻服务，还要开展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在实践中，县域主流媒体聚合了多个党政部门的服务模块，将社会治理的资源要素进行了整合。以“今日高邮App”为例，除了读报、看电视、听广播等媒体信息，还设置了医院挂号、个人征信、水费查询、医保账户明细等20多项服务模块，以及六个镇的政务情况，成为当地居民生活、办事、获取当地新闻的重要渠道。
互动属性明显，媒体融合开辟了社会舆论监督的全新阵地。传统媒体的信息生产和接收属于线性模式，专业的媒体机构、新闻从业人员负责新闻的采写和传播，公众仅仅是被动接收者，缺少对信息的选择权和话语权。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这意味着用户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样也是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公众表达渠道便捷、参与意愿明显、权利意识更高，这为媒体更好地开展社会舆论监督提供了必要条件。融媒体是社情民意汇聚的平台，公众可以以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基层群众在社会生活中的诉求表达问题和利益冲突，通过融媒体平台设置的“问书记”“问市长”“我要爆料”等板块直接反映问题。新技术的赋能让公众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治理，让媒体可以对各类公共问题和公共需求进行第一时间获得、响应和反馈。比如在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城市通过本地微信公众号发布疫情防控政策，涉及小区封闭管理、外地返回人员防控要求等和广大居民息息相关的政策时，评论区往往会出现大量留言，这些信息反馈为相关部门及时调整优化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推动媒体融合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推动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从过去信息传递、舆论引导的“工具型”向服务群众、引导群众的“平台型”转变，既是媒介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媒体融合的目标。在当前的媒体融合实践中，主流媒体通过提供民生服务、回应居民需求、注重与居民互动等方式，逐步探索向治理型媒介的转变路径。充分发挥媒体融合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未来还需要在广泛凝聚用户、聚焦治理难点、提升服务水平上下功夫。
广泛凝聚用户是基础。融媒体发展的好不好，最直接的表现是用户数量的多少。人的注意力是信息时代的稀缺品，如果平台不能提供一定价值，那么人们就会用脚投票。当前，一些主流媒体App或县级融媒体App，仍然存在着“有服务没用户”的现象，在用户聚合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比如一个县区有100万人口，如果本地域的融媒体平台只有几万用户，那么就算生产再多爆款产品、提供再好服务，使用率也有限，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功能也会大打折扣。拓展用户覆盖面，夯实用户基础，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真正转变话语体系，打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信息产品，满足群众多元化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要坚持用互联网思维推进媒体融合，既要用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同时也要将互联网思维体现在资源配置、组织架构、生产流程的全过程中。
聚焦治理难点是关键。当前，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着纷繁复杂的矛盾问题，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媒体要深度参与社会治理，就必须回应治理难点，帮助用户解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问题发现方面，要密切关注群众诉求，通过梳理融媒体平台的留言、评论、意见等，及时瞄准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題;在问题解决方面，在将问题反映到相关职能部门的同时，可以通过媒体深度报道等方式引起党委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进一步推动解决问题;在问题协商方面，媒体可以搭建社会、企业、党委政府的协商议事平台，让多元主体发挥积极作用。当然，媒体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也要明确自身的功能边界，注重与党政部门形成长效合作机制，构建信息快速分享、数据互联互通、问题共同协商等机制，形成推进社会治理的合力。
提升服务水平是根本。主流媒体服务功能建设要做到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媒体+政务+服务”是媒体融合的未来走向。在实践中，已经有一些市域、县域实现了融媒体中心与政务服务平台一张网、政务服务平台与融媒体中心一体化的深度融合，群众可以在融媒体平台享用“指尖上的政务服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融合的实质是将本地的社会治理资源进行集成化与平台化，需要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媒介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互动机制，不能仅仅依靠技术把各部门的模块组装在一起。此外，政务服务仅仅是服务的一个方面，还可以在民生服务、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拓展，尤其是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媒体可以通过发布权威信息、征集群众反馈、聚合各方资源，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一体化服务。
（作者单位：《群众》杂志社）
责任编辑：刘景昌
一、准确认识媒体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
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社会是由不同结构功能层面的部分组合而成的整体系统，每个部分各自承担某种功能，但同时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社会治理就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不同社会系统之间协调互动的行动过程。公共媒体作为社会一个子系统，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通过信息传递、关系协调、意义阐释等方式，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了独特角色。当前，随着媒体融合发展的不断深入，媒体的社会治理功能也逐步演变拓展，两者在主体、目标和重点方面有着诸多相同。
媒体受众和社会治理的主体相同。信息传递和交换是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古代社会的口口相传、木铎、甲骨、竹简、露布、进奏院状，还是近现代社会的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都是不同时期为广大公众提供公共信息的媒介。尽管媒介形式、传播效率和传播范围有所不同，但传播对象都是某一个区域范圍内的人。而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企业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功能不尽相同，但都属于社会治理的主体。因此可以说，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既是媒体受众，也是社会治理主体。
媒体融合和社会治理的目标一致。从党的使命角度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可以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复兴征程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社会治理在社会分化中实现社会整合，可以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团结稳定的社会基础。从国家战略目标来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利用全媒体传播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就说明，媒体融合和社会治理都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最终目标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媒体融合和社会治理的重点一致。基层是直接面对群众、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这就决定了媒体融合和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国家的媒体融合布局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主流媒体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县级融媒体建设。2018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在《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等顶层设计的指导下，县级融媒体快速发展，并且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同样，社会治理的中心也在基层。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的总体思路是推动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提高城乡社区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管理能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这些充分说明，只有把基层工作抓好，才能发挥媒体融合功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媒体融合对社会治理的影响
在传统媒体时代，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介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社情民意监测等作用。网络社会的发展重构了国家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媒体融合拓展了媒体的连接能力、聚合功能和社交属性，这些必要条件使得媒体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可能。
连接能力增强，媒体融合搭建了多元主体对话协商的平台。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新闻用户达7.43亿，手机网络用户达7.41亿，占整体网民的75.2%。这说明，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新闻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很多干部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第一信息源，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这个媒介已经拥有了超强的用户连接能力。但是，网络空间信息巨量、内容碎片的特点突出，对主流媒体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媒体融合推进过程中，各级党报党刊进一步加强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积极发展各种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新闻信息服务，推动党的声音直接进入各类用户终端。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发展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通过普通群众更易接受的语言，以及生动活泼的图片、视频等形式，与本地居民形成稳定性连接，实现地方信息的全方位覆盖和多领域拓展。网络空间聚集了政府、企业、媒体、意见领袖、网民群体等各种力量主体，且不同利益主体间相互博弈、冲突甚至斗争，全媒体平台成为多元主体对话协商的新场域。
聚合功能提高，媒体融合提供了社会民生服务的信息接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媒体融合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在媒体融合过程中，更加注重向“媒体+政务+服务”的多功能媒体拓展，融合后的媒体已经不单纯是信息传递的“中介”，而是依托于强大信息基础设施、具有广泛接入性、拥有丰富的公共数据和强大算法技术、可以为群众提供各类政府服务的大平台。比如，在定位上，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要提供新闻服务，还要开展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在实践中，县域主流媒体聚合了多个党政部门的服务模块，将社会治理的资源要素进行了整合。以“今日高邮App”为例，除了读报、看电视、听广播等媒体信息，还设置了医院挂号、个人征信、水费查询、医保账户明细等20多项服务模块，以及六个镇的政务情况，成为当地居民生活、办事、获取当地新闻的重要渠道。
互动属性明显，媒体融合开辟了社会舆论监督的全新阵地。传统媒体的信息生产和接收属于线性模式，专业的媒体机构、新闻从业人员负责新闻的采写和传播，公众仅仅是被动接收者，缺少对信息的选择权和话语权。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这意味着用户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样也是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公众表达渠道便捷、参与意愿明显、权利意识更高，这为媒体更好地开展社会舆论监督提供了必要条件。融媒体是社情民意汇聚的平台，公众可以以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基层群众在社会生活中的诉求表达问题和利益冲突，通过融媒体平台设置的“问书记”“问市长”“我要爆料”等板块直接反映问题。新技术的赋能让公众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治理，让媒体可以对各类公共问题和公共需求进行第一时间获得、响应和反馈。比如在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城市通过本地微信公众号发布疫情防控政策，涉及小区封闭管理、外地返回人员防控要求等和广大居民息息相关的政策时，评论区往往会出现大量留言，这些信息反馈为相关部门及时调整优化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推动媒体融合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推动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从过去信息传递、舆论引导的“工具型”向服务群众、引导群众的“平台型”转变，既是媒介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媒体融合的目标。在当前的媒体融合实践中，主流媒体通过提供民生服务、回应居民需求、注重与居民互动等方式，逐步探索向治理型媒介的转变路径。充分发挥媒体融合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未来还需要在广泛凝聚用户、聚焦治理难点、提升服务水平上下功夫。
广泛凝聚用户是基础。融媒体发展的好不好，最直接的表现是用户数量的多少。人的注意力是信息时代的稀缺品，如果平台不能提供一定价值，那么人们就会用脚投票。当前，一些主流媒体App或县级融媒体App，仍然存在着“有服务没用户”的现象，在用户聚合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比如一个县区有100万人口，如果本地域的融媒体平台只有几万用户，那么就算生产再多爆款产品、提供再好服务，使用率也有限，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功能也会大打折扣。拓展用户覆盖面，夯实用户基础，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真正转变话语体系，打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信息产品，满足群众多元化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要坚持用互联网思维推进媒体融合，既要用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同时也要将互联网思维体现在资源配置、组织架构、生产流程的全过程中。
聚焦治理难点是关键。当前，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着纷繁复杂的矛盾问题，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媒体要深度参与社会治理，就必须回应治理难点，帮助用户解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问题发现方面，要密切关注群众诉求，通过梳理融媒体平台的留言、评论、意见等，及时瞄准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題;在问题解决方面，在将问题反映到相关职能部门的同时，可以通过媒体深度报道等方式引起党委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进一步推动解决问题;在问题协商方面，媒体可以搭建社会、企业、党委政府的协商议事平台，让多元主体发挥积极作用。当然，媒体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也要明确自身的功能边界，注重与党政部门形成长效合作机制，构建信息快速分享、数据互联互通、问题共同协商等机制，形成推进社会治理的合力。
提升服务水平是根本。主流媒体服务功能建设要做到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媒体+政务+服务”是媒体融合的未来走向。在实践中，已经有一些市域、县域实现了融媒体中心与政务服务平台一张网、政务服务平台与融媒体中心一体化的深度融合，群众可以在融媒体平台享用“指尖上的政务服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融合的实质是将本地的社会治理资源进行集成化与平台化，需要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媒介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互动机制，不能仅仅依靠技术把各部门的模块组装在一起。此外，政务服务仅仅是服务的一个方面，还可以在民生服务、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拓展，尤其是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媒体可以通过发布权威信息、征集群众反馈、聚合各方资源，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一体化服务。
（作者单位：《群众》杂志社）
责任编辑：刘景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