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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材肥硕，不修边幅，看上去邋里邋遢，大字不识几个，可她却照料着一群残疾的孩子，为他们撑起了生命的天空。
不能没人来管他们
袁厉害出现在哪里都会引人侧目，这个46岁的女人实在缺乏一点儿女性的精致：肥硕的身躯、黑红的脸膛、一头蓬乱的头发，敞着怀的红棉袄、黑棉裤，脖子上围着极不搭调的蓝围巾，即便在小县城也显得过于不修边幅。她已经好多年没买过衣服，可袁厉害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就连身上这套不和谐的装扮也是一位亲戚托她跟县人民医院院长说情，亲戚买来用做表达感谢的。
县医院是袁厉害最熟悉的地方，医院里几乎每个医生都认识她，这个小学一年级都没念完、大字不识几个的女人可以直接告诉医生应该给她开哪种针剂。“这全都是让孩子们给逼出来的。”她要经常应付孩子们的各种疾病，感冒、心脏病……听的多也就记住了，如今袁厉害还学会了给孩子们扎针。
从8岁起袁厉害的活动范围就在医院，先是跟着有残疾的爷爷在医院门口卖大碗茶，后来带着弟弟在医院门口摆水果摊、卖油条、打烧饼。袁厉害本来就性格开朗，在医院门口做买卖跟谁都能说上话，很快就跟医生们都认识了，妇产科就给她找了个勤杂工的差事，主要是帮医院处理一些死婴。
1985年袁厉害和丈夫结婚，3个孩子也相继出生。1987年，袁厉害从医院抱出一个“死婴”去埋掉，突然听见孩子还有轻微的哭声，但是孩子的父母已经找不到了，袁厉害于心不忍，就把孩子留了下来，起名叫海洋，如今海洋已经外出打工、结婚生子。1989年，一个先天性唇腭裂的女婴被扔在医院门口，袁厉害看着心疼，于是又把孩子抱了回来，如今这个叫盼乐的女孩儿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20世纪80年代末正是兰考县计划生育政策严格落实的时期，经常会有人将身体有残疾的孩子丢在县医院门口。袁厉害说：“别人可以围观一下就走，我的摊子就在旁边，总忍不住过去喂喂。”
就这样，到1993年袁厉害身边的孩子已经有了七八个。
为了照顾这些孩子，袁厉害有时不得不以牺牲亲情为代价。“松松来时我弟弟刚出生不久，我妈顾不过来，就把我弟弟送去河北奶奶家，一放就是13年，到现在弟弟都不叫她妈。”女儿不解地说。大儿子也怨过母亲，“家里这个样子怎么会有女孩儿愿意嫁过来？”大姐、兄弟媳妇都被她拖累住，帮着照顾这些外人的孩子。丈夫也不理解袁厉害的行为，夫妻俩陷入了争吵、冷战，1995年双方分居。
袁厉害也尝试过做出妥协。1993年她第一次知道弃婴可以由福利院收管，就抱着孩子去开封市社会福利院，可是福利院没有接收。
兰考县民政局社救股股长冯杰说，当时开封市社会福利院不具备接受开封市以外弃婴的条件，而且福利院接受弃婴需要有公安部门发现弃婴的出警证明，袁厉害收养的孩子往往证明不全。花光了盘缠的袁厉害不忍心把孩子扔在福利院门口一走了之，就又抱了回来。她能做的是托认识的医生介绍可靠的人家代养孩子。即便如此，送走的孩子总抵不过源源不断送来的，孩子的数量始终在增加。现在最小的一个刚刚一个月左右，十几天前放在袁厉害家门口。
家庭生活的脱轨对她似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袁厉害的母亲至今也不能理解女儿为什么要收养这么多孩子。以前一有机会就骂，现在老了，骂不动了。可袁厉害想起这些并不难受，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让她在情感上屈服，难为她的只有经济问题。不管再难，袁厉害始终坚持着自己那两条简单的道理：“我不养他们，他们就会死。”“养了一段时间有感情，舍不得。”
再苦的日子，也要和孩子们在一起
最近让袁厉害闹心的是城西四皓村的一块土地纠纷。半年前，她用一位广东老板资助的10万元钱在四皓村转租了一块5亩地30年的承包权。原打算在这里建一圈平房，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中间还可以种菜，也能解决一部分吃饭问题。可还没动工，这片土地就被告知划入了村大队打算拍卖的城市建筑用地中。袁厉害很着急，对转租人一再强调不能卖，因为那是好心人给孩子们的钱。
2011年9月初，5个婴儿被开封市社会福利院接走后，留在她身边的孩子还有30个左右，除了六七个外出打工，还有20多个孩子住在袁厉害家中。这个两间半的二层小楼摆下10张小床已经非常局促，半大的孩子们还要两三人挤在一张床上入睡。每晚放学后，客厅、小院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给孩子们玩闹。但已经19岁的松松知道，这已是袁厉害能给他们提供的最好的生活条件。
1993年，县城拆迁改造，袁家全家人没了房子，就在街边搭个帆布窝棚居住，县城里的人都能看到窝棚里袁厉害和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那时买一次馍都得要20块钱，可还是不够吃。袁厉害最困难时去找民政局，每年也只能拿到一两袋面粉的救济。但是收养的孩子中，完全健康的只有两三个，其余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和白化病等。国家免费手术政策出来之前是袁厉害自己花钱给他们做手术。房子拆迁二十几万元的补贴她花得一分不剩。
2005年左右，医院改造又占了袁家的摊位，7间房的地方才换了如今这所二层小楼。大儿子刚娶了媳妇，再加上30多个孩子怎么也住不下。袁厉害从朋友那里租到一片“花园”，叫它“花园”只是因为它靠近一片花圃。临时搭建的窝棚相当粗陋，旁边还有散发着臭气的垃圾堆。房子破到雪花会飘进来，怕冻到孩子得拿东西把被子四角都压上。2006年，郑州阳光义工组织的志愿者定期来看望孩子，在他们看来，袁厉害照顾这么多孩子相当吃力，孩子的尿不湿已经完全湿透，却空不出手换掉。有的孩子除了咳嗽、眼部有病，还有拉稀的迹象，也不能及时医治。被子、衣服更不知道多久才能洗一次。
2010年底，看不下去的志愿者王秦朗带着几个义工给粗陋的窝棚平整了地面、抹平了墙壁、重新搭了厨房的灶台。在王秦朗看来，几年里袁厉害因为事情越来越多，看到她的机会越来越少，她找的代管人又没有足够的护理能力，阳光义工组织想要完全改变这些孩子的境遇。王秦朗联系了开封市社会福利院，福利院答应可以收养所有孩子，然而就在此时，袁厉害身边的20个孩子一夜之间都有了户口，并且突然消失了。“袁厉害和这些孩子之间有感情，彼此都舍不得对方，送福利院照顾的工作需要一步一步做。”冯杰表示。
朋友王丽兰觉得袁厉害并不是故意虐待孩子，而是没有认识到孩子们生活的环境有多糟。在袁厉害的认知里，她努力挣钱能做到的是把这些孩子养活、养大，如何教育对她来说要求过高。
因为我们有妈妈的爱
没能“解救”全部孩子的阳光义工组织向河南省民政厅举报了袁厉害的“非法收养”，他们还怀疑她存在“诈捐”行为，爱心款项没有悉数用在孩子身上。然而这些年到底有多少爱心捐助的钱物到过袁厉害手中，袁厉害不说就没有人说得清楚。她不识字，也坦言没有这样的账目。她说自己从没有跟银行打过交道，挣来的钱随时就会花出去。冯杰表示，民政部门并没有权力监管直接指向袁厉害的那些善款和物资的使用。
这两年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袁厉害窘迫的经济状况基本翻了身。拆迁时补偿的地袁厉害只卖了一处，还有两处租给别人，现在价钱涨了很多。兰考的县城建设欣欣向荣，社会关系丰富的她还跟人合股帮人盖“小产权”的二层民房、修医院门口的路面。除了固定摊位的收入，她用努力经营的各种关系创造收入来源。
面对“非法收养”的举报，兰考县民政局显得颇为尴尬，“兰考到现在都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几十年一直没有能力建社会福利机构，开封市福利院又拒绝接收，我们只能默许袁厉害继续养育这些弃婴，并尽力给予物资帮助。”冯杰说。2009年，民政部门给袁厉害那20个有户口的孩子办理了农村低保。
有人怀疑袁厉害通过把好一点儿的孩子送去别人代养谋得“奶粉钱”，对此，袁厉害觉得委屈：“我保证绝对没有收过一分钱！”
在政府已经有足够能力照管的情况下，袁厉害私人收养弃婴的合理性被降低，面对居住环境的诸多批评，她关闭了“花园”，把所有孩子都领回了二层小楼，每餐只有馍和煮白菜，但是每个周末孩子们都会被带到公共浴池去洗澡。袁厉害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获得继续抚养这些孩子的资格。无论是她还是身边或大或小的孩子们，更好的生活条件并不像民政部门和义工们认为的那么重要。
松松上小学五年级时正是家里最困窘的时候，他在以《我的妈妈》为题的作文里写道：“金窝银窝不如我们家的草窝。”
2011年9月初，袁厉害终于勉强同意不再接收弃婴，并且把5个最小的孩子送去了开封市社会福利院，七八岁的孩子则喊着“给我飞机也不去”。“合情、合理、不合法。”冯杰明白让袁厉害上交所有正在养育的孩子必须一步一步来。他觉得，最好的解决之道是兰考县有能力建成自己的福利机构，袁厉害就可以就近看望这些孩子。而在袁厉害和孩子们看来这并没有实质区别。傍晚时分当袁厉害出现在院子里，三四个七八岁的孩子就会热情地贴上去，挂在她的膀子上亲热地叫“妈妈”。院墙上不知是谁用红粉笔写了个“家”字，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不觉得日子过得苦，因为我们有妈妈的爱。”（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1. 河南兰考县，生存条件恶劣，弃婴无数， 孩子们命运未卜，袁厉害忧心忡忡
2. 袁厉害将孩子交给福利院工作人员
3.身材臃肿的袁厉害蹬着三轮车，送几个孩子去学校上学
4. 袁厉害的两层楼
1. 20多年前袁厉害收留的第一个孩子袁海洋，如今已经长大成人
2. 袁厉害的母亲正在喂一个不久前捡到的孩子，这个孩子患有先天兔唇
3. 袁厉害在兰考县城很有名，但很多当地人却说不出她的家在哪儿。她没有固定住处，平时都住在摆摊儿的棚子里。她有几个地方供孩子们居住，这是其中一处，两间小房里住了十几个孩子，后面不远处是兰考的高级别墅
4. 袁厉害准备做的一些简易板房，想把孩子集中起来改善居住环境
不能没人来管他们
袁厉害出现在哪里都会引人侧目，这个46岁的女人实在缺乏一点儿女性的精致：肥硕的身躯、黑红的脸膛、一头蓬乱的头发，敞着怀的红棉袄、黑棉裤，脖子上围着极不搭调的蓝围巾，即便在小县城也显得过于不修边幅。她已经好多年没买过衣服，可袁厉害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就连身上这套不和谐的装扮也是一位亲戚托她跟县人民医院院长说情，亲戚买来用做表达感谢的。
县医院是袁厉害最熟悉的地方，医院里几乎每个医生都认识她，这个小学一年级都没念完、大字不识几个的女人可以直接告诉医生应该给她开哪种针剂。“这全都是让孩子们给逼出来的。”她要经常应付孩子们的各种疾病，感冒、心脏病……听的多也就记住了，如今袁厉害还学会了给孩子们扎针。
从8岁起袁厉害的活动范围就在医院，先是跟着有残疾的爷爷在医院门口卖大碗茶，后来带着弟弟在医院门口摆水果摊、卖油条、打烧饼。袁厉害本来就性格开朗，在医院门口做买卖跟谁都能说上话，很快就跟医生们都认识了，妇产科就给她找了个勤杂工的差事，主要是帮医院处理一些死婴。
1985年袁厉害和丈夫结婚，3个孩子也相继出生。1987年，袁厉害从医院抱出一个“死婴”去埋掉，突然听见孩子还有轻微的哭声，但是孩子的父母已经找不到了，袁厉害于心不忍，就把孩子留了下来，起名叫海洋，如今海洋已经外出打工、结婚生子。1989年，一个先天性唇腭裂的女婴被扔在医院门口，袁厉害看着心疼，于是又把孩子抱了回来，如今这个叫盼乐的女孩儿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20世纪80年代末正是兰考县计划生育政策严格落实的时期，经常会有人将身体有残疾的孩子丢在县医院门口。袁厉害说：“别人可以围观一下就走，我的摊子就在旁边，总忍不住过去喂喂。”
就这样，到1993年袁厉害身边的孩子已经有了七八个。
为了照顾这些孩子，袁厉害有时不得不以牺牲亲情为代价。“松松来时我弟弟刚出生不久，我妈顾不过来，就把我弟弟送去河北奶奶家，一放就是13年，到现在弟弟都不叫她妈。”女儿不解地说。大儿子也怨过母亲，“家里这个样子怎么会有女孩儿愿意嫁过来？”大姐、兄弟媳妇都被她拖累住，帮着照顾这些外人的孩子。丈夫也不理解袁厉害的行为，夫妻俩陷入了争吵、冷战，1995年双方分居。
袁厉害也尝试过做出妥协。1993年她第一次知道弃婴可以由福利院收管，就抱着孩子去开封市社会福利院，可是福利院没有接收。
兰考县民政局社救股股长冯杰说，当时开封市社会福利院不具备接受开封市以外弃婴的条件，而且福利院接受弃婴需要有公安部门发现弃婴的出警证明，袁厉害收养的孩子往往证明不全。花光了盘缠的袁厉害不忍心把孩子扔在福利院门口一走了之，就又抱了回来。她能做的是托认识的医生介绍可靠的人家代养孩子。即便如此，送走的孩子总抵不过源源不断送来的，孩子的数量始终在增加。现在最小的一个刚刚一个月左右，十几天前放在袁厉害家门口。
家庭生活的脱轨对她似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袁厉害的母亲至今也不能理解女儿为什么要收养这么多孩子。以前一有机会就骂，现在老了，骂不动了。可袁厉害想起这些并不难受，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让她在情感上屈服，难为她的只有经济问题。不管再难，袁厉害始终坚持着自己那两条简单的道理：“我不养他们，他们就会死。”“养了一段时间有感情，舍不得。”
再苦的日子，也要和孩子们在一起
最近让袁厉害闹心的是城西四皓村的一块土地纠纷。半年前，她用一位广东老板资助的10万元钱在四皓村转租了一块5亩地30年的承包权。原打算在这里建一圈平房，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中间还可以种菜，也能解决一部分吃饭问题。可还没动工，这片土地就被告知划入了村大队打算拍卖的城市建筑用地中。袁厉害很着急，对转租人一再强调不能卖，因为那是好心人给孩子们的钱。
2011年9月初，5个婴儿被开封市社会福利院接走后，留在她身边的孩子还有30个左右，除了六七个外出打工，还有20多个孩子住在袁厉害家中。这个两间半的二层小楼摆下10张小床已经非常局促，半大的孩子们还要两三人挤在一张床上入睡。每晚放学后，客厅、小院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给孩子们玩闹。但已经19岁的松松知道，这已是袁厉害能给他们提供的最好的生活条件。
1993年，县城拆迁改造，袁家全家人没了房子，就在街边搭个帆布窝棚居住，县城里的人都能看到窝棚里袁厉害和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那时买一次馍都得要20块钱，可还是不够吃。袁厉害最困难时去找民政局，每年也只能拿到一两袋面粉的救济。但是收养的孩子中，完全健康的只有两三个，其余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和白化病等。国家免费手术政策出来之前是袁厉害自己花钱给他们做手术。房子拆迁二十几万元的补贴她花得一分不剩。
2005年左右，医院改造又占了袁家的摊位，7间房的地方才换了如今这所二层小楼。大儿子刚娶了媳妇，再加上30多个孩子怎么也住不下。袁厉害从朋友那里租到一片“花园”，叫它“花园”只是因为它靠近一片花圃。临时搭建的窝棚相当粗陋，旁边还有散发着臭气的垃圾堆。房子破到雪花会飘进来，怕冻到孩子得拿东西把被子四角都压上。2006年，郑州阳光义工组织的志愿者定期来看望孩子，在他们看来，袁厉害照顾这么多孩子相当吃力，孩子的尿不湿已经完全湿透，却空不出手换掉。有的孩子除了咳嗽、眼部有病，还有拉稀的迹象，也不能及时医治。被子、衣服更不知道多久才能洗一次。
2010年底，看不下去的志愿者王秦朗带着几个义工给粗陋的窝棚平整了地面、抹平了墙壁、重新搭了厨房的灶台。在王秦朗看来，几年里袁厉害因为事情越来越多，看到她的机会越来越少，她找的代管人又没有足够的护理能力，阳光义工组织想要完全改变这些孩子的境遇。王秦朗联系了开封市社会福利院，福利院答应可以收养所有孩子，然而就在此时，袁厉害身边的20个孩子一夜之间都有了户口，并且突然消失了。“袁厉害和这些孩子之间有感情，彼此都舍不得对方，送福利院照顾的工作需要一步一步做。”冯杰表示。
朋友王丽兰觉得袁厉害并不是故意虐待孩子，而是没有认识到孩子们生活的环境有多糟。在袁厉害的认知里，她努力挣钱能做到的是把这些孩子养活、养大，如何教育对她来说要求过高。
因为我们有妈妈的爱
没能“解救”全部孩子的阳光义工组织向河南省民政厅举报了袁厉害的“非法收养”，他们还怀疑她存在“诈捐”行为，爱心款项没有悉数用在孩子身上。然而这些年到底有多少爱心捐助的钱物到过袁厉害手中，袁厉害不说就没有人说得清楚。她不识字，也坦言没有这样的账目。她说自己从没有跟银行打过交道，挣来的钱随时就会花出去。冯杰表示，民政部门并没有权力监管直接指向袁厉害的那些善款和物资的使用。
这两年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袁厉害窘迫的经济状况基本翻了身。拆迁时补偿的地袁厉害只卖了一处，还有两处租给别人，现在价钱涨了很多。兰考的县城建设欣欣向荣，社会关系丰富的她还跟人合股帮人盖“小产权”的二层民房、修医院门口的路面。除了固定摊位的收入，她用努力经营的各种关系创造收入来源。
面对“非法收养”的举报，兰考县民政局显得颇为尴尬，“兰考到现在都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几十年一直没有能力建社会福利机构，开封市福利院又拒绝接收，我们只能默许袁厉害继续养育这些弃婴，并尽力给予物资帮助。”冯杰说。2009年，民政部门给袁厉害那20个有户口的孩子办理了农村低保。
有人怀疑袁厉害通过把好一点儿的孩子送去别人代养谋得“奶粉钱”，对此，袁厉害觉得委屈：“我保证绝对没有收过一分钱！”
在政府已经有足够能力照管的情况下，袁厉害私人收养弃婴的合理性被降低，面对居住环境的诸多批评，她关闭了“花园”，把所有孩子都领回了二层小楼，每餐只有馍和煮白菜，但是每个周末孩子们都会被带到公共浴池去洗澡。袁厉害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获得继续抚养这些孩子的资格。无论是她还是身边或大或小的孩子们，更好的生活条件并不像民政部门和义工们认为的那么重要。
松松上小学五年级时正是家里最困窘的时候，他在以《我的妈妈》为题的作文里写道：“金窝银窝不如我们家的草窝。”
2011年9月初，袁厉害终于勉强同意不再接收弃婴，并且把5个最小的孩子送去了开封市社会福利院，七八岁的孩子则喊着“给我飞机也不去”。“合情、合理、不合法。”冯杰明白让袁厉害上交所有正在养育的孩子必须一步一步来。他觉得，最好的解决之道是兰考县有能力建成自己的福利机构，袁厉害就可以就近看望这些孩子。而在袁厉害和孩子们看来这并没有实质区别。傍晚时分当袁厉害出现在院子里，三四个七八岁的孩子就会热情地贴上去，挂在她的膀子上亲热地叫“妈妈”。院墙上不知是谁用红粉笔写了个“家”字，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不觉得日子过得苦，因为我们有妈妈的爱。”（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1. 河南兰考县，生存条件恶劣，弃婴无数， 孩子们命运未卜，袁厉害忧心忡忡
2. 袁厉害将孩子交给福利院工作人员
3.身材臃肿的袁厉害蹬着三轮车，送几个孩子去学校上学
4. 袁厉害的两层楼
1. 20多年前袁厉害收留的第一个孩子袁海洋，如今已经长大成人
2. 袁厉害的母亲正在喂一个不久前捡到的孩子，这个孩子患有先天兔唇
3. 袁厉害在兰考县城很有名，但很多当地人却说不出她的家在哪儿。她没有固定住处，平时都住在摆摊儿的棚子里。她有几个地方供孩子们居住，这是其中一处，两间小房里住了十几个孩子，后面不远处是兰考的高级别墅
4. 袁厉害准备做的一些简易板房，想把孩子集中起来改善居住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