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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青，原名孙儒杰，字俊卿，1923年生于山东海阳县，当代著名作家、画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代理党组书记，著有《黎明的河边》、《秋色赋》、《海啸》等多部作品。
峻青，幼年家贫，18岁投身革命，曾参加过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是一位一手握笔，一手拿枪的老兵，也是位擅长写革命斗争题材的成就卓越的作家。他的作品善于用浓重的笔墨，从正面描绘革命斗争的艰难、残酷，刻画在艰苦环境中解放区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坚贞，以及他们大义凛然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献身精神，为读者绘制了一幅幅色彩绚丽、气吞山河的历史画卷。
童年·记忆
峻青出生在山东胶东半岛一个偏僻贫穷的乡村——西楼子村，家境穷困。在他的印象中，自他记事起这一带就有了共产党，斗争非常激烈。当时，大革命风起云涌，村子里成立了地下党组织。峻青五、六岁时，正是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城乡，他感受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也看到了白色恐怖的残酷景象。
峻青永远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一幕：大革命失败后不久，一支“官兵”开到离他所在的村子一里路外的公路边上，二三百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呼喊着冲上前阻击这支“官兵”，双方进行血肉搏斗，手无枪弹的农民遭到很大损失。当时，峻青正趴在一座山头上，目睹了这场农民抗暴的悲壮斗争。官兵残酷地镇压了反抗的农民，血淋淋的人头就挂在公路两旁的树上，惨不忍睹。这件事使他幼小的心灵中对压迫与反抗、邪恶与正义有了鲜明的爱憎。
少年·离家
15岁，因生活所迫，峻青来到邻村一个地主家开的花边厂当童工。小东家是烟台八中的学生，经常带回来很多新文学作品，包括《鲁迅选集》、《茅盾选集》、《郭沫若选集》，还有外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包括《茶花女》、《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小东家还带回一些八中校刊，里面的文章多数是学生写的，思想很活跃。其中有一篇《鬼话》的文章给峻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通篇借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描述了一个农民被地主残害致死后所说的话，控诉了农村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亲切、真实而生动。后来，峻青写文学作品时，也常常喜欢用第一人称来表述。
少年，是每个人求知欲最强烈的时期。初入社会的峻青，晚上一有空闲，便喜欢挤到长工屋里听故事。这里是穷人的世界，讲的听的也全是关于穷人的故事，从三国、水浒、三侠五义讲到鬼神、邻里传闻。他们也许目不识丁，却大多是讲故事的能手，这些绘声绘色的“口头文学”给了峻青后来的文学创作以丰富的素材，让他也更加全面地了解生活、贴近平民。
入伍·写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峻青直接参加了战斗，目睹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事迹。1941年，日本鬼子对胶东半岛进行大扫荡，峻青与数千群众被围在马石山上。晚上，他们站在山头，只见山下四周都是一堆堆篝火，每堆篝火边都架着一挺机枪，鬼子兵和伪军足足有两万余人。如果当天晚上不能冲出包围圈，天一亮，山上的人都要惨遭杀害。这时，山上八路军一个班的战士们，毅然决定率领群众突围。当他们掩护着一批群众终于杀出重围时，才发觉天已大亮，而身后山头还有许多群众，于是这些战士又返回山头继续营救，而此时他们已身陷重围，只剩下四个人和最后一颗手榴弹。在这一危急时刻，他们抱在一起拉响手榴弹，英勇就义。
英雄的壮举深深烙印在峻青的脑海里，他在冲出重围的当天含着泪水，无比激动地写下了《马石山上》。可惜如今我们已看不到当初第一稿的《马石山上》了，现在能阅读到的是峻青于一九五一年八月修改于汉口的第二稿。这篇文章与另两篇抗战题材作品合为《马石山上》，这是峻青的第一本专著，也是峻青涉足革命战争题材的最初作品。
南下·思乡
时序刚刚过了秋分，就觉得突然增加了一些凉意。早晨到海边去散步，仿佛觉得那蔚蓝的大海，比前更加蓝了一些；天，也比前更加高远了一些。
回头向古陌岭上望去，哦，秋色更浓了。多么可爱的秋色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欧阳修作《秋色赋》时，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可怕，凄凉阴沉？在我看来，花木灿烂的春天固然可爱，然而，瓜果遍地的秋色却更加使人欣喜。
——选自《秋色赋》
1948年3月，峻青随军南下，离开了胶东，一路上涉海滩、上太行、渡黄河、入中原。1949年5月，进入刚解放不久的武汉，三年后，又来到湘桂边境参加土改。最后，峻青定居在了上海。《秋色赋》是峻青在1962年秋冬之际写的一组文章，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春天他回到了故乡胶东半岛，看到了老革命根据地人民在困难面前，以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艰苦奋斗，克服困难。那时候，田地里青黄不接，没有粮食，农民们勒紧了裤带，饿着肚子进行春耕。他们对“大锅饭”等“左”的东西同样不满，可是他们没有怨言。“人民的精神感动了我。《秋色赋》中的那个老头是虚构的，但他的精神、他的思想感情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是人民中所普遍存在的。”峻青说。
峻青说，《秋色赋》暗含当时某些人在困难面前悲观消极的思想，但却鼓舞人民振奋斗志。
在《难忘的乡情》一文中，峻青写到：如果有一种病叫做“怀乡病”的话，那么我是怀乡病的严重患者。峻青说，父母生了我，故乡的人给了我第二次、第三次以至更多次的生命。
暮年·心系国家
目前为止，峻青共著有400多万字的作品，而他却说，没有一部感到满意。由于患心脏病多年，特别是中风后手抖加剧，峻青握笔困难，所以封笔多年。此次的专访，我们安排在了峻青老人所住的医院病房进行，今年的他，已经92岁高龄了。“一个是健康的原因，一个是环境的原因。文革完全空白的十多年，还有各种运动，能写多少东西？我记得一九五六年三月在北京开会期间，有一天，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在紫光阁接见我们，同去的有陈其通、刘白羽、吴组缃、曹禺、臧克家等，座谈中大家都提到没有时间写东西，周总理说，会议你们可以不参加嘛，说是这样说，可事实上做不到。” 我们交谈时，听到此次我们想做一组关于“抗战老兵”的专题，峻青老人十分激动。访问的两个多小时里，他总是回忆起当年的战争情景，也竟然清楚地记得他当年在战壕中创作的革命诗歌。采访接近尾声时，我们邀请峻青为我们写一段话，只见他虽然双手微微发抖，却依旧字字坚定、认真地款款落下：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那场异常残酷的战争已过去数十年，但是记忆却永存在我们心底。在与峻青老人的这次对话后，我真切地觉得，这次采访的特别与深刻。今天的我们，衣食无忧、社会和平，却总是在困难来临时极度敏感脆弱；我们的生活也大多围绕着衣食住行，却总忽略了内心的坚定与信仰。那段岁月的铭记，并不是让我们负重前行，而是懂得，追求生活品质的同时，勿忘关注自己思想与内心的丰富与充实。
我的老师峻青先生
当我决定拍摄抗战老兵时，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峻青。
我与著名作家峻青先生的交往，始于30年前。当时的中学课本上，有多篇峻青先生的文章，如《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秋色赋》等，年龄稍长者当不陌生。当时我是文青一枚，在就读的乳山二中开办了一家文学社，并刻印了一本社刊《五色梅》。一本油印的稚嫩刊物，却想找一个大腕来题写刊名。社员们七嘴八舌，有的说请王蒙，有的说请巴金。我是社长，力排众议请峻青先生。因为当时俊卿先生一个人就有三篇文章入选课本，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更重要的是，他跟我是同乡，是家乡人的骄傲，而且年轻时就在我们村子里打游击，他的小说《马石山上》之后被改编成电影，这座山离我家只有五华里。我们既景仰他，又觉得他亲切。地址是没有的，当时没有网络，只有漫漫邮路，隐约知道他是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就试着往上海市作协写了封信，告诉他我们要办刊物，请他题写刊名。没想到峻青先生真地寄来了他题写的刊名，而且写了三幅供我们挑选，还有一封热情鼓励我的信。我当时颇受感动，立下了当文学家的梦想。中学时还真发表了不少作品，考大学时，只填写了一个志愿，就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结果是文学家没有当上，文字饭却是吃了半辈子。
之后和峻青先生一直有书信往来。对我一个晚生、小辈，先生总是不厌其烦，有信必复，而且密密麻麻写满信纸。一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在《新闻图片周报》当编辑，峻青先生专门写信鼓励我，要“贴近大众，贴近生活”——后来我真地贴近了大众贴近了生活，因为我调到大众日报参与了《生活日报》的创办。之后不管是在哪家媒体，先生满纸叮咛，挂念引领之情，溢于言表。
一九九五年峻青先生专门寄来一幅书法作品，上书：“故园寇深草木秋，齐鲁风物黯然收。中宵不寐看长剑，太白光横照斗牛。一九三八年日寇侵陷济南，不久烟台威海亦相继沦陷，齐鲁大地烽烟处处，爱国志士奋起抗战，感而赴死。今值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爰录旧作以志。”
二OOO年，我去杭州去差，专程赶到上海作协看望峻青先生，然而他搬家，未果。这段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上海：垃圾箱上的红玫瑰》回忆过（拙著随笔集《坐车艳遇与尚山方式》，中国旅游出版社2011年7月）。直到二OO八年上海世博会，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在他寓所的家里，老人非常激动，回忆起六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他还清楚得记得许多村民的名字和模样，还记得离开我们村子时村头被鬼子烧掉的房子。我们如同久别重逢的故知，竟毫无陌生感，相谈甚欢，直到很晚才依依惜别。
几年不见，今日见面依然是激动，说不完的话。在医院的会议室里，老人又回忆起七十多年前那些血雨腥风的岁月。马石山上在一九四二年日寇扫荡时发生过一个惨案，上千百姓逃跑时被日军围在山上屠戮。幸好当时八路军一个小队护送首长过陇海线后归来路过，与日军在此交火，掩护了大部分百姓逃脱。但我还有是不少乡亲惨遭不幸。回忆起这段历史，老人咬牙切齿。“衰朽无计战沉屙，犹举病眼望山河。不惜此身将就木，惟虑东邻再兴波。位卑未敢忘忧国，躯残仍思执太阿。堪叹当年杀贼手，戎马老将已无多。”这是二OO四年七七纪念日时老人看到新闻上讲日本政府不肯反思战争罪行时愤笔而作。
我给老人拍照片。老人看到我手上一台五十多年历史的徕卡M3相机，感慨万千。他说：“当年我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写作。我也用上级配发的缴获的徕卡相机拍照。枪早上交了，可是笔与相机不能交，这是我们一生不能放弃的武器。”我讲到一九九五年他写的那首诗，他略一回想，马上在纸上写下了这首诗：“故园寇深草木秋……”
作罢，老人回望病房里的老伴。她叫于康，小名连芳，也是一位老八路，两人是青梅竹马的表兄妹，曾因战事离别，直到四年后偶然重逢才结成连理。那个年代，对这对眷侣来说特别特别不容易。现在，连芳已经虚弱得无法起身了，两个人就在一个病房里相依为命。九十二岁的老人或许什么都放下了，放不下的只有爱，还有国恨。
“我们的相机和笔不能放下，烧的房子不能没了。”临别，老人用刚毅的眼神看着我，说。我点头，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血，再一次热起来。
刘建波
作于二零一五年六月
峻青，幼年家贫，18岁投身革命，曾参加过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是一位一手握笔，一手拿枪的老兵，也是位擅长写革命斗争题材的成就卓越的作家。他的作品善于用浓重的笔墨，从正面描绘革命斗争的艰难、残酷，刻画在艰苦环境中解放区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坚贞，以及他们大义凛然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献身精神，为读者绘制了一幅幅色彩绚丽、气吞山河的历史画卷。
童年·记忆
峻青出生在山东胶东半岛一个偏僻贫穷的乡村——西楼子村，家境穷困。在他的印象中，自他记事起这一带就有了共产党，斗争非常激烈。当时，大革命风起云涌，村子里成立了地下党组织。峻青五、六岁时，正是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城乡，他感受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也看到了白色恐怖的残酷景象。
峻青永远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一幕：大革命失败后不久，一支“官兵”开到离他所在的村子一里路外的公路边上，二三百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呼喊着冲上前阻击这支“官兵”，双方进行血肉搏斗，手无枪弹的农民遭到很大损失。当时，峻青正趴在一座山头上，目睹了这场农民抗暴的悲壮斗争。官兵残酷地镇压了反抗的农民，血淋淋的人头就挂在公路两旁的树上，惨不忍睹。这件事使他幼小的心灵中对压迫与反抗、邪恶与正义有了鲜明的爱憎。
少年·离家
15岁，因生活所迫，峻青来到邻村一个地主家开的花边厂当童工。小东家是烟台八中的学生，经常带回来很多新文学作品，包括《鲁迅选集》、《茅盾选集》、《郭沫若选集》，还有外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包括《茶花女》、《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小东家还带回一些八中校刊，里面的文章多数是学生写的，思想很活跃。其中有一篇《鬼话》的文章给峻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通篇借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描述了一个农民被地主残害致死后所说的话，控诉了农村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亲切、真实而生动。后来，峻青写文学作品时，也常常喜欢用第一人称来表述。
少年，是每个人求知欲最强烈的时期。初入社会的峻青，晚上一有空闲，便喜欢挤到长工屋里听故事。这里是穷人的世界，讲的听的也全是关于穷人的故事，从三国、水浒、三侠五义讲到鬼神、邻里传闻。他们也许目不识丁，却大多是讲故事的能手，这些绘声绘色的“口头文学”给了峻青后来的文学创作以丰富的素材，让他也更加全面地了解生活、贴近平民。
入伍·写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峻青直接参加了战斗，目睹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事迹。1941年，日本鬼子对胶东半岛进行大扫荡，峻青与数千群众被围在马石山上。晚上，他们站在山头，只见山下四周都是一堆堆篝火，每堆篝火边都架着一挺机枪，鬼子兵和伪军足足有两万余人。如果当天晚上不能冲出包围圈，天一亮，山上的人都要惨遭杀害。这时，山上八路军一个班的战士们，毅然决定率领群众突围。当他们掩护着一批群众终于杀出重围时，才发觉天已大亮，而身后山头还有许多群众，于是这些战士又返回山头继续营救，而此时他们已身陷重围，只剩下四个人和最后一颗手榴弹。在这一危急时刻，他们抱在一起拉响手榴弹，英勇就义。
英雄的壮举深深烙印在峻青的脑海里，他在冲出重围的当天含着泪水，无比激动地写下了《马石山上》。可惜如今我们已看不到当初第一稿的《马石山上》了，现在能阅读到的是峻青于一九五一年八月修改于汉口的第二稿。这篇文章与另两篇抗战题材作品合为《马石山上》，这是峻青的第一本专著，也是峻青涉足革命战争题材的最初作品。
南下·思乡
时序刚刚过了秋分，就觉得突然增加了一些凉意。早晨到海边去散步，仿佛觉得那蔚蓝的大海，比前更加蓝了一些；天，也比前更加高远了一些。
回头向古陌岭上望去，哦，秋色更浓了。多么可爱的秋色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欧阳修作《秋色赋》时，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可怕，凄凉阴沉？在我看来，花木灿烂的春天固然可爱，然而，瓜果遍地的秋色却更加使人欣喜。
——选自《秋色赋》
1948年3月，峻青随军南下，离开了胶东，一路上涉海滩、上太行、渡黄河、入中原。1949年5月，进入刚解放不久的武汉，三年后，又来到湘桂边境参加土改。最后，峻青定居在了上海。《秋色赋》是峻青在1962年秋冬之际写的一组文章，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春天他回到了故乡胶东半岛，看到了老革命根据地人民在困难面前，以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艰苦奋斗，克服困难。那时候，田地里青黄不接，没有粮食，农民们勒紧了裤带，饿着肚子进行春耕。他们对“大锅饭”等“左”的东西同样不满，可是他们没有怨言。“人民的精神感动了我。《秋色赋》中的那个老头是虚构的，但他的精神、他的思想感情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是人民中所普遍存在的。”峻青说。
峻青说，《秋色赋》暗含当时某些人在困难面前悲观消极的思想，但却鼓舞人民振奋斗志。
在《难忘的乡情》一文中，峻青写到：如果有一种病叫做“怀乡病”的话，那么我是怀乡病的严重患者。峻青说，父母生了我，故乡的人给了我第二次、第三次以至更多次的生命。
暮年·心系国家
目前为止，峻青共著有400多万字的作品，而他却说，没有一部感到满意。由于患心脏病多年，特别是中风后手抖加剧，峻青握笔困难，所以封笔多年。此次的专访，我们安排在了峻青老人所住的医院病房进行，今年的他，已经92岁高龄了。“一个是健康的原因，一个是环境的原因。文革完全空白的十多年，还有各种运动，能写多少东西？我记得一九五六年三月在北京开会期间，有一天，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在紫光阁接见我们，同去的有陈其通、刘白羽、吴组缃、曹禺、臧克家等，座谈中大家都提到没有时间写东西，周总理说，会议你们可以不参加嘛，说是这样说，可事实上做不到。” 我们交谈时，听到此次我们想做一组关于“抗战老兵”的专题，峻青老人十分激动。访问的两个多小时里，他总是回忆起当年的战争情景，也竟然清楚地记得他当年在战壕中创作的革命诗歌。采访接近尾声时，我们邀请峻青为我们写一段话，只见他虽然双手微微发抖，却依旧字字坚定、认真地款款落下：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那场异常残酷的战争已过去数十年，但是记忆却永存在我们心底。在与峻青老人的这次对话后，我真切地觉得，这次采访的特别与深刻。今天的我们，衣食无忧、社会和平，却总是在困难来临时极度敏感脆弱；我们的生活也大多围绕着衣食住行，却总忽略了内心的坚定与信仰。那段岁月的铭记，并不是让我们负重前行，而是懂得，追求生活品质的同时，勿忘关注自己思想与内心的丰富与充实。
我的老师峻青先生
当我决定拍摄抗战老兵时，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峻青。
我与著名作家峻青先生的交往，始于30年前。当时的中学课本上，有多篇峻青先生的文章，如《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秋色赋》等，年龄稍长者当不陌生。当时我是文青一枚，在就读的乳山二中开办了一家文学社，并刻印了一本社刊《五色梅》。一本油印的稚嫩刊物，却想找一个大腕来题写刊名。社员们七嘴八舌，有的说请王蒙，有的说请巴金。我是社长，力排众议请峻青先生。因为当时俊卿先生一个人就有三篇文章入选课本，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更重要的是，他跟我是同乡，是家乡人的骄傲，而且年轻时就在我们村子里打游击，他的小说《马石山上》之后被改编成电影，这座山离我家只有五华里。我们既景仰他，又觉得他亲切。地址是没有的，当时没有网络，只有漫漫邮路，隐约知道他是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就试着往上海市作协写了封信，告诉他我们要办刊物，请他题写刊名。没想到峻青先生真地寄来了他题写的刊名，而且写了三幅供我们挑选，还有一封热情鼓励我的信。我当时颇受感动，立下了当文学家的梦想。中学时还真发表了不少作品，考大学时，只填写了一个志愿，就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结果是文学家没有当上，文字饭却是吃了半辈子。
之后和峻青先生一直有书信往来。对我一个晚生、小辈，先生总是不厌其烦，有信必复，而且密密麻麻写满信纸。一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在《新闻图片周报》当编辑，峻青先生专门写信鼓励我，要“贴近大众，贴近生活”——后来我真地贴近了大众贴近了生活，因为我调到大众日报参与了《生活日报》的创办。之后不管是在哪家媒体，先生满纸叮咛，挂念引领之情，溢于言表。
一九九五年峻青先生专门寄来一幅书法作品，上书：“故园寇深草木秋，齐鲁风物黯然收。中宵不寐看长剑，太白光横照斗牛。一九三八年日寇侵陷济南，不久烟台威海亦相继沦陷，齐鲁大地烽烟处处，爱国志士奋起抗战，感而赴死。今值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爰录旧作以志。”
二OOO年，我去杭州去差，专程赶到上海作协看望峻青先生，然而他搬家，未果。这段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上海：垃圾箱上的红玫瑰》回忆过（拙著随笔集《坐车艳遇与尚山方式》，中国旅游出版社2011年7月）。直到二OO八年上海世博会，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在他寓所的家里，老人非常激动，回忆起六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他还清楚得记得许多村民的名字和模样，还记得离开我们村子时村头被鬼子烧掉的房子。我们如同久别重逢的故知，竟毫无陌生感，相谈甚欢，直到很晚才依依惜别。
几年不见，今日见面依然是激动，说不完的话。在医院的会议室里，老人又回忆起七十多年前那些血雨腥风的岁月。马石山上在一九四二年日寇扫荡时发生过一个惨案，上千百姓逃跑时被日军围在山上屠戮。幸好当时八路军一个小队护送首长过陇海线后归来路过，与日军在此交火，掩护了大部分百姓逃脱。但我还有是不少乡亲惨遭不幸。回忆起这段历史，老人咬牙切齿。“衰朽无计战沉屙，犹举病眼望山河。不惜此身将就木，惟虑东邻再兴波。位卑未敢忘忧国，躯残仍思执太阿。堪叹当年杀贼手，戎马老将已无多。”这是二OO四年七七纪念日时老人看到新闻上讲日本政府不肯反思战争罪行时愤笔而作。
我给老人拍照片。老人看到我手上一台五十多年历史的徕卡M3相机，感慨万千。他说：“当年我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写作。我也用上级配发的缴获的徕卡相机拍照。枪早上交了，可是笔与相机不能交，这是我们一生不能放弃的武器。”我讲到一九九五年他写的那首诗，他略一回想，马上在纸上写下了这首诗：“故园寇深草木秋……”
作罢，老人回望病房里的老伴。她叫于康，小名连芳，也是一位老八路，两人是青梅竹马的表兄妹，曾因战事离别，直到四年后偶然重逢才结成连理。那个年代，对这对眷侣来说特别特别不容易。现在，连芳已经虚弱得无法起身了，两个人就在一个病房里相依为命。九十二岁的老人或许什么都放下了，放不下的只有爱，还有国恨。
“我们的相机和笔不能放下，烧的房子不能没了。”临别，老人用刚毅的眼神看着我，说。我点头，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血，再一次热起来。
刘建波
作于二零一五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