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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亲切地会见了老朋友，并把他介绍给观礼的外国友人。之后，又同他进行了交谈。领袖同一位普通农民间建立起来的深厚情谊，平凡却让人感动。
亲民重情一直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开国领袖中，不少领导人都很注重深入基层，与普通群众交朋友，同各行各界人士交朋友。
毛泽东与农民杨步浩
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情谊并未中断
在延安，流传着毛泽东和农民杨步浩交往的佳话。
杨步浩老家在陕北横山县，1929年陕北遭了大旱灾，为了活命，全家逃荒到延安县石家畔落户。1935年，红军来了。杨步浩在土改中分了地，分了窑，彻底翻了身。
1943年，杨步浩听359旅王震旅长说：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朱德都以普通人的身份参加生产，而且要完成一定的任务。杨步浩寻思：毛主席、朱总司令为咱操碎了心，我咋不能代他们完成生产任务呢？杨步浩坚决请求，县委同意了，并报告给了毛泽东。
第二年麦收后，毛泽东会见了杨步浩，亲自端水、敬烟。当问他为什么要为自己代耕时，杨步浩讲了自己的苦难身世，最后说：“吃米不忘种谷人。我过上了幸福生活，不能忘了共产党的恩情呀！”毛泽东拉着他满是厚茧的手，不住地夸赞说：“这才是无产阶级闹革命呀！”
从此，他们间的来往就频繁起来，像亲戚一样。1946年春节，在杨步浩的提议下，乡亲们决定以延安县人民的名义，给毛泽东敬献一块大红金字匾，并一致同意写上“人民救星”四个大字。杨步浩又是找能工巧匠做匾牌，又是跑延安城找书法家毕光斗写字，忙乎了几天，一块五尺长、三尺五宽的匾终于做好了。
正月十五元宵节，各路秧歌队聚集延安会演，杨步浩也给毛泽东献匾来了。毛主席走出军委大门迎接，他紧紧地握着杨步浩的手。杨步浩激动地说：“您是咱人民的大救星，祝您身体健康。”
全国解放后，虽然毛主席进了北京，同延安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毛泽东同杨步浩在。
1952年杨步浩作为延安老区的代表去北京参观国营农场时，写信给中央办公厅，要求见见毛主席。很快，毛泽东就把他接到家里，对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给予了热情招待。临走时，还给杨步浩换了身崭新的灰布棉衣。
1961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工作繁忙，仍惦记故人，托人给杨步浩捎去几斤白糖和两瓶酒。杨步浩见物更思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主席，我很想念您，可否去北京看看您？”不久，毛泽东就回信说：“我同意，你跟地方上商量一下，只要地方上同意，我没有什么意见。”
杨步浩的愿望得到了延安县政府的支持。他高兴得几夜没睡好，同老伴精心缝制了几个白布小口袋，装上了延安最好的小米、炒面、绿豆、红枣、干菜等，于9月底赶到北京。
周恩来与科学家李四光
“没有个挂帅的不行，一定要等你回来”
周恩来同李四光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就多次会见李四光，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分析当时形势的发展前景。李四光深受感动，情不自禁地对家人说：“我在同周恩来的相处中有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新中国建立后，李四光决心早日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1950年5月，他辗转回到了北京。第二天，周恩来就去看望他，高兴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就打算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我想没有个挂帅的不行，一定要等你回来。”
就是这样一位爱国的著名地质学家，在“文革”初期，也受到冲击。
为了保护李四光，周恩来想方设法采取措施。首先，他让北京卫戍区派几名指战员住在李四光家附近，防止发生意外。其次，他在有关会议上讲话，充分肯定李四光“是个好同志”。
1971年4月29日凌晨，李四光的动脉瘤破裂，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保健医生赶到医院，一直守护在手术室旁，随时将李四光的病情和抢救措施向周恩来报告，直到李四光停止呼吸。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办公厅的代表说，中央决定追悼会上一律不致悼词，有关负责同志就没有安排准备悼词。
5月2日，周恩来赶来参加追悼会，发现没有准备悼词，非常生气，严厉批评有关负责同志。周恩来沉痛地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词。在讲话中，周恩来称赞“李四光同志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朱德与作家史沫特莱
君子协定—把你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1937年，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获得大捷。当年，朱德接待了许多慕名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其中就有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之后，朱德与史沫特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工人家庭，在贫苦的矿区长大。她只活了半个世纪，而她短暂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岁月却是在中国度过的。
“你来延安准备做些什么呢？”朱德问她。
史沫特莱多少有些吃惊。在油灯的映照下，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红军总司令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
然而，史沫特莱很快感到，在朱德的声音和动作中，充满了大丈夫气魄。她说：“我希望你把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朱德感到惊讶。史沫特莱的回答更有意思：“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10个有8个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从此，朱德和史沫特莱就有了“君子协定”，朱德每周抽两三个晚上的时间同史沫特莱交谈，史沫特莱一边听一边记。
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朱德奉命率领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史沫特莱眼看对朱德的采访被迫中断，十分苦闷。数月的采访，史沫特莱对朱德充满了敬佩之情。“我要去找朱总司令。”史沫特莱不止一次地在心中说。
1937年10月，史沫特莱毅然背起行装，随八路军后续部队开赴前线，到达山西五台县八路军司令部。当时，朱德正好在理发。在以后的9个月里，史沫特莱一直留在那里，白天采访、行军，夜晚打字、整理。 对于史沫特莱，朱德是位父亲式的人物。在采访的过程中，朱德一直把她当作朋友，对她讲述自己的生活；并也像父亲一样，关心着史沫特莱的战地生活。
随着日军不断地向华北增兵，山西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八路军总部也经常转移。朱德考虑史沫特莱的安全，劝说她离开山西。史沫特莱不愿意，执拗地说：“不管你们到哪儿，我也要到哪儿！我在八路军里度过的日子是我有生以来仅有过的幸福的日子。只有同你们这支军队在一起，我才找到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安宁。”
彭德怀也在一旁劝说：“现在战斗频繁，我们要不停地转移。子弹不长眼睛，说不定你还有可能被打上。”朱德显得很耐心，又说：“你先走吧，以后再回来！用不了多长时间，一定能回来的。”
史沫特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伤心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既然这样，那我只好走了。”朱德不断地安慰这位美国作家，还表示要为她开一个欢送会。1938年1月，史沫特莱依依不舍地向朱德告别。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朱德，但却永远铭记这位珍贵的朋友。
邓小平与物理学家李政道
在解决国家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成了好朋友”
邓小平曾说过，我就喜欢李政道的坦率直言。自1979年以后，邓小平几乎每年都要会见李政道。邓小平认真地听取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每一个建议，只要能做到的，都会马上落实。李政道也不愿辜负这位老人的慧眼识珠和厚爱。他每年回国，都力图提一两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建议，这样做才让他感到安心。李政道觉得，在解决国家问题的过程中，和邓小平成了好朋友。
1984年，李政道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接见时，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当时，博士后制度在国外也只有40年的历史。
邓小平虚心地向他请教：“什么叫博士后啊？”李政道就通俗地讲给他听。邓小平笑眯眯地听着，不断地点头表示同意。不久，中国首次建立起博士后工作站制度。在一次会见时，邓小平真诚地对李政道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李政道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建议，就是在北京建立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建立一个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基地，一直是我国历代物理学家的最大梦想。而李政道则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一个特定的条件下，为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最后决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1年12月22日，请求批准建立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被正式提起。邓小平认真阅读了专家们提出的方案后，当日批示说：“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1984年10月7日，中国第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北京西郊破土动工。这天上午，邓小平和李政道都参加了奠基典礼。刚一下汽车，顾不上休息，邓小平就握住李政道的手，连连说：“应该感谢你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你继续帮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望着这位充满智慧和魄力的老人，李政道满心钦佩，“我很庆幸中国有邓小平，也很骄傲有这样一位朋友。”
亲民重情一直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开国领袖中，不少领导人都很注重深入基层，与普通群众交朋友，同各行各界人士交朋友。
毛泽东与农民杨步浩
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情谊并未中断
在延安，流传着毛泽东和农民杨步浩交往的佳话。
杨步浩老家在陕北横山县，1929年陕北遭了大旱灾，为了活命，全家逃荒到延安县石家畔落户。1935年，红军来了。杨步浩在土改中分了地，分了窑，彻底翻了身。
1943年，杨步浩听359旅王震旅长说：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朱德都以普通人的身份参加生产，而且要完成一定的任务。杨步浩寻思：毛主席、朱总司令为咱操碎了心，我咋不能代他们完成生产任务呢？杨步浩坚决请求，县委同意了，并报告给了毛泽东。
第二年麦收后，毛泽东会见了杨步浩，亲自端水、敬烟。当问他为什么要为自己代耕时，杨步浩讲了自己的苦难身世，最后说：“吃米不忘种谷人。我过上了幸福生活，不能忘了共产党的恩情呀！”毛泽东拉着他满是厚茧的手，不住地夸赞说：“这才是无产阶级闹革命呀！”
从此，他们间的来往就频繁起来，像亲戚一样。1946年春节，在杨步浩的提议下，乡亲们决定以延安县人民的名义，给毛泽东敬献一块大红金字匾，并一致同意写上“人民救星”四个大字。杨步浩又是找能工巧匠做匾牌，又是跑延安城找书法家毕光斗写字，忙乎了几天，一块五尺长、三尺五宽的匾终于做好了。
正月十五元宵节，各路秧歌队聚集延安会演，杨步浩也给毛泽东献匾来了。毛主席走出军委大门迎接，他紧紧地握着杨步浩的手。杨步浩激动地说：“您是咱人民的大救星，祝您身体健康。”
全国解放后，虽然毛主席进了北京，同延安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毛泽东同杨步浩在。
1952年杨步浩作为延安老区的代表去北京参观国营农场时，写信给中央办公厅，要求见见毛主席。很快，毛泽东就把他接到家里，对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给予了热情招待。临走时，还给杨步浩换了身崭新的灰布棉衣。
1961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工作繁忙，仍惦记故人，托人给杨步浩捎去几斤白糖和两瓶酒。杨步浩见物更思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主席，我很想念您，可否去北京看看您？”不久，毛泽东就回信说：“我同意，你跟地方上商量一下，只要地方上同意，我没有什么意见。”
杨步浩的愿望得到了延安县政府的支持。他高兴得几夜没睡好，同老伴精心缝制了几个白布小口袋，装上了延安最好的小米、炒面、绿豆、红枣、干菜等，于9月底赶到北京。
周恩来与科学家李四光
“没有个挂帅的不行，一定要等你回来”
周恩来同李四光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就多次会见李四光，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分析当时形势的发展前景。李四光深受感动，情不自禁地对家人说：“我在同周恩来的相处中有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新中国建立后，李四光决心早日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1950年5月，他辗转回到了北京。第二天，周恩来就去看望他，高兴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就打算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我想没有个挂帅的不行，一定要等你回来。”
就是这样一位爱国的著名地质学家，在“文革”初期，也受到冲击。
为了保护李四光，周恩来想方设法采取措施。首先，他让北京卫戍区派几名指战员住在李四光家附近，防止发生意外。其次，他在有关会议上讲话，充分肯定李四光“是个好同志”。
1971年4月29日凌晨，李四光的动脉瘤破裂，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保健医生赶到医院，一直守护在手术室旁，随时将李四光的病情和抢救措施向周恩来报告，直到李四光停止呼吸。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办公厅的代表说，中央决定追悼会上一律不致悼词，有关负责同志就没有安排准备悼词。
5月2日，周恩来赶来参加追悼会，发现没有准备悼词，非常生气，严厉批评有关负责同志。周恩来沉痛地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词。在讲话中，周恩来称赞“李四光同志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朱德与作家史沫特莱
君子协定—把你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1937年，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获得大捷。当年，朱德接待了许多慕名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其中就有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之后，朱德与史沫特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工人家庭，在贫苦的矿区长大。她只活了半个世纪，而她短暂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岁月却是在中国度过的。
“你来延安准备做些什么呢？”朱德问她。
史沫特莱多少有些吃惊。在油灯的映照下，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红军总司令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
然而，史沫特莱很快感到，在朱德的声音和动作中，充满了大丈夫气魄。她说：“我希望你把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朱德感到惊讶。史沫特莱的回答更有意思：“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10个有8个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从此，朱德和史沫特莱就有了“君子协定”，朱德每周抽两三个晚上的时间同史沫特莱交谈，史沫特莱一边听一边记。
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朱德奉命率领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史沫特莱眼看对朱德的采访被迫中断，十分苦闷。数月的采访，史沫特莱对朱德充满了敬佩之情。“我要去找朱总司令。”史沫特莱不止一次地在心中说。
1937年10月，史沫特莱毅然背起行装，随八路军后续部队开赴前线，到达山西五台县八路军司令部。当时，朱德正好在理发。在以后的9个月里，史沫特莱一直留在那里，白天采访、行军，夜晚打字、整理。 对于史沫特莱，朱德是位父亲式的人物。在采访的过程中，朱德一直把她当作朋友，对她讲述自己的生活；并也像父亲一样，关心着史沫特莱的战地生活。
随着日军不断地向华北增兵，山西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八路军总部也经常转移。朱德考虑史沫特莱的安全，劝说她离开山西。史沫特莱不愿意，执拗地说：“不管你们到哪儿，我也要到哪儿！我在八路军里度过的日子是我有生以来仅有过的幸福的日子。只有同你们这支军队在一起，我才找到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安宁。”
彭德怀也在一旁劝说：“现在战斗频繁，我们要不停地转移。子弹不长眼睛，说不定你还有可能被打上。”朱德显得很耐心，又说：“你先走吧，以后再回来！用不了多长时间，一定能回来的。”
史沫特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伤心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既然这样，那我只好走了。”朱德不断地安慰这位美国作家，还表示要为她开一个欢送会。1938年1月，史沫特莱依依不舍地向朱德告别。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朱德，但却永远铭记这位珍贵的朋友。
邓小平与物理学家李政道
在解决国家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成了好朋友”
邓小平曾说过，我就喜欢李政道的坦率直言。自1979年以后，邓小平几乎每年都要会见李政道。邓小平认真地听取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每一个建议，只要能做到的，都会马上落实。李政道也不愿辜负这位老人的慧眼识珠和厚爱。他每年回国，都力图提一两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建议，这样做才让他感到安心。李政道觉得，在解决国家问题的过程中，和邓小平成了好朋友。
1984年，李政道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接见时，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当时，博士后制度在国外也只有40年的历史。
邓小平虚心地向他请教：“什么叫博士后啊？”李政道就通俗地讲给他听。邓小平笑眯眯地听着，不断地点头表示同意。不久，中国首次建立起博士后工作站制度。在一次会见时，邓小平真诚地对李政道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李政道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建议，就是在北京建立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建立一个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基地，一直是我国历代物理学家的最大梦想。而李政道则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一个特定的条件下，为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最后决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1年12月22日，请求批准建立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被正式提起。邓小平认真阅读了专家们提出的方案后，当日批示说：“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1984年10月7日，中国第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北京西郊破土动工。这天上午，邓小平和李政道都参加了奠基典礼。刚一下汽车，顾不上休息，邓小平就握住李政道的手，连连说：“应该感谢你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你继续帮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望着这位充满智慧和魄力的老人，李政道满心钦佩，“我很庆幸中国有邓小平，也很骄傲有这样一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