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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柏林、伦敦和杜塞尔多夫病人而言，一场危及生命、过程复杂的干细胞移植可谓是生存的最后一搏，纯属无奈之举。
北京时间3月12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一名德国艾滋病患者在接受了革命性的新疗法之后，或将成为体内病毒得到彻底清除的第三人。这位未具名的“杜塞尔多夫病人”四个月前因癌症接受了干细胞移植。目前尚未出现受感染的迹象。
这一病例与“伦敦病人”在同一会议上发布。后者是史上第二位被宣布体内不再存在HIV病毒的艾滋病患者。这名英国患者体内无HIV病毒的记录已经持续了18个月。消息一出，专家们倍感振奋。但他们也警告称，全球有3700万HIV病毒携带者的现状并不会因此改变。
生存的最后一搏
杜塞尔多夫大学的比约恩·延森博士（Bj?rn Jensen）在西雅图举办的一场医学会议上宣布了第三名被治愈患者的消息。据乌得勒支大学医疗中心参与该病例的医生们透露，该患者肠道和淋巴结的活检结果显示，其体内已不存在感染HIV病毒的迹象，他们还补充道，这名患者目前尚未“复发”（即可以再次检测到体内存在HIV病毒）。
和“伦敦病人”及“柏林病人”一样，除患有艾滋病外，“杜塞尔多夫病人”还身患癌症。不过目前还不清楚是哪种癌症。
对柏林、伦敦和杜塞尔多夫病人而言，一场危及生命、过程复杂的干细胞移植可谓是生存的最后一搏，纯属无奈之举。对其他大多数艾滋病患者来说，没有必要去冒这种风险，只要每天吃一片抑制病毒的药物、阻止病毒传播就可以了，同样可以健康长寿。
治疗杜塞尔多夫病人的医生们仍在对其进行追踪。据他们暗示，与伦敦和柏林病人不同，这名患者摆脱病毒的时间还不够长，还不能被宣布进入长期缓解阶段。巴塞罗那伊斯卡萨艾滋病研究所的哈维尔·马丁内斯·皮卡多（Javier Martinez-Picado）透露道，还有另外两名HIV病毒阳性患者也接受了干细胞移植，但仍需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参与一项评估干细胞移植对治疗艾滋病影响的国际项目的专家表示，已有39名患者接受了干细胞移植。目前还不清楚其中是否有人的HIV病毒得到清除，也不确定他们接受干细胞移植的时间。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HIV/艾滋病部门主任安东尼·法契博士（Dr Anthony Fauci）表示，伦敦病人的报告“简练而重要”，“使在柏林病人身上体现出的概念验证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即具有HIV病毒抵抗力的人捐献的干细胞可以清除干细胞接受者体内的HIV病毒，“但考虑到艾滋病患者的情况千差万别，这种疗法根本就不实际。”法契博士补充道。
“假如我患有霍奇金氏淋巴瘤或粒细胞性白血病，如果不接受干细胞移植便必死无疑，碰巧我又有HIV病毒，这就很值得考虑。但对成百上千万并不需要干细胞移植的艾滋病患者来说，他们的情况并不适用。”
HIV病毒领域的顶尖科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简妮特·西里奇亚诺博士（Dr Janet Siliciano）也赞同，这些研究结果的现实意义有限。但这项研究首次证明，艾滋病的治愈并非出于侥幸。此前人们曾多次试图复制柏林病人的治疗方法，却屡屡失败，因此很多人担心那次成功只是碰巧而已。
“我觉得这非常令人兴奋。”西里奇亚诺博士表示，“现在我们知道了，柏林病人并非唯一的幸运儿，这一数字已经变成了2。”和杜塞尔多夫病人一样，伦敦病人的病例报告也获《自然》期刊发表，有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牛津和剑桥4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参与其中。
变异版的CCR5基因
伦敦病人于2003年被诊断出体内存在HIV病毒。2012年起，他开始采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即抗病毒药物）控制病毒感染。自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于1996年被发现以来，就一直是获诊艾滋病后第一时间推荐采用的疗法。研究人员并未解释伦敦病人为何过了9年才开始采用这一疗法。
也是在2012年，他患上了霍奇金淋巴瘤。2016年，他同意接受干细胞移植，希望以此治疗癌症，和其他情况类似的病人一样，医生希望能取得一个完美的平衡：找到一名有HIV病毒抗体基因的捐献人，这样便可“一箭双雕”，将癌症和HIV病毒一并扫除。
大多数人体内都有CCR5基因。这种基因动不动就给我们帮倒忙，比如限制我们在患中风后存活和康复的能力。HIV病毒也会将目标瞄准这种基因，将其作为入侵人体免疫系统的切入点，但少数人会携带变异版的CCR5基因，这种基因不会表达出来，因此这类人天生就对HIV病毒有抵抗力。这类人也因此获得了“控制精英”的称号，因为他们天生就能控制HIV病毒，就好像在服用病毒抑制药物一样。
和柏林病人一样，伦敦病人的医生也找到了一位拥有CCR5变异的捐献人，约百分之一的北欧后裔从双方父母那里遗传了这种变异基因，对大多数HIV病毒都免疫。此次的捐献人就是这种双变异继承者，“这几乎是‘不可能事件’，”该研究的主要研究员、伦敦大学学院的拉文德拉·古普塔（Ravindra Gupta）指出，“所以這种情况被观察到的机会很小。”
此次移植改变了伦敦病人的免疫系统，使其也拥有了捐赠人的变异基因和抗HIV病毒能力，该患者主动提出停止服用药物，想看看病毒是否会卷土重来。医生通常不建议病人这么做，因为自从柏林病人之后，该疗法还没有成功的实例，另外柏林病人的例子稍有不同：他在干细胞移植之前就停止了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而伦敦病人的医生让他从头至尾始终服用药物。
如果每天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便可对病毒起到抑制作用，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连续每日服用药物6个月后，患者体内的病毒量已经降到了检测不出的水平，也因而不再具有传染性。
停药几周后，大多数患者的病毒水平都会飙升。但伦敦病人并未出现这种情况。测验结果不仅未发现R5病毒的踪影（与CCR5基因相关的一类病毒），也未找到X4病毒的迹象（与另一类基因有关的病毒）。在停止服药18个月后，他体内仍未发现HIV病毒。 仍需保持谨慎态度
研究作者对伦敦病人的例子持谨慎乐观态度，认为该病例比柏林病人“稍微轻松”一些，也许是个进步的迹象，与柏林病人布朗相比，伦敦病人在移植前接受的化疗不那么痛苦，不需要接受放疗，移植反应也比较轻微。
布朗在白血病复发之后又做了一次干细胞移植，同时接受了大量化疗和放疗。法契博士对此并不确定，他认为这次复发只是由于癌症本身导致的，与HIV病毒无关，而对于为这些“艾滋病被治愈”的迹象欢呼振奋的人，法契博士提醒他们仍需保持谨慎态度。他将这些迹象称为“减刑”，认为我们还要等更长时间，才能宣布这位病人体内已不存在HIV病毒。
其他人也曾经停药很长时间，但最终还是复发了。“密西西比儿童”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一名婴儿从母亲那里感染了HIV病毒，接受了18个月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治疗，然后停药达两年时间，其间病毒并未重新出现，因此很多人都认为她已经被治愈了。
但病毒最终还是卷土重来了。此外还有法国的“维斯孔蒂群组”（Visconti cohort）：14名患者在感染初期就接受了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然后在三年内相继停药。虽然他们的细胞中仍能检测到HIV病毒，但病毒已经能够被身体自然控制，但伦敦和柏林病人有所不同，因为他们的整套免疫系统都被另一套系统取代了。
近几年来，科学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进展，在备受赞誉的同时也饱受争议。西里奇亚诺博士认为，此次最新研究显示，人们也许还能取得更多突破，“所有这些‘治愈’或‘接近治愈’的例子都有很大的信息量。每个病例都对该领域起到了一定的启发，让我们更好地思考根除HIV病毒的方法。”西里奇亚诺博士表示。
布朗称很想与伦敦病人见一面，鼓励他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这对科学研究帮助很大，还能帮助HIV阳性患者和携带者重燃希望。”治疗布朗的德国医生吉罗·胡特（Dr Gero Hutter）称伦敦病人的例子是“极好的消息”，为“治愈HIV的拼图又拼上了一块碎片”，英国传染病专家们也对这一消息表示欣慰。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艾妮·麦克奈特教授（?ine McKnight）表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在长达10年的空窗期之后，它终于证实了柏林病人的例子并非纯属侥幸。”
帝国理工学院的格拉厄姆·库克教授（Professor Graham Cooke）表示：“这位伦敦病人的HIV病毒在骨髓移植后得到了控制，這一成果十分振奋人心，自柏林病人以来，其他接受类似疗法的患者均未出现类似成果，此次研究应当会鼓励需要骨髓移植的HIV患者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寻找CCR5阴性的捐赠者。如果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为何这一疗程对有些患者有效、对有些人则无效，就能离治愈HIV的终极目标更进一步，目前，在仅患艾滋病的病人身上尝试这一疗法仍然风险过大，因为通常来说，每日服用抗HIV药物即可保证患者的长期健康。”
北京时间3月12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一名德国艾滋病患者在接受了革命性的新疗法之后，或将成为体内病毒得到彻底清除的第三人。这位未具名的“杜塞尔多夫病人”四个月前因癌症接受了干细胞移植。目前尚未出现受感染的迹象。
这一病例与“伦敦病人”在同一会议上发布。后者是史上第二位被宣布体内不再存在HIV病毒的艾滋病患者。这名英国患者体内无HIV病毒的记录已经持续了18个月。消息一出，专家们倍感振奋。但他们也警告称，全球有3700万HIV病毒携带者的现状并不会因此改变。
生存的最后一搏
杜塞尔多夫大学的比约恩·延森博士（Bj?rn Jensen）在西雅图举办的一场医学会议上宣布了第三名被治愈患者的消息。据乌得勒支大学医疗中心参与该病例的医生们透露，该患者肠道和淋巴结的活检结果显示，其体内已不存在感染HIV病毒的迹象，他们还补充道，这名患者目前尚未“复发”（即可以再次检测到体内存在HIV病毒）。
和“伦敦病人”及“柏林病人”一样，除患有艾滋病外，“杜塞尔多夫病人”还身患癌症。不过目前还不清楚是哪种癌症。
对柏林、伦敦和杜塞尔多夫病人而言，一场危及生命、过程复杂的干细胞移植可谓是生存的最后一搏，纯属无奈之举。对其他大多数艾滋病患者来说，没有必要去冒这种风险，只要每天吃一片抑制病毒的药物、阻止病毒传播就可以了，同样可以健康长寿。
治疗杜塞尔多夫病人的医生们仍在对其进行追踪。据他们暗示，与伦敦和柏林病人不同，这名患者摆脱病毒的时间还不够长，还不能被宣布进入长期缓解阶段。巴塞罗那伊斯卡萨艾滋病研究所的哈维尔·马丁内斯·皮卡多（Javier Martinez-Picado）透露道，还有另外两名HIV病毒阳性患者也接受了干细胞移植，但仍需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参与一项评估干细胞移植对治疗艾滋病影响的国际项目的专家表示，已有39名患者接受了干细胞移植。目前还不清楚其中是否有人的HIV病毒得到清除，也不确定他们接受干细胞移植的时间。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HIV/艾滋病部门主任安东尼·法契博士（Dr Anthony Fauci）表示，伦敦病人的报告“简练而重要”，“使在柏林病人身上体现出的概念验证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即具有HIV病毒抵抗力的人捐献的干细胞可以清除干细胞接受者体内的HIV病毒，“但考虑到艾滋病患者的情况千差万别，这种疗法根本就不实际。”法契博士补充道。
“假如我患有霍奇金氏淋巴瘤或粒细胞性白血病，如果不接受干细胞移植便必死无疑，碰巧我又有HIV病毒，这就很值得考虑。但对成百上千万并不需要干细胞移植的艾滋病患者来说，他们的情况并不适用。”
HIV病毒领域的顶尖科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简妮特·西里奇亚诺博士（Dr Janet Siliciano）也赞同，这些研究结果的现实意义有限。但这项研究首次证明，艾滋病的治愈并非出于侥幸。此前人们曾多次试图复制柏林病人的治疗方法，却屡屡失败，因此很多人担心那次成功只是碰巧而已。
“我觉得这非常令人兴奋。”西里奇亚诺博士表示，“现在我们知道了，柏林病人并非唯一的幸运儿，这一数字已经变成了2。”和杜塞尔多夫病人一样，伦敦病人的病例报告也获《自然》期刊发表，有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牛津和剑桥4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参与其中。
变异版的CCR5基因
伦敦病人于2003年被诊断出体内存在HIV病毒。2012年起，他开始采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即抗病毒药物）控制病毒感染。自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于1996年被发现以来，就一直是获诊艾滋病后第一时间推荐采用的疗法。研究人员并未解释伦敦病人为何过了9年才开始采用这一疗法。
也是在2012年，他患上了霍奇金淋巴瘤。2016年，他同意接受干细胞移植，希望以此治疗癌症，和其他情况类似的病人一样，医生希望能取得一个完美的平衡：找到一名有HIV病毒抗体基因的捐献人，这样便可“一箭双雕”，将癌症和HIV病毒一并扫除。
大多数人体内都有CCR5基因。这种基因动不动就给我们帮倒忙，比如限制我们在患中风后存活和康复的能力。HIV病毒也会将目标瞄准这种基因，将其作为入侵人体免疫系统的切入点，但少数人会携带变异版的CCR5基因，这种基因不会表达出来，因此这类人天生就对HIV病毒有抵抗力。这类人也因此获得了“控制精英”的称号，因为他们天生就能控制HIV病毒，就好像在服用病毒抑制药物一样。
和柏林病人一样，伦敦病人的医生也找到了一位拥有CCR5变异的捐献人，约百分之一的北欧后裔从双方父母那里遗传了这种变异基因，对大多数HIV病毒都免疫。此次的捐献人就是这种双变异继承者，“这几乎是‘不可能事件’，”该研究的主要研究员、伦敦大学学院的拉文德拉·古普塔（Ravindra Gupta）指出，“所以這种情况被观察到的机会很小。”
此次移植改变了伦敦病人的免疫系统，使其也拥有了捐赠人的变异基因和抗HIV病毒能力，该患者主动提出停止服用药物，想看看病毒是否会卷土重来。医生通常不建议病人这么做，因为自从柏林病人之后，该疗法还没有成功的实例，另外柏林病人的例子稍有不同：他在干细胞移植之前就停止了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而伦敦病人的医生让他从头至尾始终服用药物。
如果每天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便可对病毒起到抑制作用，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连续每日服用药物6个月后，患者体内的病毒量已经降到了检测不出的水平，也因而不再具有传染性。
停药几周后，大多数患者的病毒水平都会飙升。但伦敦病人并未出现这种情况。测验结果不仅未发现R5病毒的踪影（与CCR5基因相关的一类病毒），也未找到X4病毒的迹象（与另一类基因有关的病毒）。在停止服药18个月后，他体内仍未发现HIV病毒。 仍需保持谨慎态度
研究作者对伦敦病人的例子持谨慎乐观态度，认为该病例比柏林病人“稍微轻松”一些，也许是个进步的迹象，与柏林病人布朗相比，伦敦病人在移植前接受的化疗不那么痛苦，不需要接受放疗，移植反应也比较轻微。
布朗在白血病复发之后又做了一次干细胞移植，同时接受了大量化疗和放疗。法契博士对此并不确定，他认为这次复发只是由于癌症本身导致的，与HIV病毒无关，而对于为这些“艾滋病被治愈”的迹象欢呼振奋的人，法契博士提醒他们仍需保持谨慎态度。他将这些迹象称为“减刑”，认为我们还要等更长时间，才能宣布这位病人体内已不存在HIV病毒。
其他人也曾经停药很长时间，但最终还是复发了。“密西西比儿童”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一名婴儿从母亲那里感染了HIV病毒，接受了18个月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治疗，然后停药达两年时间，其间病毒并未重新出现，因此很多人都认为她已经被治愈了。
但病毒最终还是卷土重来了。此外还有法国的“维斯孔蒂群组”（Visconti cohort）：14名患者在感染初期就接受了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然后在三年内相继停药。虽然他们的细胞中仍能检测到HIV病毒，但病毒已经能够被身体自然控制，但伦敦和柏林病人有所不同，因为他们的整套免疫系统都被另一套系统取代了。
近几年来，科学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进展，在备受赞誉的同时也饱受争议。西里奇亚诺博士认为，此次最新研究显示，人们也许还能取得更多突破，“所有这些‘治愈’或‘接近治愈’的例子都有很大的信息量。每个病例都对该领域起到了一定的启发，让我们更好地思考根除HIV病毒的方法。”西里奇亚诺博士表示。
布朗称很想与伦敦病人见一面，鼓励他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这对科学研究帮助很大，还能帮助HIV阳性患者和携带者重燃希望。”治疗布朗的德国医生吉罗·胡特（Dr Gero Hutter）称伦敦病人的例子是“极好的消息”，为“治愈HIV的拼图又拼上了一块碎片”，英国传染病专家们也对这一消息表示欣慰。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艾妮·麦克奈特教授（?ine McKnight）表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在长达10年的空窗期之后，它终于证实了柏林病人的例子并非纯属侥幸。”
帝国理工学院的格拉厄姆·库克教授（Professor Graham Cooke）表示：“这位伦敦病人的HIV病毒在骨髓移植后得到了控制，這一成果十分振奋人心，自柏林病人以来，其他接受类似疗法的患者均未出现类似成果，此次研究应当会鼓励需要骨髓移植的HIV患者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寻找CCR5阴性的捐赠者。如果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为何这一疗程对有些患者有效、对有些人则无效，就能离治愈HIV的终极目标更进一步，目前，在仅患艾滋病的病人身上尝试这一疗法仍然风险过大，因为通常来说，每日服用抗HIV药物即可保证患者的长期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