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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代表了古代中国先贤力图建构合理的人际关系并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秩序的文化努力。当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仁德”（讲仁爱）为基本切入点，积极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美德的现代转化和传承，唤醒、激活大众特别是精英群体的善良根性——良知良能，在日常生活中重建良好的人伦秩序，是切近而可靠的路径选择。
春秋时，“仁”已被普遍使用，基本含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种关系被普遍视作人之为人所须具有的最重要的德性之一。如《诗经》中有“洵美且仁”“其人美且仁”，这两处“仁”都与“美”字相关联，显然当时“仁”有仪文美备的含义，即后来孔子所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如《尚书》有“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此处“予仁若考”是指多才多艺。再如《国语·晋a语一》：“爱亲之谓仁”，即“仁”的一种体现是“爱亲”，也就是后来的“慈”与“孝”。《国语·晋语二》还有“仁不怨君”“逃死而怨君不仁”“利国之谓仁”，这又上升到忠于君主和国家的高度了。当然，“仁”虽被广泛使用，但还只是与忠、义、信、敏、孝、爱等并列的一般德目，还不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
从孔子开始，“仁”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被赋予新的内涵并日渐丰富。冯友兰曾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于开始尝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予以理论的根据。”孔子身处“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的乱世，希冀给周朝的礼制以“理论的根据”，于是他动心忍性、敏求善思，以“述”为“作”，系统开掘、阐发了“仁”德的内涵。所以，孔子思想的核心即是“仁”，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也可简称为仁学，并经由孟子、荀子、董仲舒等的阐述、充实与发挥，在西汉之初确立为封建意识形态之核，更穿越两千多年渺漠时空，生长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大众普遍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由是，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五千年文脉得以贯通，并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直接延续到当代。牟钟鉴先生认为：“儒家仁学，也可称之为仁爱通和之学，是儒学的精华，最具有普世性，它可以为人类文明的转型和更高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础”
“仁”是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
“仁”首先是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即诚心诚意去求“仁”、行“仁”的愿望。“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即为仁由己。这发自内心的对“仁”的价值的追求，后被孟子引伸为“四端说”。那么这个发端在何处呢？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是说君子学道而有所体悟之后，就会生出仁爱之心。孟子有两句话的发挥：“君子以仁存心”“君子亦仁而已矣。”子是将仁心开发出来的那些人，于是君子也就是仁者的代表了。那么怎么开发 “仁”呢？需从亲情开始采掘、开拓。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践行仁德要从最亲近的人开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相敬，朋友有信，在最庸常的生活中，培植最基本的人伦情谊。《国语》中说得也很明白：“爱亲之谓仁”。爱自己的亲人，就是仁。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讲的也是这个出发点。这似乎不难，但想想近年不断发生的弑亲、灭门大案，凶手居然多是至亲之人，可知“爱亲”也并非那么简单。仁爱基于血缘亲情，是人的族类本能的文化显现，却由于粗陋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泛滥，仁爱精神被屏蔽、阉割、堵塞，许多人实际信奉的是不择手段的现代丛林主义，放纵的是禽兽之原欲、本能，令和谐与秩序的内在心性根据丧失殆尽。
于是，我们今天就必须以强烈的文化自觉，悉心开掘，而不是外在注入、嵌入、灌输以“仁”德为代表的人伦至情，同时还要努力发现身边的真善美、拒斥假丑恶。
亲情作为“仁”的基础，至少有四个现成的表现方式：慈（严）、孝（敬）、友、悌，这是最日常的基本情感，最基本又最合于人性。牟钟鉴说：“人是在家之中诞生，在爱之中成长的，所以自然会有爱心，不过有广有狭，有强有弱罢了。如果失掉了爱心，这样的人便丧失了人性。……仁爱之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石，培养爱心，扩充爱心，是建设道德文明的基础性工程。”
“仁”是一门关系学问
“仁”表达的是恰当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人的自我发展与环境（他人、社会）之间关系的学问。
孔子认为，君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违于仁德的要求。“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荣晋认为，对于“仁”可作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仁”，就是“仁者爱人。” 《论语·颜渊》里讲的人，是一般的人、普通的人，或泛指一切人，意同孔子的另一说法：“泛爱众”，或如韩愈所说：“博爱之谓仁”。仁爱之心，就是亲爱、关怀、尊重一切人。孔子主张凡事以近取譬，由爱自己的自发性（本能性）而推及爱别人的必然性，所以“仁者爱人”首先是指个体的言行要考虑到他人并尽可能地惠及他人。“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印证了仁德其实是己他两利的伦理信仰，承认并尊重个体的“立”“达”等利益、欲望的实现，若不损害他人的相关利益和欲望的实现，则可以是合理的、正当的，即非道德的；若能兼顾他人——己他两利，则已经进入仁德的最基本、最初级的境界了。因为你自己欲求着这些，所以，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并成就别人成才与发展之梦。孔子还进一步要求人们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愿做的事、不想要的东西，也不要强加于别人。这里蕴涵着尊重他人的独立性、主体性的内涵，是经验形态的“主体际性”的经典表达。
孟子对“仁者爱人”有进一步发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仁德界定为推己及人的修养和实践功夫，其至高境界是“及其所不爱”，没有亲缘关系而不能自然地关爱的人，也要通过恻隐同情之心的发扬而滋生真爱，大爱而无疆，于是做到“仁者无不爱也”，将基于血缘亲情之爱，推广开去，泛化普遍的爱，而不再是亲情范畴的狭隘的爱了。将之比类于近世西人所谓“博爱”，当属确当。荀子从反面来论证：“仁，爱也，故亲。”因为爱所以亲，即因为拥有爱心从而具有了亲人般的温情，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才是理想的人际关系。仁学思想可以说是儒家对周初“保民”“敬民”思想的进一步阐扬，于是“仁”也是理想的执政理念：“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敬事、诚信、爱人（仁爱），是孔子提出的执政三计。孟子从孔子的“仁者爱人”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出发，扩充、发展进而构建起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仁政”：亲亲、仁民、爱物。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有恒产则有恒心”，认为政府应该保证民众拥有足以丰衣足食的土地，并尽量减轻赋税。政治上，则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坚决反对兼并战争，反对任何“苛政”，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荀子也同意这样的治理理念：“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 “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无论是安定抑或富裕，都须以仁为代表的美德为前提、根基、根本。“君子行仁也无厌”“唯仁之为守”，主张要无条件地坚守仁德。当然孔子早就强调过，仁的至高价值：“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德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操守，又是极高明的美德目标，任何情况下绝不可放弃、失守，即使需要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仁”强调人己兼顾
“仁”的具体体现，既要自强不息又要助人有成，是人己兼顾，强调对别人的理解、尊重和包容。荀子认为，“仁者必敬人”，有仁爱之心的人，一定尊敬别人。“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敬，则是狎虎也。禽兽则乱，狎虎则危，灾及其身矣。” 不懂也做不到尊敬他人，就是禽兽；不学好，不知敬，无异于戏弄老虎，作恶者终究会被不仁不肖不敬诸般恶行反噬——自信苦果。“敬人有道。贤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礼敬于人，也有区别。对贤者，尊敬之并亲近之；对市侩小偷则敬而远之，是对邪恶的畏惧、厌恶，以防被荼毒、污染。表面上看，都是敬，而内在的情感则截然不同。理解、尊重、包容之德，是仁的一种表现，但又有贤与不肖的区别，对贤者敬而亲近。对不肖则敬而远之，不与之同流合污也。“君子之爱人也以德”；“君子好人之好”，君子之爱人，是要亲近有德者并效仿之，讲的都是仁爱间的微妙差别。孟子也说“狭与不恭，君子不由也。”理解、尊重、包容之德，是君子修养的表现，会很自然地表现出来。
“仁”突出实践性
“仁”作为伦理范畴最突出的是实践性。“仁”德当然与大众有关，但首先是精英（君子及以上人群）的责任，精英阶层要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做到“泛爱众而亲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仁”是理想人格的核心要素和基本表达，内心深处有“仁”的意愿又落实到日常行为中，是抵达真善美人生至境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在孔子创生儒学及后来孟荀董等所致力的儒学开拓中，“仁”都不过分强调形而上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特征，而直指人格升华、人性解放的现实生活，是贯穿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终极关怀。孔子在评价子产时说：“君子之道四焉：其行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行”“事”“养”“使”，都是动词，“恭、敬、惠、义”都须付诸于日常实际行动，须“先行其言”——以身立教，由居上位者群体的长期坚守而成为美德的榜样、楷模。所以孔子极力称道子产之“惠人”，是君子效法的榜样。仁德的践行，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博施”“济众”，说明仁爱精神其实与博爱精神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孔子将为政简单概括为“富之”“教之”两大基本任务。“富之”是要首先解决经济生产、物质生活这一基础问题；“教之”即以文化人或人文化育的教化功夫，直指开启民智之文化启蒙这一儒士（知识分子群体）的崇高使命。荀子对“富之”“教之”的发挥相当透彻：“不富无以养民。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我们通常会更多注意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 这一经济生产方面的细节，品味其中关注民生的淳淳人文关怀。这本来不错，然而，荀子同样重视甚至更强调的其实是“不教无以理民性”，也就是孔孟所重视的礼乐教化，荀子予以高度认同、高度重视，并具体罗列、细化为四：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而要完成的任务则是：教之、诲之、道之。荀子认为人的职责是“治”（人有其治），实施这一责任的则是士君子群体和政府机构。这种实用伦理智慧一方面要扬善，另一方面更要抑恶，具体表现在对极端的小人、恶人要有鲜明的态度，不姑息纵容。孔子认为对小人、恶人，君子不可一味地无原则地包容：“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谄媚者、诽谤者、愚鲁者、刚愎者，都属小人（人渣）中的极品，厌恶之、憎恨之，是人之常情，君子既是精英又是正常的普通人，必有正常的好恶情感，要“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汉儒认为，儒家的仁德需要“仁以恕，义以度，所好恶，与天下共之。”行仁德一定要与道义担当精神一致，抑恶而扬善，才是目的。所以，陆九渊说：“君子修德，必去其害德者。”否则就堕入“乡愿”之末流，沦落为“德之贼”了。如何抑制邪恶？除了“以直报怨”外，还要有法治的硬约束，这就涉及到儒家的法治思想了，限于篇幅，暂存而不论。
【傅永吉，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责任编辑/肖茂红
春秋时，“仁”已被普遍使用，基本含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种关系被普遍视作人之为人所须具有的最重要的德性之一。如《诗经》中有“洵美且仁”“其人美且仁”，这两处“仁”都与“美”字相关联，显然当时“仁”有仪文美备的含义，即后来孔子所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如《尚书》有“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此处“予仁若考”是指多才多艺。再如《国语·晋a语一》：“爱亲之谓仁”，即“仁”的一种体现是“爱亲”，也就是后来的“慈”与“孝”。《国语·晋语二》还有“仁不怨君”“逃死而怨君不仁”“利国之谓仁”，这又上升到忠于君主和国家的高度了。当然，“仁”虽被广泛使用，但还只是与忠、义、信、敏、孝、爱等并列的一般德目，还不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
从孔子开始，“仁”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被赋予新的内涵并日渐丰富。冯友兰曾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于开始尝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予以理论的根据。”孔子身处“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的乱世，希冀给周朝的礼制以“理论的根据”，于是他动心忍性、敏求善思，以“述”为“作”，系统开掘、阐发了“仁”德的内涵。所以，孔子思想的核心即是“仁”，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也可简称为仁学，并经由孟子、荀子、董仲舒等的阐述、充实与发挥，在西汉之初确立为封建意识形态之核，更穿越两千多年渺漠时空，生长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大众普遍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由是，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五千年文脉得以贯通，并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直接延续到当代。牟钟鉴先生认为：“儒家仁学，也可称之为仁爱通和之学，是儒学的精华，最具有普世性，它可以为人类文明的转型和更高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础”
“仁”是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
“仁”首先是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即诚心诚意去求“仁”、行“仁”的愿望。“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即为仁由己。这发自内心的对“仁”的价值的追求，后被孟子引伸为“四端说”。那么这个发端在何处呢？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是说君子学道而有所体悟之后，就会生出仁爱之心。孟子有两句话的发挥：“君子以仁存心”“君子亦仁而已矣。”子是将仁心开发出来的那些人，于是君子也就是仁者的代表了。那么怎么开发 “仁”呢？需从亲情开始采掘、开拓。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践行仁德要从最亲近的人开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相敬，朋友有信，在最庸常的生活中，培植最基本的人伦情谊。《国语》中说得也很明白：“爱亲之谓仁”。爱自己的亲人，就是仁。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讲的也是这个出发点。这似乎不难，但想想近年不断发生的弑亲、灭门大案，凶手居然多是至亲之人，可知“爱亲”也并非那么简单。仁爱基于血缘亲情，是人的族类本能的文化显现，却由于粗陋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泛滥，仁爱精神被屏蔽、阉割、堵塞，许多人实际信奉的是不择手段的现代丛林主义，放纵的是禽兽之原欲、本能，令和谐与秩序的内在心性根据丧失殆尽。
于是，我们今天就必须以强烈的文化自觉，悉心开掘，而不是外在注入、嵌入、灌输以“仁”德为代表的人伦至情，同时还要努力发现身边的真善美、拒斥假丑恶。
亲情作为“仁”的基础，至少有四个现成的表现方式：慈（严）、孝（敬）、友、悌，这是最日常的基本情感，最基本又最合于人性。牟钟鉴说：“人是在家之中诞生，在爱之中成长的，所以自然会有爱心，不过有广有狭，有强有弱罢了。如果失掉了爱心，这样的人便丧失了人性。……仁爱之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石，培养爱心，扩充爱心，是建设道德文明的基础性工程。”
“仁”是一门关系学问
“仁”表达的是恰当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人的自我发展与环境（他人、社会）之间关系的学问。
孔子认为，君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违于仁德的要求。“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荣晋认为，对于“仁”可作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仁”，就是“仁者爱人。” 《论语·颜渊》里讲的人，是一般的人、普通的人，或泛指一切人，意同孔子的另一说法：“泛爱众”，或如韩愈所说：“博爱之谓仁”。仁爱之心，就是亲爱、关怀、尊重一切人。孔子主张凡事以近取譬，由爱自己的自发性（本能性）而推及爱别人的必然性，所以“仁者爱人”首先是指个体的言行要考虑到他人并尽可能地惠及他人。“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印证了仁德其实是己他两利的伦理信仰，承认并尊重个体的“立”“达”等利益、欲望的实现，若不损害他人的相关利益和欲望的实现，则可以是合理的、正当的，即非道德的；若能兼顾他人——己他两利，则已经进入仁德的最基本、最初级的境界了。因为你自己欲求着这些，所以，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并成就别人成才与发展之梦。孔子还进一步要求人们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愿做的事、不想要的东西，也不要强加于别人。这里蕴涵着尊重他人的独立性、主体性的内涵，是经验形态的“主体际性”的经典表达。
孟子对“仁者爱人”有进一步发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仁德界定为推己及人的修养和实践功夫，其至高境界是“及其所不爱”，没有亲缘关系而不能自然地关爱的人，也要通过恻隐同情之心的发扬而滋生真爱，大爱而无疆，于是做到“仁者无不爱也”，将基于血缘亲情之爱，推广开去，泛化普遍的爱，而不再是亲情范畴的狭隘的爱了。将之比类于近世西人所谓“博爱”，当属确当。荀子从反面来论证：“仁，爱也，故亲。”因为爱所以亲，即因为拥有爱心从而具有了亲人般的温情，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才是理想的人际关系。仁学思想可以说是儒家对周初“保民”“敬民”思想的进一步阐扬，于是“仁”也是理想的执政理念：“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敬事、诚信、爱人（仁爱），是孔子提出的执政三计。孟子从孔子的“仁者爱人”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出发，扩充、发展进而构建起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仁政”：亲亲、仁民、爱物。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有恒产则有恒心”，认为政府应该保证民众拥有足以丰衣足食的土地，并尽量减轻赋税。政治上，则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坚决反对兼并战争，反对任何“苛政”，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荀子也同意这样的治理理念：“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 “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无论是安定抑或富裕，都须以仁为代表的美德为前提、根基、根本。“君子行仁也无厌”“唯仁之为守”，主张要无条件地坚守仁德。当然孔子早就强调过，仁的至高价值：“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德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操守，又是极高明的美德目标，任何情况下绝不可放弃、失守，即使需要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仁”强调人己兼顾
“仁”的具体体现，既要自强不息又要助人有成，是人己兼顾，强调对别人的理解、尊重和包容。荀子认为，“仁者必敬人”，有仁爱之心的人，一定尊敬别人。“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敬，则是狎虎也。禽兽则乱，狎虎则危，灾及其身矣。” 不懂也做不到尊敬他人，就是禽兽；不学好，不知敬，无异于戏弄老虎，作恶者终究会被不仁不肖不敬诸般恶行反噬——自信苦果。“敬人有道。贤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礼敬于人，也有区别。对贤者，尊敬之并亲近之；对市侩小偷则敬而远之，是对邪恶的畏惧、厌恶，以防被荼毒、污染。表面上看，都是敬，而内在的情感则截然不同。理解、尊重、包容之德，是仁的一种表现，但又有贤与不肖的区别，对贤者敬而亲近。对不肖则敬而远之，不与之同流合污也。“君子之爱人也以德”；“君子好人之好”，君子之爱人，是要亲近有德者并效仿之，讲的都是仁爱间的微妙差别。孟子也说“狭与不恭，君子不由也。”理解、尊重、包容之德，是君子修养的表现，会很自然地表现出来。
“仁”突出实践性
“仁”作为伦理范畴最突出的是实践性。“仁”德当然与大众有关，但首先是精英（君子及以上人群）的责任，精英阶层要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做到“泛爱众而亲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仁”是理想人格的核心要素和基本表达，内心深处有“仁”的意愿又落实到日常行为中，是抵达真善美人生至境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在孔子创生儒学及后来孟荀董等所致力的儒学开拓中，“仁”都不过分强调形而上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特征，而直指人格升华、人性解放的现实生活，是贯穿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终极关怀。孔子在评价子产时说：“君子之道四焉：其行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行”“事”“养”“使”，都是动词，“恭、敬、惠、义”都须付诸于日常实际行动，须“先行其言”——以身立教，由居上位者群体的长期坚守而成为美德的榜样、楷模。所以孔子极力称道子产之“惠人”，是君子效法的榜样。仁德的践行，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博施”“济众”，说明仁爱精神其实与博爱精神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孔子将为政简单概括为“富之”“教之”两大基本任务。“富之”是要首先解决经济生产、物质生活这一基础问题；“教之”即以文化人或人文化育的教化功夫，直指开启民智之文化启蒙这一儒士（知识分子群体）的崇高使命。荀子对“富之”“教之”的发挥相当透彻：“不富无以养民。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我们通常会更多注意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 这一经济生产方面的细节，品味其中关注民生的淳淳人文关怀。这本来不错，然而，荀子同样重视甚至更强调的其实是“不教无以理民性”，也就是孔孟所重视的礼乐教化，荀子予以高度认同、高度重视，并具体罗列、细化为四：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而要完成的任务则是：教之、诲之、道之。荀子认为人的职责是“治”（人有其治），实施这一责任的则是士君子群体和政府机构。这种实用伦理智慧一方面要扬善，另一方面更要抑恶，具体表现在对极端的小人、恶人要有鲜明的态度，不姑息纵容。孔子认为对小人、恶人，君子不可一味地无原则地包容：“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谄媚者、诽谤者、愚鲁者、刚愎者，都属小人（人渣）中的极品，厌恶之、憎恨之，是人之常情，君子既是精英又是正常的普通人，必有正常的好恶情感，要“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汉儒认为，儒家的仁德需要“仁以恕，义以度，所好恶，与天下共之。”行仁德一定要与道义担当精神一致，抑恶而扬善，才是目的。所以，陆九渊说：“君子修德，必去其害德者。”否则就堕入“乡愿”之末流，沦落为“德之贼”了。如何抑制邪恶？除了“以直报怨”外，还要有法治的硬约束，这就涉及到儒家的法治思想了，限于篇幅，暂存而不论。
【傅永吉，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责任编辑/肖茂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