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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0月，一位女知青斗胆上书，请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此信惊动了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胡耀邦对这封信作了重要批示。1988年6月，中央365号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斗胆写这封信的女知青名叫萧芸。
下放农村
1949年9月出生的萧芸,1965年7月报名下放，与89名知青下放到湖南省湘潭县，在湘潭至韶山的铁路、公路沿线安营扎寨，组建了知青茶场。下乡时，萧芸年仅15岁，是知青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1968年12月31日，知青茶场解散，萧芸去了一个别人都不愿去的偏僻山村——老虎岩生产队落户。1977年，萧芸在农村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成了一位母亲。原打算就在农村这么度过一辈子，但知青大返城将这一平静打破了。
1979年7月中旬，已在乡中学当民办教师的萧芸碰到了大队管收发的人，那人说大队部有她的一封信。在此之前，她已多次向有关部门写信请求解决她的回城问题，但都石沉大海。这回，萧芸同样没抱什么希望。然而，她拆开信一看，信却是湘潭县公安局寄来的，里面附着一张表，同意萧芸和女儿将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等得心都快碎了的萧芸，在这突至的惊喜面前落下了眼泪。
结束了14年半的知青生活，萧芸被招工到丈夫所在的株洲市湘江机器厂里的南华幼儿园当了一名老师。那时，纷纷回城的知青所遇到的生活困难多得不可想像。大部分人虽然有了一份工作，但在工资级别、住房分配、福利待遇方面都得从头开始。特别是那些下乡插队十多年的知青，有的在农村成了家，如今拖儿带女，身无长技，干的工种是最差的，拿的工资是最低的。难道知青在农村劳动的成果就这样轻易地被一笔勾销？难道他们那一段献出了人生最美好年华的“蹉跎岁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湮没？
冒险写下“知青福音书”
湖南湘潭县的部分知青聚在萧芸家那几间平房里议论纷纷，后来知青们对她说：“萧芸，你有见识，文笔也好，你代表我们写一封信，要求把我们下乡的农龄改为工龄。我们都在信上签名，如果闯了祸，你坐了牢，你的孩子由我们大伙照看。”萧芸何尝不希望这样，这些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她，但现在要她执笔写这样的信，她不能不有所顾虑。后来她还是同意了。1982年国庆节的傍晚，她经过深思熟虑，以凳子当桌，坐在门槛上，几易其稿，终于写好了这封被后来人们称为“知青福音书”的信。以下便是这封信的原文：
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1964年至1968年下乡、1978年至1979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15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热泪回到“娘家”。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为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作为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几千万知青在农村，在边疆，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穿用），身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掮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说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杀。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的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无法理解，也不能忍受……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语：“不使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订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
此致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 萧芸
写好这封信后，萧芸做了三件事：一是请三天假回了一趟老家，帮父母打了2000斤煤饼；二是把自己的毛衣毛裤拆了，又添了几斤毛线，给6岁的女儿织了几件毛衣；三是对丈夫坦言，如果出事了，让他马上提出离婚，以免受到株连，然后找一位善良的女子结婚，让女儿有个完整的家。萧芸已经为这封信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信虽然已经写好，但寄给谁呢？萧芸想到了从湘江机器厂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美育》杂志社当编辑部主任的潘运告，他是萧芸当时认识的最大的一个官。
知青命运被改变
此后，这封信便开始了它独特的旅程。潘运告接到信后，认为信中所提问题非常重要并带有普遍意义，遂转交湖南人民出版社有关领导，并建议以本社收集的一种社情民意的名义提交湖南省委。出版社党委附了呈辞，加盖印章，此信遂被转到湖南省委办公厅。当时正好湖南省有一批急件，派专人坐飞机到北京请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于是这封信又加盖了湖南省委的大印，飞呈胡耀邦总书记的案头，成了胡耀邦落实政策“六年两千件”中的一件。
1983年元旦刚过，南华幼儿园园长突然通知萧芸到厂信访办去一趟。一进门，信访办主任就问：“你给省里写过信吗？”“嗯。”萧芸不知等待自己的是福是祸。“写的都是啥内容？”“要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算入工龄中。”信访办主任仔细打量了一下萧芸，僵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你真有两下子，省委办公厅来了电话，让我们信访办转告你，胡耀邦总书记对知青待遇作了批示，国家有关部门正着手调查解决知青的工龄问题。”听到这里，萧芸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
此举不仅改写了全国知青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全国8000万知青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的青春岁月由此得到了一种肯定。自此，知青们在晋级、评职称、分房等方面，都享受到了农龄变工龄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好处。
下放农村
1949年9月出生的萧芸,1965年7月报名下放，与89名知青下放到湖南省湘潭县，在湘潭至韶山的铁路、公路沿线安营扎寨，组建了知青茶场。下乡时，萧芸年仅15岁，是知青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1968年12月31日，知青茶场解散，萧芸去了一个别人都不愿去的偏僻山村——老虎岩生产队落户。1977年，萧芸在农村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成了一位母亲。原打算就在农村这么度过一辈子，但知青大返城将这一平静打破了。
1979年7月中旬，已在乡中学当民办教师的萧芸碰到了大队管收发的人，那人说大队部有她的一封信。在此之前，她已多次向有关部门写信请求解决她的回城问题，但都石沉大海。这回，萧芸同样没抱什么希望。然而，她拆开信一看，信却是湘潭县公安局寄来的，里面附着一张表，同意萧芸和女儿将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等得心都快碎了的萧芸，在这突至的惊喜面前落下了眼泪。
结束了14年半的知青生活，萧芸被招工到丈夫所在的株洲市湘江机器厂里的南华幼儿园当了一名老师。那时，纷纷回城的知青所遇到的生活困难多得不可想像。大部分人虽然有了一份工作，但在工资级别、住房分配、福利待遇方面都得从头开始。特别是那些下乡插队十多年的知青，有的在农村成了家，如今拖儿带女，身无长技，干的工种是最差的，拿的工资是最低的。难道知青在农村劳动的成果就这样轻易地被一笔勾销？难道他们那一段献出了人生最美好年华的“蹉跎岁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湮没？
冒险写下“知青福音书”
湖南湘潭县的部分知青聚在萧芸家那几间平房里议论纷纷，后来知青们对她说：“萧芸，你有见识，文笔也好，你代表我们写一封信，要求把我们下乡的农龄改为工龄。我们都在信上签名，如果闯了祸，你坐了牢，你的孩子由我们大伙照看。”萧芸何尝不希望这样，这些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她，但现在要她执笔写这样的信，她不能不有所顾虑。后来她还是同意了。1982年国庆节的傍晚，她经过深思熟虑，以凳子当桌，坐在门槛上，几易其稿，终于写好了这封被后来人们称为“知青福音书”的信。以下便是这封信的原文：
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1964年至1968年下乡、1978年至1979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15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热泪回到“娘家”。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为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作为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几千万知青在农村，在边疆，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穿用），身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掮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说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杀。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的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无法理解，也不能忍受……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语：“不使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订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
此致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 萧芸
写好这封信后，萧芸做了三件事：一是请三天假回了一趟老家，帮父母打了2000斤煤饼；二是把自己的毛衣毛裤拆了，又添了几斤毛线，给6岁的女儿织了几件毛衣；三是对丈夫坦言，如果出事了，让他马上提出离婚，以免受到株连，然后找一位善良的女子结婚，让女儿有个完整的家。萧芸已经为这封信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信虽然已经写好，但寄给谁呢？萧芸想到了从湘江机器厂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美育》杂志社当编辑部主任的潘运告，他是萧芸当时认识的最大的一个官。
知青命运被改变
此后，这封信便开始了它独特的旅程。潘运告接到信后，认为信中所提问题非常重要并带有普遍意义，遂转交湖南人民出版社有关领导，并建议以本社收集的一种社情民意的名义提交湖南省委。出版社党委附了呈辞，加盖印章，此信遂被转到湖南省委办公厅。当时正好湖南省有一批急件，派专人坐飞机到北京请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于是这封信又加盖了湖南省委的大印，飞呈胡耀邦总书记的案头，成了胡耀邦落实政策“六年两千件”中的一件。
1983年元旦刚过，南华幼儿园园长突然通知萧芸到厂信访办去一趟。一进门，信访办主任就问：“你给省里写过信吗？”“嗯。”萧芸不知等待自己的是福是祸。“写的都是啥内容？”“要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算入工龄中。”信访办主任仔细打量了一下萧芸，僵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你真有两下子，省委办公厅来了电话，让我们信访办转告你，胡耀邦总书记对知青待遇作了批示，国家有关部门正着手调查解决知青的工龄问题。”听到这里，萧芸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
此举不仅改写了全国知青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全国8000万知青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的青春岁月由此得到了一种肯定。自此，知青们在晋级、评职称、分房等方面，都享受到了农龄变工龄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