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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薛暮桥长期致力于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济理论学说与实践经验。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他认为应在发挥公有制经济绝对优势条件下，同时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城市中要把国企改革作为重点;要建立健全财政与金融体制等。目光回到当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无论是国内外环境，还是在具体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中，都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结合薛暮桥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理论学说与实践经验，我国在新发展阶段中要深入经济体制改革，需坚持“两个毫不犹豫”;坚持高质量发展，深化国企改革;同时，还要完善财政和金融体制建设。
关键词：薛暮桥;经济体制改革;新发展阶段;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25.055
1 薛暮桥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1.1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薛暮桥就凭借自己的经济理论，稳定住动荡的物价，为当时我国的经济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也累积了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我国的经济状况，薛暮桥就在思考如何实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有远见地指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其共存。上世纪70年代末期，薛暮桥在对我国经济发展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在保证公有制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条件下，在一定限度中建设少数的其他经济成分。
随着改革的逐步开展，处在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挑战。薛暮桥指出，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但是，如果只追求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抛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不符合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不能因为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提过社会主义可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就惧怕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盲目地认为这是在开历史倒车。经过不断实践，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逐渐清晰，即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其他经济形式组合构成。
1.2 国有企业改革是重点
随着农村地区包产到户的施行，农村经济水平得到提升，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率先在广大农村地区取得明显成效。这说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原本就十分具有活力，但只是未找到适合的发展模式，长期被“束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生产活力被重新激发。基于此，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迈向城市的时机已经成熟。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将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工作从农村改为城市。薛暮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在城市地区的重点应放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更具体地，是将更大的自主权有序的下放给国有企业自身。
统收统支的模式已经严重阻碍着传统国企的发展，如果给予传统国企更大的自主权，使经济效益被企业自身掌握，那么就能够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更重要的可以使其朝着现代化企业方向迈进。就国企应当拥有更大自主权这一问题，薛暮桥提出：第一，企业要设立可自由支配的基金，并且建立利润提成制度;第二，改进国企的生产技术和制造工艺，聚焦生产力的提升;第三，对企业原有领导与人事制度进行改革，同时结合国家要求和企业自身需求进行人事任用，做到人尽其才。除此之外，薛暮桥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孤立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相关配套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国企改革顺利推进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1.3 完善财政和金融体制建设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对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即通过下放分配权力将企业以及地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但是在财政改革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难题，例如有的地方上没有大局观念，只顾及到自身利益，而忽视了国家的整体利益。针对出现的问题，薛暮桥提出采用税收调节的方式，即除了个别大型企业之外，多数的中小企业可以分步、有序地停止以往上缴利润的形式，改为上缴税款，让税收在稳定财政上发挥功能。更进一步地，针对企业上缴税款的比例问题，薛暮橋指出，相较于国家在企业分成中所取得的比例，企业上缴的所得税应不低于这个比例。
在当时普遍“非税论”的观点中，薛暮桥提出发挥税收调节以改善财政收支的模式是极富先见之明的，即便在当下，税收仍然是做好财政工作的有效手段。金融体制方面，银行作为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机制，薛暮桥提出要重视银行体系的建设，逐步建成以央行为首、其他各专业银行一并构成的符合我国实际的金融系统。与此同时，要充分运用利率调节的作用。
2 新发展阶段下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2.1 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
自2020年伊始至今，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数十万人因此失去生命，全球经济遭到重创，国际形势也变得比以往更加紧张。不仅如此，一些国家动借新冠肺炎疫情问题无端指责中国，甚至不断将问题上升为意识形态的对抗，抨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除此之外，一些发达国家在高科技领域频频向中国发难，企图阻止我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与进步。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深刻影响着我国“十四五”时期的各项工作，也势必会为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带来挑战。
国内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体中共人民齐心协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促使我国成为2020年度全球唯一实现GDP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仍未散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预计将大于‘非典’疫情时期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本身抗风险能力相对较低，在疫情的影响之下，超过五成的企业认为企业因疫情损失严重，经营出现困难甚至亏损。疫情带来的挑战只是一个缩影，它说明企业所处的经济体制仍需要不断完善，以提高我国经济体制的抗风险能力。
2.2 国企改革面临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就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国企改革一直是核心问题。我国经过探索，目前国企改革已经迈进攻坚期。进入新发展阶段，一方面要肯定国企改革取得成绩，无论是国企的运行机制、社会定位，还是市场竞争力，国企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大型国有企业真正起到支柱作用，而且在全球市场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一些不足以及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国企仍然处于改革进程之中，要完全达到市场经济的要求仍需时日。第一，一些国有企业行政化管理色彩严重，这说明就整个市场经济而言，这些国有企业在经营者管理制度方面还不能够很好地适应，会变相导致国企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第二，在人事制度方面，有的国有企业没有遵循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同时也缺乏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第三，现行国资监管与现代化企业发展的需求不平衡。例如，就某一国企董事会而言，该国有企业上级机关的意见还是起决定性的，国有企业上级管理机关、国企董事会以及国企实际经营者之间的联系仍需进一步平衡。
2.3 系统性金融风险
自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得益于党在金融工作方面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的逐渐丰富，我国金融业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现代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环境下，金融的地位和作用随着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变得日益突出。但另一方面，相较于以往相对单一的金融体系而言，当前的金融体系要更加的复杂，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大大增加了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几率。
其实，金融风险并不是当前新发展阶段特有的“产物”，而是一直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而存在的，只是说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而进入新发展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出现了众多促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要素。例如，经济由原来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企业的资产负债可能会出现恶化，无形中会累积众多金融风险;杠杆率过高也是一大风险点，尤其是针对非金融企业而言，高杠杆率意味着高风险;在监管方面，我们的经验相较于发达国家来说还不够成熟，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科技的极速发展而衍生的互联网金融领域，近年来已经频频“暴雷”。以上要素还只是金融风险领域的冰山一角，新发展阶段要想让金融发挥更大的作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势在必行。
3 新发展阶段下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路径
3.1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薛暮桥深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强调在确保公有制经济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成分经济，随后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40年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不仅实现了经济稳定增长，人民生活得到最根本保证，更是刷新了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明确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入进发展阶段，要始终不渝坚定社会主义立场，坚持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要求，确保公有制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作用。另一方面，要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鼓励、支持与引导，客观评价其作用与贡献。无论是在认识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不能对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抱有偏见，更要切實结合非公有制经济实际制定政策并确保落到实处。
3.2 坚持高质量发展，深化国企改革
结合经济发展规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主题。高质量发展，国企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深化国企改革的步伐应继续迈进。
新发展阶段有新特点，国企改革也要做出相应调整。第一，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作用，确保国有企业改革不偏向，保证国家整体利益，更重要的是可以确保政策的落实。第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针对国有企业管理行政化问题，要简化国有企业上级机关或者对下级公司的行政审批流程，让国有企业应当拥有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明确各级拥有的权力，这样可以促使各方在相应职权内提高效率。第三，适应新发展要求，建立同时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与国家战略方针相统一的人事管理制度，既要保证国企实际经营者有正确的政治站位，又要以相应约束与激励机制增强改革动力。
3.3 完善财政与金融体系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财政税收制度和金融制度在我国逐渐得到发展。尤其是在当前的新发展阶段，金融领域出现风险的几率变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进入“十四五”发展阶段，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财政与金融体系建设。对此，要从以下几点着手，将系统性金融风险消灭在萌芽阶段。
第一，确保金融行业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前期之所以会出现一些行业与部门频频出现金融风险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对这些行业与部门领导的弱化。因此，要想使财政与金融体制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必须在金融行业中加强党的领导，以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与稳定。第二，着力实体经济的成长与壮大，促进其健康平稳发展，处理好与虚拟经济的联系，防止资金出现“脱实向虚”，积极引导资源要素的流入。第三，平稳进行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1]薛暮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薛暮桥文集（第八卷）[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90.
[2]薛暮桥.再论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薛暮桥文集（第八卷）[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220.
[3]薛暮桥.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417.
[4]廖茂林，张明源.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4）：25-33.
[5]张夏恒.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中小微企业的影响及应对[J].中国流通经济，2020，34（03）：26-34.
[6]王东京.国企改革攻坚的路径选择与操作思路[J].管理世界，2019，35（02）：1-6.
[7]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0.
关键词：薛暮桥;经济体制改革;新发展阶段;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25.055
1 薛暮桥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1.1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薛暮桥就凭借自己的经济理论，稳定住动荡的物价，为当时我国的经济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也累积了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我国的经济状况，薛暮桥就在思考如何实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有远见地指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其共存。上世纪70年代末期，薛暮桥在对我国经济发展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在保证公有制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条件下，在一定限度中建设少数的其他经济成分。
随着改革的逐步开展，处在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挑战。薛暮桥指出，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但是，如果只追求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抛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不符合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不能因为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提过社会主义可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就惧怕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盲目地认为这是在开历史倒车。经过不断实践，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逐渐清晰，即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其他经济形式组合构成。
1.2 国有企业改革是重点
随着农村地区包产到户的施行，农村经济水平得到提升，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率先在广大农村地区取得明显成效。这说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原本就十分具有活力，但只是未找到适合的发展模式，长期被“束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生产活力被重新激发。基于此，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迈向城市的时机已经成熟。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将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工作从农村改为城市。薛暮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在城市地区的重点应放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更具体地，是将更大的自主权有序的下放给国有企业自身。
统收统支的模式已经严重阻碍着传统国企的发展，如果给予传统国企更大的自主权，使经济效益被企业自身掌握，那么就能够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更重要的可以使其朝着现代化企业方向迈进。就国企应当拥有更大自主权这一问题，薛暮桥提出：第一，企业要设立可自由支配的基金，并且建立利润提成制度;第二，改进国企的生产技术和制造工艺，聚焦生产力的提升;第三，对企业原有领导与人事制度进行改革，同时结合国家要求和企业自身需求进行人事任用，做到人尽其才。除此之外，薛暮桥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孤立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相关配套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国企改革顺利推进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1.3 完善财政和金融体制建设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对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即通过下放分配权力将企业以及地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但是在财政改革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难题，例如有的地方上没有大局观念，只顾及到自身利益，而忽视了国家的整体利益。针对出现的问题，薛暮桥提出采用税收调节的方式，即除了个别大型企业之外，多数的中小企业可以分步、有序地停止以往上缴利润的形式，改为上缴税款，让税收在稳定财政上发挥功能。更进一步地，针对企业上缴税款的比例问题，薛暮橋指出，相较于国家在企业分成中所取得的比例，企业上缴的所得税应不低于这个比例。
在当时普遍“非税论”的观点中，薛暮桥提出发挥税收调节以改善财政收支的模式是极富先见之明的，即便在当下，税收仍然是做好财政工作的有效手段。金融体制方面，银行作为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机制，薛暮桥提出要重视银行体系的建设，逐步建成以央行为首、其他各专业银行一并构成的符合我国实际的金融系统。与此同时，要充分运用利率调节的作用。
2 新发展阶段下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2.1 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
自2020年伊始至今，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数十万人因此失去生命，全球经济遭到重创，国际形势也变得比以往更加紧张。不仅如此，一些国家动借新冠肺炎疫情问题无端指责中国，甚至不断将问题上升为意识形态的对抗，抨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除此之外，一些发达国家在高科技领域频频向中国发难，企图阻止我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与进步。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深刻影响着我国“十四五”时期的各项工作，也势必会为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带来挑战。
国内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体中共人民齐心协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促使我国成为2020年度全球唯一实现GDP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仍未散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预计将大于‘非典’疫情时期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本身抗风险能力相对较低，在疫情的影响之下，超过五成的企业认为企业因疫情损失严重，经营出现困难甚至亏损。疫情带来的挑战只是一个缩影，它说明企业所处的经济体制仍需要不断完善，以提高我国经济体制的抗风险能力。
2.2 国企改革面临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就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国企改革一直是核心问题。我国经过探索，目前国企改革已经迈进攻坚期。进入新发展阶段，一方面要肯定国企改革取得成绩，无论是国企的运行机制、社会定位，还是市场竞争力，国企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大型国有企业真正起到支柱作用，而且在全球市场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一些不足以及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国企仍然处于改革进程之中，要完全达到市场经济的要求仍需时日。第一，一些国有企业行政化管理色彩严重，这说明就整个市场经济而言，这些国有企业在经营者管理制度方面还不能够很好地适应，会变相导致国企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第二，在人事制度方面，有的国有企业没有遵循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同时也缺乏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第三，现行国资监管与现代化企业发展的需求不平衡。例如，就某一国企董事会而言，该国有企业上级机关的意见还是起决定性的，国有企业上级管理机关、国企董事会以及国企实际经营者之间的联系仍需进一步平衡。
2.3 系统性金融风险
自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得益于党在金融工作方面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的逐渐丰富，我国金融业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现代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环境下，金融的地位和作用随着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变得日益突出。但另一方面，相较于以往相对单一的金融体系而言，当前的金融体系要更加的复杂，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大大增加了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几率。
其实，金融风险并不是当前新发展阶段特有的“产物”，而是一直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而存在的，只是说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而进入新发展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出现了众多促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要素。例如，经济由原来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企业的资产负债可能会出现恶化，无形中会累积众多金融风险;杠杆率过高也是一大风险点，尤其是针对非金融企业而言，高杠杆率意味着高风险;在监管方面，我们的经验相较于发达国家来说还不够成熟，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科技的极速发展而衍生的互联网金融领域，近年来已经频频“暴雷”。以上要素还只是金融风险领域的冰山一角，新发展阶段要想让金融发挥更大的作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势在必行。
3 新发展阶段下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路径
3.1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薛暮桥深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强调在确保公有制经济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成分经济，随后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40年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不仅实现了经济稳定增长，人民生活得到最根本保证，更是刷新了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明确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入进发展阶段，要始终不渝坚定社会主义立场，坚持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要求，确保公有制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作用。另一方面，要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鼓励、支持与引导，客观评价其作用与贡献。无论是在认识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不能对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抱有偏见，更要切實结合非公有制经济实际制定政策并确保落到实处。
3.2 坚持高质量发展，深化国企改革
结合经济发展规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主题。高质量发展，国企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深化国企改革的步伐应继续迈进。
新发展阶段有新特点，国企改革也要做出相应调整。第一，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作用，确保国有企业改革不偏向，保证国家整体利益，更重要的是可以确保政策的落实。第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针对国有企业管理行政化问题，要简化国有企业上级机关或者对下级公司的行政审批流程，让国有企业应当拥有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明确各级拥有的权力，这样可以促使各方在相应职权内提高效率。第三，适应新发展要求，建立同时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与国家战略方针相统一的人事管理制度，既要保证国企实际经营者有正确的政治站位，又要以相应约束与激励机制增强改革动力。
3.3 完善财政与金融体系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财政税收制度和金融制度在我国逐渐得到发展。尤其是在当前的新发展阶段，金融领域出现风险的几率变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进入“十四五”发展阶段，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财政与金融体系建设。对此，要从以下几点着手，将系统性金融风险消灭在萌芽阶段。
第一，确保金融行业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前期之所以会出现一些行业与部门频频出现金融风险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对这些行业与部门领导的弱化。因此，要想使财政与金融体制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必须在金融行业中加强党的领导，以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与稳定。第二，着力实体经济的成长与壮大，促进其健康平稳发展，处理好与虚拟经济的联系，防止资金出现“脱实向虚”，积极引导资源要素的流入。第三，平稳进行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1]薛暮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薛暮桥文集（第八卷）[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90.
[2]薛暮桥.再论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薛暮桥文集（第八卷）[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220.
[3]薛暮桥.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417.
[4]廖茂林，张明源.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4）：25-33.
[5]张夏恒.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中小微企业的影响及应对[J].中国流通经济，2020，34（03）：26-34.
[6]王东京.国企改革攻坚的路径选择与操作思路[J].管理世界，2019，35（02）：1-6.
[7]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