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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教育界有两件性质类似的事情在中美两国之间同时进行，那就是弱化甚至取消高考加分。在全球信息化的时代，全球教育界普遍认识到，高考加分并不公平。首先，获得加分的人并非加分政策照顾的目标——贫困人群中真正杰出的人。在美国，法庭已经受理了两名白人学生诉德克萨斯大学对少数民族学生加分的不公平案；在中国，2013年成为了奥赛冠军获得高考保送资格的最后一年。
取消加分：世界在行动
中美两国都有针对少数民族和特殊人才的加分政策。目前美国正在酝酿取消少数民族加分，而中国正在执行取消相当一部分特殊人才加分。
在特殊人才加分方面，美国大学在自主招生过程中，会对有特长的学生降分录取。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华裔学生马凯文组织了一个21点赌博小组，横扫拉斯维加斯各大赌场，利用算牌方式（未被认为是作弊）赢了约1000万美元，因此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录取；脸书网（FACEBOOK）创始人之一爱德华多·萨维林，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原因是，他在期货市场上炒石油赚了几百万美元。这两位的事迹都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如果算分数，他们两位都比不上其他同学。美国大学自主招生过程中的这些加分录取，是由大学自己决定，而非由标准化考试确定加分资格。
与美国高校自主决定学生的何种特长可加分不同，中国的加分录取则是通过一些官方或准官方组织举办的比赛来统一确定加分资格。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奥赛加分。但是从2014年开始，将取消奥赛比赛获奖者的保送资格。2010年11月19日，教育部网站发表题为《严格规范招生管理 维护教育公平公正 积极引导素质教育 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教育部等五部门规范和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的文章，对高考加分政策做出调整：对奥赛全国决赛获奖学生、科技类竞赛相关获奖学生，由原来的可具备加分、保送资格，调整为高校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给予参加本校自主选拔录取考核的资格，是否可享受加分照顾由生源所在地省级招委决定，不再具备保送资格；对奥赛省赛区一等奖获奖学生，由原来的可具备保送、加分资格，调整为高校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给予参加本校自主选拔录取考核的资格，不再具备保送、加分资格。
但是对于获得奥赛全国决赛一等奖并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遴选为参加国际奥赛国家集训队的学生，教育部决定仍给予保送资格。这既与田径、游泳、球类等其他体育项目国家队员保送进入高校的规定相一致，也与国外的情况并无不同。备战国际比赛不能保证国内考试时间，因此予以特殊照顾。
在英国，教育界专家也对大学招生过程中根据家庭背景“调整录取标准”提出了公开批评。戴维·贝尔爵士（Sir David Bell）曾在前工党政府首相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和本届政府教育大臣迈克尔·高夫手下任教育部“永久大臣”6年，2012年辞职后担任雷丁大学（Reading University）副校长。他前不久发表言论称，大学招生时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申请人降低录取标准，使他们比来自中产阶层家庭的申请人更具优势，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给差生开后门。他强调，高等院校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申请人不应该采取不同的标准，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他的这种表态并非个人见解，而是代表了英国教育界的一种思潮。
频繁造假让加分公信力下降
2014年取消高考奥赛保送资格的决定，是在2010年做出并提前3年公布的。导致这一决定出台的原因，是社会上对各种保送、加分的普遍质疑。权势家庭子女组成“高考加分俱乐部”，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一时间，媒体爆料出各种加分、保送方面的造假和腐败案例：体育部门组织的收费武术比赛设置众多获奖项目，很多项目只有一人参赛并轻松夺冠；有干部子女改变民族，获得假的民族加分；有教育部门利用职权在职工内部组织某些特长比赛，并规定这些比赛可以作为加分项目，于是教师子女踊跃参加，得奖人人有份……
这其中，最容易造假的就是科学竞赛项目和体育竞赛项目。前面提到的航海模型加分测试就是科学类加分测试，此外还有无线电定向测试、天文望远镜组装测试等等，这些比赛项目有两个特点，首先是要交钱才能参加，其次是信息不公开，只在特定人群中发布参赛通知。而比赛的获奖比例则是有保证的。与科学类竞赛加分比起来，高考体育加分的问题更多。近年来，高考体育特长生加分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运动员等级证书造假；二是比赛或测试组织不规范，替赛、替考现象严重；三是一些与体能、运动技能关系不大的科技类竞赛项目被列为体育项目，如航空、航海模型比赛本身主要运用器材比赛，但是也可以被列为体育运动，其赛事组织管理及评奖问题多多。
在取消保送资格的同时，国家对体育特长生加分项目也进行了适当调整，加分项目限定为8项在中学普及范围广、锻炼效果好的项目。此外只允许各省份增加不超过2个强身健体类项目。不被称为加分但又被大家认为加分最多的项目则是艺术和传媒类院校组织的艺考。传媒类艺考对文化分要求远低于普通高考分数，被公认为另类的高考加分，传媒艺术高考拿到合格证相当于高考时加了200分左右。种种夸张的、甚至是造假得来的加分，令高考加分不公超出了公众忍受的底线。
加分最后的盛宴
2013年是高考各项加分畅通无阻的最后一年。在全民参与奥赛比赛、各项体育加分的同时，一些知识分子利用职务之便为子女谋求加分，与舞弊造假导致的加分不公相比，这种不公是隐形的，但是同样不公。
2012年第32届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公示名单显示，在小学组，六年级学生写出了《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朗伊尔宾1号冰川不同海拔梯度环境对北极罂粟生长的影响》；在中学组，高一学生写了《北极苔原地区土壤、水体等自然生态条件对北极植被生长性状的影响》，高二学生写了《应用组织芯片技术研究Glypican-3对原发性肝细胞癌诊断及鉴别诊断的意义》，高三学生写了《一种新堆型核电站辅机凝汽系统故障诊断的SDG建模方法初步研究》。
北京学生高精尖项目之一，是北京的“青少年科技后备人才早期培养计划”。该计划选择一些中学生进入中科院各院所、北大和清华等高校的重点实验室，其宗旨是“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科研活动”“使他们接受科学精神、科学道德的熏陶，并掌握初步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技能”。这并没有授权青少年在重点实验室进行独立实验。那么这些学生是怎么获得独立实验机会的呢？知情人士透露，写出这些论文的学生，都是科研部门工作人员的子弟。一些国家级实验室挂牌为校外培训基地，就是为了给这些本系统子弟开绿灯。北京普通学校的普通学生对这些事情根本一无所知。 科研的核心部分是提出实验思路和设计，即使攻读博士、有相当科研能力者，通常也不得不在导师的思路和设计下做验证的工作，这些利用业余时间搞科研的未成年人反而能操导师的权柄、独立主持与他们年龄不相符的科研项目，这背后就是他们的家长利用职务之便给他们开了绿灯。历年来北京市科创大赛的规则，都有决赛展示和答辩的规则，是考虑了对项目的防伪、辨伪，但对于有心作假、精心准备的参赛者而言，并非是逾越不过的沟堑。而且由于圈子严密，历年来从未传出丑闻。操作手法就是，医学专家把孩子交给原子能专家，原子能专家把孩子交给环保专家……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圈子。
成都的一起案例把这一切曝光了出来。2009年第25届成都市科技创新大赛，一位初三女生写出了《子痫患者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水平的变化及意义》，内容基于3年对几十名孕妇的临床观察。她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其父是某大医院研究生殖系统的专家；另一位提交材料学论文的学生，其父是某大学高分子材料实验室负责人。由于没有构建互利圈子，成都太过赤裸裸的拼爹曝光，致使成都教育局宣布取消该赛事一等奖中考加15分的规定。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升学加分，中小学生不会对各级科创大赛如此趋之如鹜，知识分子自然不会一门心思为子女拼爹。
做减法应对腐败
普通高校招生相关加分政策可分为鼓励性加分和照顾性加分两大类。鼓励性加分，是指考生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了某些方面的成就，由此获得一些加分的机会；照顾性加分，是指考生的自然属性和国家相关照顾政策下的加分，如民族政策所产生的加分。
回看北京2011年高考，1.2万多名考生有各类加分，占总考生的16%。北京市2012年规定，获全国科创大赛一、二等奖的，高考加20分；获本市科创大赛一等奖的，高考加10分；获本市科创大赛奖励的，中考时各门课各加1分，小升初时也有优势。据统计，2012年参加北京市科技创新大赛的，有30多万人，占全市中小学生的四分之一强。这些加分生分的不是全国考生的高考录取机会，而是只占全国考生总数7%的北京考生录取机会，这使得没有获得加分的其他北京考生机会更少。而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1978年全面恢复高考以来，最开始只有全国级的加分，随后出现了省市级的加分；一开始只有体育、艺术和科技等素质加分，随后出现了身份加分；就素质加分而言，体育项目、艺术门类和科技竞赛的数量有递增的趋势。这简直是破窗效应的经典现实演绎：高考加分就好像一栋无人看守的大楼，随着第一扇玻璃窗被人打碎，越来越多的玻璃窗被不断打碎。最终，整栋大楼将没有一扇玻璃窗是完好的。那时候，高考的公信力自然荡然无存。
这些年，被发现造假谋取加分的现象如过江之鲫，如贵州2011年居然批量制造了105名射击类“国家二级运动员”。国家采取的应对方法很简单也将很有效，就是做减法，逐步取消名目繁多的加分政策，让加分腐败没有用武之地，恢复高考的完整性、严肃性和公正性。按照“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的原则，项目调整从2011年开始执行。具体就是，从2011年秋季进入高一的学生开始适用调整后的新办法；2011年之前已进入高中学习的学生，仍执行调整前的办法。2011年之前已进入高中学习的学生，无论是已获得相关赛事奖项的，还是准备参加比赛的，根据其获奖情况参照原办法享受相应加分照顾。2014年招生时将全部适用调整后的新办法。不过，也有一些省市在国家规定的时限前就对这些被认为存在较多问题的政策，提前进行了调整。
取消加分：世界在行动
中美两国都有针对少数民族和特殊人才的加分政策。目前美国正在酝酿取消少数民族加分，而中国正在执行取消相当一部分特殊人才加分。
在特殊人才加分方面，美国大学在自主招生过程中，会对有特长的学生降分录取。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华裔学生马凯文组织了一个21点赌博小组，横扫拉斯维加斯各大赌场，利用算牌方式（未被认为是作弊）赢了约1000万美元，因此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录取；脸书网（FACEBOOK）创始人之一爱德华多·萨维林，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原因是，他在期货市场上炒石油赚了几百万美元。这两位的事迹都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如果算分数，他们两位都比不上其他同学。美国大学自主招生过程中的这些加分录取，是由大学自己决定，而非由标准化考试确定加分资格。
与美国高校自主决定学生的何种特长可加分不同，中国的加分录取则是通过一些官方或准官方组织举办的比赛来统一确定加分资格。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奥赛加分。但是从2014年开始，将取消奥赛比赛获奖者的保送资格。2010年11月19日，教育部网站发表题为《严格规范招生管理 维护教育公平公正 积极引导素质教育 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教育部等五部门规范和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的文章，对高考加分政策做出调整：对奥赛全国决赛获奖学生、科技类竞赛相关获奖学生，由原来的可具备加分、保送资格，调整为高校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给予参加本校自主选拔录取考核的资格，是否可享受加分照顾由生源所在地省级招委决定，不再具备保送资格；对奥赛省赛区一等奖获奖学生，由原来的可具备保送、加分资格，调整为高校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给予参加本校自主选拔录取考核的资格，不再具备保送、加分资格。
但是对于获得奥赛全国决赛一等奖并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遴选为参加国际奥赛国家集训队的学生，教育部决定仍给予保送资格。这既与田径、游泳、球类等其他体育项目国家队员保送进入高校的规定相一致，也与国外的情况并无不同。备战国际比赛不能保证国内考试时间，因此予以特殊照顾。
在英国，教育界专家也对大学招生过程中根据家庭背景“调整录取标准”提出了公开批评。戴维·贝尔爵士（Sir David Bell）曾在前工党政府首相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和本届政府教育大臣迈克尔·高夫手下任教育部“永久大臣”6年，2012年辞职后担任雷丁大学（Reading University）副校长。他前不久发表言论称，大学招生时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申请人降低录取标准，使他们比来自中产阶层家庭的申请人更具优势，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给差生开后门。他强调，高等院校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申请人不应该采取不同的标准，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他的这种表态并非个人见解，而是代表了英国教育界的一种思潮。
频繁造假让加分公信力下降
2014年取消高考奥赛保送资格的决定，是在2010年做出并提前3年公布的。导致这一决定出台的原因，是社会上对各种保送、加分的普遍质疑。权势家庭子女组成“高考加分俱乐部”，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一时间，媒体爆料出各种加分、保送方面的造假和腐败案例：体育部门组织的收费武术比赛设置众多获奖项目，很多项目只有一人参赛并轻松夺冠；有干部子女改变民族，获得假的民族加分；有教育部门利用职权在职工内部组织某些特长比赛，并规定这些比赛可以作为加分项目，于是教师子女踊跃参加，得奖人人有份……
这其中，最容易造假的就是科学竞赛项目和体育竞赛项目。前面提到的航海模型加分测试就是科学类加分测试，此外还有无线电定向测试、天文望远镜组装测试等等，这些比赛项目有两个特点，首先是要交钱才能参加，其次是信息不公开，只在特定人群中发布参赛通知。而比赛的获奖比例则是有保证的。与科学类竞赛加分比起来，高考体育加分的问题更多。近年来，高考体育特长生加分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运动员等级证书造假；二是比赛或测试组织不规范，替赛、替考现象严重；三是一些与体能、运动技能关系不大的科技类竞赛项目被列为体育项目，如航空、航海模型比赛本身主要运用器材比赛，但是也可以被列为体育运动，其赛事组织管理及评奖问题多多。
在取消保送资格的同时，国家对体育特长生加分项目也进行了适当调整，加分项目限定为8项在中学普及范围广、锻炼效果好的项目。此外只允许各省份增加不超过2个强身健体类项目。不被称为加分但又被大家认为加分最多的项目则是艺术和传媒类院校组织的艺考。传媒类艺考对文化分要求远低于普通高考分数，被公认为另类的高考加分，传媒艺术高考拿到合格证相当于高考时加了200分左右。种种夸张的、甚至是造假得来的加分，令高考加分不公超出了公众忍受的底线。
加分最后的盛宴
2013年是高考各项加分畅通无阻的最后一年。在全民参与奥赛比赛、各项体育加分的同时，一些知识分子利用职务之便为子女谋求加分，与舞弊造假导致的加分不公相比，这种不公是隐形的，但是同样不公。
2012年第32届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公示名单显示，在小学组，六年级学生写出了《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朗伊尔宾1号冰川不同海拔梯度环境对北极罂粟生长的影响》；在中学组，高一学生写了《北极苔原地区土壤、水体等自然生态条件对北极植被生长性状的影响》，高二学生写了《应用组织芯片技术研究Glypican-3对原发性肝细胞癌诊断及鉴别诊断的意义》，高三学生写了《一种新堆型核电站辅机凝汽系统故障诊断的SDG建模方法初步研究》。
北京学生高精尖项目之一，是北京的“青少年科技后备人才早期培养计划”。该计划选择一些中学生进入中科院各院所、北大和清华等高校的重点实验室，其宗旨是“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科研活动”“使他们接受科学精神、科学道德的熏陶，并掌握初步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技能”。这并没有授权青少年在重点实验室进行独立实验。那么这些学生是怎么获得独立实验机会的呢？知情人士透露，写出这些论文的学生，都是科研部门工作人员的子弟。一些国家级实验室挂牌为校外培训基地，就是为了给这些本系统子弟开绿灯。北京普通学校的普通学生对这些事情根本一无所知。 科研的核心部分是提出实验思路和设计，即使攻读博士、有相当科研能力者，通常也不得不在导师的思路和设计下做验证的工作，这些利用业余时间搞科研的未成年人反而能操导师的权柄、独立主持与他们年龄不相符的科研项目，这背后就是他们的家长利用职务之便给他们开了绿灯。历年来北京市科创大赛的规则，都有决赛展示和答辩的规则，是考虑了对项目的防伪、辨伪，但对于有心作假、精心准备的参赛者而言，并非是逾越不过的沟堑。而且由于圈子严密，历年来从未传出丑闻。操作手法就是，医学专家把孩子交给原子能专家，原子能专家把孩子交给环保专家……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圈子。
成都的一起案例把这一切曝光了出来。2009年第25届成都市科技创新大赛，一位初三女生写出了《子痫患者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水平的变化及意义》，内容基于3年对几十名孕妇的临床观察。她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其父是某大医院研究生殖系统的专家；另一位提交材料学论文的学生，其父是某大学高分子材料实验室负责人。由于没有构建互利圈子，成都太过赤裸裸的拼爹曝光，致使成都教育局宣布取消该赛事一等奖中考加15分的规定。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升学加分，中小学生不会对各级科创大赛如此趋之如鹜，知识分子自然不会一门心思为子女拼爹。
做减法应对腐败
普通高校招生相关加分政策可分为鼓励性加分和照顾性加分两大类。鼓励性加分，是指考生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了某些方面的成就，由此获得一些加分的机会；照顾性加分，是指考生的自然属性和国家相关照顾政策下的加分，如民族政策所产生的加分。
回看北京2011年高考，1.2万多名考生有各类加分，占总考生的16%。北京市2012年规定，获全国科创大赛一、二等奖的，高考加20分；获本市科创大赛一等奖的，高考加10分；获本市科创大赛奖励的，中考时各门课各加1分，小升初时也有优势。据统计，2012年参加北京市科技创新大赛的，有30多万人，占全市中小学生的四分之一强。这些加分生分的不是全国考生的高考录取机会，而是只占全国考生总数7%的北京考生录取机会，这使得没有获得加分的其他北京考生机会更少。而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1978年全面恢复高考以来，最开始只有全国级的加分，随后出现了省市级的加分；一开始只有体育、艺术和科技等素质加分，随后出现了身份加分；就素质加分而言，体育项目、艺术门类和科技竞赛的数量有递增的趋势。这简直是破窗效应的经典现实演绎：高考加分就好像一栋无人看守的大楼，随着第一扇玻璃窗被人打碎，越来越多的玻璃窗被不断打碎。最终，整栋大楼将没有一扇玻璃窗是完好的。那时候，高考的公信力自然荡然无存。
这些年，被发现造假谋取加分的现象如过江之鲫，如贵州2011年居然批量制造了105名射击类“国家二级运动员”。国家采取的应对方法很简单也将很有效，就是做减法，逐步取消名目繁多的加分政策，让加分腐败没有用武之地，恢复高考的完整性、严肃性和公正性。按照“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的原则，项目调整从2011年开始执行。具体就是，从2011年秋季进入高一的学生开始适用调整后的新办法；2011年之前已进入高中学习的学生，仍执行调整前的办法。2011年之前已进入高中学习的学生，无论是已获得相关赛事奖项的，还是准备参加比赛的，根据其获奖情况参照原办法享受相应加分照顾。2014年招生时将全部适用调整后的新办法。不过，也有一些省市在国家规定的时限前就对这些被认为存在较多问题的政策，提前进行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