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问题是古代中国的重要问题，在古代，建都地点是重要的论证内容，有多样的原因。周振鹤先生在《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政治地理这一分析视角，认为都城建设有存在稳固政权根据地的因素，以此来解释在短暂的时期内，某一政权往往出现建都地点在两地间徘徊转移的情况。这是政治观念对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投射，无论对于历史研究抑或当代规划，都应当予以重视。
　　周振鹤先生对于各个都城的具体分析都具有创造性的见解，然对于隋唐之际长安洛阳的两地争执，可能是介于篇幅问题，周振鹤先生在此文中有未曾展开论述的部分，因此有立论不足的地方。周振鹤先生以为，西周至于唐代，长安洛阳两地均是适宜建都的地方，因此这一时期内，都城在长安洛阳两地间徘徊；同时隋唐之际，经济文化重心依然在黄河流域，加之关中本位政策的影响，长安地位不至于下降，只能用洛阳天下之中的地位来纠正长安的偏向，因此把都城局限在区位优势突出的长安洛阳两地。
　　愚以为，隋唐之际长安洛阳的争执已经接近尾声，长安洛阳的区位状态此时也有不同。隋唐之际长安与洛阳并非能说成是同等地位上的建都地点，况且隋唐之际的文化中心是否在黄河流域，仍然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此外，洛阳是否是“纠正”长安，还需要联系当时的政治现实，用政治地理视角来予以分析。
　　首先分析第一点，隋唐之际长安洛阳的区位状态。对于隋唐时期来说，长安洛阳都是传统意义上的都城，况且两地都有周汉两代大的统一王朝作政治信用背书，自然对天下百姓形成向心力，因此不存在政治观念上的偏废之感。从这一政治观念出发，长安洛阳属于同等地位。当然不可忽视，隋唐两朝贵族均处于关陇之中，长安确实接近根据地，据险固守也有此考虑，但此处用关中本位政策来简单地划定长安洛阳何地更胜一筹，实有不足之处。
　　隋唐贵族出于关陇是不争的事实，但不代表所有的隋唐贵族还要继续执行强化关中的政策。杨坚出于关中不假，但炀帝其人长居江南，身有明显的南方士大夫特征，自己也有广泛的江南情结，因此炀帝的执政特点有明显的弱化关陇势力，强化南北共生特征。炀帝出镇扬州期间，视江南为文化圣地，对江南文化体现出求贤若渴的态度，收纳了大量的南方文士来充盈自己的政治团体“招引才学之士……百余人以充学士”。炀帝在文化思想上贴近南方，通过“言习吴音”的方式博取江南士族的好感。而在登基之后，这些南方文人成为了炀帝打击关陇贵族的工具，炀帝时期的“五贵”集团中已不是单纯的北朝势力主导，宇文述、苏威为传统的北周勋贵，裴矩身有北齐背景，虞世基、裴蕴二人则有江南一系背景。“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的情景证明，炀帝时朝中官员的地域更替已卓有成效。炀帝以江南势力牵制北朝勋贵的同时，暗暗打击北朝势力，“魏、周官不得为荫”。由此江南与北朝士子在为官上并无二致，开始趋向同等地位。
　　因此在炀帝登基之后，选择远离大兴城（长安），迁都洛阳，并非是如周振鹤先生所说，为了稳固关陇地区这一根据地。换言之，洛阳不是对长安的纠正，而是对长安的彻底反动。特别是炀帝对江南的看法也不能为周振鹤先生的观点提供佐证。炀帝一直将江南作为大本营来建设，开皇年间争夺储君地位时，炀帝曾经表示，如若事情不成，则“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实行割据之事。隋末三巡江都时，义军蜂起，炀帝意图“筑宫丹阳”，偏安江南。此两件事足以证明此时的国家根据地已经不是关陇地区。即使以李唐出身关陇为反例，但也应当认识到这一问题：李唐有关陇背景，但起事源于晋阳，《唐摭言》中提及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说明李唐擢才不以军功、郡望为限，已经打破狭隘的关陇认识。大业年间开始，直到李唐时期，缘何还以关中本位观念来认识此时的都城建立？
　　其次，对于周振鹤先生所言隋统一后文化中心还在北方，认为洛阳是对长安地理偏向的“纠正”，愚以为此看法不妥。北朝彼此间战乱频繁，关陇集团因军功立身，在执政方式上也有先军政治的传统。军功集团把控朝政，使得北朝往往重视军功而不重视文教事业。战争较少的南方因此文化更盛，江南作为当时的文化中心，是“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南方文化在此时是有流行于全国趋势的。而周宣帝时期军事压力减轻，政治模式由军功立威转化文官政治的趋向开始凸显，且周宣帝本人的政治亲信团体中郑译、刘昉等人均具有更强的文人属性，这使得周宣帝为了加强君权，需要更加主动地提升文人势力，因而周宣帝集团与北周武夫有着完全不同的路线之争。这说明此时北朝统治者已经开始利用江南文化来改善政治模式。而从周宣帝到隋炀帝这一段时间线来看，政治模式已经有了打破关陇而全国共生的趋向，南方文化的抬头在其中做了引导者而非追随者，南北共生以北方向南方转化为发展契机，足以证明此时南方文化的主导地位。洛阳“纠偏”长安一说的前提是长安仍旧是全国的主流核心地区，但此时的政治形势证明，统治者在施政方案中重视南北共生趋势，并把南方作为两条线中更为主导的一条线来处理，说明洛阳在统治者心目中已经占据了主流的政治核心。洛阳既是核心，长安此时则是对南北共生的阻碍，统治者避之尤不及，怎么能够去纠正偏离了核心的长安？故周振鹤先生认为北方为文化中心，洛阳有纠正之用的看法并不妥当。
　　愚见以为，隋唐两地的定都不能简单的用政治地理眼光分析。大興城定都一则受到了当时旧的长安城“水皆咸卤”的影响，二来与文帝个人的一些事件有关。《隋唐嘉话》载，“隋文帝梦洪水没城，因恶之，乃移都大兴”。虽然此书刻意附会洪水为高祖李渊，但也说明此时文帝并不属意旧的城池。况且此时长安地区并非如周振鹤先生所言是农业重镇，其粮食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直到隋文帝修建广通渠之前，长安地区的粮食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死结，开皇年间多大旱，一有大旱，往往文帝率领百官去洛阳“就食”，开皇末年文帝放关中百姓去洛阳“逐粮”，说明长安地区的环境承载力已经超过了极限。且不说大兴城，杨素修建仁寿宫大肆征发民役，也用了一年时间才修成，这等浩大的宫城需要大肆毁坏树木，这加速了环境承载力的破坏。炀帝时期即使愿意留在大兴城，何以解决环境问题？ 　　然上文提及，李唐擢才不以郡望、军功为限，打破狭隘的关陇认识，且李唐起事中关东人才众多，何以不在洛阳建都？这与隋末的战争有关。隋末战争开始之后，炀帝本人当时居住在江都，晋阳起兵后李渊迅速占领了长安城。在此之后，长安一直被作为李渊集团一个稳定的后方，并未经历过大的战乱。与此同时，河东地区先后有窦建德、刘武周、王世充等人起事，李唐与这几股势力长期战争，导致关东地区成为主战场，这使得关东地区遭受破坏，李唐即使有定都关外的意愿，客观条件也不能容许其定都于此。更何况长期战乱下人口减少，在洛陽营建新都缺乏人口支持。大业五年隋户口鼎盛，共计人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人，而历经战乱之后，“户口太半为复”，直到中唐的天宝十一载，人口达到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人，此时才大致恢复到与大业五年人口数相当的水平。人口达至某一水平需要长期累积，即使考虑到隐户这一情况的干扰，不能得出唐初的具体人数，但两相对比，足以佐证唐初人口锐减一事。李唐想要征发民役，一则无民可征，二则隋末不惜人力而败亡的结局正在眼前，稍有政治眼光的统治者都不敢重蹈覆辙。长安此时还有旧的大兴城可以使用，且两地之间有广通渠沟通漕运，定都洛阳一事反而并非急切之举。
　　以上是关于周振鹤先生文章的一点愚见。愚以为，周振鹤先生在隋唐之际长安洛阳的定都争执分析中，在客观条件上，忽视了当时长安城本身的弱势情况与唐初人口不足以定都洛阳的现状；在政治地理视角下，对北方文化中心论缺乏史实支撑。同时愚以为，关陇集团下限何时，这是需要论述的问题，周振鹤先生应用某一种论断，认为隋唐定都长安是受到关陇根源的影响，本无可厚非。但周振鹤先生忽视了北周末年周宣帝开始对北朝军事贵族政治的反动情绪，忽视了隋炀帝时期政权南方势力抬头，南北共生局面逐步形成的现状。而这一史实与周振鹤先生政治视角的立论出发点紧密相连，缘何视而不见？况且从这一角度而言，隋炀帝并非守成之君，而是进一步开拓进取，从政治上建立新的国家的创业之君，因此周振鹤先生所言“王朝进取定都长安，王朝守成定都洛阳”的论断并不准确。事实上，王朝的政治态势只与统治者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有关，而不与都城所在何处有所关联。决定定都地点的是城市的区位优势与政治条件是否成熟。长安洛阳被固化为进取守成的标准，是过于机械的论断，更无法解释隋唐两度并存的政治状态。故愚姑妄言之，认为周振鹤先生在隋唐之际的分析有不妥当之处。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