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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一些公司“不问政治”的倾向相反，谷歌公司的政治情结很浓。秉承“朝中有人好做买卖”的理念，谷歌公司在情感上与华盛顿政治中心挨得很近，也舍得“感情投资”
谷歌不久前任命白宫前经济学家卡洛琳·阿特金森（Caroline Atkinson）为全球政策主管。阿特金森曾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也曾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G7和G20峰会上的代表，并曾负责协调美国在全球经济以及贸易、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政策。他拥有美国和英国双重国籍，以幕后谈判和调解工作著称，活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几十年时间，积淀颇深。
谷歌虽然是一家相对年轻的公司，但自1998年创立至今，已成长为服务全球数百万用户的超级公司。这么多年来，谷歌凭借强大的搜索引擎、Chrome浏览器和安卓系统（Android），在搜索、浏览器和移动终端市场纵横捭阖，赚得盆满钵盈。在2015年福布斯全球品牌价值100强排行上，谷歌名列第三。
不过，树大也招风。谷歌的日益强大引起美国监管层的担心。从2011年6月开始，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谷歌开展长达19个月的反垄断调查，虽说最终撤销了反垄断调查，有惊无险，但还是将谷歌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其中，谷歌的游说团队功不可没。接受调查期间，远在加州山景城上班的谷歌游说团队川流不息地前往华盛顿，不厌其烦地向监管部门展示对己有利的证据。
来自美国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数据显示，谷歌多年来的游说和其它活动已经在华盛顿很有名气。2012年，谷歌公司在反垄断调查和其它问题方面的游说支出超过1400万美元。2015年第一季度谷歌用于政府部门间的游说支出达到550万美元，创下该公司自2007年开始游说活动以来的新纪录。
而华盛顿邮报早在2007年就“盯”上了谷歌，在当年4月22日刊登的分析文章里就煽动性地指出，谷歌在收购YouTube（一家视频分享网站）和DoubleClick（一家网络广告服务商）之后，也遇到了微软曾遇到的难题：即被竞争对手指为涉嫌市场垄断。那么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及时出手限制谷歌的进一步扩张呢？
时隔七年，2014年4月13日，华盛顿邮报再次对谷歌发难。其网站上的一篇文章称，近年来谷歌“政治野心”膨胀，不惜一掷千金影响美国政治决策，在政治游说方面的投入连年增长。2012年，谷歌公司在政治游说方面的投入一跃成为全美第二，仅次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
事实也如此，2012年谷歌的游说开支比苹果、思科、Facebook这三家公司的总和还要多（三家公司的营收总和是谷歌的六倍）。就算是曾经和FTC斗了六年、几乎要被分拆的微软也从未在华盛顿投入超过950万美元用于游说。即便是被监管层盯得很紧的AT&T（2012年营收是谷歌的2.5倍），2012年在游说上的开支也只有80万美元。
与美国一些公司“不问政治”的倾向相反，谷歌公司的政治情结很浓。秉承“朝中有人好做买卖”的理念，谷歌公司在情感上与华盛顿政治中心挨得很近，也舍得“感情投资”，即“政治献金”。
为了获取更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谷歌公司不惜面向社会各界大面积撒钱：全美约有140个商业机构、宣传机构、学术团体及智囊机构列于该公司的“薪酬名单”上，大批年轻律师、知名作家以及各领域权威学者被“收买”。该公司庞大的游说团体和政治献金还悄然渗透进美国国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美国驴象两党议员。
特别是在华盛顿，云集“京城”的说客，能量之大不可低估，他们在官场的人脉关系“深”得很。美国有一种说法是，最了解国家运作的，不是美国总统，不是国会，而是说客们。这话并不过分，作为“影子政府”，他们的影响力能够到达国会议员甚至总统的公文包，到达一项政策从酝酿至出台的全部环节。
K街著名的公关公司波德斯塔集团有一句广告语：“白宫的许多人能告诉你刚刚发生了什么，我们则帮助你改变结果。”
这些说客中不乏术有专攻的人士，更多还是在华盛顿混迹多年的政客，包括前议员、前政府官员，他们在卸任后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依托熟悉的政府网络和人脉关系，加上特别的隐秘的公关手段，所以特别受到大型利益集团的赐重和信赖，每每花重金委托其游说国会和白宫。
美国前共和党议员、现任谷歌公司的首席政治说客苏珊·莫利纳里曾表示，美国政界在高科技领域的政策制定，对于高科技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政策制定者对谷歌公司的业务理解不够充分，该公司就需要在政治圈内有“能说得上话的人”。这话说得很直白，也符合实情。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谷歌的感情投入终于有了回报，恰如华盛顿邮报指出的，在监管层“有效转移了不利于该公司的互联网政策讨论”。一个有力的例证是，2011至2012年期间，谷歌公司通过关系联系上乔治·梅森大学法律与经济学研究中心领导人，协助该机构举行三场涉及互联网搜索技术的研讨会，并通过该机构邀请FTC的委员参加。会议中，发言者的基调一边倒，普遍有利于谷歌。2013年1月，FTC方面对谷歌的调查结案，五名委员会成员一致投票认为谷歌公司不涉及非法违规操作。另据知情人士透露，乔治·梅森大学法律与经济学研究中心就是谷歌“薪酬名单”上的一个单位，它在近几年每年都要从谷歌公司收取一大笔“捐款”。
此番谷歌聘用白宫前高官阿特金森，一方面说明谷歌聪明过人的智慧，另一方面也曝露出美国企业界的政治生态。要想平平安安地做生意，必须在政界有代言人，有保护伞。
不过，谷歌的游说功夫也不是万能的，在美国本土之外，谷歌的游说本领似乎无用武之地。眼下谷歌正遭遇欧盟反垄断调查，谷歌企图和解，但和解不成，双方正对峙着。谷歌可能要面临欧盟开出的天价罚单。凭嘴巴游说已不顶用，这让谷歌很头疼。
谷歌不久前任命白宫前经济学家卡洛琳·阿特金森（Caroline Atkinson）为全球政策主管。阿特金森曾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也曾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G7和G20峰会上的代表，并曾负责协调美国在全球经济以及贸易、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政策。他拥有美国和英国双重国籍，以幕后谈判和调解工作著称，活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几十年时间，积淀颇深。
谷歌虽然是一家相对年轻的公司，但自1998年创立至今，已成长为服务全球数百万用户的超级公司。这么多年来，谷歌凭借强大的搜索引擎、Chrome浏览器和安卓系统（Android），在搜索、浏览器和移动终端市场纵横捭阖，赚得盆满钵盈。在2015年福布斯全球品牌价值100强排行上，谷歌名列第三。
不过，树大也招风。谷歌的日益强大引起美国监管层的担心。从2011年6月开始，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谷歌开展长达19个月的反垄断调查，虽说最终撤销了反垄断调查，有惊无险，但还是将谷歌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其中，谷歌的游说团队功不可没。接受调查期间，远在加州山景城上班的谷歌游说团队川流不息地前往华盛顿，不厌其烦地向监管部门展示对己有利的证据。
来自美国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数据显示，谷歌多年来的游说和其它活动已经在华盛顿很有名气。2012年，谷歌公司在反垄断调查和其它问题方面的游说支出超过1400万美元。2015年第一季度谷歌用于政府部门间的游说支出达到550万美元，创下该公司自2007年开始游说活动以来的新纪录。
而华盛顿邮报早在2007年就“盯”上了谷歌，在当年4月22日刊登的分析文章里就煽动性地指出，谷歌在收购YouTube（一家视频分享网站）和DoubleClick（一家网络广告服务商）之后，也遇到了微软曾遇到的难题：即被竞争对手指为涉嫌市场垄断。那么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及时出手限制谷歌的进一步扩张呢？
时隔七年，2014年4月13日，华盛顿邮报再次对谷歌发难。其网站上的一篇文章称，近年来谷歌“政治野心”膨胀，不惜一掷千金影响美国政治决策，在政治游说方面的投入连年增长。2012年，谷歌公司在政治游说方面的投入一跃成为全美第二，仅次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
事实也如此，2012年谷歌的游说开支比苹果、思科、Facebook这三家公司的总和还要多（三家公司的营收总和是谷歌的六倍）。就算是曾经和FTC斗了六年、几乎要被分拆的微软也从未在华盛顿投入超过950万美元用于游说。即便是被监管层盯得很紧的AT&T（2012年营收是谷歌的2.5倍），2012年在游说上的开支也只有80万美元。
与美国一些公司“不问政治”的倾向相反，谷歌公司的政治情结很浓。秉承“朝中有人好做买卖”的理念，谷歌公司在情感上与华盛顿政治中心挨得很近，也舍得“感情投资”，即“政治献金”。
为了获取更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谷歌公司不惜面向社会各界大面积撒钱：全美约有140个商业机构、宣传机构、学术团体及智囊机构列于该公司的“薪酬名单”上，大批年轻律师、知名作家以及各领域权威学者被“收买”。该公司庞大的游说团体和政治献金还悄然渗透进美国国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美国驴象两党议员。
特别是在华盛顿，云集“京城”的说客，能量之大不可低估，他们在官场的人脉关系“深”得很。美国有一种说法是，最了解国家运作的，不是美国总统，不是国会，而是说客们。这话并不过分，作为“影子政府”，他们的影响力能够到达国会议员甚至总统的公文包，到达一项政策从酝酿至出台的全部环节。
K街著名的公关公司波德斯塔集团有一句广告语：“白宫的许多人能告诉你刚刚发生了什么，我们则帮助你改变结果。”
这些说客中不乏术有专攻的人士，更多还是在华盛顿混迹多年的政客，包括前议员、前政府官员，他们在卸任后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依托熟悉的政府网络和人脉关系，加上特别的隐秘的公关手段，所以特别受到大型利益集团的赐重和信赖，每每花重金委托其游说国会和白宫。
美国前共和党议员、现任谷歌公司的首席政治说客苏珊·莫利纳里曾表示，美国政界在高科技领域的政策制定，对于高科技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政策制定者对谷歌公司的业务理解不够充分，该公司就需要在政治圈内有“能说得上话的人”。这话说得很直白，也符合实情。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谷歌的感情投入终于有了回报，恰如华盛顿邮报指出的，在监管层“有效转移了不利于该公司的互联网政策讨论”。一个有力的例证是，2011至2012年期间，谷歌公司通过关系联系上乔治·梅森大学法律与经济学研究中心领导人，协助该机构举行三场涉及互联网搜索技术的研讨会，并通过该机构邀请FTC的委员参加。会议中，发言者的基调一边倒，普遍有利于谷歌。2013年1月，FTC方面对谷歌的调查结案，五名委员会成员一致投票认为谷歌公司不涉及非法违规操作。另据知情人士透露，乔治·梅森大学法律与经济学研究中心就是谷歌“薪酬名单”上的一个单位，它在近几年每年都要从谷歌公司收取一大笔“捐款”。
此番谷歌聘用白宫前高官阿特金森，一方面说明谷歌聪明过人的智慧，另一方面也曝露出美国企业界的政治生态。要想平平安安地做生意，必须在政界有代言人，有保护伞。
不过，谷歌的游说功夫也不是万能的，在美国本土之外，谷歌的游说本领似乎无用武之地。眼下谷歌正遭遇欧盟反垄断调查，谷歌企图和解，但和解不成，双方正对峙着。谷歌可能要面临欧盟开出的天价罚单。凭嘴巴游说已不顶用，这让谷歌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