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我今年已９５岁，常常会思念一些逝去的友人，向隅同志便是其中之一。我与向隅同志相识于１９３６年的上海。那年有一段时期，我和《大刀进行曲》的作者麦新同志一起向冼星海同志学习指挥，因此那个时期的每个星期天，我们两个都在约定的时间去星海同志家上课。向隅同志和唐荣枚同志夫妇也常去星海同志家，因此我就和向隅、唐荣枚两同志相识。有一次我还看到星海同志因担任艺华影片公司的工作后，工作较忙无暇教授小提琴，便把他的一个学生介绍给了向隅同志。向隅同志和唐荣枚同志当时还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如参加上海文化界为纪念俄国诗人普希金逝世１００周年等。
　　 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我遵照党组织决定参加战地服务队，到国民党张发奎的部队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于当年９月离开上海，就再未与向隅同志见面和联系。
　　抗战期间，我在李凌同志创办的《新音乐》刊物上，看到向隅同志创作的《红缨枪》，得知他去了延安并在鲁艺教书。《红缨枪》这首歌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它的曲调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而且在词曲的结合上紧密而巧妙，如“小东洋”三字曲调的七度下行，非常富有特点，形象地显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蔑视，也反映了向隅同志在创作上的造诣和功力。上世纪４０年代初，抗宣一队在国统区演出向隅同志作曲的歌剧《农村曲》。《农村曲》是在我国歌剧创作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之后就有了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全国解放后，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向隅同志和我都是代表，本可在会上见面，可是因我当时在刚解放不久的苏州，工作较忙，未能与会，失去了一次和他见面的机会。直到后来我被调来北京，先在文化部艺术局后到音协工作。向隅同志也调来北京广播事业局工作兼任音协书记处书记，才有机会见面，并有了工作上的联系。
　　向隅同志作为音乐教育家和作曲家，在以下两个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音乐教育家，他参加了延安鲁艺的筹建工作，并担任小提琴和作曲等课程的教学，为党培养音乐人才而努力。１９４９年，向隅同志出任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后改名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主持日常的院务和党务工作，还兼任学生政治思想指导委员会主任。他为学生讲授新音乐史，担任提琴课老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高地方和部队的音乐干部的业务水平，在他的努力下学院为他们开办进修班进行培训。以上这些，就是向隅同志在音乐教育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
　　作为作曲家，他不但在群众歌曲创作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创作了《红缨枪》、《打回东北去》等优秀的歌曲，同时还努力探索《农村曲》这样的歌剧形式。这个富有民族音调特点的三幕歌剧不但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演出，而且也传播到了重庆、桂林、柳州等国统区。中国歌舞剧艺社甚至还远赴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演出此剧（改名为《儿女英雄》），所有这些都是向隅同志为发展我国音乐创作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除此之外，向隅同志在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兼音乐部主任时，举办了各种系列性的专题音乐教育节目，如《中国民歌讲座》、《民族器乐讲座》、《音乐知识讲话》以及外国著名音乐家作品的讲座如《贝多芬交响乐讲座》、《柴科夫斯基交响乐讲座》等等，并邀请有关专家撰稿，为系统地向群众普及中外音乐知识做出了贡献。
　　从以上这些事迹，可以看出向隅同志对待工作的敬业精神，他的这种一心一意为人民的思想和所作的努力，将会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孙慎 中国音乐家协会顾问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