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会计作业为起点的造假经济蒙蔽着投资者,并不断从证券市场上圈钱,其中一部分则用来维系这个造假经济体系。这是一个往复循环不断蔓延的过程，只需要一个时日，这些数字和表格累积起来的繁荣或平静就会轰然倒塌。为之买单的终会是投资者，换一种眼光看，是许多个人和家庭。
　　
　　马涛的危机
　　
　　有时钱很容易赚，生意会自动找上门来，只要看你是不是心安。马涛并不介意参与到某些游戏中。2002年9月到11月间，一家审计事务所给他送来了两笔现金，共计4万元。马涛相信自己是时代的产物，贪欲才是一种可靠的信仰。他只需要对本上市公司审计事务稍加影响，就可以使一家中等规模的审计事务所欣喜若狂。相互竞争的多家事务所都在揣测他的心思，事实上，马涛真正看重的是直率和谨慎兼备的处世作风。
　　马涛在财务部门工作了十年，在上市公司财务部工作了四年，相对于见多识广的商业阅历，他的小动作只是真正的小菜。现在，他想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他了解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不想再干下去，他只是欠一个决心。“总有一天，”他说，“我会到一个陌生领域去干点儿别的。”作为一个注册会计师，他一定考虑过他将损失什么：经验、资格、长期努力、社会资源和高薪。那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成本，从会计角度上说，这不是一笔经济帐。
　　会计圈里流传着一种说法：注册会计师干得好进医院，干不好了进法院—被称为“两院院士”。马涛似乎想在“两院院士”的门槛前刹住车，他的选择是逃开这个圈子。或许对注册会计师地位艳羡不已的新鲜人（fresh man）会大跌眼镜，他们的职业梦想受到了严峻的考验。2000年之后，频繁曝光的会计造假丑闻引发了证券市场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应。虚构交易事实、大肆虚增利润的程度难以想象。2001年，因违规而被证监会查处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和批评的上市公司近100家。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违规情况都与会计信息失真有关。三九医药、银广夏、蓝田股份等大案的曝光使上市公司会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
　　


　　会计业内人士普遍反映，2001年是非常痛苦的一年。上有监管部门的处罚，下有黎民百姓的声讨，内有专业人士的“揭短”，外有国际会计事务所的威胁。而到了2002年，会计造假在全球泛滥似乎确定却也减轻了这种痛苦。毋宁把它看作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假帐不仅在中国有，在美国有，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因为“只要假帐可以为作假的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假帐就很难消灭。”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假帐在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出现。”
　　安然、世界通信、施乐等国际大公司爆出的假帐丑闻（如此及时）令国内会计圈和监管部门吁出一口气，他们开始争取更多的理解，并认真审视造成这种混乱的深层原因。很多人都知道，不能把会计行业一棒子打死，但是谁来负责呢？薛云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强调：“如果说注册会计师发表虚假审计意见，有可能存在被其审计的上市公司收买的嫌疑，那么，我么首先应该检讨的是我们的审计制度是否有缺陷。”薛云奎是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他认为如果这一制度缺陷无法弥补，仅靠注册会计师的道德自律来修正是远远不够的。
　　由会计作业为起点的造假经济蒙蔽着投资者，并不断从证券市场上圈钱，其中一部分则用来维系这个造假经济体系。这是一个往复循环不断蔓延的过程，更多的职业人被卷进来，相应生产出更多的虚假信息。只需要一个时日，这些假数字和假表格累积起来的繁荣或平静就会轰然倒塌。为之买单的终会是投资者，或者，换一种眼光看，是许多个人和家庭。
　　
　　会计魔术
　　
　　业已曝光的造假案着实令缺少想象力的人们吃惊，他们缺少的不是会计技术，而是一种对虚幻的大胆构思。配合资产重组和对这一概念的“不断创新”，会计报表所展示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一夜之间就由亏损变为盈利，这种魔术使会计部门上升成为公司的“核心盈利部门”；而更具创造性的做法是：完全虚构事实，把一种自由想象通过会计形式表现出来；另外，更多具有专业水准和深度的会计技术则令人大开眼界。通过对上市公司造假材料的研究整理，我们可以了解到其中如下一部分典型手段：空想、歪曲、隐瞒、冒充、吹牛。
　　
　　空想—虚构交易事实
　　
　　每到年中年末应该公布会计报表的时候，一些上市公司就会坐立不安，如果没有真实业绩支撑，就不得不纷纷各显神通发挥一下想象力，虚构交易事实，增加销售收入、其他收益，或者虚增资产，显示其粉饰报表的本领。
　　在2001年遭受处罚的黎明股份，就是在1999年通过“一条龙”造假手段，制造假购销合同、假货物入库单、假出库单、假保管帐、假成本核算等，主营业务利润虚增1.53亿元，利润总额虚增8679万元。
　　同样，在2000年遭受证监会处罚的郑百文公司，也是采用在上市前采取虚提返利、少计费用、费用跨期入账等方法，虚增利润1908万元，并据此制作了虚假上市申报材料；上市后三年采取虚提返利、费用挂账、无依据冲减成本费用等手段，累计虚增利润14390万元。
　　


　　2001年引起股市地震的银广夏，通过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伪造金融票据等手段，虚构主营业务收入，虚构巨额利润7.45亿元，其中，1999年1.78亿元；2000年5.67亿元。东窗事发后，为银广夏审计的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也跟着沉没。
　　
　　歪曲—偷换会计政策
　　
　　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是由于会计应计制和收付制的差别，在同一交易和事项的会计处理上可能给出多种可供选择的会计处理方法，但采用的会计政策必须符合一定的适用条件。而对于急于粉饰报表的上市公司来说，会计政策的选择“失误”无疑是玩弄心计。
　　
　　歪曲借款费用核算方法
　　金路公司在1997年年报中，以多计资本化利息、少转财务费用等手段虚增利润3415.17万元，同时，原四川德阳会计师事务所未勤勉尽责，为金路公司1997年年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01年，中国证监会根据有关证券法规，对金路公司和原四川德阳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作出了处罚。
　　
　　歪曲股权投资核算
　　典型的公司有张家界。1998年8月，张家界公司以2160万元从香港一公司购得张家界地区有关公路的权益。按合同约定，该权益包括资本金和投资利息补偿，且当年应收回591万元投资回收款。公司将这笔款全部计入其他业务利润，在扣除63万元摊销费用后，差额528万元虚增了利润。
　　
　　不计或少提折旧
　　一些企业的资产投资回报率不高，又面临巨大的计提折旧、利息和减值准备的压力，就可能会采取这种方法。例如，2000年，会计师事务所对深中浩的财务报告提出了五点保留意见，其中涉及到公司对8065万元的呆帐未及时处理和4824万元的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未予处理等等。
　　又如2001年被财政部通报批评的福建福联，长期股权投资账表不符2886万元，少提法定盈余公积192万元，少提公益金96万元，少提坏账准备107万元。
　　
　　不当收入、费用确认方法
　　提前确认收入、推迟结转成本，或者提前确认成本费用、推迟确认收入是一些企业常用的会计报表粉饰方法。
　　1995-1996年，张家界公司先后与张家界电业局、深圳金达贸易有限公司、深圳达佳贸易有限公司签订364亩土地转让合同，金额计7965.9万元，并约定土地使用证在买方付款后移交。公司在未开具发票和收到款项，亦未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将约定的以上转让金确认为1996年收入，使收入虚增7965.9万元，税前利润虚增2165万元。1997年，公司与张家界土地房产开发公司、深圳凯莱德实业公司、湖南兆华投资公司签订了150亩土地转让协议，金额合计4295万元。协议约定，受让方需在半年内付清全部价款，才能得到土地使用权证。公司在未开具发票和收到款项，土地使用权亦未转移的情况下，将以上转让金确定为当年收入，使收入虚增4295万元。
　　
　　隐瞒—掩饰重大事项
　　
　　在2001年遭处罚的上市公司中，不披露重大事项的上市公司有十几家，约占总数的15%。上市公司掩饰交易或事实的常见项目有：委托理财、大股东占用资金、关联交易、担保、诉讼事项等等
　　
　　隐瞒委托理财
　　


　　银鸽投资前任经营班子委托给上海慧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德邦资产控股有限公司管理的1.2亿元几乎全部购进银广夏股票，购入均价为35元，期限即将到期，两公司均表示无力还款。公司称，虽然与两公司的委托理财协议皆规定了保底条款，但鉴于银广夏股票的实际情况，公司1.2亿元委托理财资金存在全部或大部分不能收回的巨大风险。而当初的投资者，由于事前并没有得到这样相关信息，由此不得不品尝由此带来的苦果。
　　
　　掩饰大股东抽血
　　对于大股东，某些上市公司可谓做到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2001年，猴王集团、三九医药、南华西、粤宏远、美尔雅、ST九州、民丰农化等上市公司因未及时披露大股东和关联方占用资金而遭受谴责和惩罚。
　　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往往名目众多，而且金额巨大动辄上亿。
　　2001年2月，上市公司猴王股份第一大股东猴王集团被裁定破产。经中国证监会调查，短短几年间，猴王集团拖欠上市公司8.9亿元，猴王股份还为集团提供担保金额为2.44亿元，两项合计11.3亿元，猴王股份的总资产才9.34亿元，这意味着猴王股份已被大股东掏空，资不抵债戴上ST帽子。
　　
　　掩盖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包括与母公司与子公司的资产购销、受托经营、资金往来、费用分担等。2001年，因未披露关联交易而受处罚的上市公司有ST九州、中科健和三九医药等。如ST粤海发通过与子公司的一笔资产交换，不仅掩盖了全部亏损，而且还获利了2千多万元。可见上市公司的利润有很大一块是来源于关联交易所作的账面调整。另外，一些上市公司与子公司关联交易不在合并报表中抵销，也虚增合并报表的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关联交易仅仅给上市公司带来账面上的好处，而更多的是，它成为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机遇。例如，2001年8月，三九医药发布关联交易补充公告，披露了公司多笔金额共计达11.43亿元的巨额定期存款被大股东方面占用的详情。
　　公告称，根据公司与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定期存款协议，截至2000年底，公司累计在该公司存入定期存款11.43亿元，其中大部分存款的利率较银行同期高30%。但事实上，由于三九企业集团持有该租赁公司50.5%的股权，并为三九医药的最终控股股东，该事项已经构成关联交易。由于公司治理上的不健全以及公司与大股东没有真正做到"三分开"，这项关联交易的实质是造成了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述定期存款的占用。
　　
　　隐瞒诉讼事项
　　2001年因诉讼事项披露不及时的这类上市公司包括ST冰熊、渤海集团等。
　　渤海集团兼并的济南火柴厂欠工行贷款本金和兼并前利息合计1787万元，在“免二减三”政策未得到银行批准且与银行就此发生诉讼的情况下，渤海集团1994、1995年未计提此笔贷款利息，也未计提1996、1997、1998年的利息，导致这三年的年度财务报告中存在虚假数据。
　　
　　隐瞒担保事项
　　2001年，南华西、猴王、中科健、粤宏远、万家乐、中关村等上市公司被查出没有披露担保事项。例如：2001年6月，中关村为该公司的参股公司北京中关村通讯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了25.6亿元的担保，占该公司净资产的145%。中关村对该事项没有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又如，截至2001年6月30日，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12个月内累计为他人贷款提供担保24笔，折合人民币63，913万元，占该公司2000年经审计的净资产的300.35%。
　　
　　冒充—虚假资产充数
　　
　　虚拟资产挂帐是一些上市公司对于不再对企业有利用价值的项目不予注销，借以虚增资产的会计手段。例如已经没有生产能力的固定资产、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已经超过受益期限的待摊费用、递延资产、待处理财产损失等项目，这些项目常年累月挂账以顶替公司资产、假充实力。
　　被称为中国证券诈骗第一案的红光实业，在上市申报材料中隐瞒固定资产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的严重事实。其关键生产设备彩玻池炉实际上已经提完折旧，自1996年下半年就出现废品率上升的现象，但是红光实业隐瞒不报。案件披露后，为红光公司审计的蜀都会计师事务所也被解散。
　　
　　吹牛—大肆吹嘘盈利
　　


　　上市公司大胆吹牛的风格令人感叹，为了引人注目，它们毫无顾忌地夸大盈利预测。主要方法有以下三点：1.运用不恰当测试基础，过分乐观估计盈利前景。典型案例有红光实业、东方锅炉以及2001年被处罚的麦科特等。红光实业1997年盈利预测7055万元是在1995年度5400万元基础上进行的，但是1996年的净利润是虚假的，红光公司通过虚构产品销售、虚增产品库存和违规账务处理等手段，虚报利润15，700万元，而1996年实际亏损10，300万元。
　　2.虚构未来交易。在编制盈利预测报表时，对销售量等项目的预测，往往需要以所签订的合同为依据。一纸虚假的销售合同，往往能够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到了上市以后，又可以以种种理由取消合同。
　　3.选用不当的预测方法。在进行盈利预测时，往往需要很多主观判断，例如销售量、销售价格、成本费用等。局外人很难通过盈利预测报表来判断预测方法是否恰当。因此，一些上市公司就可能随心所欲地选择预测方法。例如，1999年上市的某上市公司有两个承诺，一是新疆“南水北调”工程水泥衬板由它提供；二是1999年销售收入比上年接近翻一番。据1999年中报透露，所谓水泥衬板项目由于“南水北调”工程设计使用材料变化而未能投入。从1999年年报来看，所谓销售翻番的说法也已食言。
　　
　　人人是玩家
　　
　　一个造假工程需要系统的策划和各部门合作，它并不只是发生在上市公司的CEO办公室里。由于现有机制，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都可能由于私欲膨胀而进行合谋。他们显然是中心人物，但远不是大人物，称得上真正赢家的总是另有其人。
　　
　　政府
　　上市公司的种种现象在国内并不是单纯的商业活动，它仍然与政府行为纠缠不清。往往在一系列的造假活动的背后有实质性或间接的政府影响。地方上市公司作为一种区域资源，深受政府保护，它可以直接影响税收、财政收入，又能解决就业问题，更有意义的是，它是一种形象工程。这些行政利益因素导致上市公司享受到地方保护主义。
　　但有些行为超越了界限，政府部门权力以非市场化的手段操控上市公司，从而剥夺了多数投资者的平等地位，而股票市场方面的不寻常反应足以显示出这种操控的黑色痕迹。
　　自1998年开始巨亏的沪市上市公司郑百文面临退市之虞，竟然有政府出面为其承担几个亿的债务，使之起死回生。1997年上市的环保股份，几年来多次获得政府的大笔补贴。与之相应的是，这些公司的股票市场价格数倍暴涨，不难想象有人在其中大赚其钱。
　　由于政府行为的介入，证券分析师对于一些上市公司交易哭笑不得。1997年，广电股份实现了上世纪最划算的两笔交易，一块价值6926万元的土地，以21926万元转手卖出，获利1.5亿元；价值1454万元的下属企业，以9414万元卖出，获利7960万元，两笔暴利近2.3亿元，占全年利润总额235.9%。也就是说，剔除这两笔交易，其亏损1.3亿元。
　　
　　庄家
　　庄家有时也会变得慈悲，他们指挥属下的公司与上市公司进行赔本交易—首先签订一个赔本交易合同，接着他们如约供应货物，上市公司则认真按照各项要求入库、记账，不久这些货物会有人分批买走，价格也完全划算—实际上超乎想象。于是这一年的会计报表显得既漂亮又真实。就在你犹豫着是否对这种庄家们表示友好和感激时，二级市场上的剧烈反应已经为某些神秘人物赚得盆满钵溢。
　　这种“货真价实”的做法非常有效，不但能够躲避会计审查，而且确实能够提高每股收益指标，按预先计划执行二级市场的盈利空间。据统计，如果庄家贡献每股盈利0.2元，股票市场价格就会攀升至6到8元。这种系统性的合作具有很高的安全性和稳健的收益，尽管它做起来复杂一些。
　　
　　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不是一个完全投入的角色，它只是以实际行动帮助了它们，它的要求有点过于简单，从另一方面看则十分可怕—他们只想做出业绩来，同时要避免预料之外的风险。虽然他们是知情人，有充分的专业经验来认识到上市公司财务陷阱，他们也同时了解另一面，上市公司具有持续融资功能并能受到地方保护，因而，他们甚至可以闭上眼睛跟对方打交道，无论哪一套财务报表实际上已经不重要。他们无疑为上市公司假帐上添了重要一笔：相信我，没错的。
　　


　　但这种做法根本不值得信任，得到贷款的上市公司实际上没有能力还本付息，但它有能力维持资金流动，以新还旧。银行则为了完成当年利息收入任务，追求短期效益和个人利益，置事实上的风险于不顾，滚动放贷收息，不断放大风险，以至形成坏帐。对于坏帐银行富有经验，处置办法是联合包装划转为国有资产公司，看上去既养活了贷款坏帐又有了个人业绩。商业银行的一套运作办法看起来就像把脑袋挤进坑洞里的鸵鸟。
　　
　　投资者
　　银广夏7.45亿元的利润是子虚乌有，这么一个公众公司怎么能撒下一个弥天大谎呢？为什么能够出现这么大的漏洞？在这里能够保障的底线是什么呢？
　　我们不得不看到投资者的另一面：在这个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处于一种矛盾中，在投资决策时，他们往往更多的关注“概念”、“题材”、“强庄”，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并不太关心。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全文阅读审计报告，甚至于部分投资者对其持有股票的上市公司被出具什么样的审计报告都不清楚。一旦会计案件曝光，投资者就逮注了发泄对象，纷纷归咎于会计信息失真—尽管他们连假的也没看过。
　　非理性投资或说投机行为过度所形成市场气候，给公司造假提供了最好的环境。人人都想发点横财的想法促使他们去寻找赔率更大的交易机会。他们放弃那些优质股票，因为它们不会再变戏法了，倒是那些亏损的公司更受人青睐。这种导向致使上市公司不惧怕亏损并开始致力变戏法，以至于假帐肆虐成灾。
　　
　　回到真实世界中
　　
　　我们头顶上高悬着的道德星空似乎已经悄然黯淡，新发生的一切变化，就像在池水里搅动起漩涡，个人只能随波漂荡。这种晕眩显示出个体对于历史的感觉，这是一个共同的幻象，实际上那个旋转起来的世界，究其实质，取决于你的立场。为何会变成这样？现在，让我们看看情况为何会如此糟糕，究竟在哪里出了差错？贪婪占据了上风，公平和公正纷纷败退下来。人们都沉迷于玩世不恭的游戏中，世界改变了吗？
　　是的，情况在急剧变化。商业浪潮推进了近十多年的社会变革，几乎所有一切都被更新了，经济结构、生活方式、文化、道路、建筑、以及价值观。我们不能不承认，欲望和道德各自拓展了新的边界，没有人再像他们父母那样压抑自己的需要，享乐主义横扫全球。这就是问题所在吗？是的，毫无疑问情况已经复杂。现在，我们要把稽查和制衡机制建立在外部—而不是内心，用以应付这种新状况。但在这方面我们失败了，平衡机制远远没有跟上变化。立法漏洞、公司治理缺陷和老套的游戏规则全都暴露出来，可以打赌，在这种情况下，花样翻新的各种游戏是不会缺少玩家的。
　　


　　我们不难看出，即使有前车之鉴，造假案件仍然频频发生，其作案手法也十分近似。“刚通报了张家界，又冒出了麦科特，刚处罚了ST黎明，又惊爆银广夏。”这种前赴后继的局面并没有得到迅速纠正，反成为开路先锋，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对虚假会计信息的旺盛需求仍未穷尽，只要造假预期成本小于造假预期收益，上市公司就有“博弈”的理由和冲动。
　　停牌时的银广夏流通市值比1998年末增加了至少70亿元，足见会计造假的受益效益。而一个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的骗局制造者，最高也只有5年有期徒刑。犯罪成本与收益的巨大反差实际上成为公司造假的动力。
　　有关专家一致反映对证券欺诈的刑事制裁有畸轻之嫌。法律关系不明确和法律条款不完善、不适用也给执法形成障碍，《证券法》虽规定了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但《证券法》与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关系并不明确，在实际案件中，由检方举证的难度很大，难以适用。此外，赔偿人和赔偿方法的问题也未明确，如果简单让造假的上市公司赔偿，实际上仍然是投资者在买单。
　　中介机构失去其立场已经是普遍现象。会计师、律师、资产评估师等专业中介机构在与上市公司的交易中沦为“合谋者”。一个身份耀眼的高级职业者为什么要加入游戏呢？答案竟然是“要吃饭”。不做假帐以至于会影响到会计等中介行业的生存。这些事务所在市场经济中快速繁衍，如今已经遍地开花，但是规模较小经营简单，早些时候，业内恶性竞争的情况已经趋于严重。据统计，到2001年11月份，全国会计师事务所共4547家，执业注册会计师55898人，平均每家事务所只有12人。他们为了与上市公司签合同，提高自己的业务收入，往往得放弃自我。目前，对注册会计师及事务所的处罚仅限于行政处罚，还没有注册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因参与造假或重大失职向遭受损失的投资者作民事赔偿。
　　令人难过的是上市公司本身，它是造假的始作俑者，也是拥有（引以为傲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明星企业，它是公众公司，有法人治理结构—这个结构理论上能够很好解决所有权和经营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本质上依靠权力制衡机制使公司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这样的公司的目标我们耳熟能详：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什么这些成了空谈？到头来它成了造假和圈钱的有效工具。
　　这个名噪一时的公司治理结构怎么了？
　　


　　股东大会已经只有象征意义。从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看，它实际上是由董事长或总经理在操控，而不是股东，会议的议程和议题完全由他们决定，实际的控制人完全可以对会议中的议题、辩论和表决施加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从而使股东大会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程序进行，形成的决议的利益倾向性就不言而喻了。一般股东单独提出议案则面临重重障碍。董事会权利过于集中，其他董事仅仅是在走过场，一股独大为少数人完全控制上市公司，侵吞投资者利益扫清了障碍。独立董事则难以发挥作用，他们只是董事会中摆设的花瓶而已，由于公司最高经营者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中起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外来人往往对他们的经营者感恩戴德，并俯首帖耳。”这种机制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公司经营者的控制力。这些问题都为公司作弊提供了可能，而根本问题是上市公司业绩不良，造假成为维持状况的必须手段。由于上市公司经营不善，亏损成疾，真实的财务指标难以满足要求，不断面临着退市和取消融资功能的压力，造假变成了上市公司维持各方面利益的一道底线。
　　会计造假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得力的措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上到下的各阶层都积极致力于经济环境的重建。会计行业在进行全面的自省，他们开始对上市公司说不。证监会加强了管理和监督力度；上市公司不得不对自己所为谨慎再三；社会力量和媒体也更加活跃和富有建设性地发挥作用；政府也在自我批评，他们必须清楚自己的范围；法律也在完善之中—《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指导意见》、《审计技术提示第1号—财务欺诈风险》等文件在逐步添补法制方面的漏洞。2002年12月26日《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已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61次会议通过。于2003年1月9日公布。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
　　而公司治理问题仍然在辨论中；投资者和专业人士中开始涌现一批打假侠客，继刘姝威之后，对上市公司的质询不断传来，掷地有声。人们越来越关注数字后面的事实，这至少是理性投资理念的回归。
　　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2002年的情况怎么样？答案正在给出，截止4月的上市公司报表已经全面出炉，最好的办法是认真地带着点怀疑态度去审查和分析它，无论如何，这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游戏。我们必须变得越来越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