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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死去了，她的体内也能迸发出生命的火焰。”——这就是弗丽达，被称为天才的拉美女画家，她一生热烈的燃烧，这股火一直燃烧到她死后的无穷世界。
弗丽达·卡洛（1907-1954）是墨西哥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画家。1907年，她出生于墨西哥城城郊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容貌美丽，天资聪颖，然而自幼就受尽磨难。6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右脚萎缩；18岁时遇重大车祸，所乘坐的公共汽车与电车相撞，致使骨盆与脊椎破裂，一根钢扶手穿透了她的子宫，但奇迹般生还，然而留下严重后遗症，失去生育能力，伤痛伴随终生，这带来了她对生命和身体的独特感受。1929年嫁给了墨西哥著名壁画家里维拉，他们都热衷于本土传统艺术和左翼政治运动。但这位才华横溢的丈夫对她并不忠诚，里维拉的风流韵事给她带来很多创伤。正如她自己说的，“我今生遇到两个意外，一个是被电车撞倒，一个是迪亚戈·里维拉”。
爱情的痛苦折磨，还有她短短一生中身体的疾痛，不能生育的女性生命体验，都促进了她的创作。她善于将生命过程记录在绘画作品里，其作品魅力的来源正是因为她用绘画的方式在真诚的表达着自己，并升华出对生命的热爱。
在卡洛一生所绘制的二百余幅作品中，画的最多的题材就是她自己，有三分之二成为了记载着她容颜历时而变的自画像。这种自白式的绘画，直接向人们展示着她与死亡的搏杀，对生命的敬仰。在这些作品里，弗里达经常把她自己画成穿着墨西哥的传统服饰，周围是她的宠物和她家乡许多葱翠的蔬菜。例如《有迪亚戈在我额上的自画像》，她头戴传统头饰，身穿民族服装，饱满的红唇，杏仁般的圆眼睛，黑色的浓重的一字眉，都体现了她的印地安血统，而她的额头则是丈夫的画像，表明了她生命里最重要的两件东西：墨西哥的民族传统和里维拉，这是她精神的引导。她的自画像中常满是伤痕，在《小鹿》中，她把自己画成一只人头鹿身的小兽，在丛林里奔跑，身上插着数支羽箭，伤口汩汩往外流血。这是一个在世界上备受伤害的卡洛，也是一个拼搏在男人世界中的女性的生命体悟，一切都是破碎与无奈，“我画自画像，因为我经常是孤独的，因为我是自己最了解的人。”卡洛这样解释。
对于身心创伤最完整的记录，则体现在《受伤的心》这幅画中。那根刺穿卡洛身体的铁棒，既代表了那场令她一生刻骨铭心的交通意外，也象征了丈夫与卡洛的妹妹克里斯蒂娜的情感外遇。鲜血淋淋的心脏被孤独地遗弃在荒原上，下落的泪珠倾诉着卡洛的痛苦与无助。那幅著名的《断裂的脊柱》显然是卡洛一生的最好写照，她将自己描绘为融耶稣与悲叹圣母为一体、着铁质胸衣的圣徒形象，原本是脊柱的地方为一根裂成三截的圆柱所填满，身体只是被一部分被血染的布来覆盖，她的神色呈现一种饱受折磨的表情，这是一个殉难者，她无法逃避自己不能生育的事实，“我的画中的信息就是痛苦……彻底地画出我的生活……我相信这是最好的作品。”所以一位评论家在《时代》周刊以一篇题为“墨西哥式的自传”的文章中写道：“要将她的生活与她的艺术分割开来是很困难的。她的画就是她的自传。”
她画风极具梦幻气质，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她天性中对惊奇有着特殊的偏好，这在作品中表现为离奇的意象的组合以及诡异的绘画风格；二是卡洛热爱墨西哥的一切，它的色彩、民间艺术、传统服饰，以及重视诚信和家庭的价值观，尤其是本土文化的神秘气息，有人说墨西哥就是一个容易产生文化幻觉的地方。卡洛同时代的画家大多曾赴欧美学习和研究欧洲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但她则完全是一个本土画家，完全是从本土艺术的传统中获得她的灵感，如对墨西哥祭坛画的痴迷等滋养了她的艺术天分。而这两种因素加重了她的作品在形式上的梦幻感，所以“超现实主义”的领袖布勒东盛赞她为“自我创造的超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墨西哥就是一块最适合发生“超现实”的土壤。但是，卡洛的幻想是和她自我存在的真实性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超现实主义者的名号于她而言并不是十分适用的。她说“有些评论家试着将我归为超现实主义者，但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我希望我的画对我所属的人民，对振奋我的那些理想是有价值的。”“我画我自己的现实。我知道的唯一一件事是，我画画是因为我需要这样做，我画所有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东西，不加任何考虑。”，但是就是在这种忠于私己生活的现实与民族的现实之中，她达到了更高的境界，揭示了真实的生存与文化本质，正符合了超现实主义的纲领。且即使在艺术手法上也与超现实主义非常接近，比如，采用奇特夸张的比例的改变，不协调的配置，矛盾形象的并陈等等，他们都习惯通过这种惊奇来创造更真实的世界。例如在《根》中，卡洛伸展着肢体躺在裸露的火山岩上，身体就像窗户一样开了一个洞，这是最常见的超现实的手法，表现了卡洛这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对丰产对生育的渴望，她的生殖系统像繁盛的根一样通向大地。她的传记作家说：“弗里达脑海里掠过并被她变成艺术的东西，恰恰是20世纪的一些最原汁和迷人的意象。她画自己流血、哭泣、破碎，将痛苦移植到艺术里，她的画总是那么特别，那么个性化，在视觉上相当深入而非面面俱到。弗里达用颜料所作的自传有着一种艺术的紧张和力度，因而能紧紧抓住观众的心。”
今天卡洛的地位日渐变得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绘画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同时更多的是因为她始终关注墨西哥争取自身文化身份的奋斗历程，她用自己的绘画表达了对墨西哥永远的忠诚，她的所有作品无一不是属于墨西哥独特的民族传统。她是墨西哥的天才，从而才是世界的天才。
1954年7月13日卡洛离开了人世，她在最后的日记中写道：“我希望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我希望永不再来。”——对这样的生命而言，活过一世已经足够。
弗丽达·卡洛（1907-1954）是墨西哥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画家。1907年，她出生于墨西哥城城郊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容貌美丽，天资聪颖，然而自幼就受尽磨难。6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右脚萎缩；18岁时遇重大车祸，所乘坐的公共汽车与电车相撞，致使骨盆与脊椎破裂，一根钢扶手穿透了她的子宫，但奇迹般生还，然而留下严重后遗症，失去生育能力，伤痛伴随终生，这带来了她对生命和身体的独特感受。1929年嫁给了墨西哥著名壁画家里维拉，他们都热衷于本土传统艺术和左翼政治运动。但这位才华横溢的丈夫对她并不忠诚，里维拉的风流韵事给她带来很多创伤。正如她自己说的，“我今生遇到两个意外，一个是被电车撞倒，一个是迪亚戈·里维拉”。
爱情的痛苦折磨，还有她短短一生中身体的疾痛，不能生育的女性生命体验，都促进了她的创作。她善于将生命过程记录在绘画作品里，其作品魅力的来源正是因为她用绘画的方式在真诚的表达着自己，并升华出对生命的热爱。
在卡洛一生所绘制的二百余幅作品中，画的最多的题材就是她自己，有三分之二成为了记载着她容颜历时而变的自画像。这种自白式的绘画，直接向人们展示着她与死亡的搏杀，对生命的敬仰。在这些作品里，弗里达经常把她自己画成穿着墨西哥的传统服饰，周围是她的宠物和她家乡许多葱翠的蔬菜。例如《有迪亚戈在我额上的自画像》，她头戴传统头饰，身穿民族服装，饱满的红唇，杏仁般的圆眼睛，黑色的浓重的一字眉，都体现了她的印地安血统，而她的额头则是丈夫的画像，表明了她生命里最重要的两件东西：墨西哥的民族传统和里维拉，这是她精神的引导。她的自画像中常满是伤痕，在《小鹿》中，她把自己画成一只人头鹿身的小兽，在丛林里奔跑，身上插着数支羽箭，伤口汩汩往外流血。这是一个在世界上备受伤害的卡洛，也是一个拼搏在男人世界中的女性的生命体悟，一切都是破碎与无奈，“我画自画像，因为我经常是孤独的，因为我是自己最了解的人。”卡洛这样解释。
对于身心创伤最完整的记录，则体现在《受伤的心》这幅画中。那根刺穿卡洛身体的铁棒，既代表了那场令她一生刻骨铭心的交通意外，也象征了丈夫与卡洛的妹妹克里斯蒂娜的情感外遇。鲜血淋淋的心脏被孤独地遗弃在荒原上，下落的泪珠倾诉着卡洛的痛苦与无助。那幅著名的《断裂的脊柱》显然是卡洛一生的最好写照，她将自己描绘为融耶稣与悲叹圣母为一体、着铁质胸衣的圣徒形象，原本是脊柱的地方为一根裂成三截的圆柱所填满，身体只是被一部分被血染的布来覆盖，她的神色呈现一种饱受折磨的表情，这是一个殉难者，她无法逃避自己不能生育的事实，“我的画中的信息就是痛苦……彻底地画出我的生活……我相信这是最好的作品。”所以一位评论家在《时代》周刊以一篇题为“墨西哥式的自传”的文章中写道：“要将她的生活与她的艺术分割开来是很困难的。她的画就是她的自传。”
她画风极具梦幻气质，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她天性中对惊奇有着特殊的偏好，这在作品中表现为离奇的意象的组合以及诡异的绘画风格；二是卡洛热爱墨西哥的一切，它的色彩、民间艺术、传统服饰，以及重视诚信和家庭的价值观，尤其是本土文化的神秘气息，有人说墨西哥就是一个容易产生文化幻觉的地方。卡洛同时代的画家大多曾赴欧美学习和研究欧洲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但她则完全是一个本土画家，完全是从本土艺术的传统中获得她的灵感，如对墨西哥祭坛画的痴迷等滋养了她的艺术天分。而这两种因素加重了她的作品在形式上的梦幻感，所以“超现实主义”的领袖布勒东盛赞她为“自我创造的超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墨西哥就是一块最适合发生“超现实”的土壤。但是，卡洛的幻想是和她自我存在的真实性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超现实主义者的名号于她而言并不是十分适用的。她说“有些评论家试着将我归为超现实主义者，但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我希望我的画对我所属的人民，对振奋我的那些理想是有价值的。”“我画我自己的现实。我知道的唯一一件事是，我画画是因为我需要这样做，我画所有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东西，不加任何考虑。”，但是就是在这种忠于私己生活的现实与民族的现实之中，她达到了更高的境界，揭示了真实的生存与文化本质，正符合了超现实主义的纲领。且即使在艺术手法上也与超现实主义非常接近，比如，采用奇特夸张的比例的改变，不协调的配置，矛盾形象的并陈等等，他们都习惯通过这种惊奇来创造更真实的世界。例如在《根》中，卡洛伸展着肢体躺在裸露的火山岩上，身体就像窗户一样开了一个洞，这是最常见的超现实的手法，表现了卡洛这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对丰产对生育的渴望，她的生殖系统像繁盛的根一样通向大地。她的传记作家说：“弗里达脑海里掠过并被她变成艺术的东西，恰恰是20世纪的一些最原汁和迷人的意象。她画自己流血、哭泣、破碎，将痛苦移植到艺术里，她的画总是那么特别，那么个性化，在视觉上相当深入而非面面俱到。弗里达用颜料所作的自传有着一种艺术的紧张和力度，因而能紧紧抓住观众的心。”
今天卡洛的地位日渐变得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绘画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同时更多的是因为她始终关注墨西哥争取自身文化身份的奋斗历程，她用自己的绘画表达了对墨西哥永远的忠诚，她的所有作品无一不是属于墨西哥独特的民族传统。她是墨西哥的天才，从而才是世界的天才。
1954年7月13日卡洛离开了人世，她在最后的日记中写道：“我希望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我希望永不再来。”——对这样的生命而言，活过一世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