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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4日，由程潜和陈明仁将军领导的湖南和平起义已整整60年了。
1949年，程潜的侄子、我的父亲程炯，任湖南省公路局局长，我们家在长沙市的南门外南大十字路南二里牌的毯子湾。这是一座位处城郊，十分偏僻，很不起眼的院子。就是这座不起眼的院落，在这场历史大转变的关键时刻，起到了一个特殊的作用，现在回忆起来仍不免令我们这些后人感慨万分。
1949年的7月31日至8月5日，湖南和平起义最为关键最为紧张的几天，程潜只身来到毯子湾“隐居”了6天。这里成了他躲避白崇禧追杀的最后隐身场所，也成了他完成领导湖南和平起义作最后的部署以及和中共领导人作最后协商，达成一致行动的地下指挥中心，当然，也就成了以后蒋介石飞机轰炸的主要目标。
北平来信：请走傅作义的道路
1949年1月底，傅作义将军率部在北平起义，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当时我的大哥程不时正在清华大学航空系读书，目睹傅作义北平和平起义，得到各界强烈支持和北平市民热烈欢迎的历史场景，很有感触，便提笔给父、母亲(朱启畴)写了一封信，并请转呈叔祖父程潜大人。信中极尽赞扬傅作义将军深明大义，弃暗投明之能事，历数解放军进城后秋毫无犯，北平文物丝毫未损，人民安居乐业及部队入城深受北平市民拥戴之盛况，吁请叔公以国家和人民大业为重，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
因为程潜的态度当时尚未公开，所以父母当时是壮着胆子一起去找程潜的。当将这封信送给程潜看时，他们心情十分地紧张，非常关注程潜的表情。但见程潜阅后，默不作声，未作任何表态，只是将信退回给了父母，转身便回到房中去了。
程潜的不语，自有他的难处。起义谋反，天大的一件事，成败难料，性命攸关，非有万分把握是不能轻易表态的。但至少在他的心里，对这位侄子和侄媳妇想走和平解放道路的态度是十分清楚了，因此才有了后来的那些个故事。
我的母亲将这封信交给了省公路局《公路周刊》的主编、中共地下党员潘独青，请其公开发表。潘对母亲说：“刊出这封信你不怕吗?”母亲回答说：“我们早就有心弃楚归汉了。”当时武汉刚解放，长沙《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武汉归来》的文章，对武汉解放时的情景造谣诬蔑，颠倒是非，搞得长沙的市民人心惶惶。因此，这封信经父亲同意发表后，起了很好的安定人心的宣传作用。
程潜：我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
1949年3月，程潜感到了筹划起义冒有的生命危险，出于对父母的信任，找到我的父母说：“我急需要找一个靠得住的人在身边……”我的母亲立刻想到了侄子朱明章可用。其实朱明章与母亲同年所生，但辈份上他叫母亲为“畴姑”，我们则称他为“玉哥哥”。他与我们家来往很密切，他抱我大哥小时的姿态就像军人背枪般的生硬。这事一直是我们家的笑料。
朱明章1907年生，1926年7月从湖南陆军干部学校第一期毕业后从军，历任连长、参谋、团长等职，1946年任武汉行营上校参谋，曾参与长沙会战等抗击日军战役，并在战场负过伤。
1947年3月，朱明章自动请求脱离军籍，办理退役手续，回到湖南。后在湖南任过省训练团总务处长等职，从事教育工作。他当时正在家乡休息。
父母商量后告诉叔叔同意，星夜派遣跟随我家多年的醴陵人冯伯卿赶回醴陵乡下，请朱明章重出江湖。父亲并将自己的一支左轮手枪转赠朱明章备用。
朱明章听说是保卫程潜，很是高兴，4月即走马上任，追随程潜不离左右，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他尽职尽责，深受程潜器重，被任命为长沙公署少将、联合办公室警卫组组长。湖南和平起义后又跟随程潜去北京晋见毛泽东主席，并出席开国大典。后任湖南省政府参事。
父母一直以能为叔叔程潜在生命的紧要关头分忧，尽了一份力而自感欣慰。
毯子湾，程潜布下的最后一着棋
父亲由叔叔程潜资助到德国留学，1932年从德国勃兰斯威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学成后回国。先后出任汉阳火药厂工程师、津浦铁路浦口、济南材料厂厂长及河南农工器械制造厂厂长等职。1946年5月，父亲回湖南任省公路局局长。他在长沙市的城郊，南门外的毯子湾围起了约五亩地的一个院子，建了一座私宅，这是一户外观并不奢华，但生活设施俱全，十分安全和隐蔽的住处。
1949年的7月，平日十分闲静的家里突然被一股紧张的空气笼罩，平添了几分战争的色彩。一是父亲叫人在院子的草坪中挖了个一人多深，十多米长，三、四米宽的防空壕，防空壕的顶部用树枝草皮遮盖着；二是在省公路局任职的我的表哥朱子义，突然悄然无声地带进来了十几名“路警”。他们身着制服，荷枪实弹，为我家执行严密的巡逻守卫任务。后来才知道，这都是父亲禀承叔叔程潜的意思，暗中布下的用于紧急关头救命的最后一步棋，没曾想还真的成了致胜全局的一大妙着。
程潜与白崇禧的生死游戏
程潜出生于1882年，16岁取秀才，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曾任国民政府参谋总长，授陆军一级上将衔，足智多谋，素有儒将之称。白崇禧比程潜小11岁，保定陆军学校毕业，官至国防部长一职，授陆军一级上将衔，他参与指挥的台儿庄会战及其它战役曾大败日本兵，被誉为“小诸葛”。他们两个人在1949年的湖南进行过一场事关生死的游戏，最后的收官处就在毯子湾，程潜以棋高一着致胜。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
1948年7月24日，程潜由武汉抵长沙就任省政府主席。
1949年2月18日，陈明仁以华中剿匪副司令兼一兵团司令的身份，率二十九军和七十一军来长沙编训。此举给程、陈联手起义创造了一个“天赐良机”。
1949年5月16日武汉失守后，白崇禧率几十万大军退守湖南，一方面作困兽犹斗状，另外一方面是奉命监视程潜的一举一动。而此时程、陈密谋起义已进入到关键时期。
白崇禧的到来，拉开了程、白之间长达80多天生死搏斗的大幕。
白崇禧的大本营设在衡阳市，他除了在长沙布置了大量特务密探紧盯程潜以外，本人还不断穿梭飞行于长沙和衡阳之间，插手湖南的政务，并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对程施加压力。
程潜则为了摆脱白的监视，制定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
7月21日上午8点，程潜大张其鼓地率20余辆汽车的大队伍，从省政府门前出发去邵阳视察，白崇禧亲自赶来送行，并目睹车队启程，才放心地飞往衡阳。一到衡阳，他便立即打电话给邵阳专员兼保安司令魏镇，询问程的动向。仔细到在何处吃的中饭，晚上住何人家中等细节，都要一一禀报清楚。当得知是下午4点到的邵阳，在湘潭吃的午饭，并将住进陈光中(前六十三师师长)家中时，才放下心来(其实魏镇此时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他的话有真有假。后魏也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并留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五军副军长，转业后任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程潜在邵阳活动了好几天，一直曝光在媒体之下， 起到了麻痹白崇禧的作用。直至28日，程潜扬言去芷江视察，调集40辆卡车以便警卫随行。29日凌晨4点，程突然率警卫手枪排和警卫大队一部分人乘20辆卡车急返长沙，其余卫队乘另20辆卡车延后两小时出发殿后，以防不测。且留下警卫团一个营按兵邵阳驻地不动，掩人耳目。当程潜随第一批车队到达湘潭后，突然又改变行程，仅带几名随员脱离汽车大队，下到早已准备好的一艘停靠在湘江边升火待发的汽轮上，改由水路急驶长沙，汽车大队则仍沿公路返长。
汽轮并没有抵靠长沙市区，而是径直开到水陆洲(又叫橘子洲)靠岸下船，程潜则悄悄住进了水陆洲长沙音乐专科学校。这里少有居民，四周环水，且无桥可通，靠木划子(即木船)摆渡，实是一个安全可靠之处。几经辗转来到此处后，程潜心情大好，竟对随员说“‘小诸葛’这次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中了”。但事实上，游戏并没有就此结束。
当程潜汽车从长邵公路进入湘潭境内的黄土岭时，程潜专车的号牌即被交通检查站的特务发现，并立即报告了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健军：“程潜座驾于下午三时通过黄土岭回长。”毛即报告陈明仁。陈明仁其实早已知道此事，而且程回长沙正是应其密电请求，回长沙共商起义大计而来。为防不测，陈明仁以车回并不能肯定人已回长沙为由，试图加以掩饰。但毕竟消息已经走漏，白崇禧立即布置在长沙城内城外四处找人。
果不其然，程潜一行在水陆洲才待了一天，30日便被特务发现。白崇禧看到程潜不辞而别，肯定程别有他图，准备派飞机轰炸水陆洲。陈明仁得知消息后立即告知程潜，程潜当机立断，使出最后一手，于当晚(30日)乘小船过江，乘车只身来到毯子湾程炯家中，从此闭门不出，在此偏僻一隅潜心准备率部起义的最后流程，完全摆脱了白崇禧的监视。这一天，距正式宣布和平起义仅有5天的时间。
程潜怒斥蒋介石“大流氓”
程潜再次从白崇禧的眼中逃脱，白崇禧知道大事不好，急报蒋介石，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于是他痛下决心，于8月1日命黄杰、邓文仪由衡阳飞抵长沙，亲自转达他给陈明仁的密令：“弟一生革命历史，当自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然后退守湘西，吾即来四川为尔后盾……。”
据陈明仁贴身秘书陈臧仲回忆，陈明仁待黄、邓走后，仅拉上陈臧仲一人，急忙登车，陈明仁坐在副驾驶位上，不发一语，亲自扳动方向指示器，指挥着汽车急速前进。汽车由省政府出门，经又一村、先锋厅、八角亭、南门口出城，转南大十字路，直奔毯子湾程潜住地，入得院子便和程两人独处一室密谈。
陈臧仲一人坐在客厅待令，突然屋内传出程潜的一声大吼：“这个大流氓!”原来，陈明仁将蒋介石的电文抄件全文交给程潜看了。这份抄件是写在一张印有“雪冰用笺”的信纸上，雪冰是邓文仪之号，是邓文仪亲手向陈明仁转达的。其真实程度乃确凿无疑，铁证如山，故程潜怒不可遏。
蒋介石这一招，更加促使了程、陈起义的决心。
陈明仁的贴身秘书陈臧仲是程潜的侄女婿，我的亲姑父。他的儿子即我的表哥后来告诉我，说当时他父亲曾亲耳听见，陈明仁对程潜说过一句发自肺腑的话：“颂公(程潜字颂云)，当年在学校里是我不懂事，对不起您老人家。这次我一定拼命保您成功。”
陈明仁不单是程潜的醴陵老乡，而且他们有师生之谊。当年在广州，作为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长兼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的程潜，破例招收陈明仁进了讲武学堂学习，让陈明仁从此走上尚武之道，故他一直感恩在心。但后来陈明仁等一批学生吵着要转学黄埔军校，又反对过校长程潜，因此又一直心有愧疚，故有此言。
毯子湾最紧张的5天
8月1日，就在程潜知晓蒋介石“必杀令”的这一天，即在毯子湾完成电稿，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并向李宗仁、阎锡山、白崇禧发出了呼吁和平的通电，历数蒋介石之罪行。
紧接着，程潜在毯子湾连续开了三天的紧急会议，日夜研究起草和平起义的有关文件，并和中共代表密切接触，商讨起义细节问题，签署了湖南和平起义的协定。据母亲回忆，参与和谈的有方叔章、李明灏、程星龄等人，每次和谈代表来都受到我家热情的款待，有时错过了就餐时间，母亲即叫工友赶快煮几碗面让他们填饱肚子再工作。而每次代表们进出毯子湾，都是由父亲用自己的小汽车亲自接送。省政府公路局局长的小车满市奔跑，里面坐的竟是中共的代表，这是谁也想不到的。
8月3日，程潜以个人名义致电：“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汉口林司令员、邓政委：潜等即将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潜与子良兄已令所属军队，一切行动，均按贵方指示办理，绝不阻碍接管最关紧要之军事行动。”
说到电报，据母亲回忆说，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引起了大家的紧张。当时，凡是在毯子湾由程潜签署的电报稿，都是由母亲偷偷带出毯子湾，到长沙市邮电局一个秘密电台发送的。当第一封发向北平中共中央的电报出去后，因使用密码有误，北平中共方收到后竟完全读不懂电文，不知所云，于是紧急来电追询。发电方则也是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后来经调整密码后再度发出，才对接成功，让大家舒了一口气。我推测可能是双方对接交待密码时出现了一点小毛病所致。
8月4日下午，程潜正式现身社会，通过广播电台和报纸，以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领衔正式通电起义，历史就此揭开新的一页。
紧接着8月5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复电程潜：“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解放事业，大义昭著，薄海同欣。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同日，晚10时许，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从小吴门进入长沙城，湖南得以和平解放，程潜和陈明仁和平起义胜利成功。
8月4日下午，自程潜宣布起义后，气急败坏的白崇禧从衡阳派飞机飞临长沙，连续几天轰炸省政府和南门外的毯子湾程潜住地。这时，我们家的防空壕可派上了用场，一有飞机声，大家便蜂拥着钻进防空壕中，记得程潜叔祖父大人也和我们小孩子一起“躲飞机”。我还记得，大人们总是告诫我们这些小孩子，不可用望远镜去看飞机，以免玻璃反光暴露目标。好在我们家是平房，目标不大，也可能是蒋军飞行员技术不精，扔下的炸弹都落在周围了。人民解放军进城后，即加强了对毯子湾程潜住地的空中保护，在我家后面的山上架设了高射炮，当蒋军飞机在头上盘旋时，就开炮射击，8月7日以后，就再没有飞机前来了。但那紧张的气氛和妈妈护着我轻声叨念着“观音菩萨保佑”的声音，至今仍记忆犹新。
(作者为湖南省政府参事、湖南省参事室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 肖阿伍
1949年，程潜的侄子、我的父亲程炯，任湖南省公路局局长，我们家在长沙市的南门外南大十字路南二里牌的毯子湾。这是一座位处城郊，十分偏僻，很不起眼的院子。就是这座不起眼的院落，在这场历史大转变的关键时刻，起到了一个特殊的作用，现在回忆起来仍不免令我们这些后人感慨万分。
1949年的7月31日至8月5日，湖南和平起义最为关键最为紧张的几天，程潜只身来到毯子湾“隐居”了6天。这里成了他躲避白崇禧追杀的最后隐身场所，也成了他完成领导湖南和平起义作最后的部署以及和中共领导人作最后协商，达成一致行动的地下指挥中心，当然，也就成了以后蒋介石飞机轰炸的主要目标。
北平来信：请走傅作义的道路
1949年1月底，傅作义将军率部在北平起义，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当时我的大哥程不时正在清华大学航空系读书，目睹傅作义北平和平起义，得到各界强烈支持和北平市民热烈欢迎的历史场景，很有感触，便提笔给父、母亲(朱启畴)写了一封信，并请转呈叔祖父程潜大人。信中极尽赞扬傅作义将军深明大义，弃暗投明之能事，历数解放军进城后秋毫无犯，北平文物丝毫未损，人民安居乐业及部队入城深受北平市民拥戴之盛况，吁请叔公以国家和人民大业为重，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
因为程潜的态度当时尚未公开，所以父母当时是壮着胆子一起去找程潜的。当将这封信送给程潜看时，他们心情十分地紧张，非常关注程潜的表情。但见程潜阅后，默不作声，未作任何表态，只是将信退回给了父母，转身便回到房中去了。
程潜的不语，自有他的难处。起义谋反，天大的一件事，成败难料，性命攸关，非有万分把握是不能轻易表态的。但至少在他的心里，对这位侄子和侄媳妇想走和平解放道路的态度是十分清楚了，因此才有了后来的那些个故事。
我的母亲将这封信交给了省公路局《公路周刊》的主编、中共地下党员潘独青，请其公开发表。潘对母亲说：“刊出这封信你不怕吗?”母亲回答说：“我们早就有心弃楚归汉了。”当时武汉刚解放，长沙《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武汉归来》的文章，对武汉解放时的情景造谣诬蔑，颠倒是非，搞得长沙的市民人心惶惶。因此，这封信经父亲同意发表后，起了很好的安定人心的宣传作用。
程潜：我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
1949年3月，程潜感到了筹划起义冒有的生命危险，出于对父母的信任，找到我的父母说：“我急需要找一个靠得住的人在身边……”我的母亲立刻想到了侄子朱明章可用。其实朱明章与母亲同年所生，但辈份上他叫母亲为“畴姑”，我们则称他为“玉哥哥”。他与我们家来往很密切，他抱我大哥小时的姿态就像军人背枪般的生硬。这事一直是我们家的笑料。
朱明章1907年生，1926年7月从湖南陆军干部学校第一期毕业后从军，历任连长、参谋、团长等职，1946年任武汉行营上校参谋，曾参与长沙会战等抗击日军战役，并在战场负过伤。
1947年3月，朱明章自动请求脱离军籍，办理退役手续，回到湖南。后在湖南任过省训练团总务处长等职，从事教育工作。他当时正在家乡休息。
父母商量后告诉叔叔同意，星夜派遣跟随我家多年的醴陵人冯伯卿赶回醴陵乡下，请朱明章重出江湖。父亲并将自己的一支左轮手枪转赠朱明章备用。
朱明章听说是保卫程潜，很是高兴，4月即走马上任，追随程潜不离左右，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他尽职尽责，深受程潜器重，被任命为长沙公署少将、联合办公室警卫组组长。湖南和平起义后又跟随程潜去北京晋见毛泽东主席，并出席开国大典。后任湖南省政府参事。
父母一直以能为叔叔程潜在生命的紧要关头分忧，尽了一份力而自感欣慰。
毯子湾，程潜布下的最后一着棋
父亲由叔叔程潜资助到德国留学，1932年从德国勃兰斯威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学成后回国。先后出任汉阳火药厂工程师、津浦铁路浦口、济南材料厂厂长及河南农工器械制造厂厂长等职。1946年5月，父亲回湖南任省公路局局长。他在长沙市的城郊，南门外的毯子湾围起了约五亩地的一个院子，建了一座私宅，这是一户外观并不奢华，但生活设施俱全，十分安全和隐蔽的住处。
1949年的7月，平日十分闲静的家里突然被一股紧张的空气笼罩，平添了几分战争的色彩。一是父亲叫人在院子的草坪中挖了个一人多深，十多米长，三、四米宽的防空壕，防空壕的顶部用树枝草皮遮盖着；二是在省公路局任职的我的表哥朱子义，突然悄然无声地带进来了十几名“路警”。他们身着制服，荷枪实弹，为我家执行严密的巡逻守卫任务。后来才知道，这都是父亲禀承叔叔程潜的意思，暗中布下的用于紧急关头救命的最后一步棋，没曾想还真的成了致胜全局的一大妙着。
程潜与白崇禧的生死游戏
程潜出生于1882年，16岁取秀才，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曾任国民政府参谋总长，授陆军一级上将衔，足智多谋，素有儒将之称。白崇禧比程潜小11岁，保定陆军学校毕业，官至国防部长一职，授陆军一级上将衔，他参与指挥的台儿庄会战及其它战役曾大败日本兵，被誉为“小诸葛”。他们两个人在1949年的湖南进行过一场事关生死的游戏，最后的收官处就在毯子湾，程潜以棋高一着致胜。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
1948年7月24日，程潜由武汉抵长沙就任省政府主席。
1949年2月18日，陈明仁以华中剿匪副司令兼一兵团司令的身份，率二十九军和七十一军来长沙编训。此举给程、陈联手起义创造了一个“天赐良机”。
1949年5月16日武汉失守后，白崇禧率几十万大军退守湖南，一方面作困兽犹斗状，另外一方面是奉命监视程潜的一举一动。而此时程、陈密谋起义已进入到关键时期。
白崇禧的到来，拉开了程、白之间长达80多天生死搏斗的大幕。
白崇禧的大本营设在衡阳市，他除了在长沙布置了大量特务密探紧盯程潜以外，本人还不断穿梭飞行于长沙和衡阳之间，插手湖南的政务，并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对程施加压力。
程潜则为了摆脱白的监视，制定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
7月21日上午8点，程潜大张其鼓地率20余辆汽车的大队伍，从省政府门前出发去邵阳视察，白崇禧亲自赶来送行，并目睹车队启程，才放心地飞往衡阳。一到衡阳，他便立即打电话给邵阳专员兼保安司令魏镇，询问程的动向。仔细到在何处吃的中饭，晚上住何人家中等细节，都要一一禀报清楚。当得知是下午4点到的邵阳，在湘潭吃的午饭，并将住进陈光中(前六十三师师长)家中时，才放下心来(其实魏镇此时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他的话有真有假。后魏也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并留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五军副军长，转业后任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程潜在邵阳活动了好几天，一直曝光在媒体之下， 起到了麻痹白崇禧的作用。直至28日，程潜扬言去芷江视察，调集40辆卡车以便警卫随行。29日凌晨4点，程突然率警卫手枪排和警卫大队一部分人乘20辆卡车急返长沙，其余卫队乘另20辆卡车延后两小时出发殿后，以防不测。且留下警卫团一个营按兵邵阳驻地不动，掩人耳目。当程潜随第一批车队到达湘潭后，突然又改变行程，仅带几名随员脱离汽车大队，下到早已准备好的一艘停靠在湘江边升火待发的汽轮上，改由水路急驶长沙，汽车大队则仍沿公路返长。
汽轮并没有抵靠长沙市区，而是径直开到水陆洲(又叫橘子洲)靠岸下船，程潜则悄悄住进了水陆洲长沙音乐专科学校。这里少有居民，四周环水，且无桥可通，靠木划子(即木船)摆渡，实是一个安全可靠之处。几经辗转来到此处后，程潜心情大好，竟对随员说“‘小诸葛’这次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中了”。但事实上，游戏并没有就此结束。
当程潜汽车从长邵公路进入湘潭境内的黄土岭时，程潜专车的号牌即被交通检查站的特务发现，并立即报告了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健军：“程潜座驾于下午三时通过黄土岭回长。”毛即报告陈明仁。陈明仁其实早已知道此事，而且程回长沙正是应其密电请求，回长沙共商起义大计而来。为防不测，陈明仁以车回并不能肯定人已回长沙为由，试图加以掩饰。但毕竟消息已经走漏，白崇禧立即布置在长沙城内城外四处找人。
果不其然，程潜一行在水陆洲才待了一天，30日便被特务发现。白崇禧看到程潜不辞而别，肯定程别有他图，准备派飞机轰炸水陆洲。陈明仁得知消息后立即告知程潜，程潜当机立断，使出最后一手，于当晚(30日)乘小船过江，乘车只身来到毯子湾程炯家中，从此闭门不出，在此偏僻一隅潜心准备率部起义的最后流程，完全摆脱了白崇禧的监视。这一天，距正式宣布和平起义仅有5天的时间。
程潜怒斥蒋介石“大流氓”
程潜再次从白崇禧的眼中逃脱，白崇禧知道大事不好，急报蒋介石，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于是他痛下决心，于8月1日命黄杰、邓文仪由衡阳飞抵长沙，亲自转达他给陈明仁的密令：“弟一生革命历史，当自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然后退守湘西，吾即来四川为尔后盾……。”
据陈明仁贴身秘书陈臧仲回忆，陈明仁待黄、邓走后，仅拉上陈臧仲一人，急忙登车，陈明仁坐在副驾驶位上，不发一语，亲自扳动方向指示器，指挥着汽车急速前进。汽车由省政府出门，经又一村、先锋厅、八角亭、南门口出城，转南大十字路，直奔毯子湾程潜住地，入得院子便和程两人独处一室密谈。
陈臧仲一人坐在客厅待令，突然屋内传出程潜的一声大吼：“这个大流氓!”原来，陈明仁将蒋介石的电文抄件全文交给程潜看了。这份抄件是写在一张印有“雪冰用笺”的信纸上，雪冰是邓文仪之号，是邓文仪亲手向陈明仁转达的。其真实程度乃确凿无疑，铁证如山，故程潜怒不可遏。
蒋介石这一招，更加促使了程、陈起义的决心。
陈明仁的贴身秘书陈臧仲是程潜的侄女婿，我的亲姑父。他的儿子即我的表哥后来告诉我，说当时他父亲曾亲耳听见，陈明仁对程潜说过一句发自肺腑的话：“颂公(程潜字颂云)，当年在学校里是我不懂事，对不起您老人家。这次我一定拼命保您成功。”
陈明仁不单是程潜的醴陵老乡，而且他们有师生之谊。当年在广州，作为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长兼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的程潜，破例招收陈明仁进了讲武学堂学习，让陈明仁从此走上尚武之道，故他一直感恩在心。但后来陈明仁等一批学生吵着要转学黄埔军校，又反对过校长程潜，因此又一直心有愧疚，故有此言。
毯子湾最紧张的5天
8月1日，就在程潜知晓蒋介石“必杀令”的这一天，即在毯子湾完成电稿，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并向李宗仁、阎锡山、白崇禧发出了呼吁和平的通电，历数蒋介石之罪行。
紧接着，程潜在毯子湾连续开了三天的紧急会议，日夜研究起草和平起义的有关文件，并和中共代表密切接触，商讨起义细节问题，签署了湖南和平起义的协定。据母亲回忆，参与和谈的有方叔章、李明灏、程星龄等人，每次和谈代表来都受到我家热情的款待，有时错过了就餐时间，母亲即叫工友赶快煮几碗面让他们填饱肚子再工作。而每次代表们进出毯子湾，都是由父亲用自己的小汽车亲自接送。省政府公路局局长的小车满市奔跑，里面坐的竟是中共的代表，这是谁也想不到的。
8月3日，程潜以个人名义致电：“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汉口林司令员、邓政委：潜等即将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潜与子良兄已令所属军队，一切行动，均按贵方指示办理，绝不阻碍接管最关紧要之军事行动。”
说到电报，据母亲回忆说，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引起了大家的紧张。当时，凡是在毯子湾由程潜签署的电报稿，都是由母亲偷偷带出毯子湾，到长沙市邮电局一个秘密电台发送的。当第一封发向北平中共中央的电报出去后，因使用密码有误，北平中共方收到后竟完全读不懂电文，不知所云，于是紧急来电追询。发电方则也是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后来经调整密码后再度发出，才对接成功，让大家舒了一口气。我推测可能是双方对接交待密码时出现了一点小毛病所致。
8月4日下午，程潜正式现身社会，通过广播电台和报纸，以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领衔正式通电起义，历史就此揭开新的一页。
紧接着8月5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复电程潜：“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解放事业，大义昭著，薄海同欣。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同日，晚10时许，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从小吴门进入长沙城，湖南得以和平解放，程潜和陈明仁和平起义胜利成功。
8月4日下午，自程潜宣布起义后，气急败坏的白崇禧从衡阳派飞机飞临长沙，连续几天轰炸省政府和南门外的毯子湾程潜住地。这时，我们家的防空壕可派上了用场，一有飞机声，大家便蜂拥着钻进防空壕中，记得程潜叔祖父大人也和我们小孩子一起“躲飞机”。我还记得，大人们总是告诫我们这些小孩子，不可用望远镜去看飞机，以免玻璃反光暴露目标。好在我们家是平房，目标不大，也可能是蒋军飞行员技术不精，扔下的炸弹都落在周围了。人民解放军进城后，即加强了对毯子湾程潜住地的空中保护，在我家后面的山上架设了高射炮，当蒋军飞机在头上盘旋时，就开炮射击，8月7日以后，就再没有飞机前来了。但那紧张的气氛和妈妈护着我轻声叨念着“观音菩萨保佑”的声音，至今仍记忆犹新。
(作者为湖南省政府参事、湖南省参事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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