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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人类身心健康造成重大伤害，也对全球化和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本文通过回顾人类遭受重大疫情和全球化发展历史的关系，梳理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剖析逆全球化的一些主要观点，得出如下结论：尽管在疫情期间，以及疫情过后的一个较短时期内，全球化会受到冲击，且本次疫情的冲击还将十分严重，但全球化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疫情过后，它仍将遵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继续前行。因此，中国应利用好大国优势，把握和顺应全球化发展规律，扬长避短，化危为机。在做好自身事情的同时，与世界各国一道，继续推动全球化持续健康向前发展，使之更好地造福于全人类。
关键词：新冠肺炎大流行疫病全球化
作者简介：
郑京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来势凶猛，传染性极强，致死率较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2020年5月30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5775043例，累计死亡361220例。疫情不仅对人类身心健康造成重大伤害，也对全球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所说的全球化均指经济全球化，即狭义的全球化。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这样一种状况或进程：资本、劳动（力）、技术、商品与服务等，均可按市场经济规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和营销。造成严重冲击。随着疫情蔓延，一些国家采取“封城”“封国”，取消或减少国际航班航运，严控出入境管理等罕见防疫举措，人员和物资跨国流动受到极大限制;一些国家防疫物资短缺，生活物资供应紧张，许多政要和普通民众纷纷提出要使包括口罩在内的制造业尽快回归本国。由此引发的对于全球化前景的担忧似乎也在蔓延：逆全球化已不可避免，甚至会回到“经济主权时代”。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借机更加活跃。而近期全球贸易也遭受重创。根据世贸组织数据，2020年2月，全球进出口跨境贸易同比下降约10%。凡此种种，是否意味着全球化确实已走到尽头，要大逆转了呢？通过回顾人类遭受的重大疫情和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梳理全球化理论基础，认真剖析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笔者认为，尽管在疫情期间，以及疫情过后的一个较短时期内，全球化确实会受到一定冲击，且本次重大疫情的冲击还将十分严重，但全球化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疫情过后，它仍将遵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继续前行。
一、历史经验表明疫情难以阻挡全球化
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不断战胜自身疫病的进化史。尽管人类疫病中危害最大的传染病肆虐及其被征服，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階段的产物，但一经出现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人类文明的进程。而且，传染病及其大流行的深度和广度与人类相互交往流动的深度和广度成正比。毫无疑问，本次新冠肺炎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流行也与全球化有关。
人类在最初的狩猎和采集文明阶段，不可能有传染病大流行。那时候人口稀少，每个群体只有几十人或百把人，是自成一体的微型社会。狩猎群体虽也会四处游走迁徙，但群体间基本互不交往。只是到了农耕文明之后，随着人们聚集定居、交流交往以及与动物混居在一起，才使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成为可能。此后，战争扩张、宗教传播、人员往来及商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传染病大流行也随之出现。进入工业化文明之后，特别是当代，全球化更是为传染病大流行“提供了方便”。人员与商品通过现代化便捷交通运输工具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大流动，传染病一旦发生就极易在全球大流行，对人类健康造成重大伤害。
公元前430年，一场瘟疫席卷古希腊，夺走了1/4希腊城邦人的生命。公元165—180年，罗马帝国发生了导致1/3人口死亡的黑死病瘟疫。公元846年，在入侵法国的诺曼人中间爆发了天花。公元1347—1351年，黑死病在西欧蔓延，致使许多地方1/3到1/2的人口病死。14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把传染病带到美洲，美洲土著90%的人口因此而亡。公元1555年，墨西哥天花大流行，200万人不治而亡。
20世纪以来，瘟疫对人类的挑战更加频繁。例如，1918—1919年导致5000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1957—1958年导致110多万人死亡的亚洲流感。进入21世纪以后，重大疫情更是几乎未曾间断过。2002—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2009—2010年导致28万人死亡的甲型H1N1流感;2012年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EBOV）;2016年的H7N9型禽流感;2017年的恶性疟疾;2019年的非洲猪瘟; 2019年出现、2020年集中爆发的本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尽管瘟疫肆虐冲击不断，但却始终没有阻止人类的迁徙交流，没有阻止全球化的步伐。从历史看，全球化一直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无需久等、说行就行”的便捷交通和通讯技术已经将整个地球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村落——“地球村”。以经济全球化为例，无论是生产要素，还是产品和服务的全球大流动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总体趋势不断扩大。
从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看。1948—2018年，世界各国商品贸易出口总额由585亿美元增至19.4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由3956亿美元增至5.8万亿美元。世界各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1948年的9.5%提高至2018年的29.4%（见图1）。期间，爆发过上述一系列疫情。这些疫情对国际贸易有的只有短暂影响，有的根本没有影响。
从人员在国际间的流动看。1980—2019年，全球国际旅游人次从2.8亿人增至14.6亿人;全球国际旅游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由6.2%提高到18.9%（见图2）。2005—2019年，全球移民及难民人数从1.9亿人增至2.6亿人;移民及难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9%提高到3.4%（见图3）。
从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看。1970—2018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由141亿美元增至1万多亿美元（见图4）。2019年的全球日均跨境外汇交易额已达6.6万亿美元（见图5）。 二、理论分析也表明全球化趋势难以阻挡
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无论是突发重大疫情，还是少数政客人为的逆全球化政策，均难以阻挡全球化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
（一）从本质而言，全球化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
全球化有利于增加各国乃至世界总体福利水平，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利大于弊，这是全球化难以阻挡的根本原因。面对日益稀缺的资源，只有全球化才能实现全球要素投入的产出最大化，從而才更加有利于增进人类的福祉。为了说明这一点，分别对商品与服务、劳动（力）、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和生产成果，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自由贸易的利弊再做一些理论分析和梳理。
经济学理论早已证明，一般而言，自由贸易有益于贸易参与各方。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做了精辟归纳：国际贸易能够发挥参与贸易各方资源的互补作用;发挥参与贸易各方的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促使专业化分工，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参与各方的整体利益。
[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更进一步，如果将劳动（力）与技术（包括专利等知识产权产品）也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商品与服务，则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亦即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易，就同样具有了商品与服务自由贸易的优点。
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即自由流动和交易）情况较为复杂，但也可以得出类似结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非金融类投资，主要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包括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DI），有时也将该类投资简称为FDI。另一种是金融类投资，投资的对象是金融资产（产品），即一种以凭证形式存在的信用权益，如股票债券、期货期权、基金等证券投资及银行借贷等。这些资金并不直接投资于生产活动，只有在转移到相关企业（或自然人）手中之后，才能投资于生产活动，因此是一种间接投资。
对于前者——FDI，笔者的论文已经证明，它是商品和服务进出口贸易的延伸。
郑京平：《从经济学原理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利与弊——兼论外商直接投资是国际贸易的拓展和延伸》，《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首先，FDI一般都要与进出口贸易相伴随。其次，FDI大幅拓展了贸易的范围，既包括最初意义上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也包括劳务、技术、管理服务等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再次，FDI使国际贸易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一是使国际贸易由一次性变为多次性。例如，外国投资者对于投资收益的处置往往会采取再投资的方式。另外，除了投资时伴随的进出口贸易外，还可能有其他新的商品进出口贸易关系。二是使得与一般商品进出口贸易相伴随的货币流（进口方支付货币，出口方收到货币）被投资项目所拥有的永久利益（或说产权）的确认所代替，这是FDI与国际贸易的本质区别。但这并不影响FDI的国际贸易属性，因此，非金融类投资也具有与自由贸易类似的优点。
对于后者——金融类投资，由于是间接投资，在国家之间的流动更为复杂，有其特殊性，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但从总体上看，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也会有利于提高使用效率，增进全球福利。因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效率，总是要高于仅仅在一国范围内的配置效率。就如数学基本原理所证明的，总体最大值一定会大于或等于局部最大值。
毫无疑问，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全球化也有其不足的一面。一是全球化可能会使一些国家的部分群体利益受损。例如，一个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开始大量进口钢铁时，其钢铁企业及工人的利益无疑会受到影响。特别是随着资本这一逐利性和流动性均很强的生产要素参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配置时，会使得这种部分群体利益受损情况的出现频率提高，程度加重。二是可能会引发同一国家不同群体收入不平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例如，从总体上看，由于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强，跨境配置十分方便，会在经济全球化中得利更多一些，金融资本及其从业人员的收入相应也会高些;而实业资本因流动性差，得利会相对少一些，实业资本及其从业人员收入可能会低些。类似地，不同群体相对收入水平也会发生变化，可能会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拥有财富者投资渠道更宽，而变得更富。只有劳动力者，则惟有靠就业获得收入，遇到产业转移到国外或因全球竞争加剧导致所在行业或企业经营不景气，就容易受到影响，而变得更穷。
三是世界各国在全球化中获利不均衡。有些国家可能获利相对多些，有些国家可能获利相对少些。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于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投资条件好，对资本吸引力大，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资本，因而发展速度会快些，从这种意义上说，得利相对多些。而相反，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由于要素成本较高，对资本的吸引力可能会相对小些，发展速度也会慢些。因此，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差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表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37%，提高到2019年的59.7%。
四是需要有国家为经济全球化公共基础平台建设和维护“买单”。例如，国际金融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与维护（国际仲裁机构等），重要航线（道）的建立与维护等等。
五是具有高流动性和复杂性特点的资本全球化有些难以掌控的因素，如果监管不力，容易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回顾近代几次大的金融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的欧债危机等，无不与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膨胀有关，给人类发展带来重大损失。当然，这些危机的深层次本质原因不是全球化本身，而主要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金融界自身，对金融创新的放纵，对金融监管不力，特别是全球协同监管不力。
更进一步说，从辩证的角度和道义的高度看，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应成为反对和阻碍全球化的理由。譬如，因产业优劣导致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不仅在全球化时代如此，在一个封闭经济体内也会发生。所谓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的划分，便隐含了从业者的收入会因产业更替在不同行业间形成差距;资本投入者的收入也会因产业更替在不同行业间形成差距。这种差距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税收等政策加以调整。因此而反对全球化，道理上说不通。又譬如，关于国家之间相对发展水平差距缩小问题，作为先发展国家应该理解和支持后发展国家加快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世界各国共同进步，共同分享文明成果。先发展国家要阻挠落后国家的追赶是文明时代令人不齿的强盗逻辑。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 迪顿所说：“我们有幸生在正确的国家的人，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减少世界上的贫穷和疾病。” [美] 安格斯·迪顿著，崔传刚译：《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再譬如，关于为全球化公共基础平台建设和维护“买单”的问题，各国应该以能够为建立与维护国际秩序做出贡献为荣，而不应只想“搭便车”。退一步说，各国至少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共同负担方式解决问题。此外，关于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或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也不是本质性问题。是由于全球范围的共同协调监管不力所造成的。可以通過加强全球共同协调监管加以避免和解决。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说：“国际金融危机也不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社瑞士达沃斯2017年1月17日电。
总之，全球化的优点是决定性的;而不足则是相对和可克服的。全球化有利于增加全球及世界各国的总体福利水平，对人类社会发展利大于弊。
（二）
从具体诉求分析，无法得出全球化会大逆转的结论
一是生产要素的逐利性是无法阻挡的。一些逆全球化思维的政客试图利用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资金和制造业回归本国。这或许有一时之效，但却无法长久。因为在要素投入一定的条件下，只有全球化能够使产出最大化，使可供分配的财富最大化，进而为提高生产要素（包括资本）的回报率奠定基础。反之，闭关自守只会降低投入要素的产出水平，减少可供分配的财富，最终使生产要素的回报率下降。所以从长期看，这样或那样的所谓优惠政策，都会成为无源或少源之水，难以持续。除非在战争和重大应急等非正常时期，否则要想违背经济规律和效率原则是行不通的。只有符合经济规律和效率原则的全球化才会受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青睐。
二是当今时代，几乎所有国家，尤其是资源单一和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已经离不开全球化。随着时代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现代化的今天，人们的各种需求非常多样化和个性化，任何资源单一国家，如只有石油资源，只有旅游资源的国家，以及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提供相应的供给。而且，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即使规模较小的国家硬要自己去生产某些商品，也无法实现规模效益。例如，新加坡、冰岛、尼泊尔等要自己生产高速轨道列车，一定无法形成规模，获得规模效益。医疗物资的供给也是如此。惟有全球化，各国能够互通有无才是解决之道。
三是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抗击重大疫情，都要靠全球各国共同努力解决。例如，资源与环境问题。一些江河湖泊等水资源可能涉及多个相邻国家。治理大气污染、防止气候变暖、阻止冰川融化等就更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利用好地球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修复和保护好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确保人类可持续发展，除了科技创新外，一个现实的途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节约和高效地配置及使用资源。这恰好是全球化的优势。又如，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也逼迫我们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目前，由于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全世界正面临着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放缓和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全球老龄社会的到来，以及人力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国际贸易及经济全球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解决之道。一些老龄化国家的移民政策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再如，面对目前的新冠疫情，也正是有了全球合作，才很快找出致病病毒和诊断方法，为切断感染源、战胜疫病奠定了基础。此外，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打击恐怖组织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也需依靠国际合作加以解决。
四是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信息产业和服务业的全球化更加便捷，不出国门即可实现跨境交易。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不仅使商品跨境交易更加便利，还使教育、医疗、娱乐、咨询、数字和信息技术服务等服务业，以及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行业的跨境服务和交易变得“延展性”。例如，中国和印度的信息技术及金融分析从业人员，能轻而易举地为美国华尔街和英国伦敦的金融市场提供后台服务。在本次疫情中，电子商务平台、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在线娱乐和在线咨询等，为满足生产生活需求、战胜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此类跨境交易，非但没有受疫情影响，反而成为战胜疫情的重要手段。人们又怎么可能会打着防范疫情的旗号，去去除这样的全球化呢？一些政客又如何能阻止这样的全球化呢？
五是各国出于防范突发重大疫情和战争等战略考虑，也不应阻止全球化。纵观全球化的历史，无论是在仅有商品贸易的初期，还是在商品、技术、服务全面贸易的今时，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从来都未忽视过国家安全等战略需求。应对突发战争的战略物资储备和供应，始终是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首要权衡的因素。企业和个人在进行资本投资及人员流动时，对投资国的政局、战乱、疫病等风险因素，也进行了认真权衡。突发重大疫情也早已在战略考虑之中。因此，认为本次疫情会导致逆全球化的观点显然难以成立。诚然，本次疫情对全球化会有一定的短暂冲击，但最多也只是有些国家考虑尽可能地缩短供应链半径、提高供应链可靠性、减少资本跨境投资和人员跨境流动，更加重视应对有关的风险因素，而不可能是长期简单地停止跨境投资和人员流动。
总之，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像一座孤岛，独踞于其他国家之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
三、关于我国应对的建议
总体上说，我们应充分认清本次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积极稳妥应对。既要坚定信心，
把握和顺应全球化总体趋势不变、螺旋式向前发展的规律，扬长避短，化危为机，
也要坚持底线思维，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时，与世界各国一道，积极推动全球化持续健康向前发展，使之更好地造福于全人类。
一要充分认清本次疫情冲击的影响。本次疫情是近百年来人类遇到的最大疫情之一，病毒传播之快、致死率之高、蔓延程度之广、采取“封城”“封国”等措施的影响之大，均对人们心理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冲击。加上疫情之前，一些国家强调本国第一，去全球化倾向已经出现，以及国际油价大幅下降，美国经济面临调整等因素影响，疫情冲击与非疫情因素叠加交互作用，进一步放大了疫情影响，使得本次疫情对全球经济和全球化的负面冲击会更加严重。对此，我们要有足够认识和充分应对准备，而且前瞻性地看，像本次这样对于整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的重大传染疫情，今后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近警告说，新冠疫情是很多人一生中经历过的最大事件，未来很可能这样的病毒大爆发每隔2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但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全球化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是发展大势，这是任何重大疫情或其他人为因素所无法逆转的。 二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和推动全球化。既然认清了全球化的发展大势，就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支持和推动全球化。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拿出诚意、放下身段，努力创造有利于全球化的条件和环境。要量力承担起必要的国际公共事务责任。要协调和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包括国际组织、世界各国政府、相关政党团体及广大民众，共同努力完善和构建好国际秩序，积极推动世界进入新的更高水平的全球化轨道。既要充分利用和完善现有全球机制，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也要积极创新，参与并充分利用区域、多边和双边机制。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
三要強化底线思维，利用好大国优势，努力做好自己的事。针对全球化在前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与波动，尤其是针对本次疫情所造成的严重冲击，必须要运用底线思维方法，制定应对预案，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要充分利用好大国优势，对涉及国防、重大疫情、重大民生等关键战略性资源和产业链的布局进行重新评估和审视，在保证必要的战略应对供给能力的前提下，兼顾好资源利用效率。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实施力度。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以法治为基础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要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让各种要素的活力得以竞相迸发。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要注重科技创新，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教育科研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引进人才、培养人才、挖掘人才，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才潜能。要继续坚持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推动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主要内容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创新发展高标准自贸区。要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手段，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发展和营商环境。要遵循国际合作规则，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公平透明地开展竞争。要多求同、多包容，尽量减少差异，努力化解矛盾，做好必要的解释沟通，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放心踏实，愿意与中国一道推动全球化。要切实建设好优质高效的重大突发疫病防控应急体制机制，进一步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与此同时，要高度关注并积极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受损群体的诉求，人员交往和货物交流过程中的传染性疫病，以及对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冲击等。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4月。
2. 丁学良、龙希成：《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传染病：肆虐与征服》，《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4月17日。
责任编辑：谷岳
关键词：新冠肺炎大流行疫病全球化
作者简介：
郑京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来势凶猛，传染性极强，致死率较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2020年5月30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5775043例，累计死亡361220例。疫情不仅对人类身心健康造成重大伤害，也对全球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所说的全球化均指经济全球化，即狭义的全球化。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这样一种状况或进程：资本、劳动（力）、技术、商品与服务等，均可按市场经济规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和营销。造成严重冲击。随着疫情蔓延，一些国家采取“封城”“封国”，取消或减少国际航班航运，严控出入境管理等罕见防疫举措，人员和物资跨国流动受到极大限制;一些国家防疫物资短缺，生活物资供应紧张，许多政要和普通民众纷纷提出要使包括口罩在内的制造业尽快回归本国。由此引发的对于全球化前景的担忧似乎也在蔓延：逆全球化已不可避免，甚至会回到“经济主权时代”。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借机更加活跃。而近期全球贸易也遭受重创。根据世贸组织数据，2020年2月，全球进出口跨境贸易同比下降约10%。凡此种种，是否意味着全球化确实已走到尽头，要大逆转了呢？通过回顾人类遭受的重大疫情和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梳理全球化理论基础，认真剖析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笔者认为，尽管在疫情期间，以及疫情过后的一个较短时期内，全球化确实会受到一定冲击，且本次重大疫情的冲击还将十分严重，但全球化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疫情过后，它仍将遵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继续前行。
一、历史经验表明疫情难以阻挡全球化
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不断战胜自身疫病的进化史。尽管人类疫病中危害最大的传染病肆虐及其被征服，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階段的产物，但一经出现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人类文明的进程。而且，传染病及其大流行的深度和广度与人类相互交往流动的深度和广度成正比。毫无疑问，本次新冠肺炎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流行也与全球化有关。
人类在最初的狩猎和采集文明阶段，不可能有传染病大流行。那时候人口稀少，每个群体只有几十人或百把人，是自成一体的微型社会。狩猎群体虽也会四处游走迁徙，但群体间基本互不交往。只是到了农耕文明之后，随着人们聚集定居、交流交往以及与动物混居在一起，才使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成为可能。此后，战争扩张、宗教传播、人员往来及商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传染病大流行也随之出现。进入工业化文明之后，特别是当代，全球化更是为传染病大流行“提供了方便”。人员与商品通过现代化便捷交通运输工具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大流动，传染病一旦发生就极易在全球大流行，对人类健康造成重大伤害。
公元前430年，一场瘟疫席卷古希腊，夺走了1/4希腊城邦人的生命。公元165—180年，罗马帝国发生了导致1/3人口死亡的黑死病瘟疫。公元846年，在入侵法国的诺曼人中间爆发了天花。公元1347—1351年，黑死病在西欧蔓延，致使许多地方1/3到1/2的人口病死。14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把传染病带到美洲，美洲土著90%的人口因此而亡。公元1555年，墨西哥天花大流行，200万人不治而亡。
20世纪以来，瘟疫对人类的挑战更加频繁。例如，1918—1919年导致5000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1957—1958年导致110多万人死亡的亚洲流感。进入21世纪以后，重大疫情更是几乎未曾间断过。2002—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2009—2010年导致28万人死亡的甲型H1N1流感;2012年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EBOV）;2016年的H7N9型禽流感;2017年的恶性疟疾;2019年的非洲猪瘟; 2019年出现、2020年集中爆发的本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尽管瘟疫肆虐冲击不断，但却始终没有阻止人类的迁徙交流，没有阻止全球化的步伐。从历史看，全球化一直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无需久等、说行就行”的便捷交通和通讯技术已经将整个地球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村落——“地球村”。以经济全球化为例，无论是生产要素，还是产品和服务的全球大流动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总体趋势不断扩大。
从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看。1948—2018年，世界各国商品贸易出口总额由585亿美元增至19.4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由3956亿美元增至5.8万亿美元。世界各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1948年的9.5%提高至2018年的29.4%（见图1）。期间，爆发过上述一系列疫情。这些疫情对国际贸易有的只有短暂影响，有的根本没有影响。
从人员在国际间的流动看。1980—2019年，全球国际旅游人次从2.8亿人增至14.6亿人;全球国际旅游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由6.2%提高到18.9%（见图2）。2005—2019年，全球移民及难民人数从1.9亿人增至2.6亿人;移民及难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9%提高到3.4%（见图3）。
从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看。1970—2018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由141亿美元增至1万多亿美元（见图4）。2019年的全球日均跨境外汇交易额已达6.6万亿美元（见图5）。 二、理论分析也表明全球化趋势难以阻挡
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无论是突发重大疫情，还是少数政客人为的逆全球化政策，均难以阻挡全球化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
（一）从本质而言，全球化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
全球化有利于增加各国乃至世界总体福利水平，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利大于弊，这是全球化难以阻挡的根本原因。面对日益稀缺的资源，只有全球化才能实现全球要素投入的产出最大化，從而才更加有利于增进人类的福祉。为了说明这一点，分别对商品与服务、劳动（力）、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和生产成果，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自由贸易的利弊再做一些理论分析和梳理。
经济学理论早已证明，一般而言，自由贸易有益于贸易参与各方。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做了精辟归纳：国际贸易能够发挥参与贸易各方资源的互补作用;发挥参与贸易各方的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促使专业化分工，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参与各方的整体利益。
[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更进一步，如果将劳动（力）与技术（包括专利等知识产权产品）也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商品与服务，则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亦即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易，就同样具有了商品与服务自由贸易的优点。
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即自由流动和交易）情况较为复杂，但也可以得出类似结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非金融类投资，主要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包括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DI），有时也将该类投资简称为FDI。另一种是金融类投资，投资的对象是金融资产（产品），即一种以凭证形式存在的信用权益，如股票债券、期货期权、基金等证券投资及银行借贷等。这些资金并不直接投资于生产活动，只有在转移到相关企业（或自然人）手中之后，才能投资于生产活动，因此是一种间接投资。
对于前者——FDI，笔者的论文已经证明，它是商品和服务进出口贸易的延伸。
郑京平：《从经济学原理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利与弊——兼论外商直接投资是国际贸易的拓展和延伸》，《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首先，FDI一般都要与进出口贸易相伴随。其次，FDI大幅拓展了贸易的范围，既包括最初意义上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也包括劳务、技术、管理服务等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再次，FDI使国际贸易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一是使国际贸易由一次性变为多次性。例如，外国投资者对于投资收益的处置往往会采取再投资的方式。另外，除了投资时伴随的进出口贸易外，还可能有其他新的商品进出口贸易关系。二是使得与一般商品进出口贸易相伴随的货币流（进口方支付货币，出口方收到货币）被投资项目所拥有的永久利益（或说产权）的确认所代替，这是FDI与国际贸易的本质区别。但这并不影响FDI的国际贸易属性，因此，非金融类投资也具有与自由贸易类似的优点。
对于后者——金融类投资，由于是间接投资，在国家之间的流动更为复杂，有其特殊性，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但从总体上看，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也会有利于提高使用效率，增进全球福利。因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效率，总是要高于仅仅在一国范围内的配置效率。就如数学基本原理所证明的，总体最大值一定会大于或等于局部最大值。
毫无疑问，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全球化也有其不足的一面。一是全球化可能会使一些国家的部分群体利益受损。例如，一个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开始大量进口钢铁时，其钢铁企业及工人的利益无疑会受到影响。特别是随着资本这一逐利性和流动性均很强的生产要素参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配置时，会使得这种部分群体利益受损情况的出现频率提高，程度加重。二是可能会引发同一国家不同群体收入不平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例如，从总体上看，由于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强，跨境配置十分方便，会在经济全球化中得利更多一些，金融资本及其从业人员的收入相应也会高些;而实业资本因流动性差，得利会相对少一些，实业资本及其从业人员收入可能会低些。类似地，不同群体相对收入水平也会发生变化，可能会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拥有财富者投资渠道更宽，而变得更富。只有劳动力者，则惟有靠就业获得收入，遇到产业转移到国外或因全球竞争加剧导致所在行业或企业经营不景气，就容易受到影响，而变得更穷。
三是世界各国在全球化中获利不均衡。有些国家可能获利相对多些，有些国家可能获利相对少些。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于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投资条件好，对资本吸引力大，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资本，因而发展速度会快些，从这种意义上说，得利相对多些。而相反，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由于要素成本较高，对资本的吸引力可能会相对小些，发展速度也会慢些。因此，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差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表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37%，提高到2019年的59.7%。
四是需要有国家为经济全球化公共基础平台建设和维护“买单”。例如，国际金融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与维护（国际仲裁机构等），重要航线（道）的建立与维护等等。
五是具有高流动性和复杂性特点的资本全球化有些难以掌控的因素，如果监管不力，容易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回顾近代几次大的金融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的欧债危机等，无不与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膨胀有关，给人类发展带来重大损失。当然，这些危机的深层次本质原因不是全球化本身，而主要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金融界自身，对金融创新的放纵，对金融监管不力，特别是全球协同监管不力。
更进一步说，从辩证的角度和道义的高度看，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应成为反对和阻碍全球化的理由。譬如，因产业优劣导致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不仅在全球化时代如此，在一个封闭经济体内也会发生。所谓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的划分，便隐含了从业者的收入会因产业更替在不同行业间形成差距;资本投入者的收入也会因产业更替在不同行业间形成差距。这种差距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税收等政策加以调整。因此而反对全球化，道理上说不通。又譬如，关于国家之间相对发展水平差距缩小问题，作为先发展国家应该理解和支持后发展国家加快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世界各国共同进步，共同分享文明成果。先发展国家要阻挠落后国家的追赶是文明时代令人不齿的强盗逻辑。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 迪顿所说：“我们有幸生在正确的国家的人，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减少世界上的贫穷和疾病。” [美] 安格斯·迪顿著，崔传刚译：《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再譬如，关于为全球化公共基础平台建设和维护“买单”的问题，各国应该以能够为建立与维护国际秩序做出贡献为荣，而不应只想“搭便车”。退一步说，各国至少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共同负担方式解决问题。此外，关于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或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也不是本质性问题。是由于全球范围的共同协调监管不力所造成的。可以通過加强全球共同协调监管加以避免和解决。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说：“国际金融危机也不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社瑞士达沃斯2017年1月17日电。
总之，全球化的优点是决定性的;而不足则是相对和可克服的。全球化有利于增加全球及世界各国的总体福利水平，对人类社会发展利大于弊。
（二）
从具体诉求分析，无法得出全球化会大逆转的结论
一是生产要素的逐利性是无法阻挡的。一些逆全球化思维的政客试图利用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资金和制造业回归本国。这或许有一时之效，但却无法长久。因为在要素投入一定的条件下，只有全球化能够使产出最大化，使可供分配的财富最大化，进而为提高生产要素（包括资本）的回报率奠定基础。反之，闭关自守只会降低投入要素的产出水平，减少可供分配的财富，最终使生产要素的回报率下降。所以从长期看，这样或那样的所谓优惠政策，都会成为无源或少源之水，难以持续。除非在战争和重大应急等非正常时期，否则要想违背经济规律和效率原则是行不通的。只有符合经济规律和效率原则的全球化才会受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青睐。
二是当今时代，几乎所有国家，尤其是资源单一和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已经离不开全球化。随着时代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现代化的今天，人们的各种需求非常多样化和个性化，任何资源单一国家，如只有石油资源，只有旅游资源的国家，以及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提供相应的供给。而且，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即使规模较小的国家硬要自己去生产某些商品，也无法实现规模效益。例如，新加坡、冰岛、尼泊尔等要自己生产高速轨道列车，一定无法形成规模，获得规模效益。医疗物资的供给也是如此。惟有全球化，各国能够互通有无才是解决之道。
三是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抗击重大疫情，都要靠全球各国共同努力解决。例如，资源与环境问题。一些江河湖泊等水资源可能涉及多个相邻国家。治理大气污染、防止气候变暖、阻止冰川融化等就更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利用好地球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修复和保护好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确保人类可持续发展，除了科技创新外，一个现实的途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节约和高效地配置及使用资源。这恰好是全球化的优势。又如，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也逼迫我们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目前，由于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全世界正面临着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放缓和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全球老龄社会的到来，以及人力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国际贸易及经济全球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解决之道。一些老龄化国家的移民政策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再如，面对目前的新冠疫情，也正是有了全球合作，才很快找出致病病毒和诊断方法，为切断感染源、战胜疫病奠定了基础。此外，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打击恐怖组织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也需依靠国际合作加以解决。
四是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信息产业和服务业的全球化更加便捷，不出国门即可实现跨境交易。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不仅使商品跨境交易更加便利，还使教育、医疗、娱乐、咨询、数字和信息技术服务等服务业，以及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行业的跨境服务和交易变得“延展性”。例如，中国和印度的信息技术及金融分析从业人员，能轻而易举地为美国华尔街和英国伦敦的金融市场提供后台服务。在本次疫情中，电子商务平台、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在线娱乐和在线咨询等，为满足生产生活需求、战胜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此类跨境交易，非但没有受疫情影响，反而成为战胜疫情的重要手段。人们又怎么可能会打着防范疫情的旗号，去去除这样的全球化呢？一些政客又如何能阻止这样的全球化呢？
五是各国出于防范突发重大疫情和战争等战略考虑，也不应阻止全球化。纵观全球化的历史，无论是在仅有商品贸易的初期，还是在商品、技术、服务全面贸易的今时，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从来都未忽视过国家安全等战略需求。应对突发战争的战略物资储备和供应，始终是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首要权衡的因素。企业和个人在进行资本投资及人员流动时，对投资国的政局、战乱、疫病等风险因素，也进行了认真权衡。突发重大疫情也早已在战略考虑之中。因此，认为本次疫情会导致逆全球化的观点显然难以成立。诚然，本次疫情对全球化会有一定的短暂冲击，但最多也只是有些国家考虑尽可能地缩短供应链半径、提高供应链可靠性、减少资本跨境投资和人员跨境流动，更加重视应对有关的风险因素，而不可能是长期简单地停止跨境投资和人员流动。
总之，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像一座孤岛，独踞于其他国家之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
三、关于我国应对的建议
总体上说，我们应充分认清本次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积极稳妥应对。既要坚定信心，
把握和顺应全球化总体趋势不变、螺旋式向前发展的规律，扬长避短，化危为机，
也要坚持底线思维，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时，与世界各国一道，积极推动全球化持续健康向前发展，使之更好地造福于全人类。
一要充分认清本次疫情冲击的影响。本次疫情是近百年来人类遇到的最大疫情之一，病毒传播之快、致死率之高、蔓延程度之广、采取“封城”“封国”等措施的影响之大，均对人们心理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冲击。加上疫情之前，一些国家强调本国第一，去全球化倾向已经出现，以及国际油价大幅下降，美国经济面临调整等因素影响，疫情冲击与非疫情因素叠加交互作用，进一步放大了疫情影响，使得本次疫情对全球经济和全球化的负面冲击会更加严重。对此，我们要有足够认识和充分应对准备，而且前瞻性地看，像本次这样对于整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的重大传染疫情，今后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近警告说，新冠疫情是很多人一生中经历过的最大事件，未来很可能这样的病毒大爆发每隔2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但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全球化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是发展大势，这是任何重大疫情或其他人为因素所无法逆转的。 二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和推动全球化。既然认清了全球化的发展大势，就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支持和推动全球化。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拿出诚意、放下身段，努力创造有利于全球化的条件和环境。要量力承担起必要的国际公共事务责任。要协调和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包括国际组织、世界各国政府、相关政党团体及广大民众，共同努力完善和构建好国际秩序，积极推动世界进入新的更高水平的全球化轨道。既要充分利用和完善现有全球机制，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也要积极创新，参与并充分利用区域、多边和双边机制。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
三要強化底线思维，利用好大国优势，努力做好自己的事。针对全球化在前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与波动，尤其是针对本次疫情所造成的严重冲击，必须要运用底线思维方法，制定应对预案，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要充分利用好大国优势，对涉及国防、重大疫情、重大民生等关键战略性资源和产业链的布局进行重新评估和审视，在保证必要的战略应对供给能力的前提下，兼顾好资源利用效率。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实施力度。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以法治为基础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要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让各种要素的活力得以竞相迸发。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要注重科技创新，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教育科研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引进人才、培养人才、挖掘人才，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才潜能。要继续坚持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推动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主要内容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创新发展高标准自贸区。要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手段，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发展和营商环境。要遵循国际合作规则，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公平透明地开展竞争。要多求同、多包容，尽量减少差异，努力化解矛盾，做好必要的解释沟通，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放心踏实，愿意与中国一道推动全球化。要切实建设好优质高效的重大突发疫病防控应急体制机制，进一步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与此同时，要高度关注并积极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受损群体的诉求，人员交往和货物交流过程中的传染性疫病，以及对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冲击等。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4月。
2. 丁学良、龙希成：《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传染病：肆虐与征服》，《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4月17日。
责任编辑：谷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