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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飞说，自己到了七十几岁才真正“尽孝”。作为“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儿子，年轻时他忙于教书、拍戏，从未真正了解过与他年龄相差五十八岁的年老的父亲。当自己也进入老年，他开始静下心读父亲留下的日记、书信，在那些发黄变脆的纸张中，他渐渐读懂熟悉又陌生的父亲
谢飞常常自问，真的了解父亲么？
作为“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儿子，他和父亲年龄差了整整五十八岁。自他记事起，父亲就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
1971年6月，当谢飞兴冲冲从保定白洋淀农村干校返回北京准备结婚时，碰上的却是父亲的去世与葬礼。在那时候“横扫一切陋习”的“革命气氛”下，谢飞的家人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为父亲搞了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医院养病、同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董必武，在儿子搀扶下赶来见老友最后一面。董老手书的挽联，谢飞至今记忆犹新：“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法制奠基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政协副主席等职——这是外界予以谢觉哉的评述。作为儿子，1942年出生于硝烟弥漫的延安、乳名“延河”的谢飞，长久以来似乎从未真正且具体地了解过父亲。“他健在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七人还多是学龄儿童、少年或青年；父亲暮年又逢"文化大革命"，我虽已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但运动频频，上山下乡，我在他身边的时光少得可怜。”改革开放后，被称为中国第四代导演领军人物的谢飞忙于教书、拍戏，开创事业，同样忽略了了解熟悉又“陌生”的父亲。
直到自己迈入晚年，生活节奏逐渐放缓的谢飞开始静下心，“读”自己的父亲——他读同为老红军的母亲王定国在三十年前的1982年组织人编写、出版的《谢觉哉传》、《谢觉哉文集》；读父亲留下的大量日记、书信，在父亲用毛笔书写的蝇头小楷里、在一张张发黄变脆的纸张中，他第一次对父亲的生活情感，有了实实在在的体会。
两年前，谢飞着手整理父亲日记、信件，从中选出与家人、友人的115封通信编辑成书，《谢觉哉家书》已于近日出版。
谢飞说，真正读懂父亲的足迹与悲欢，自己晚了四十年。
“我虽然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
1984年拍摄电影《湘女萧萧》时，谢飞第一次回到父亲故居——宁乡沙田乡堆资村的南馥冲。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父亲第一位夫人的照片，知道了她的名字——何敦秀。
谢觉哉与何敦秀的结合，是旧中国农村典型的传统婚姻。何敦秀出身中医世家，其父中过举人，做过清朝官员，家教敦厚，幼时读过三年私塾。那时，谢觉哉曾在何家附近一个书院读书，与何敦秀堂弟是同窗好友，多次受邀去何家玩，被何父看中，安排与其女见面，在两人默许下，双方家庭结下姻缘。结婚时谢觉哉15岁，何夫人比他长近5岁。
谢觉哉与何敦秀共同生活21年，育有四男三女。受进步思想影响，曾为前清秀才的谢觉哉自觉走上革命道路，1919年他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36岁的他应何叔衡之邀离家赴长沙任《湖南通俗报》主编，该报揭露政治黑暗，批评错误思想和社会陋习，文字犀利辛辣，但因“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于1921年6月25日被迫停刊。同年，谢觉哉在毛泽东等人介绍下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半个世纪的长沙、洪湖、上海、江西苏区、长征、延安、解放等各个时期的长期离别家乡的革命生涯。
然而，远离故土的谢觉哉并没有忘记妻儿，《谢觉哉家书》中收录了他自1919年至1963年写给宁乡家人的二十二封书信。
谢飞正是在1984年回乡时，第一次看到父亲写给何夫人的信，它们被复印贴在墙上。
敦秀：
你上回写的信，喊我做夫君大人，这次写的信，喊我做焕南老兄。大人两个人，我实在不敢当。民国时代，官场中已没有大人的称呼了，家庭中，也不作兴喊爷娘做大人了。就是老兄二字，也不妥当……因为你的年纪，本比我大几岁，你以后写信，如果摆姐姐架子不出，你就写个“夫君”和“焕南”二字就要得。
这是1921年4月谢觉哉写给妻子的一封信，同每对感情笃深的夫妻一样，谢觉哉在信中向妻子“汇报”着生活起居：我在这里每天的事也不少，早晨六点多钟起来，洗面呀，操八段锦呀，屙屎呀，差不多要点多钟。八点钟的时候吃早饭，吃饭之后，就要做报，要到十一点钟才完工。再看几十分钟的报，就吃中饭。吃中午饭之后，或者要到学校里去上课，我在修业学校教了几点钟书。或者在屋里看书，或者同朋友扯淡，或者看外面来的信，或者自己写信，下午算是闲一点……
除了表达对妻子的思念，1920年代，谢觉哉在家书中还会反复提及对子女亲人前程的考虑，比如：“廉伯（注：谢觉哉和何敦秀的长子）说不愿在家，要学我一样，还真好笑。我这种人，在家里没有得用，所以跑到外面混混，其实没有一点趣味，抛离妻子，好像一种机械……况且廉伯本是个宜于务农的人，不要替他打错了盘算……子谷（注：谢觉哉与何敦秀二儿子）下半年升学，暂时不能替他预算前程。琼英（注：谢觉哉与何敦秀大女儿）、佩玉（注：谢觉哉同父异母妹妹）再读下子，将来还是在乡里做个裁缝或织袜司务，书读得好一点，或者当个把小学教员……
除对子女晚辈的教诲，谢觉哉对家人的关注，还体现于生活细微之处。1921年4月，看到各地饥荒，他嘱家人“家中的谷总要留点”，“怕不免有逃荒的到我地方来”，“预备应急”。1922年前后，听闻家中收成不好，他告知家里“继母的猪即可杀去一只，我的猪也即可杀去一只。剩下的那一只，也不要喂米……我再限你们每家至多只准喂二只鸭，喂一只鸡……猪同鸡的消耗很多，一定要实行，并要写信告示我。”
1927年，谢觉哉因 “马日事变”遭通缉，离开湖南长沙，自此先后流转到上海、中央苏区、延安。其间，因国共对峙，家书无法寄送，谢觉哉与家人断绝音讯十年。直到1937年国共联合抗战，谢觉哉被派往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才与家人恢复通信。
谢飞常常自问，真的了解父亲么？
作为“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儿子，他和父亲年龄差了整整五十八岁。自他记事起，父亲就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
1971年6月，当谢飞兴冲冲从保定白洋淀农村干校返回北京准备结婚时，碰上的却是父亲的去世与葬礼。在那时候“横扫一切陋习”的“革命气氛”下，谢飞的家人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为父亲搞了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医院养病、同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董必武，在儿子搀扶下赶来见老友最后一面。董老手书的挽联，谢飞至今记忆犹新：“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法制奠基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政协副主席等职——这是外界予以谢觉哉的评述。作为儿子，1942年出生于硝烟弥漫的延安、乳名“延河”的谢飞，长久以来似乎从未真正且具体地了解过父亲。“他健在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七人还多是学龄儿童、少年或青年；父亲暮年又逢"文化大革命"，我虽已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但运动频频，上山下乡，我在他身边的时光少得可怜。”改革开放后，被称为中国第四代导演领军人物的谢飞忙于教书、拍戏，开创事业，同样忽略了了解熟悉又“陌生”的父亲。
直到自己迈入晚年，生活节奏逐渐放缓的谢飞开始静下心，“读”自己的父亲——他读同为老红军的母亲王定国在三十年前的1982年组织人编写、出版的《谢觉哉传》、《谢觉哉文集》；读父亲留下的大量日记、书信，在父亲用毛笔书写的蝇头小楷里、在一张张发黄变脆的纸张中，他第一次对父亲的生活情感，有了实实在在的体会。
两年前，谢飞着手整理父亲日记、信件，从中选出与家人、友人的115封通信编辑成书，《谢觉哉家书》已于近日出版。
谢飞说，真正读懂父亲的足迹与悲欢，自己晚了四十年。
“我虽然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
1984年拍摄电影《湘女萧萧》时，谢飞第一次回到父亲故居——宁乡沙田乡堆资村的南馥冲。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父亲第一位夫人的照片，知道了她的名字——何敦秀。
谢觉哉与何敦秀的结合，是旧中国农村典型的传统婚姻。何敦秀出身中医世家，其父中过举人，做过清朝官员，家教敦厚，幼时读过三年私塾。那时，谢觉哉曾在何家附近一个书院读书，与何敦秀堂弟是同窗好友，多次受邀去何家玩，被何父看中，安排与其女见面，在两人默许下，双方家庭结下姻缘。结婚时谢觉哉15岁，何夫人比他长近5岁。
谢觉哉与何敦秀共同生活21年，育有四男三女。受进步思想影响，曾为前清秀才的谢觉哉自觉走上革命道路，1919年他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36岁的他应何叔衡之邀离家赴长沙任《湖南通俗报》主编，该报揭露政治黑暗，批评错误思想和社会陋习，文字犀利辛辣，但因“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于1921年6月25日被迫停刊。同年，谢觉哉在毛泽东等人介绍下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半个世纪的长沙、洪湖、上海、江西苏区、长征、延安、解放等各个时期的长期离别家乡的革命生涯。
然而，远离故土的谢觉哉并没有忘记妻儿，《谢觉哉家书》中收录了他自1919年至1963年写给宁乡家人的二十二封书信。
谢飞正是在1984年回乡时，第一次看到父亲写给何夫人的信，它们被复印贴在墙上。
敦秀：
你上回写的信，喊我做夫君大人，这次写的信，喊我做焕南老兄。大人两个人，我实在不敢当。民国时代，官场中已没有大人的称呼了，家庭中，也不作兴喊爷娘做大人了。就是老兄二字，也不妥当……因为你的年纪，本比我大几岁，你以后写信，如果摆姐姐架子不出，你就写个“夫君”和“焕南”二字就要得。
这是1921年4月谢觉哉写给妻子的一封信，同每对感情笃深的夫妻一样，谢觉哉在信中向妻子“汇报”着生活起居：我在这里每天的事也不少，早晨六点多钟起来，洗面呀，操八段锦呀，屙屎呀，差不多要点多钟。八点钟的时候吃早饭，吃饭之后，就要做报，要到十一点钟才完工。再看几十分钟的报，就吃中饭。吃中午饭之后，或者要到学校里去上课，我在修业学校教了几点钟书。或者在屋里看书，或者同朋友扯淡，或者看外面来的信，或者自己写信，下午算是闲一点……
除了表达对妻子的思念，1920年代，谢觉哉在家书中还会反复提及对子女亲人前程的考虑，比如：“廉伯（注：谢觉哉和何敦秀的长子）说不愿在家，要学我一样，还真好笑。我这种人，在家里没有得用，所以跑到外面混混，其实没有一点趣味，抛离妻子，好像一种机械……况且廉伯本是个宜于务农的人，不要替他打错了盘算……子谷（注：谢觉哉与何敦秀二儿子）下半年升学，暂时不能替他预算前程。琼英（注：谢觉哉与何敦秀大女儿）、佩玉（注：谢觉哉同父异母妹妹）再读下子，将来还是在乡里做个裁缝或织袜司务，书读得好一点，或者当个把小学教员……
除对子女晚辈的教诲，谢觉哉对家人的关注，还体现于生活细微之处。1921年4月，看到各地饥荒，他嘱家人“家中的谷总要留点”，“怕不免有逃荒的到我地方来”，“预备应急”。1922年前后，听闻家中收成不好，他告知家里“继母的猪即可杀去一只，我的猪也即可杀去一只。剩下的那一只，也不要喂米……我再限你们每家至多只准喂二只鸭，喂一只鸡……猪同鸡的消耗很多，一定要实行，并要写信告示我。”
1927年，谢觉哉因 “马日事变”遭通缉，离开湖南长沙，自此先后流转到上海、中央苏区、延安。其间，因国共对峙，家书无法寄送，谢觉哉与家人断绝音讯十年。直到1937年国共联合抗战，谢觉哉被派往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才与家人恢复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