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过劳死”就像一根鱼刺，让日本政府如鲠在喉，也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美国财经新闻网站CNBC4月4日报道，日本因“过劳死”而产生的相关索赔数目创下历史新高。而且，以往多出现于长期高强度工作下的男性上班族的“过劳死”现象，近年来在年轻女职员中也呈现出上升趋势。就发生不幸的年龄段而言，“过劳死”也有年轻化的倾向。
“过劳死”就像一根鱼刺，让日本政府如鲠在喉，也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过劳死”加剧：“庸医”还是“顽疾”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过去4年，29岁以下的员工，与工作相关的自杀事件数量增加45%，女性员工自杀事件数量增加了39%。截止2015年3月末，共有高达1456例“过劳死”赔偿案例，创历史新高。案例大多集中在医疗保健、社会服务、运输、建筑等长期面临用人短缺的领域。
对此，日本“过劳死受害者全国辩护律师团”秘书长川人洋志称，实际数字可能是受理案件数量的10倍，因为日本政府并不愿意承认大量“过劳死”事件。
所谓“过劳死”，就是指由于长时间加班工作导致过度疲劳而猝然死亡。日本早在1947年出台的《劳动基准法》中，就明确规定了每天工作8小时的标准。但是，一直以来，这项规定都是形同虚设。如今69年过去了，日本人频繁加班到深夜还是家常便饭。
日本中京大学教授大内裕和表示，日本劳动人口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减少。目前每名日本劳工拥有约1.28个就业机会，为1991年来最高。为了抵消全国劳动人口数持续减少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本应该着手改善劳动条件与待遇来吸引人力，以促使更多日本人投入劳动市场。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日本劳动法规很少得到落实，日本企业更是可以轻易绕过相关法律。“提高待遇、雇佣新员工会增加企业成本，”大内裕和说，“加重剥削员工是企业降低劳动成本的方法之一，但这可能引发员工的过劳死。”
过去，“过劳死”现象集中发生在日本中年男性白领阶层之间，而如今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其正在向“全年龄段”和“全职场领域”扩散，年轻人和女性劳工成为超负荷工作的受害者。
由于日本劳动法未规定工作时长上限，厚生劳动省只承认两种过劳死：因过劳而死于心血管疾病，以及因无法承受与工作有关的精神压力而自杀。具体来说，只有一名职工1个月加班超过160个小时或连续3个月加班超过100小时的情况下，他的意外死亡或自杀才纳入过劳死的范畴。
民间团体认为，日本政府在强制执行劳工法、规范职场行为方面手段偏软。“政府也会对‘过劳死’事件开研讨会，出海报让大家重视这个问题，但这只是宣传，”川人洋志说，“减少劳动时长才是关键，但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还有专家呼吁，日本政府应该推动立法强制限制工时，同时加强执法力度，惩治那些强制员工过度加班的“无良企业”。
表面上看，“过劳死”加剧背后，是日本政府的不作为。然而“庸医”背后，其实另有“顽疾”，那就是“工作至死”的加班文化。
根深蒂固的加班文化
据《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全职员工平均每年工作2000小时，比德国人、法国人长400小时。日本工会的调查显示，20～50岁的日本劳动者中，42.6%平均每月无偿加班约16.7小时；85%的全职员工加班，20%的人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高于法律限制的40小时；大约一半的人加班不会获得额外工资。
对不少日本男性来说，“朝6到晚11”的工作模式相当普遍。清早从家乘地铁到公司，上班并“例行”加班后，晚上继续与同事或客户去酒吧饮酒交际到深夜，凌晨3点烂醉回家，早上太阳还没升起就又返回公司。“这种生活模式早已成为日本的象征，就像日本寿司和日本漫画一样”，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道，这种文化加剧了日本从缺乏婴儿到生产率低下的种种弊病。有分析称，加班将很多日本女性排除出劳动力大军。工作时间过长使得女性无法平衡孩子和职业，新妈妈往往被迫辞去工作，或者一开始就选择不要孩子。据估计，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减少到9700万。
日本是出名的“加班大国”，在日文中有“超勤文化”的表述，也被说成“过劳文化”。据日本总务省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人年均每月加班时间在30小时到60小时的人口比例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真的有那么多的工作需要拼上性命来做吗？并非如此。2013年，日本每小时劳动生产价值为41.3美元，还不到挪威的一半，可见其工作效率并不算高。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日本流行小说作家星野慎司在《不寻常的市民生活》一书中这样描述日本人的加班心态：“忙碌的工作就像因参战而烙在身上的伤痕一样，那是男人的勋章。”在经济泡沫时期，如果丈夫晚上10点之前回家就会受到妻子冷落，邻居们也会投来同情的眼神。大家都认为这家的丈夫在公司不被重视，没有担任重要的工作所以也不用加班。这样就有一部分人会选择加班。
另外，日本人也十分注重集体主义。许多职员即便在下班时间内完成了手头上的工作，也会等同事领导们一起下班，绝不单独行动。如果别人都还没下班，自己先下班，不管是因为自己效率快，还是自己真的没被安排过多的工作，都会显出了自己的另类，所以大家就都在加班。
难说再见的“过劳死”
对于令人头疼的“过劳死”现象，日本政府很早就开始积极应对。在上世纪80年代将每周标准工作时间从48小时减少到40小时，并增加加班工资。但由于法律本身有空子可钻，导致收效甚微，企业的加班文化更是愈演愈烈。
现任安倍政府自第二次上台以来，就对民生和企业效率问题十分重视。2015年4月8日，安倍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建议对年收入超过107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5.6万元）的专业人员不再支付加班费，而根据工作业绩决定薪酬。这一改革旨在推进以业绩为基础的薪酬系统，减少不必要的加班，作为日本社会的精英阶层理应担负起更多责任。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安倍还要求公务员带头示范，按夏时令早上班、按时下班。厚生劳动省从2015年3月2日起，晚上8点广播要求自己的雇员停止工作。安倍政府还鼓励中央政府各部门职员早上班并按时下班。上班时间提前一两个小时至上午7时半至8时半，原则上下午5时半前后按时下班。每周三晚最晚8时熄灯，下午4时15分之后不开会。政府还通过数据电子化，减少文件起草的工作量，以减少加班。
但就现在看来，这些举措并没有收到理想中的效果。在新规施行的一年里，日本因“过劳死”而产生的相关索赔数目不降反升，并创下历史新高。“高烧不退”的“过劳死”，究竟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日本大学社会学教授樱井光一称，在日本，男权化的精英阶层投身于工作并牺牲家庭，这样的社会角色模式和文化依然深入人心，“并不是说这种职业文化不会改变，但显然需要时间”。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学者卢昊也曾这样说，日本的商业文化和企业内部环境维持传统的惯性很强，在崇尚集体并关注自身在体系中角色的日本人看来，工作本身是社会尊严的来源，加班不仅意味着福利，也意味着被认可和受到重视。政府的强制性政策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日本的“加班文化”。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大的社会环境和“世代更替”正在使“拼命工作，彻底奉献”的旧时代精神发生松动。
美国财经新闻网站CNBC4月4日报道，日本因“过劳死”而产生的相关索赔数目创下历史新高。而且，以往多出现于长期高强度工作下的男性上班族的“过劳死”现象，近年来在年轻女职员中也呈现出上升趋势。就发生不幸的年龄段而言，“过劳死”也有年轻化的倾向。
“过劳死”就像一根鱼刺，让日本政府如鲠在喉，也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过劳死”加剧：“庸医”还是“顽疾”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过去4年，29岁以下的员工，与工作相关的自杀事件数量增加45%，女性员工自杀事件数量增加了39%。截止2015年3月末，共有高达1456例“过劳死”赔偿案例，创历史新高。案例大多集中在医疗保健、社会服务、运输、建筑等长期面临用人短缺的领域。
对此，日本“过劳死受害者全国辩护律师团”秘书长川人洋志称，实际数字可能是受理案件数量的10倍，因为日本政府并不愿意承认大量“过劳死”事件。
所谓“过劳死”，就是指由于长时间加班工作导致过度疲劳而猝然死亡。日本早在1947年出台的《劳动基准法》中，就明确规定了每天工作8小时的标准。但是，一直以来，这项规定都是形同虚设。如今69年过去了，日本人频繁加班到深夜还是家常便饭。
日本中京大学教授大内裕和表示，日本劳动人口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减少。目前每名日本劳工拥有约1.28个就业机会，为1991年来最高。为了抵消全国劳动人口数持续减少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本应该着手改善劳动条件与待遇来吸引人力，以促使更多日本人投入劳动市场。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日本劳动法规很少得到落实，日本企业更是可以轻易绕过相关法律。“提高待遇、雇佣新员工会增加企业成本，”大内裕和说，“加重剥削员工是企业降低劳动成本的方法之一，但这可能引发员工的过劳死。”
过去，“过劳死”现象集中发生在日本中年男性白领阶层之间，而如今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其正在向“全年龄段”和“全职场领域”扩散，年轻人和女性劳工成为超负荷工作的受害者。
由于日本劳动法未规定工作时长上限，厚生劳动省只承认两种过劳死：因过劳而死于心血管疾病，以及因无法承受与工作有关的精神压力而自杀。具体来说，只有一名职工1个月加班超过160个小时或连续3个月加班超过100小时的情况下，他的意外死亡或自杀才纳入过劳死的范畴。
民间团体认为，日本政府在强制执行劳工法、规范职场行为方面手段偏软。“政府也会对‘过劳死’事件开研讨会，出海报让大家重视这个问题，但这只是宣传，”川人洋志说，“减少劳动时长才是关键，但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还有专家呼吁，日本政府应该推动立法强制限制工时，同时加强执法力度，惩治那些强制员工过度加班的“无良企业”。
表面上看，“过劳死”加剧背后，是日本政府的不作为。然而“庸医”背后，其实另有“顽疾”，那就是“工作至死”的加班文化。
根深蒂固的加班文化
据《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全职员工平均每年工作2000小时，比德国人、法国人长400小时。日本工会的调查显示，20～50岁的日本劳动者中，42.6%平均每月无偿加班约16.7小时；85%的全职员工加班，20%的人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高于法律限制的40小时；大约一半的人加班不会获得额外工资。
对不少日本男性来说，“朝6到晚11”的工作模式相当普遍。清早从家乘地铁到公司，上班并“例行”加班后，晚上继续与同事或客户去酒吧饮酒交际到深夜，凌晨3点烂醉回家，早上太阳还没升起就又返回公司。“这种生活模式早已成为日本的象征，就像日本寿司和日本漫画一样”，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道，这种文化加剧了日本从缺乏婴儿到生产率低下的种种弊病。有分析称，加班将很多日本女性排除出劳动力大军。工作时间过长使得女性无法平衡孩子和职业，新妈妈往往被迫辞去工作，或者一开始就选择不要孩子。据估计，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减少到9700万。
日本是出名的“加班大国”，在日文中有“超勤文化”的表述，也被说成“过劳文化”。据日本总务省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人年均每月加班时间在30小时到60小时的人口比例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真的有那么多的工作需要拼上性命来做吗？并非如此。2013年，日本每小时劳动生产价值为41.3美元，还不到挪威的一半，可见其工作效率并不算高。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日本流行小说作家星野慎司在《不寻常的市民生活》一书中这样描述日本人的加班心态：“忙碌的工作就像因参战而烙在身上的伤痕一样，那是男人的勋章。”在经济泡沫时期，如果丈夫晚上10点之前回家就会受到妻子冷落，邻居们也会投来同情的眼神。大家都认为这家的丈夫在公司不被重视，没有担任重要的工作所以也不用加班。这样就有一部分人会选择加班。
另外，日本人也十分注重集体主义。许多职员即便在下班时间内完成了手头上的工作，也会等同事领导们一起下班，绝不单独行动。如果别人都还没下班，自己先下班，不管是因为自己效率快，还是自己真的没被安排过多的工作，都会显出了自己的另类，所以大家就都在加班。
难说再见的“过劳死”
对于令人头疼的“过劳死”现象，日本政府很早就开始积极应对。在上世纪80年代将每周标准工作时间从48小时减少到40小时，并增加加班工资。但由于法律本身有空子可钻，导致收效甚微，企业的加班文化更是愈演愈烈。
现任安倍政府自第二次上台以来，就对民生和企业效率问题十分重视。2015年4月8日，安倍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建议对年收入超过107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5.6万元）的专业人员不再支付加班费，而根据工作业绩决定薪酬。这一改革旨在推进以业绩为基础的薪酬系统，减少不必要的加班，作为日本社会的精英阶层理应担负起更多责任。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安倍还要求公务员带头示范，按夏时令早上班、按时下班。厚生劳动省从2015年3月2日起，晚上8点广播要求自己的雇员停止工作。安倍政府还鼓励中央政府各部门职员早上班并按时下班。上班时间提前一两个小时至上午7时半至8时半，原则上下午5时半前后按时下班。每周三晚最晚8时熄灯，下午4时15分之后不开会。政府还通过数据电子化，减少文件起草的工作量，以减少加班。
但就现在看来，这些举措并没有收到理想中的效果。在新规施行的一年里，日本因“过劳死”而产生的相关索赔数目不降反升，并创下历史新高。“高烧不退”的“过劳死”，究竟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日本大学社会学教授樱井光一称，在日本，男权化的精英阶层投身于工作并牺牲家庭，这样的社会角色模式和文化依然深入人心，“并不是说这种职业文化不会改变，但显然需要时间”。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学者卢昊也曾这样说，日本的商业文化和企业内部环境维持传统的惯性很强，在崇尚集体并关注自身在体系中角色的日本人看来，工作本身是社会尊严的来源，加班不仅意味着福利，也意味着被认可和受到重视。政府的强制性政策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日本的“加班文化”。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大的社会环境和“世代更替”正在使“拼命工作，彻底奉献”的旧时代精神发生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