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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2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实行了14年之久的美元联系汇率制度，改行自由浮动汇制。泰铢当日应声而贬20%，并由此引发一场席卷除中国大陆以外的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金融风波。1那么一国应当如何决定其货币的汇率？应该用经济学的还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这个问题呢？纯粹的经济学理论都还不能给出完美的答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学在其研究中提供的都是一些纯粹的理论模型。抽象掉了重要的人的因素，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差异与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分配后果，所以现在应该开始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相互冲突利益之间的集体选择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意识到货币背后所隐藏的权力与利益。
一、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中的双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来解释关于汇率政治的问题。其理论内容主要包括：
1.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模式
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通过施加压力迫使政府采取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政治家则通过在那些集团中建立联盟来谋求权力。在国际层次上，各国政府谋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压力的自由，同时使外部发展的不利结果最小化。这两层博弈是同时进行的。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策是国内国际两股力量平行作用的结果。只要各国相互依赖，而且都是主权国家，那么政策制定者就不能忽视两个层次中的任何一层博弃。
2.批准和获胜集合
双层博弈理论假定，在国际谈判中，每方只由一个领导人或首席谈判手作为代表，他没有自己的政策偏好，只是谋求达成对他所代表的人有吸引力的协议。为方便分析，普特南把談判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层次一，谈判代表之间讨价还价，达成暂时协议；层次二，每个集团内部就是否批准协议分别进行讨论。在现实中，预期结果非常重要。可能层次二的预先商谈和争论就已经决定了层次一的谈判立场。反之，层次二批准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层次一的谈判。
3.获胜集合的决定因素
首先是投票者达不成协议的成本越低，获胜集合越小。其次是在利益偏好一致冲突和利益偏好不一致两种情况下，谈判代表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在国内利益偏好一致情势下，谈判代表在层次一赢得越多，协议越容易在层次二获得批准。谈判代表在层次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处理投票者的预期与谈判结果的落差。在利益偏好不一致情况下，谈判者面临的问题则复杂得多。第三是在不同集团和议题间的投票者参与率差异会影响获胜集合的大小。层次二投票者的参与积极性会随着议题的政治化而发生变化。政治化、公开化程度越高，获胜集合越小。
二、案例：20世纪80年代日美汇率之争
1.第一阶段：50年代—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对美国的产品出口出口迅速增加，1955年日美之间爆发了第一次贸易纠纷，拉开了日美贸易摩擦的序幕。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实施的是固定汇率制，日元汇率十分稳定，1949—1971年始终稳定在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
2.第二阶段：70年代以后，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确立，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日美贸易摩擦开始进入频发阶段，为应对摩擦，美国在采取进口限制措施。同时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的转变，这无疑为日元汇率的变动提供了外部条件。截止90年代中期，日元兑美元的汇率都始终表现为在波动震荡中呈上升的趋势。但是，这一时期美国并没有将贸易摩擦的重心转向汇率问题。
3.第三阶段：整个80年代，美国经济正在遭遇四十多年来最持久的衰退，美国面临来自传统盟国尤其是日本的经济挑战越来越大。并且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的提高，直接导致了国际货币政策与国际贸易政策联系更加紧密，于是，国际货币政策逐渐被推上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核心位置。各国在8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外交手段重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试图通过国家之间相互协调的政策工具，来校正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放任自由的国际货币市场所带来的一系列扭曲现象。
三、分析
（一）施压国美国的双层分析
在20世纪80年代日美所发生的汇率冲突当中，理所当然地处于“施压者”的地位，虽然日本当时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且经济实力还处于上升时期，但是因为政治上、军事上乃至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性，决定了其在冲突中的被动地位。
1.国内层面的政策博弈
在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中，利益集团有着独特的影响力和作用，即便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利益集团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总的来说，利益集团是指为维护自身已经拥有的利益或为了争取自身更多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汇率问题不再受国际制度约束，这使得国家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借助国际制度对抗国内社会压力的工具。2从1984年开始，美国国内社会集团全面动员起来，频繁干预国际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美国的货币和汇率政策也因此受制于国内政治，被高度地“政治化”。随着美元的不断升值，美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价格优势，越来越多的商业集团和大型制造商纷纷要求政府釆取行动，改变不利的美元汇率，要求行政部门（主要是财政部）放弃不干预主义的政策，实行积极的国际货币政策。3此时，对社会利益极其敏感并已经更加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国会，深度参与了美国国际货币政策调整的每一步，货币政策的积极干预在80年代前半期达到巅峰。具体而言，国会从三个方面对社会内部保护主义势力的要求进行了回应。第一，通过举办一系列的关于汇率问题的听证会激发公众的关注；第二，议员提交贸易政策的提案，要求改变现行的贸易政策；第三，要求财政部和美联储向国会进行汇率政策的报告。
在80年代中期，随着贸易赤字的陆增和国会中保护主义情绪的日趋强烈，里根政府开始对美国的贸易伙伴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升值本国的货币，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由此，美国走上了积极干预汇率的道路，并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施加了强大的外交压力。 2.双边层面的政策立场
（1）美元—日元委员会
美国政府认为日元汇率偏低是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必须通过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及日元的国际化来纠正。为此，1983年里根总统把限于贸易领域的要求日本开放市场的谈判扩大到金融领域，作为谈判的形式，成立了“日美美元一日元委员会”。该委员会关于日本的讨论主要涉及金融及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改善市场准人、扩大欧洲市场、促进直接投资等四个方面。
（2）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同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四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定，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五国财长公开声明：“由于各国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在外汇市场完全体现，通过政策干预外汇市场，来降低美元兑其他货币的汇率，尤其是美元兑日圆的汇率是非常必要的。”4“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抛售美元，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跃值，其中日元兑美元的升值幅度最大。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1985年8月的1美元兑237日元上升至1987年1月1美元兑152日元，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升值了56%。“广场协议”成为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即从之前的相对忽视转向积极地干预，财政部开始拥有越来越清晰的汇率目标，并愿意通过公开宣言以及对外汇市场的公开操作等政策措施来实现其汇率目标。
（3）日美结构问题谈判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美日贸易不平衡，两国于1985年 始进行“重视市场的个别协议”作为该协议的延续，1989年9月至1990年6月美日举行了结构问题谈判，谈判内容广泛涉及两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竞争政策及贸易政策等诸多方面，两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最终都做了相应的承诺。
（二）受压国日本的双层回应
1.对美国国内博弈的针对性回应
日本实施自我保护的策略和手法十分多样，主要表现在积极运用公关手段，借助大众媒体营造市场开放的舆论宣传和心理攻势。与此相类似的是在政府首脑出访前以高调姿态宣布若干让步措施的“一揽子外交”策略。第二是在限制进口中强调产品质量、公众健康、人身安全等易于造成轰动效应的案例或“聚焦事件”，从而增加普通民众和消费者对本国对外经贸政策和国内行政法规的认同度。第三是充分利用GATT/WTO条款中的灰色区域，积极参与修改现有国际经济规则条款，提高议程创设能力。自80年代中后期起，日本利用国际多边体制的频率和效率显著增强。第四是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官民并举”，加强院外游说、借重利益集团。日本对美国的院外游说除了向华盛顿内部人士和前美国政府官员提供资金等传统手段之外，还积极资助美国国内的各类贸易协会和代理人联盟，并同时向民主和共和两党提供资金。此外，日本还向数以千计的美国小学和中学提供资金，用于维持与日本相关的课程教学。第五是小步分步延缓市场开放的“渐进主义”。这一策略事实上贯穿于战后日美贸易摩擦的始终，而且也不是日本一国的独有手段。较为明显的例子体现在农产品市场的开放上，在GATT/WTO多边压力和美国外压的双重制约下，日本仍坚持循序渐进地分阶段对个别农产品的自由化做出让步，而整体上对本国农林水产等产业仍采取极端保护的态度。第六是在让步领域的选择中以简代难的“替代--补偿策略”。这主要是指通过在军事、对外援助等其他领域的让步换取金融领域美方压力的软化。
2.双边层面的政策回应
在双边层面，日本首先推进贸易和资本自由化，承诺开放国内市场来缓解对外贸易摩擦，并以此来避免日元大幅度升值，这是日本政府应对贸易摩擦和日元升值的主要策略。其次修改《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把旧法中关于“原则禁止”资本交易改为”原则自由、例外管制”，并把《外资法》并入新的《外汇法》，新的《外汇法》坚持进一步扩大贸易和资本自由化，简化进口手续，改善市场准入。然后是调整经济结构：第一将经济结构增长方式转变为内需主导型，从本质上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第二，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国际分工的发展；第三，进一步开放市场，促进制成品进口；第四，促进国际货币的稳定与金融的自由化与国际化；第五，改革财政及金融体制。
最后是促进金融国际化：迫于国内外的各种压力，日本在1985年再度修改《外汇法》，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并可经营日本的政府债券。
四、结论
双重博弃理论认为，在国内层次，国内集团通过施压迫使政府采取有利于自己的政策，而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来谋求权力；在双边层次，谈判双方都力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压力集团的要求，使不利结果最小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施加了强大的日元升值压力，与其国内利益集团的博弃和施压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受汇率影响最为直接的制造业。国内压力传导至双边谈判，于是美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日本做出妥协和改变的方案。而受压国日本对施压国美国的日元升值压力的应对显然也可以从两大层次来分析，针对美国国内博弈，日本认识到美国各大利益集团在日元汇率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立场，在美国国内建立亲日本的利益同盟是可能的，因此加强了对美院外游说力度，并且利用大众媒体等舆论手段调动美国消费者对日本产品的好感；在双边层次的谈判上，日本也同样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回应美国的压力，即便在双边层次谈判上日本很大程度上都屈从于美国的压力。
双重博弈理论认为，自足性强的国家相对对外依赖性强的国家，达不成协议的成本低，获胜集合小，谈判立场强硬。尽管日本当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由于其对美国市场的极大依赖，加上其他政治军事因素，使得日本在汇率议题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立场不断被迫后退。另外，美国国内协调以及日本应对美国国内压力等方面也都可以用双重博弈理论得到解释，例如，双重博弃理论认为，随着相互依赖的深化，协同联系战略的运用会越来越多，日本在应对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时，就曾采用才战略，通过在军事、对外援助等方面对美国让步，换取美国在汇率领域立场的软化。
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双重博弈理论对20世纪80年代日美汇率冲突进行分析之后可以看到，美国无论是同日本还是之后同中国发生汇率冲突之后始终处于“攻勢地位”，其中一大主因就是因为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以及两国过于依赖外向型经济，一个国家的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决定了这个国家面对美国经济制裁的脆弱度。因此一个国家想要从根本上提高抗压性，就要实现技术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
并且从双重博弈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博弈要比国际层次的博弈更重要，甚至是起着决定性多用，所以必须充分重视一个国家内部各种利益集团的分野。
注释
1中华网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90701/15544901.html
2田野：《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一项研究框架》 ，《国际观察》2008年第二期。
3泷田洋一：《日美货币谈判》，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4邝梅：《国家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因素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页。
作者简介
顾佳雯（1991.05--）；性别：女，籍贯：上海人，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现有职称：无；研究方向：台湾政党与政治。
一、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中的双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来解释关于汇率政治的问题。其理论内容主要包括：
1.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模式
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通过施加压力迫使政府采取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政治家则通过在那些集团中建立联盟来谋求权力。在国际层次上，各国政府谋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压力的自由，同时使外部发展的不利结果最小化。这两层博弈是同时进行的。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策是国内国际两股力量平行作用的结果。只要各国相互依赖，而且都是主权国家，那么政策制定者就不能忽视两个层次中的任何一层博弃。
2.批准和获胜集合
双层博弈理论假定，在国际谈判中，每方只由一个领导人或首席谈判手作为代表，他没有自己的政策偏好，只是谋求达成对他所代表的人有吸引力的协议。为方便分析，普特南把談判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层次一，谈判代表之间讨价还价，达成暂时协议；层次二，每个集团内部就是否批准协议分别进行讨论。在现实中，预期结果非常重要。可能层次二的预先商谈和争论就已经决定了层次一的谈判立场。反之，层次二批准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层次一的谈判。
3.获胜集合的决定因素
首先是投票者达不成协议的成本越低，获胜集合越小。其次是在利益偏好一致冲突和利益偏好不一致两种情况下，谈判代表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在国内利益偏好一致情势下，谈判代表在层次一赢得越多，协议越容易在层次二获得批准。谈判代表在层次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处理投票者的预期与谈判结果的落差。在利益偏好不一致情况下，谈判者面临的问题则复杂得多。第三是在不同集团和议题间的投票者参与率差异会影响获胜集合的大小。层次二投票者的参与积极性会随着议题的政治化而发生变化。政治化、公开化程度越高，获胜集合越小。
二、案例：20世纪80年代日美汇率之争
1.第一阶段：50年代—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对美国的产品出口出口迅速增加，1955年日美之间爆发了第一次贸易纠纷，拉开了日美贸易摩擦的序幕。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实施的是固定汇率制，日元汇率十分稳定，1949—1971年始终稳定在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
2.第二阶段：70年代以后，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确立，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日美贸易摩擦开始进入频发阶段，为应对摩擦，美国在采取进口限制措施。同时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的转变，这无疑为日元汇率的变动提供了外部条件。截止90年代中期，日元兑美元的汇率都始终表现为在波动震荡中呈上升的趋势。但是，这一时期美国并没有将贸易摩擦的重心转向汇率问题。
3.第三阶段：整个80年代，美国经济正在遭遇四十多年来最持久的衰退，美国面临来自传统盟国尤其是日本的经济挑战越来越大。并且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的提高，直接导致了国际货币政策与国际贸易政策联系更加紧密，于是，国际货币政策逐渐被推上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核心位置。各国在8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外交手段重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试图通过国家之间相互协调的政策工具，来校正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放任自由的国际货币市场所带来的一系列扭曲现象。
三、分析
（一）施压国美国的双层分析
在20世纪80年代日美所发生的汇率冲突当中，理所当然地处于“施压者”的地位，虽然日本当时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且经济实力还处于上升时期，但是因为政治上、军事上乃至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性，决定了其在冲突中的被动地位。
1.国内层面的政策博弈
在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中，利益集团有着独特的影响力和作用，即便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利益集团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总的来说，利益集团是指为维护自身已经拥有的利益或为了争取自身更多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汇率问题不再受国际制度约束，这使得国家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借助国际制度对抗国内社会压力的工具。2从1984年开始，美国国内社会集团全面动员起来，频繁干预国际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美国的货币和汇率政策也因此受制于国内政治，被高度地“政治化”。随着美元的不断升值，美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价格优势，越来越多的商业集团和大型制造商纷纷要求政府釆取行动，改变不利的美元汇率，要求行政部门（主要是财政部）放弃不干预主义的政策，实行积极的国际货币政策。3此时，对社会利益极其敏感并已经更加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国会，深度参与了美国国际货币政策调整的每一步，货币政策的积极干预在80年代前半期达到巅峰。具体而言，国会从三个方面对社会内部保护主义势力的要求进行了回应。第一，通过举办一系列的关于汇率问题的听证会激发公众的关注；第二，议员提交贸易政策的提案，要求改变现行的贸易政策；第三，要求财政部和美联储向国会进行汇率政策的报告。
在80年代中期，随着贸易赤字的陆增和国会中保护主义情绪的日趋强烈，里根政府开始对美国的贸易伙伴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升值本国的货币，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由此，美国走上了积极干预汇率的道路，并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施加了强大的外交压力。 2.双边层面的政策立场
（1）美元—日元委员会
美国政府认为日元汇率偏低是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必须通过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及日元的国际化来纠正。为此，1983年里根总统把限于贸易领域的要求日本开放市场的谈判扩大到金融领域，作为谈判的形式，成立了“日美美元一日元委员会”。该委员会关于日本的讨论主要涉及金融及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改善市场准人、扩大欧洲市场、促进直接投资等四个方面。
（2）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同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四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定，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五国财长公开声明：“由于各国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在外汇市场完全体现，通过政策干预外汇市场，来降低美元兑其他货币的汇率，尤其是美元兑日圆的汇率是非常必要的。”4“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抛售美元，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跃值，其中日元兑美元的升值幅度最大。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1985年8月的1美元兑237日元上升至1987年1月1美元兑152日元，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升值了56%。“广场协议”成为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即从之前的相对忽视转向积极地干预，财政部开始拥有越来越清晰的汇率目标，并愿意通过公开宣言以及对外汇市场的公开操作等政策措施来实现其汇率目标。
（3）日美结构问题谈判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美日贸易不平衡，两国于1985年 始进行“重视市场的个别协议”作为该协议的延续，1989年9月至1990年6月美日举行了结构问题谈判，谈判内容广泛涉及两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竞争政策及贸易政策等诸多方面，两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最终都做了相应的承诺。
（二）受压国日本的双层回应
1.对美国国内博弈的针对性回应
日本实施自我保护的策略和手法十分多样，主要表现在积极运用公关手段，借助大众媒体营造市场开放的舆论宣传和心理攻势。与此相类似的是在政府首脑出访前以高调姿态宣布若干让步措施的“一揽子外交”策略。第二是在限制进口中强调产品质量、公众健康、人身安全等易于造成轰动效应的案例或“聚焦事件”，从而增加普通民众和消费者对本国对外经贸政策和国内行政法规的认同度。第三是充分利用GATT/WTO条款中的灰色区域，积极参与修改现有国际经济规则条款，提高议程创设能力。自80年代中后期起，日本利用国际多边体制的频率和效率显著增强。第四是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官民并举”，加强院外游说、借重利益集团。日本对美国的院外游说除了向华盛顿内部人士和前美国政府官员提供资金等传统手段之外，还积极资助美国国内的各类贸易协会和代理人联盟，并同时向民主和共和两党提供资金。此外，日本还向数以千计的美国小学和中学提供资金，用于维持与日本相关的课程教学。第五是小步分步延缓市场开放的“渐进主义”。这一策略事实上贯穿于战后日美贸易摩擦的始终，而且也不是日本一国的独有手段。较为明显的例子体现在农产品市场的开放上，在GATT/WTO多边压力和美国外压的双重制约下，日本仍坚持循序渐进地分阶段对个别农产品的自由化做出让步，而整体上对本国农林水产等产业仍采取极端保护的态度。第六是在让步领域的选择中以简代难的“替代--补偿策略”。这主要是指通过在军事、对外援助等其他领域的让步换取金融领域美方压力的软化。
2.双边层面的政策回应
在双边层面，日本首先推进贸易和资本自由化，承诺开放国内市场来缓解对外贸易摩擦，并以此来避免日元大幅度升值，这是日本政府应对贸易摩擦和日元升值的主要策略。其次修改《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把旧法中关于“原则禁止”资本交易改为”原则自由、例外管制”，并把《外资法》并入新的《外汇法》，新的《外汇法》坚持进一步扩大贸易和资本自由化，简化进口手续，改善市场准入。然后是调整经济结构：第一将经济结构增长方式转变为内需主导型，从本质上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第二，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国际分工的发展；第三，进一步开放市场，促进制成品进口；第四，促进国际货币的稳定与金融的自由化与国际化；第五，改革财政及金融体制。
最后是促进金融国际化：迫于国内外的各种压力，日本在1985年再度修改《外汇法》，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并可经营日本的政府债券。
四、结论
双重博弃理论认为，在国内层次，国内集团通过施压迫使政府采取有利于自己的政策，而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来谋求权力；在双边层次，谈判双方都力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压力集团的要求，使不利结果最小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施加了强大的日元升值压力，与其国内利益集团的博弃和施压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受汇率影响最为直接的制造业。国内压力传导至双边谈判，于是美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日本做出妥协和改变的方案。而受压国日本对施压国美国的日元升值压力的应对显然也可以从两大层次来分析，针对美国国内博弈，日本认识到美国各大利益集团在日元汇率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立场，在美国国内建立亲日本的利益同盟是可能的，因此加强了对美院外游说力度，并且利用大众媒体等舆论手段调动美国消费者对日本产品的好感；在双边层次的谈判上，日本也同样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回应美国的压力，即便在双边层次谈判上日本很大程度上都屈从于美国的压力。
双重博弈理论认为，自足性强的国家相对对外依赖性强的国家，达不成协议的成本低，获胜集合小，谈判立场强硬。尽管日本当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由于其对美国市场的极大依赖，加上其他政治军事因素，使得日本在汇率议题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立场不断被迫后退。另外，美国国内协调以及日本应对美国国内压力等方面也都可以用双重博弈理论得到解释，例如，双重博弃理论认为，随着相互依赖的深化，协同联系战略的运用会越来越多，日本在应对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时，就曾采用才战略，通过在军事、对外援助等方面对美国让步，换取美国在汇率领域立场的软化。
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双重博弈理论对20世纪80年代日美汇率冲突进行分析之后可以看到，美国无论是同日本还是之后同中国发生汇率冲突之后始终处于“攻勢地位”，其中一大主因就是因为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以及两国过于依赖外向型经济，一个国家的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决定了这个国家面对美国经济制裁的脆弱度。因此一个国家想要从根本上提高抗压性，就要实现技术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
并且从双重博弈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博弈要比国际层次的博弈更重要，甚至是起着决定性多用，所以必须充分重视一个国家内部各种利益集团的分野。
注释
1中华网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90701/15544901.html
2田野：《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一项研究框架》 ，《国际观察》2008年第二期。
3泷田洋一：《日美货币谈判》，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4邝梅：《国家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因素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页。
作者简介
顾佳雯（1991.05--）；性别：女，籍贯：上海人，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现有职称：无；研究方向：台湾政党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