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先生曾说，最好的中文是翻译家创造的。我深表赞同。
　　有段时间，我曾尝试翻译，试图将翻译当成写作的调剂，但很快放弃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全要实现，极其“烧脑”。为找一个贴切的动词，可能得花半个小时；为尊重外文的语法结构和句式，不得不写一些长句子，但这些长句子又得让习惯用短句子的中文读者不觉得陌生，不产生排异反应。译一段话的时间，我都能写一篇文章了，这么做性价比很低，所以我浅尝辄止。
　　写作的难度在于要无中生有。脑子里有一点模糊的想法，得把它具体化，就像对待雾中的靶子——你看不清楚，但开一枪，要击中它，最好打六環以上。有时不停重写，就是因为老脱靶，甚至误伤旁边的人，令人无比沮丧。
　　翻译的难度在于一仆二主。两个主人语言不通，性格迥异，但你得同时伺候，得让两个主子都觉得开心。谁不开心都可以骂你。
　　大翻译家的译文，好就好在，有一种被迫的、精确的成长，有一种日常用语与传统文字里没有的新现象，反而特别实用，特别精致，特别美。
　　日常语言，热烈、随机，充满朝生夕死式的时髦。一个人的写作，如果脱离日常语言，就失去了交流基础，但被日常牵着走，追逐最新的词语与段子，不久后再看，就会变得尴尬。
　　传统文化里有很多好文字，《庄子》好，《红楼梦》好，但你要以那样的口吻来写现在的文章，人们就会觉得你脑子有问题，说话怪怪的。
　　翻译，刚好给文字的生长一段冷静期。译文是面向当下读者的，肯定选择当下的日常语言，但翻译又需要时间，可以过滤掉日常语言的泡沫，只把最真实的成长保留下来。
　　如果对文字有追求，那需要经常看一看大翻译家的译文。我选中的是汝龙先生译的《契诃夫小说全集》，不时翻一翻，功能类似于洗澡或理发，半小时后，感觉神清气爽。看的时候会不停这么想：这个动词用得好！两句话顺序调整一下，效果竟然好很多！这个词既日常又精致，我却忘了，下次要用起来……最终选中这套书的理由是：我很喜欢契诃夫。他描绘的，就是日常生活、日常人性。这种题材，语言必须日常。让日常语言出彩，是极难的挑战。他不讨厌他所写的每一类人，有同情，有悲悯，这种暖基调，看了让人不会变坏；他也不喜欢他所写的每一类人，知道他们软弱、虚荣、残忍，这种冷色调，看了让人不会变傻。他不开药方，不下结论，他只是人世间一个高明的记录者。
　　我很喜欢汝龙先生，他几乎穷尽一生心力翻译契诃夫的作品，先是从英文译，之后从俄文译。所谓的工匠精神，这是最好的例子。这样打磨出来的中文，结合了契诃夫与汝龙两大高手之力。杰出的创造者，令所有人受益。失去他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语言，将乏味得多。
　　（摘自《读者》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