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淮安府山阳县发生一起命案，震惊朝野。
　　奉旨查赈的朝廷命官李毓昌离奇死亡。案发现场像是上吊自杀，但破绽多多。经过多方查证，确认是知县私吞赈灾银两，担心罪行败露，买通李毓昌的仆人，将其毒死。由于案情曲折，故事离奇，人称“淮安奇案”。
　　每每读到这桩案子，人们总会关注案情，而忽视一个事实：引出故事的这次洪涝灾害，为什么会发生在淮安地区，这与淮安附近的一个地方有很大关系，它叫“清江浦”。

兴于运河

　　清江浦，原本是江苏清河码头到山阳县之间的运河名，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末期。起点在今天的扬州，终点就是今天的淮安。没承想，这条军事运道竟成为隋炀帝大运河的基础，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使淮安成了南北水路的交通枢纽。不过，时至宋元，黄河夺淮入海，运河改道，这里风光不再，逐渐淤塞。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养活北京的百万官民和军队。华北土地贫瘠，粮食难以自给，只能仰赖江浙地区每年向北方供应粮食。由于倭寇常年为患，海运并不安全。因此，朝廷就打算将元朝的大运河疏浚，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运输动脉。

　　九省通衢 “南船北马”，使清江浦的石码头，成了“九省通衢”。而清江浦，乃至淮安府，都成了“舟车日夜绕城走”的“襟喉南北处”。

　　这样，江南运粮船队可以经由清江浦入淮河，一路向北，直达京城。运输成本大大降低，效率显著提高。于是，官府彻底放弃海运，将运河作为南粮北运的主渠道，史称“漕运”。
　　由于运道的疏浚，南来北往的船只越来越多。不光是运粮的，还有做生意的、跑公务的，大多会在这里停下来歇歇脚，甚至卖东西。清江浦河两侧也就自然形成了新的城镇。人们便以清江浦命名这座因运河兴起的新城市。
　　然而，运道疏浚后好景不长，到了明代中叶，黄河几次决口后，彻底形成了“夺淮入海”的地理格局。淮安清江浦以北的京杭运河，不仅日益淤塞难行，而且容易造成断缆沉船的事故。这样，就使清江浦以北的运输能力明显削弱。
　　有限的运输能力，在朝廷看来，当然要优先保障漕运。因此，清朝官府规定，清江浦以北的运河，只允许漕运船、贡品船和巡河船通行，其他北上船只都必须在清江浦的石码头就地停靠，所有旅客和物资卸下，改走陆路。南下人员，则到清江浦的清江闸以南登船。这样的交通方式就叫“南船北马”。
　　清廷的这一规定，使清江浦的石码头，成了“九省通衢”。而清江浦，乃至淮安府，都成了“舟车日夜绕城走”的“襟喉南北处”。清江浦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按照《光绪清河县志》的说法，由南向北的货物，要在这里“一停”“一顿”“一周转”，“船一靠岸，千车万担”。很多就业机会和新的行当，因清江浦的枢纽地位应运而生。雍正年间，光在石码头注册登记，持证上岗，专门为往来旅客服务的脚夫就有1.2万人之多。

运河明珠

　　运河给清江浦带来的，不光是商机，更是繁华。
　　高官云集，众星捧月。河道总督、漕运总督、淮扬道员、淮扬镇总兵、清河知县，都曾在这里驻节。甚至到光绪末年，这里还成为旋设旋废的江淮省的省会，设置巡抚，管辖江苏北部。如此众多的政权机关在清江浦开衙办事，足以体现这里的重要性。

　　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江浦的人口达54万，超越同时期的汉口、江宁（南京）。以清江浦和淮安府城合体构成的清代淮安，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东南四都”，相当于“准一线城市”。不过，与其他三城不同，清江浦的兴起全赖运河。
　　商业繁华，人文荟萃。清江浦位于两淮核心地带，具有漕运、盐运、河工、榷关、邮驿的多重优势，形成了“帆樯衔尾，绵延数里”的壮观景象。官宦显贵、富商大贾、文人墨客，都在这里换乘交通工具，促进了茶楼酒肆的庞大消费，也留下了文化底蕴和历史印迹。
　　在中国人眼中，清江浦呈现着“南艘鳞集，商有兴贩之便”的盛景，而在洋人眼中，清江浦同样有着无穷魅力。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团回国，被乾隆帝特许沿运河南下。途经清江浦时，使团成员安德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一座大城市附近抛锚，并受到鸣炮欢迎，无数条帆船停泊在码头。这是哪座城市？”使团副使托马斯·斯当东更是惊叹清江浦是“巨大的城市，有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帆船和百姓。”

轰然滑下

　　清江浦的兴盛，得益于运河;清江浦的衰落，也缘于运河。
　　咸丰年间铜瓦厢黄河改道后，黄河不再夺淮入海，两淮地区的运河河段失去了重要水源，泥沙逐年淤积，无法冲刷，渐渐堵塞河道，造成运河断航。
　　道光年间漕粮改海运，以及清末津浦线铁路的修通，削弱了清江浦作为交通枢纽的优势地位，导致客流量锐减。受此影响，当地经济迅速衰退。
　　一个城市的衰落，主要有三方面表征。一是人口规模下降和外来人口减少;二是经济辐射带动能力衰退，覆盖面萎缩;三是政治地位下降，影响力削弱。近代的清江浦占全了。
　　先说人口，清江浦从最高峰时的54万，锐减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10万，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只剩3.6万。
　　再说经济，清末民初的清江浦“逮海道大通，津浦筑路，舟车辐辏，竟赴捷足，昔之都会遂成下邑”，“俯仰数十年间，有风景不殊之感焉”，由全国性交通枢纽降格为苏北的区域性商品集散地。
　　然后说政治，清代在清江浦设立的那些衙门，到清末新政期间几乎全被裁撤。至民国初年，只剩县政府之类的机构，跟一般的县市已无区别。这座曾经冠盖云集的大城市，几乎被人們遗忘了。
　　除此之外，运河失修削弱了当地抵御洪灾的能力。民国时期的多次水灾，特别是1938年花园口决堤，给清江浦带来了灾难性破坏。
　　原先靠运河飞黄腾达的产业，随着交通地位的削弱而走向凋零，而新的产业并未转型和孕育，使清江浦失去了发展后劲。
　　长期靠运河发家致富，使当地民众对官府和自然环境有着习惯性的依赖心理，即便经济环境巨变，宁愿抱着固有的生活状态，也不愿有所变化。这种“乐安居，惮远行”的保守心态、懒散做派，造成了当地经济转型的深层次障碍。
　　这样的影响，似乎至今仍然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