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城市化战略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十五计划期间必须解决很多重要的战略难题。要解决的战略难题中包括结构调整，应对供求失衡、通货紧缩，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及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风险问题，和对风险的防范。国有企业改革正在进入攻坚阶段，3年脱困之后，国有经济面临如何进行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调整等等诸多难题。但所有这些问题中最集中、最尖锐、最大的是就业问题。
　　就业问题不解决，什么问题都谈不上。就业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制度安全、社会稳定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1996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始料不及的就是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失业高峰以及失业形势之严峻没有估计到。没有估计到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们没有估计到具有“全民”身份的职工会大量普遍离开劳动岗位，就是下岗。经过连续3年多国有经济系统大规模分流剩余劳动力之后，到2001年是不是这个阶段就告一段落了呢，没有。2001年上半年国家经贸委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国有经济系统中的冗员仍然超过1／3，而且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产业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问题。
　　就业形势严峻还不仅仅是国有经济系统要减少冗员，最大的挑战还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开拓农村市场人们容易想到，不容易想到的是农民为什么不买东西。其实农民为什么不买东西也容易想到。我们在九五计划期间，尽管不断地提开拓农村市场，提高农民收入，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简单说，在这5年中农民的年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始终是连续下降的。并不是农民没增收，是增收的速度连年下降。2000年，甚至一些粮棉主产区的农民年均纯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农民没钱。一方面收入预期不能支撑，另一方面消费环境也没有条件让他们大规模消费城市工业产品。农村市场没开拓出来。怎样就能够持续地、长期地、稳定地使农民增收问题得到解决呢?我们认为应该“减少农民”。为什么减少农民才能持续地、稳定地提高农民收入呢?是因为一个经济学道理。从经济学意义上说，一个人种一亩地打500斤粮食，理论上的解释是人均年实物生产率500斤，两个人种一亩地打了600斤，用经济学理论化的语言解释说，叫人均年实物生产率300斤，生产率反而大规模下降了。收入提高最重要的客观物質基础是生产率提高，那么显而易见，这第二个人应该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投入到别的领域中去。投入到哪去?投入到非农产业，投入到城市中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迟滞了20年，“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这种城乡隔离的观念已经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这不仅仅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而且是缓解日益尖锐的城乡矛盾的要求。中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只能在中国这个经济系统内部去找办法，只能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是人们按照简单、常识性逻辑的想象没地种的农民才叫过剩劳动力，而是如果这个劳动力追加到土地上导致平均生产率降低，这个劳动力就是过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保证留在土地上的农民收入增长能够跟上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才能保证城乡之间利益矛盾不致激化。
　　 如果不能解决这样一个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会是什么后果呢?后果是什么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都谈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