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技术合理是一方面，政治正确是另一方面；和主持防治的卫生和疾控部门的决断相比，中国外事部门的沟通效率和效果尚有待改善。
5月11日和12日，中国先后确认了两名四型H1N1流感患者山东、北京、天津等地卫生部门对与其曾密切接触者的查找正在紧张进行中。
经历过惨痛的SARS疫情的中国，6年后因为一种新的流行性疾病和类似应激反应的防控方式，成为为全球舆论的焦点，教训已经足够多的中国自然不会为其左右，就在5月13日，民航总局进一步规定，入境转机旅客如有发现发热达37.5℃以上或有急性呼吸道症状，要立即转移到临时停留点，并由当地卫生部门处理。
自大航海时代过上5个世纪之后，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上，越来越少有国家能够从传染病的侵袭中全身而退，20世纪以来种种发明：从飞机到计算机、从世界大战到互联网、尤其加剧了这种趋势。
世卫组织(WHO)曾经考虑将此次流感提高到6级——意味着一场新的传染病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幸运的是，这种可怕的情景目前没有出现，不过，“非传统安全”已经成为口头禅的中国，再一次品尝了另一种全球化的苦涩。
漫长的黎明
在WHO连夜做出决定，将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从3级提升到4级两天之后，从墨西哥飞往中国的AM098航班于4月30日凌晨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此前的资料显示，墨西哥极有可能是A型HIN1新的亚型流感病毒的发源地。从4月18日开始，这个中美洲国家先后出现了数百例疑似或确诊病例，疑似或确认死于病毒感染的人数一直在上升。
紧张情绪在飞机到港之前，已经在上海政府官员和当地媒体中广为散播。上海市长韩正在此前一天专门到浦东机场检查，卫生和疾控部门也制定了预案，记者们早早起床，在黎明之前驱车数十公里，赶到机场守候。检测之严格让那些经历过SARS防控的记者也不免吃了一惊。
事实上，对AM098航班的检测标准，和6年前防控SARS时如出一辙。在飞机抵达之前一个小时，负责地面引导和搬运行李的地面工作人员都戴上了统一的一次性头套、手套和口罩，摆渡车和行李搬运车都已经消毒完毕。飞机落地之后，8名戴着头罩、身穿防化服的检疫人员登上飞机，手持体温检测仪，对航班上的乘客一一进行了检查。他们的装备程度让机舱内不少乘客大吃一惊。
检疫人员向乘客分发了《健康申报表》和《就诊方便卡》，同时特别要求他们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对176名乘客和13名机组成员逐一进行的口头提问和体温测试，一共持续一个半小时，而行李和客机消毒耗去了更多时间。
儿科医生和医学院院长出身的上海副市长沈晓明陪同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在现场全程指挥了整个检验检疫过程。
清晨的浦东机场已经晨光四起，令在场的人感到庆幸的是，AM098航班上的乘客和机组成员，没有人发烧——这被看作是后来被称为甲型HIN1型流感的典型症状。
仅仅是结束检查之后几分钟，上海方面得到消息，WHO再次提高了流感大流行的警告级别。5级警告，意味着在一个地区的至少两个成员国，已经发生了相同疫情的大规模蔓延。到那时候为止，全球共有9个国家报告确诊病例，美洲已经成了流感疫情的重灾区。
但在上海，一场如临大敌的检测看来有了皆大欢喜的结局。人们陆续下了飞机，登上摆渡车进入航站楼，大部分人随后穿过浦东机场漫长的步行通道，离开了机场。少数转机的旅客则继续在航站楼内等待。
4月30日，上海是一个晴天，似乎是阳光和清凉的天气带来了好心情，在场的官员和记者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据多日之后的媒体报道，曾有医疗专家向上海市政府建议，AM098航班上的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应该隔离7天。考虑到可能带来的人权方面的争议，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谨慎而艰难的决定给4月30日的好心情蒙上了一层看不见的阴影。AM098抵达上海30多个小时之后，上海卫生局局长徐建光接到了来自卫生部应急办公室的电话。这位曾经的手外科医生从电话里得知，一名25岁的墨西哥人在香港被确诊为甲型HIN1病例。这是中国确认的第一例患者——让徐建光心情糟糕的是，他正是前一天乘坐AM098抵达上海的176名乘客中的一员。
记录显示，这位墨西哥年轻人在上海的检测表上显示的体温记录为36.8度。在浦东机场中转候机楼等候几个小时后，他乘坐东航的MU505号航班离开上海，飞往香港，当天晚上因为不适前往医院就诊，随后出现了发烧症状，被医院怀疑为HIN1感染病例，一天之后确诊。
中国的反应
尽管上海市政府否认检测存在疏漏，并解释了没有采取隔离措施的原因，但质疑仍然不断。
压力之下紧急运作起来的中国疾控体系，开始寻找AM098和MU505航班上的乘客。根据他们接受机场检测时的材料，中国国内的乘客先后被找到并接受了隔离。SARS期间建立起来的防疫体系开始运作。5月3日，中国政府启动了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要求各地每日9时前将前一日工作情况报至卫生部。所有入境旅客被要求填写《出入境健康申明卡》，并通过专用通道，进行体温检测。5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央财政将拨出50亿元用于防治疫情。
一些新的防控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纷纷出台，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紧张情绪。旅行社停止接待前往或途径墨西哥的旅行线路。在加拿大一家养猪场发现有猪感染HIN1病例后，中国暂停了从加拿大进口猪肉的贸易。墨西哥和那些已经发现疫情的美国各州也出现在暂停猪肉贸易的名单之中。中国驻美使领馆通知说，所有签证的受理日期将改为6个工作日，并暂停受理加急或特急签证申请。此前，美国公民最快能够在一天之内获得赴中国的签证。
尽管受到了某些抱怨——比如说，加拿大外交部长劳伦斯·坎农要求中国解释为什么要隔离那些没有明显症状的加拿大旅客。加拿大政府说，如果中国政府停止从加拿大进口猪肉和生猪，就要向WTO提起诉讼——但是，这些措施至少在中国国内获得了理解和支持。
主要发生疫情的地区都远离中国，但SARS期间的经验仍然像梦魇一样，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挥之不去。2003年以来，不同程度流行的新疾病——从SARS到H5N1型禽流感和这次的甲型HIN1流感，增加了中国人面对高度流动的世界时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感。当医疗技术不足以完全控制这些疾病时，人们本能地希望政府采取更加透明和更加严格的方式，防止出现2003年的失控局面。
实际上，政府本身也处在这样的情绪之中。5月1日之后，防控措施显然吸取了AM098航班的教训，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手段，包括隔离从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等疫情严重地区来到中国的旅客。5月2日，中国政府 宣布，出于“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考虑，当日起暂停墨西哥直飞上海浦东机场的航班。一年前开通的这条航线是中国和墨西哥之间唯一的空中通道。中国政府还宣布，将派包机前往墨西哥，接回欲从该国返回国内的中国公民。
这种类似应激反应的防控方式，随即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争端。
外交争端
中国宣布关闭往来墨西哥的航线前几个小时，墨西哥外交部长埃斯皮诺萨指责中国隔离墨西哥旅客是“没有根据的歧视行为”，她呼吁墨西哥公民不要前往中国，“直到这种行为得到纠正”。
两天之前，这位女外长和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一起，在墨西哥总统机场迎来了国际社会对墨西哥的第一批援助，其中有墨西哥国内急需的口罩、手套和手持测温仪——并非巧合，价值400万美元的物资以及100万美元现金援助，正是来自于中国。
中国的外援不能不让人想起6年前的SARS。在交接仪式上，卡尔德龙说，数年前，中国爆发过SARS，有着与墨西哥类似的痛苦经历，中国在抗击SARS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值得墨西哥学习。
然而，并不是所有从“痛苦经历”中得出的“宝贵经验”，都像物资援助一样受到欢迎。中国从AM098的经验中悚然发现现行的检测方式存在难以避免的技术缺陷，立刻选择了更加严厉和果断的行动，甚至不计其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以免错失控制疫情的时机——这本来是2003年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对正在“痛苦经历”之中的墨西哥来说，却是意想不到的伤害。
雷同本身就是一种不幸。墨西哥的国际处境和2003年的中国相当相似。除了国民生命、健康损失和经济损失，被孤立的恐慌也在蔓延。拉美多个国家在中国之前取消了往来墨西哥的航班。法国要求欧盟禁止墨西哥的航班入境，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欧盟支持之后，巴黎戴高乐机场专门辟出一个区域，专供来自墨西哥的航班停靠。得知中国暂停往来墨西哥航班的决定后，孤立的愤怒驱使墨西哥两次拒绝了中国派包机前往墨西哥的要求。
中国原计划于5月2日派包机接回接回因航线停飞而滞留墨西哥的中国公民。但直到两天后，中国的飞机才被允许在墨西哥降落。同一天，一架墨西哥政府的包机抵达中国，从上海、北京和广州接走了几十名侨民，其中包括若干仍然处在隔离期间的墨西哥人。
外交争端对两国的外事部门来说，都非常尴尬。墨西哥外交部长呼吁国民不要去中国旅行的时候，他们的总统两天前的致谢言犹在耳，那时候，中国承诺的第二批救援物资甚至还没有运抵墨西哥城。
英文“隔离检疫”一词(quarantine)的词源来源于意大利文中的“40”(quaranta)。中世纪鼠疫的大流行在威尼斯促成了防疫制度产生。城市当局规定，自东方归来的船只必须先在海上停留40天，确定乘船者无人感染瘟疫，才可让船只入港登陆。从那时候开始，多处地中海沿岸港口陆续沿用了这套制度。如果充分理解了这段历史，在防治新流感的过程中，中国和墨西哥的外交争端也许是可以避免的。
中国的媒体也开始检讨国家的外交政策。一位专栏作者写道，周恩来总理的名言“外交无小事”，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的世界；过分重视外国的反应，会失去本国的尊严。事实上，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仿效其他大国，将外交原则调整为，“外交(可能)有大事，内政(绝对)无小事”。
中国采取的隔离措施在技术上的合理性，并没有太多争论。陈冯富珍女士领导的WHO反对关闭边境和限制旅行，同时对中国的做法表示理解。即使有些欧美的媒体暗示隔离的做法有反应过度的嫌疑，但是考虑到人类对一种新型流感的了解和防治经验极其匮乏，他们的措辞也非常谨慎。
当然，“技术合理”是一方面，“政治正确”是另一方面。和主持防治的卫生和疾控部门的决断相比，中同外事部门的沟通效率和效果都有待改善。
中国第一时间向墨西哥提供的援助，无论是作为传统友邦释放善意，还是作为有相同“痛苦经验”的国家表达的同情，或者，仅仅作为一个因为经济危机而显得重要的大国在表达自己对国际责任的理解，国际援助都理应帮助中国收获更多的尊重，增加国内民众对国际事务的理解。
5月11日和12日，中国先后确认了两名四型H1N1流感患者山东、北京、天津等地卫生部门对与其曾密切接触者的查找正在紧张进行中。
经历过惨痛的SARS疫情的中国，6年后因为一种新的流行性疾病和类似应激反应的防控方式，成为为全球舆论的焦点，教训已经足够多的中国自然不会为其左右，就在5月13日，民航总局进一步规定，入境转机旅客如有发现发热达37.5℃以上或有急性呼吸道症状，要立即转移到临时停留点，并由当地卫生部门处理。
自大航海时代过上5个世纪之后，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上，越来越少有国家能够从传染病的侵袭中全身而退，20世纪以来种种发明：从飞机到计算机、从世界大战到互联网、尤其加剧了这种趋势。
世卫组织(WHO)曾经考虑将此次流感提高到6级——意味着一场新的传染病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幸运的是，这种可怕的情景目前没有出现，不过，“非传统安全”已经成为口头禅的中国，再一次品尝了另一种全球化的苦涩。
漫长的黎明
在WHO连夜做出决定，将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从3级提升到4级两天之后，从墨西哥飞往中国的AM098航班于4月30日凌晨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此前的资料显示，墨西哥极有可能是A型HIN1新的亚型流感病毒的发源地。从4月18日开始，这个中美洲国家先后出现了数百例疑似或确诊病例，疑似或确认死于病毒感染的人数一直在上升。
紧张情绪在飞机到港之前，已经在上海政府官员和当地媒体中广为散播。上海市长韩正在此前一天专门到浦东机场检查，卫生和疾控部门也制定了预案，记者们早早起床，在黎明之前驱车数十公里，赶到机场守候。检测之严格让那些经历过SARS防控的记者也不免吃了一惊。
事实上，对AM098航班的检测标准，和6年前防控SARS时如出一辙。在飞机抵达之前一个小时，负责地面引导和搬运行李的地面工作人员都戴上了统一的一次性头套、手套和口罩，摆渡车和行李搬运车都已经消毒完毕。飞机落地之后，8名戴着头罩、身穿防化服的检疫人员登上飞机，手持体温检测仪，对航班上的乘客一一进行了检查。他们的装备程度让机舱内不少乘客大吃一惊。
检疫人员向乘客分发了《健康申报表》和《就诊方便卡》，同时特别要求他们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对176名乘客和13名机组成员逐一进行的口头提问和体温测试，一共持续一个半小时，而行李和客机消毒耗去了更多时间。
儿科医生和医学院院长出身的上海副市长沈晓明陪同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在现场全程指挥了整个检验检疫过程。
清晨的浦东机场已经晨光四起，令在场的人感到庆幸的是，AM098航班上的乘客和机组成员，没有人发烧——这被看作是后来被称为甲型HIN1型流感的典型症状。
仅仅是结束检查之后几分钟，上海方面得到消息，WHO再次提高了流感大流行的警告级别。5级警告，意味着在一个地区的至少两个成员国，已经发生了相同疫情的大规模蔓延。到那时候为止，全球共有9个国家报告确诊病例，美洲已经成了流感疫情的重灾区。
但在上海，一场如临大敌的检测看来有了皆大欢喜的结局。人们陆续下了飞机，登上摆渡车进入航站楼，大部分人随后穿过浦东机场漫长的步行通道，离开了机场。少数转机的旅客则继续在航站楼内等待。
4月30日，上海是一个晴天，似乎是阳光和清凉的天气带来了好心情，在场的官员和记者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据多日之后的媒体报道，曾有医疗专家向上海市政府建议，AM098航班上的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应该隔离7天。考虑到可能带来的人权方面的争议，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谨慎而艰难的决定给4月30日的好心情蒙上了一层看不见的阴影。AM098抵达上海30多个小时之后，上海卫生局局长徐建光接到了来自卫生部应急办公室的电话。这位曾经的手外科医生从电话里得知，一名25岁的墨西哥人在香港被确诊为甲型HIN1病例。这是中国确认的第一例患者——让徐建光心情糟糕的是，他正是前一天乘坐AM098抵达上海的176名乘客中的一员。
记录显示，这位墨西哥年轻人在上海的检测表上显示的体温记录为36.8度。在浦东机场中转候机楼等候几个小时后，他乘坐东航的MU505号航班离开上海，飞往香港，当天晚上因为不适前往医院就诊，随后出现了发烧症状，被医院怀疑为HIN1感染病例，一天之后确诊。
中国的反应
尽管上海市政府否认检测存在疏漏，并解释了没有采取隔离措施的原因，但质疑仍然不断。
压力之下紧急运作起来的中国疾控体系，开始寻找AM098和MU505航班上的乘客。根据他们接受机场检测时的材料，中国国内的乘客先后被找到并接受了隔离。SARS期间建立起来的防疫体系开始运作。5月3日，中国政府启动了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要求各地每日9时前将前一日工作情况报至卫生部。所有入境旅客被要求填写《出入境健康申明卡》，并通过专用通道，进行体温检测。5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央财政将拨出50亿元用于防治疫情。
一些新的防控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纷纷出台，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紧张情绪。旅行社停止接待前往或途径墨西哥的旅行线路。在加拿大一家养猪场发现有猪感染HIN1病例后，中国暂停了从加拿大进口猪肉的贸易。墨西哥和那些已经发现疫情的美国各州也出现在暂停猪肉贸易的名单之中。中国驻美使领馆通知说，所有签证的受理日期将改为6个工作日，并暂停受理加急或特急签证申请。此前，美国公民最快能够在一天之内获得赴中国的签证。
尽管受到了某些抱怨——比如说，加拿大外交部长劳伦斯·坎农要求中国解释为什么要隔离那些没有明显症状的加拿大旅客。加拿大政府说，如果中国政府停止从加拿大进口猪肉和生猪，就要向WTO提起诉讼——但是，这些措施至少在中国国内获得了理解和支持。
主要发生疫情的地区都远离中国，但SARS期间的经验仍然像梦魇一样，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挥之不去。2003年以来，不同程度流行的新疾病——从SARS到H5N1型禽流感和这次的甲型HIN1流感，增加了中国人面对高度流动的世界时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感。当医疗技术不足以完全控制这些疾病时，人们本能地希望政府采取更加透明和更加严格的方式，防止出现2003年的失控局面。
实际上，政府本身也处在这样的情绪之中。5月1日之后，防控措施显然吸取了AM098航班的教训，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手段，包括隔离从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等疫情严重地区来到中国的旅客。5月2日，中国政府 宣布，出于“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考虑，当日起暂停墨西哥直飞上海浦东机场的航班。一年前开通的这条航线是中国和墨西哥之间唯一的空中通道。中国政府还宣布，将派包机前往墨西哥，接回欲从该国返回国内的中国公民。
这种类似应激反应的防控方式，随即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争端。
外交争端
中国宣布关闭往来墨西哥的航线前几个小时，墨西哥外交部长埃斯皮诺萨指责中国隔离墨西哥旅客是“没有根据的歧视行为”，她呼吁墨西哥公民不要前往中国，“直到这种行为得到纠正”。
两天之前，这位女外长和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一起，在墨西哥总统机场迎来了国际社会对墨西哥的第一批援助，其中有墨西哥国内急需的口罩、手套和手持测温仪——并非巧合，价值400万美元的物资以及100万美元现金援助，正是来自于中国。
中国的外援不能不让人想起6年前的SARS。在交接仪式上，卡尔德龙说，数年前，中国爆发过SARS，有着与墨西哥类似的痛苦经历，中国在抗击SARS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值得墨西哥学习。
然而，并不是所有从“痛苦经历”中得出的“宝贵经验”，都像物资援助一样受到欢迎。中国从AM098的经验中悚然发现现行的检测方式存在难以避免的技术缺陷，立刻选择了更加严厉和果断的行动，甚至不计其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以免错失控制疫情的时机——这本来是2003年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对正在“痛苦经历”之中的墨西哥来说，却是意想不到的伤害。
雷同本身就是一种不幸。墨西哥的国际处境和2003年的中国相当相似。除了国民生命、健康损失和经济损失，被孤立的恐慌也在蔓延。拉美多个国家在中国之前取消了往来墨西哥的航班。法国要求欧盟禁止墨西哥的航班入境，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欧盟支持之后，巴黎戴高乐机场专门辟出一个区域，专供来自墨西哥的航班停靠。得知中国暂停往来墨西哥航班的决定后，孤立的愤怒驱使墨西哥两次拒绝了中国派包机前往墨西哥的要求。
中国原计划于5月2日派包机接回接回因航线停飞而滞留墨西哥的中国公民。但直到两天后，中国的飞机才被允许在墨西哥降落。同一天，一架墨西哥政府的包机抵达中国，从上海、北京和广州接走了几十名侨民，其中包括若干仍然处在隔离期间的墨西哥人。
外交争端对两国的外事部门来说，都非常尴尬。墨西哥外交部长呼吁国民不要去中国旅行的时候，他们的总统两天前的致谢言犹在耳，那时候，中国承诺的第二批救援物资甚至还没有运抵墨西哥城。
英文“隔离检疫”一词(quarantine)的词源来源于意大利文中的“40”(quaranta)。中世纪鼠疫的大流行在威尼斯促成了防疫制度产生。城市当局规定，自东方归来的船只必须先在海上停留40天，确定乘船者无人感染瘟疫，才可让船只入港登陆。从那时候开始，多处地中海沿岸港口陆续沿用了这套制度。如果充分理解了这段历史，在防治新流感的过程中，中国和墨西哥的外交争端也许是可以避免的。
中国的媒体也开始检讨国家的外交政策。一位专栏作者写道，周恩来总理的名言“外交无小事”，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的世界；过分重视外国的反应，会失去本国的尊严。事实上，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仿效其他大国，将外交原则调整为，“外交(可能)有大事，内政(绝对)无小事”。
中国采取的隔离措施在技术上的合理性，并没有太多争论。陈冯富珍女士领导的WHO反对关闭边境和限制旅行，同时对中国的做法表示理解。即使有些欧美的媒体暗示隔离的做法有反应过度的嫌疑，但是考虑到人类对一种新型流感的了解和防治经验极其匮乏，他们的措辞也非常谨慎。
当然，“技术合理”是一方面，“政治正确”是另一方面。和主持防治的卫生和疾控部门的决断相比，中同外事部门的沟通效率和效果都有待改善。
中国第一时间向墨西哥提供的援助，无论是作为传统友邦释放善意，还是作为有相同“痛苦经验”的国家表达的同情，或者，仅仅作为一个因为经济危机而显得重要的大国在表达自己对国际责任的理解，国际援助都理应帮助中国收获更多的尊重，增加国内民众对国际事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