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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0日，90岁的沈昌文在睡梦中去世。一时，文化圈中人人怀念“我的朋友沈昌文”。
其实，早在50年代，还是人民出版社秘书的沈昌文已成为众所瞩目之人。
他帮领导准备办公用品时一定记得，曾彦修是用毛笔的，陈原是用钢笔的。曾彦修和王子野不讲外文，如果说话中夹带外语单词一定会生气;而陈原喜欢讲外文，沈昌文有时会用俄语对陈原说“请坐”等。
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张惠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沈昌文很聪明，做事很有办法，别人做不好的事他能做好，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能解决。他处事灵活，有时甚至灵活得过了头，久而久之，这种做派被大家称为“沈昌文现象”。
在沈昌文看来，内地出版人有三种——革命型、学者型和学徒型，他从不讳言自己是典型的“学徒型”。
“文革”中有人攻击他“夤缘时会，跻身上层，平步青云”，对此他倒是不以为忤。因为他觉得，自己确实是上海滩上“正科”学徒出身，14岁就在一条红毡上磕三个响头拜师的，如假包换。他说，在上海滩做人非得灵活不可，也就是说要“知所趋避”，保存自己。
1949年，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18岁的沈昌文满怀热情地写信去报考，以为这样的进步单位一定欢迎他这样“自学成才”的工人，不料对方回信说只要大学生。
1951年，人民出版社招考，这次他学乖了，伪造了大学学历，还刻了一个“学习报”的图章，说“介绍本报记者沈昌文前来应考”。这次他果然考取了，成了人民出版社一名校对员。
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吴道弘那时和沈昌文在一个办公室。他说，沈昌文很聪明，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学什么都很快，为人处事也很灵巧。
但很快，“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来了。沈昌文交代了自己的简历造假，还交代解放后曾给一个资本家做假账、参与过老板的黑市黄金买卖等历史。人事科领导想把他遣返回上海，他很恐慌，能想到的就是利用自己业余学过的一点俄语出一些翻译成果证明自己。他那时的用功程度“难以形容”，加上心情郁闷，身体几乎垮了。
他利用一次去上海出差的机会，经人介绍拜访了上海的著名文化人、道号“因是子”的蒋维乔。蒋维乔教他破除我执、意守丹田，还告诉他，遇事不能只知进，还要知退，要随缘。
这些用现在的话来说类似正念、冥想的“入静”之法，让沈昌文有顿悟之感。从上海回来后，他能想得开了。他知道蒋维乔说的这套不合时宜，后来更知道蒋还曾受过青年毛泽东的批评，因此只敢自己悄悄修习。他后来觉得，如果没有这次见面，他的人生可能就毁了，而且，这套哲学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用于自保特别有用。
沈昌文。图/视觉中国
转机很快到来。他翻译的介绍苏联出版业的《出版物的成本核算》出版了，写的关于苏联如何控制出版的文章也发表了，结果他不但没被“清理出革命队伍”，还受到了提拔。
1954年8月，他被調到总编辑办公室，担任社领导的秘书。当时人民出版社社长是胡绳，但他还担任中宣部秘书长，很少到社里来，社里主持工作的是副社长王子野。王子野曾担任王稼祥的秘书，懂俄语，对好学的沈昌文颇为赏识。
总编辑室里还有陈原、梁纯夫、张明养、史枚等领导，总编室主任是范用。不久曾彦修从广东调来，排名在王子野之上。沈昌文坐在陈原对面，与他接触最多。
此后好事纷至沓来，沈昌文成了行政17级的科级干部，月薪从33元涨到99元，还当上了“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对于秘书工作，沈昌文可谓得心应手。
小时候家道中落，母亲给人当保姆，他跟着母亲住在雇主家里，一天到晚学的就是察言观色。用上海话说，他从小就“识相”。后来做学徒，他更是学会了体察人意。他说，自己“是用作佣人的办法做秘书的”。
他工作细致，如果安排汽车，不光要通知司机，还要提前检查，一直到把领导按时送上车为止。
曾彦修主张资料室开架，这让他如鱼得水。他每天一有空就钻资料室，三年多时间整个资料室被他翻遍，说起一本书不用查目录即可找出。
他还很善于“急用先学”，每当知道领导在关注什么事就连夜查俄文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书里不但能回答这些问题，每一条前面还会列出马恩列斯的相关教导。如有一次王子野说起斯大林“一九多少年”是如何讲托洛茨基的，沈昌文整理记录时就直接把准确年份补上去了。
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当时与沈昌文不属于同一部门，工作没有交集，但都知道他很能干，做行政工作得心应手，也很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1954年，出版业改革，中央批转了中宣部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据说胡乔木提出，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于是出版社一改以前领导作者的做派，一口气开了11场座谈会与作者联络感情，会后还有宴请。沈昌文自豪地说，这些宴饮都是他参与安排的。
根据报告精神，人民出版社内部设立了一个“三联书店编辑部”，陈原兼任主任。这个部门里人才济济，如老三联书店的名编朱南铣，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放浪形骸，每次饮酒不醉倒马路不休，沈昌文只能想办法将他抬回来。
这年还有一件让沈昌文大受教育的事。根据上级指示，人民出版社轰轰烈烈地编了八卷本的《胡适思想批判》。到第一本快出的时候，突然得到通知，不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而用“三联”的副牌。沈昌文开始意识到，做出版真不能头脑发热，因为就连批胡适这样的大事，上面说得热闹，做起来也讲尺度的。
但好景不长，1957年，小阳春般的气候不再。 人民出版社是反右运动的重点单位，社长曾彦修成了文化出版界最大的右派分子。沈昌文也差点被划为右派，这时范用悄悄告诉他，戴文葆马上要被划右，要他赶紧表态。沈昌文连夜写了一张大字报，批判戴文葆在整风时的言论“别有用心”，因此将功折罪，只定为“中右”。
这一年还搞了“向党交心”运动。有的党员给他打招呼，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纠正社内的“沈昌文现象”。他于是在全社人员动员大会上作了长时间的交心发言，检讨自己的白专道路，说自己读了太多马恩论著，但没有联系实际。不少人也应景地批了他一通，只有一位宋家修老先生说了一句大实话：我看这个沈昌文的毛病是读书太少，而不是太多。
80年代曾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薛德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沈昌文是出版工作的内行，对各个部门各项工作都熟悉，所以那时能当好领导的助手，后来自己也能学会当领导。他为领导服务，聪明会办事，懂业务又卖力，领导用起来得心应手，肯定就会培养他，这就难免招来一些议论。好在他个性平和，不张扬，不锋芒毕露，待人处事也比较谦虚，如果他自己不注意，张牙舞爪，那更会脱离群众，招致反感。
沈昌文曾与美编室一个女孩要好。女孩完全是艺术型的，跟他的追求很不一样，平时矛盾还不突出，到1957年的时候就尖锐了。女孩说：你一参加政治活动，我就觉得你的形象开始丑陋了。而他觉得，这是她的资产阶级美学观点。反右风暴让他深刻地认识到，凡事必须听党的话，这对他这种出身贫寒的小工人来说并不难做到。而且他认识到，在出版社，只一心做业务、不参与政治是不可能的，自己一定要入党。两人分道扬镳。
到1960年，他同时解决了结婚和入党两件人生大事。
当时会上同时讨论他和董秀玉的入党问题，董秀玉很快获通过，他则遇到一片反对声，说他“怀有异心”，走白专道路。王子野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讲了一个多小时，说党需要人们渴求知识，“专”并不都是“白专”，专了以后对工作有好处。这样，沈昌文入党也很快通过了。
沈昌文还参与了编灰皮书的工作。
出版“灰皮书”的工作由中宣部统一领导，并在中宣部内专门设立了“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办公室”总司其职，任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为该室主任。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组，负责组织编译出版事宜。张惠卿担任组长，组员四五人，包括沈昌文。
那时，沈昌文天天去中宣部上班，凭证件可以出入中联部、编译局、总参三部的书报资料部门，看到很多少见的外文书。
做这个工作，他受益最大的是“认识人头”。那时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林基洲一度食宿都在办公室，沈昌文经常与他一起在办公室狂饮啤酒，呼呼大睡。篇目确定后，要找“社会力量”完成。当时允许找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叫做“废物利用”。沈昌文因此结识了李慎之、董乐山、罗孚、刘仁静、冯亦代、潘光旦和费孝通等著名知识分子，这些人当时大多都是被打倒的“右派”等“黑五类”。
此外，这个工作让沈昌文接触到很多“修正主义”思想学说，他开始意识到，正统学说并非一成不变的，中国的很多事情也有改变的必要。
“文革”开始后，王子野受到批斗，沈昌文被勒令揭发。
此前他参加过单位的一些专案组，逐渐了解到，尽管每次運动高潮时都是轰轰烈烈，但到最后处理时会相对冷静，因此揭发一定要非常慎重。他想了一个办法，一面上纲上线、声嘶力竭地喊口号，表示划清界限，一面却不给实锤，只说王子野每天都回家吃饭，从不在单位食堂吃，说明一贯反对群众路线。这是所谓的“帽子大事情小”，这种揭发是不会进入材料的。
张惠卿说，沈昌文很谨慎，遇到问题考虑清楚才会做。他善于观察形势，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该不该说话。反右时他总是能在合适的时候保持沉默，到后期他几乎不说话了。
沈昌文不想当造反派，因为很难看清上面特别是最高层的想法，可要是彻底逍遥，等于没有执行党的号召。千思万想，他觉得最好是“执乎其中”。他找几个同事组织了一个“孺子牛”战斗队，不冲锋陷阵，只跟在年轻人后面。1969年深挖“五一六”分子时，他得以幸免。
沈昌文认识到，上面的主张也是经常变化的，所以出现风潮时一定要静以观变，不要去做积极分子，不要太早露头，形势逼得必须表态了才表态。他说，不少人对他有意见，说他太滑头了，但他要是老老实实听人摆布，也许活不到今天。
经过“文革”岁月，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人的私欲是无法消灭的，仔细看去，响亮的口号后面都有各种个人利益的身影。这使得他消除了当年还留存的左翼乌托邦观念，在改革开放年代里能少走弯路。
那期间，他还找老领导史枚合作，编了一本《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他连续一两年钻在出版社的档案库重地，这样每天有事可做，显得很忙，又不致犯错误。
80年代后，沈昌文重读这本大事记时感到，在几十年的岁月里，改革开放的苗头事实上总在不断显现。共产党里，改革派多得是，他们让人永远难忘。
他很怀念老领导王子野。他说，与王子野说话，只觉得他满面正经，似乎除了官方话语别无可说。久而久之，他方知这些延安来的老干部们胸中别有情怀，只是不为人知而已。50年代，王子野秉承上级意旨，领导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八册。然而到了80年代末，他又忽然要沈昌文出版《胡适研究丛录》，并由他亲自作序。
沈昌文主持三联书店时，不断有老领导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他非常尊敬范用等老人，认为他们道德高尚，但是他更倾向于陈原教他的智慧：引而不发。他总结，“出版江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点到为止。做出版这行，必须如古人所说，朝乾夕惕，慎之又慎。
沈昌文认为，自己共有三段学徒生涯。解放前在上海滩的6年“仆欧”（boy）生涯是第一段，中间在人民出版社的是第二段，1980年后在三联编辑室和三联书店是第三段。他说，自己以快50岁的年龄，在80年代才算真正进入出版这行，做起出版学徒来。
但其实，此时的他，已是各种稀有人脉在握，更重要的是，他已参透了中国特色出版事业的底层逻辑。比如，他最看重条理，但总是乐于做出一种杂乱无序的“拍脑袋”状。他说，这样错了也是方式方法的问题，不是观点立场的问题，而在这个体系中后者比前者严重得多。
学徒沈昌文，早已成为风流其表、风雷其里的出版人“沈公”。
其实，早在50年代，还是人民出版社秘书的沈昌文已成为众所瞩目之人。
他帮领导准备办公用品时一定记得，曾彦修是用毛笔的，陈原是用钢笔的。曾彦修和王子野不讲外文，如果说话中夹带外语单词一定会生气;而陈原喜欢讲外文，沈昌文有时会用俄语对陈原说“请坐”等。
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张惠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沈昌文很聪明，做事很有办法，别人做不好的事他能做好，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能解决。他处事灵活，有时甚至灵活得过了头，久而久之，这种做派被大家称为“沈昌文现象”。
“入静”
在沈昌文看来，内地出版人有三种——革命型、学者型和学徒型，他从不讳言自己是典型的“学徒型”。
“文革”中有人攻击他“夤缘时会，跻身上层，平步青云”，对此他倒是不以为忤。因为他觉得，自己确实是上海滩上“正科”学徒出身，14岁就在一条红毡上磕三个响头拜师的，如假包换。他说，在上海滩做人非得灵活不可，也就是说要“知所趋避”，保存自己。
1949年，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18岁的沈昌文满怀热情地写信去报考，以为这样的进步单位一定欢迎他这样“自学成才”的工人，不料对方回信说只要大学生。
1951年，人民出版社招考，这次他学乖了，伪造了大学学历，还刻了一个“学习报”的图章，说“介绍本报记者沈昌文前来应考”。这次他果然考取了，成了人民出版社一名校对员。
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吴道弘那时和沈昌文在一个办公室。他说，沈昌文很聪明，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学什么都很快，为人处事也很灵巧。
但很快，“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来了。沈昌文交代了自己的简历造假，还交代解放后曾给一个资本家做假账、参与过老板的黑市黄金买卖等历史。人事科领导想把他遣返回上海，他很恐慌，能想到的就是利用自己业余学过的一点俄语出一些翻译成果证明自己。他那时的用功程度“难以形容”，加上心情郁闷，身体几乎垮了。
他利用一次去上海出差的机会，经人介绍拜访了上海的著名文化人、道号“因是子”的蒋维乔。蒋维乔教他破除我执、意守丹田，还告诉他，遇事不能只知进，还要知退，要随缘。
这些用现在的话来说类似正念、冥想的“入静”之法，让沈昌文有顿悟之感。从上海回来后，他能想得开了。他知道蒋维乔说的这套不合时宜，后来更知道蒋还曾受过青年毛泽东的批评，因此只敢自己悄悄修习。他后来觉得，如果没有这次见面，他的人生可能就毁了，而且，这套哲学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用于自保特别有用。
转机很快到来。他翻译的介绍苏联出版业的《出版物的成本核算》出版了，写的关于苏联如何控制出版的文章也发表了，结果他不但没被“清理出革命队伍”，还受到了提拔。
1954年8月，他被調到总编辑办公室，担任社领导的秘书。当时人民出版社社长是胡绳，但他还担任中宣部秘书长，很少到社里来，社里主持工作的是副社长王子野。王子野曾担任王稼祥的秘书，懂俄语，对好学的沈昌文颇为赏识。
总编辑室里还有陈原、梁纯夫、张明养、史枚等领导，总编室主任是范用。不久曾彦修从广东调来，排名在王子野之上。沈昌文坐在陈原对面，与他接触最多。
此后好事纷至沓来，沈昌文成了行政17级的科级干部，月薪从33元涨到99元，还当上了“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识相”
对于秘书工作，沈昌文可谓得心应手。
小时候家道中落，母亲给人当保姆，他跟着母亲住在雇主家里，一天到晚学的就是察言观色。用上海话说，他从小就“识相”。后来做学徒，他更是学会了体察人意。他说，自己“是用作佣人的办法做秘书的”。
他工作细致，如果安排汽车，不光要通知司机，还要提前检查，一直到把领导按时送上车为止。
曾彦修主张资料室开架，这让他如鱼得水。他每天一有空就钻资料室，三年多时间整个资料室被他翻遍，说起一本书不用查目录即可找出。
他还很善于“急用先学”，每当知道领导在关注什么事就连夜查俄文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书里不但能回答这些问题，每一条前面还会列出马恩列斯的相关教导。如有一次王子野说起斯大林“一九多少年”是如何讲托洛茨基的，沈昌文整理记录时就直接把准确年份补上去了。
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当时与沈昌文不属于同一部门，工作没有交集，但都知道他很能干，做行政工作得心应手，也很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1954年，出版业改革，中央批转了中宣部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据说胡乔木提出，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于是出版社一改以前领导作者的做派，一口气开了11场座谈会与作者联络感情，会后还有宴请。沈昌文自豪地说，这些宴饮都是他参与安排的。
根据报告精神，人民出版社内部设立了一个“三联书店编辑部”，陈原兼任主任。这个部门里人才济济，如老三联书店的名编朱南铣，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放浪形骸，每次饮酒不醉倒马路不休，沈昌文只能想办法将他抬回来。
这年还有一件让沈昌文大受教育的事。根据上级指示，人民出版社轰轰烈烈地编了八卷本的《胡适思想批判》。到第一本快出的时候，突然得到通知，不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而用“三联”的副牌。沈昌文开始意识到，做出版真不能头脑发热，因为就连批胡适这样的大事，上面说得热闹，做起来也讲尺度的。
“沈昌文现象”
但好景不长，1957年，小阳春般的气候不再。 人民出版社是反右运动的重点单位，社长曾彦修成了文化出版界最大的右派分子。沈昌文也差点被划为右派，这时范用悄悄告诉他，戴文葆马上要被划右，要他赶紧表态。沈昌文连夜写了一张大字报，批判戴文葆在整风时的言论“别有用心”，因此将功折罪，只定为“中右”。
这一年还搞了“向党交心”运动。有的党员给他打招呼，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纠正社内的“沈昌文现象”。他于是在全社人员动员大会上作了长时间的交心发言，检讨自己的白专道路，说自己读了太多马恩论著，但没有联系实际。不少人也应景地批了他一通，只有一位宋家修老先生说了一句大实话：我看这个沈昌文的毛病是读书太少，而不是太多。
80年代曾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薛德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沈昌文是出版工作的内行，对各个部门各项工作都熟悉，所以那时能当好领导的助手，后来自己也能学会当领导。他为领导服务，聪明会办事，懂业务又卖力，领导用起来得心应手，肯定就会培养他，这就难免招来一些议论。好在他个性平和，不张扬，不锋芒毕露，待人处事也比较谦虚，如果他自己不注意，张牙舞爪，那更会脱离群众，招致反感。
沈昌文曾与美编室一个女孩要好。女孩完全是艺术型的，跟他的追求很不一样，平时矛盾还不突出，到1957年的时候就尖锐了。女孩说：你一参加政治活动，我就觉得你的形象开始丑陋了。而他觉得，这是她的资产阶级美学观点。反右风暴让他深刻地认识到，凡事必须听党的话，这对他这种出身贫寒的小工人来说并不难做到。而且他认识到，在出版社，只一心做业务、不参与政治是不可能的，自己一定要入党。两人分道扬镳。
他认识到，出现风潮时一定要静以观变，不要去做积极分子，不要太早露头，形势逼得必须表态了才表态。他说，不少人对他有意见，说他太滑头了，但他要是老老实实听人摆布，也许活不到今天。
到1960年，他同时解决了结婚和入党两件人生大事。
当时会上同时讨论他和董秀玉的入党问题，董秀玉很快获通过，他则遇到一片反对声，说他“怀有异心”，走白专道路。王子野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讲了一个多小时，说党需要人们渴求知识，“专”并不都是“白专”，专了以后对工作有好处。这样，沈昌文入党也很快通过了。
沈昌文还参与了编灰皮书的工作。
出版“灰皮书”的工作由中宣部统一领导，并在中宣部内专门设立了“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办公室”总司其职，任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为该室主任。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组，负责组织编译出版事宜。张惠卿担任组长，组员四五人，包括沈昌文。
那时，沈昌文天天去中宣部上班，凭证件可以出入中联部、编译局、总参三部的书报资料部门，看到很多少见的外文书。
做这个工作，他受益最大的是“认识人头”。那时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林基洲一度食宿都在办公室，沈昌文经常与他一起在办公室狂饮啤酒，呼呼大睡。篇目确定后，要找“社会力量”完成。当时允许找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叫做“废物利用”。沈昌文因此结识了李慎之、董乐山、罗孚、刘仁静、冯亦代、潘光旦和费孝通等著名知识分子，这些人当时大多都是被打倒的“右派”等“黑五类”。
此外，这个工作让沈昌文接触到很多“修正主义”思想学说，他开始意识到，正统学说并非一成不变的，中国的很多事情也有改变的必要。
“沈公”
“文革”开始后，王子野受到批斗，沈昌文被勒令揭发。
此前他参加过单位的一些专案组，逐渐了解到，尽管每次運动高潮时都是轰轰烈烈，但到最后处理时会相对冷静，因此揭发一定要非常慎重。他想了一个办法，一面上纲上线、声嘶力竭地喊口号，表示划清界限，一面却不给实锤，只说王子野每天都回家吃饭，从不在单位食堂吃，说明一贯反对群众路线。这是所谓的“帽子大事情小”，这种揭发是不会进入材料的。
张惠卿说，沈昌文很谨慎，遇到问题考虑清楚才会做。他善于观察形势，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该不该说话。反右时他总是能在合适的时候保持沉默，到后期他几乎不说话了。
沈昌文不想当造反派，因为很难看清上面特别是最高层的想法，可要是彻底逍遥，等于没有执行党的号召。千思万想，他觉得最好是“执乎其中”。他找几个同事组织了一个“孺子牛”战斗队，不冲锋陷阵，只跟在年轻人后面。1969年深挖“五一六”分子时，他得以幸免。
沈昌文认识到，上面的主张也是经常变化的，所以出现风潮时一定要静以观变，不要去做积极分子，不要太早露头，形势逼得必须表态了才表态。他说，不少人对他有意见，说他太滑头了，但他要是老老实实听人摆布，也许活不到今天。
经过“文革”岁月，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人的私欲是无法消灭的，仔细看去，响亮的口号后面都有各种个人利益的身影。这使得他消除了当年还留存的左翼乌托邦观念，在改革开放年代里能少走弯路。
那期间，他还找老领导史枚合作，编了一本《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他连续一两年钻在出版社的档案库重地，这样每天有事可做，显得很忙，又不致犯错误。
80年代后，沈昌文重读这本大事记时感到，在几十年的岁月里，改革开放的苗头事实上总在不断显现。共产党里，改革派多得是，他们让人永远难忘。
他很怀念老领导王子野。他说，与王子野说话，只觉得他满面正经，似乎除了官方话语别无可说。久而久之，他方知这些延安来的老干部们胸中别有情怀，只是不为人知而已。50年代，王子野秉承上级意旨，领导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八册。然而到了80年代末，他又忽然要沈昌文出版《胡适研究丛录》，并由他亲自作序。
沈昌文主持三联书店时，不断有老领导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他非常尊敬范用等老人，认为他们道德高尚，但是他更倾向于陈原教他的智慧：引而不发。他总结，“出版江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点到为止。做出版这行，必须如古人所说，朝乾夕惕，慎之又慎。
沈昌文认为，自己共有三段学徒生涯。解放前在上海滩的6年“仆欧”（boy）生涯是第一段，中间在人民出版社的是第二段，1980年后在三联编辑室和三联书店是第三段。他说，自己以快50岁的年龄，在80年代才算真正进入出版这行，做起出版学徒来。
但其实，此时的他，已是各种稀有人脉在握，更重要的是，他已参透了中国特色出版事业的底层逻辑。比如，他最看重条理，但总是乐于做出一种杂乱无序的“拍脑袋”状。他说，这样错了也是方式方法的问题，不是观点立场的问题，而在这个体系中后者比前者严重得多。
学徒沈昌文，早已成为风流其表、风雷其里的出版人“沈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