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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龚彬原名梅电龙，中学时期即是武汉学联的发起人之一、湖北学生运动的领袖。他中学毕业后被保送进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该书院实际上是日本设在中国的一个秘密情报机构，主要培养日本间谍）。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梅电龙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1924年秋天，梅电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东亚同文书院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徐家汇团支部，并担任第一任书记。1925年，梅电龙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中共徐汇区支部书记。1928年8月，梅电龙受周恩来之命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从此开始了惊心动魄的秘密情报生涯。
打入国民党高层内部
1929年8月，日本共产党驻第三国际代表佐野学在上海被捕，日本共产党和中共日本支部完全不知情。为了避免出现更大的破坏，必须尽快将情报送达日本，周恩来决定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梅电龙。
梅电龙借用了留日学生高乔平的身份，于8月11日到达东京。16日，他与中共日本支部成员廖体仁去找日共联络员田中接头，不料因接头点暴露而被捕。在狱中，不管经过几番刑讯，梅电龙均一口咬定：“我叫高乔平，中国留学生，受朋友之托来看田中。”否认自己与中共日本支部有任何关系。在中共中央不断营救下，16个月后，梅电龙终于走出铁牢。1931年6月，他收到陈云托妻子寄来的回国旅费，辗转回到上海。
梅电龙回国时，正值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无法立足。周恩来一边着手将中央迁往江西瑞金，一边寻找合适人选调往上海，将被破坏的情报网络重新建立起来。周恩来指示，必须派人打入敌人内部，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租界巡捕房等要害部门内培植内线，建立起反间谍情报关系。梅电龙刚从日本监狱出来，又离开上海两年了，身份已经“洗白”;其在日本的表现，说明他不仅革命意志坚定，而且成熟机智，是做情报工作的最佳人选。
为此，周恩来指示，梅电龙的组织关系转往上海，以“灰色”文化人的身份活动，受中央特科领导，直接同潘汉年联系。潘汉年向梅电龙交代了特科工作的纪律：只能同自己单线联系，不参加基层组织活动;如果一旦联系中断，不得自行寻找组织，只能等待组织派人联系。
梅电龙极为准确地掌握了秘密工作的原则。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大学教授、作家，每天头发纹丝不乱，西装革履，皮鞋锃亮，清瘦的臉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风流倜傥，交游甚广;遇到身边朋友谈论政治时，态度模棱两可。他在回忆录中说：“‘灰色’是秘密共产党员的保护色。但是，灰色不等于白色，它是模糊的，必须掌握好分寸。”由此，他在国民党军政界、文化界上层交到了不少“朋友”。
吴开先是梅电龙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同学，此时是国民党CC系的显赫人物、上海市党部的负责人，其首要任务就是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听说梅电龙“已经脱离了共产党”，吴劝他加入国民党。在梅不置可否后，吴开先一再表示今后将“关照”他。以后吴也多次与梅电龙相约见面，并为其活动提供便利。在与吴开先的“交往”中，梅电龙得到许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活动情况，并结识了国民党CC系核心人物陈立夫等人。他自如地周旋其中，获取情报.还巧妙地将“梅电龙”的名字从特务的黑名单中删除。1932年，梅电龙正式改名为梅龚彬，原名则渐渐鲜为人知。
争取陈铭枢等同中共合作反蒋抗日
淞沪抗战后，中华民族沦亡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团结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却调集大批军队对红军发动了大规模“围剿”，十九路军即被强令南下福建攻打红军，这引起十九路军将领强烈不满。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梅龚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争取十九路军将领同中共合作反蒋抗日上。
梅龚彬通过在日本期间结识的胡秋原等人，进入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开办的上海神州国光社，并逐渐成为该社核心成员，为陈铭枢如何在政治上对付蒋介石出谋划策。梅龚彬对于时局的准确把握、敏锐的政治嗅觉等，赢得了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将领的信任。十九路军被强令南下福建前，梅龚彬安排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的代表徐名鸿与潘汉年会面，为日后其与红军谈判停战奠定了基础。
因与蒋介石的矛盾急剧激化，陈铭枢等人酝酿军事反蒋。陈曾到上海、香港与梅龚彬秘密见面，把发动军事反蒋的意图向梅龚彬和盘托出，希望听取他的意见，并将梅引见给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在香港的长谈中，陈铭枢拿出三套方案征求梅龚彬的意见，将与红军合作反蒋作为下策。梅则直言相告，首先应考虑联合红军。陈铭枢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表示赞同，并征得了李济深的同意。
1933年10月，十九路军派徐名鸿为全权代表，秘密进入瑞金，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就停战和抗日讨蒋进行谈判，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随后，潘汉年、张云逸作为中共代表正式派驻福州。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之外设立的第一个被对方承认的正式机构。
1933年1 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虽然在蒋介石强大武力进攻下，该政府刚成立即被镇压，但以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由此形成。
“福建事变”失败后，潘汉年指示梅龚彬随十九路军撤退到香港，并给他布置了下一阶段的任务：帮助李济深等人重整旗鼓，促进国民党民主派的团结。在梅龚彬等人的耐心工作下，1935年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下简称“同盟”）在香港成立，分别受潘汉年和中央特科单线领导的梅龚彬与宣侠父、陈希周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同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团结了一大批由福建撤退到香港和由内地其他地区去往香港的进步人士，促进了国民党民主派的团结，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为夺取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三人则被称为中共隐蔽战线的“抗战三杰”。
协助李济深筹建民革
1939年，国民党在重庆成立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任，打算任命李济深为第一副主任。李正在犹豫之际，梅龚彬奉叶剑英之命，赴桂林说服李出任该职。由此，李济深同意赴重庆任职。为了支持李顶住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压力，开展对团结抗战有利的工作，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下，梅龚彬等共产党员先后来到李济深身边工作。 梅龚彬等人富有成效的工作深深地影响了一批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使他们愿意团结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周围，在以后的工作中也尽可能地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帮助，并秘密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皖南事变”以后，梅龚彬暂避香港。1941年夏，中共中央南方局驻香港负责人廖承志向梅龚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是促进国民党民主派的进一步联合，动员李济深带头发起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梅龚彬全力投入起草国民党民主派纲领的工作。他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为指导思想，经反复磋商、斟酌，拟就了纲领草案。经廖承志秘密审阅同意后，梅龚彬即带着这份草案赴韶关、桂林会见
时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蒋光鼐和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还与蔡廷锴等人交换了关于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1942年3月，梅龚彬到韶关向廖承志汇报了详细情况，认为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是有条件的，并请求党组织进一步指示。正在等待组织的下一步工作安排时，突然传来了廖承志被捕的消息，因此，梅龚彬失去了同党组织的联系。此后，梅龚彬一边在中山大学教书，一边等待党组织的联系人，他说：“纪律不允许我擅自行动。”
1947年，梅龚彬终于再次与潘汉年联系上了，潘要求他立即投入协助李济深筹建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的工作。梅龚彬与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等一起被推举为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成员，成为民革组织的重要发起人之一。筹委会成立后，得到中共香港分局的大力帮助，潘汉年、方方、章汉夫等常常以招待会的名义帮助筹委会商讨工作。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梅龚彬被指定作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的执笔人。《宣言》起草好后，梅龚彬立即交给潘汉年等人审阅，经同意后，送往民革组织各发起人处征求意见。《宣言》草稿得到各方认同，正在美国考察的冯玉祥称赞说“有诸葛武侯文风”。为了恳请宋庆龄出面担任民革组织的名誉主席，梅龚彬积极支持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等人联名书写《上孙夫人书》，由梅通过中共党组织秘密带往上海交给宋庆龄，宋庆龄大受感动。
1948年1月1日，中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出任名誉主席，李济深当选主席，梅龚彬当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护送李济深北上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梅龚彬主持起草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积极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
从1948年9月起，中共中央开始分期分批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筹备新政协。要避开国民党特务和港英政府的百般阻挠，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异常艰难和危险。梅龚彬陪同李济深第三批北上。第三批民主人士总共有30多人，前两批民主人士北上，已经引起了外界的注意，国民党特务更加严密监控，中共在香港的联络站华润公司也多次遭特务借故闯入，气氛陡然紧张。周恩来特地电示，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并提出了“保密、谨慎、周到、安全”的要求。
作为中共邀请北上名单中第一人，李济深是各方瞩目的人物.是在港的民主人士中威望最高的一位。蒋介石想要秘密除掉他：宋子文则希望他取代蒋介
石，保住华南;美国政府也试图利用李在国民党外另组织一个新政府：香港政府则希望李留在香港：李宗仁希望向他寻求帮助……李济深家的周围安插有港英当局的警察，在李家对面的一个旧车库里，则有国民党特务时时刻刻在监视;而且当时，李济深的三个儿子，有的被关押在蒋介石的监狱里，有的则被蒋的特务控制。情况错综复杂，梅龚彬的行动尤其要万分谨慎。他时刻紧随李济深，既要坚定李北上的决心，又要防止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必须保证李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
经过反复缜密的筹划，最终确定了李济深的安全出行方案。1948年12月26日，李济深假称圣诞节期间外出赴宴，潘汉年到李府邸迎接。出门之际，为了迷惑特务，潘汉年将李济深平时外出穿着的外套挂在特务能看到的卧室窗口。宴会结束后，李济深故意带上酒菜，假装去海上游览，在潘汉年、梅龚彬里应外合的护送下，迅速坐上中共交通员的游艇，在海上漂了一个多小时后，趁着天黑登上一艘苏联货轮，次日凌晨安全出港。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有记者去采访李济深，才发现早已人去楼空。港英警方也慌了神，李济深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离开香港居然没有人知道，而且去向成谜，一时间，港岛内谣言纷起。直到1月4日，美联社发布了一条消息：“李济深已离港赴华北，这是以前北上的其他民主人士所采取的途径。”李济深在船上度过了1 949年的元旦。他在船上兴冲冲地为同行的茅盾题词：“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经过10多个昼夜的艰难航行，第三批民主人士1949年1月7日到达大连，踏上了解放区的土地，1月10日抵达沈阳。1月22日，梅龚彬同李济深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意见》的发表，对于民主党派统一思想、争取新政协会议的召开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年4月，到达北平的梅龚彬向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汇报工作，并请示自己的组织问题。全国解放在即，梅龚彬的任务也完成了，隐蔽了这么多年，他多么渴望以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工作啊！但经中共中央慎重考虑，认为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梅龚彬保持民主人士的身份更便于团结。为此，李维汉对他作了明确指示：“从现在起，你的组织关系转入中央统战部，作为中央统战部派往民主党派工作的一个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以后，你直接向我汇报工作。”梅龚彬服从了组织安排，直到1975年去世，他中共党员的身份都没有公开。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梅电龙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1924年秋天，梅电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东亚同文书院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徐家汇团支部，并担任第一任书记。1925年，梅电龙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中共徐汇区支部书记。1928年8月，梅电龙受周恩来之命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从此开始了惊心动魄的秘密情报生涯。
打入国民党高层内部
1929年8月，日本共产党驻第三国际代表佐野学在上海被捕，日本共产党和中共日本支部完全不知情。为了避免出现更大的破坏，必须尽快将情报送达日本，周恩来决定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梅电龙。
梅电龙借用了留日学生高乔平的身份，于8月11日到达东京。16日，他与中共日本支部成员廖体仁去找日共联络员田中接头，不料因接头点暴露而被捕。在狱中，不管经过几番刑讯，梅电龙均一口咬定：“我叫高乔平，中国留学生，受朋友之托来看田中。”否认自己与中共日本支部有任何关系。在中共中央不断营救下，16个月后，梅电龙终于走出铁牢。1931年6月，他收到陈云托妻子寄来的回国旅费，辗转回到上海。
梅电龙回国时，正值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无法立足。周恩来一边着手将中央迁往江西瑞金，一边寻找合适人选调往上海，将被破坏的情报网络重新建立起来。周恩来指示，必须派人打入敌人内部，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租界巡捕房等要害部门内培植内线，建立起反间谍情报关系。梅电龙刚从日本监狱出来，又离开上海两年了，身份已经“洗白”;其在日本的表现，说明他不仅革命意志坚定，而且成熟机智，是做情报工作的最佳人选。
为此，周恩来指示，梅电龙的组织关系转往上海，以“灰色”文化人的身份活动，受中央特科领导，直接同潘汉年联系。潘汉年向梅电龙交代了特科工作的纪律：只能同自己单线联系，不参加基层组织活动;如果一旦联系中断，不得自行寻找组织，只能等待组织派人联系。
梅电龙极为准确地掌握了秘密工作的原则。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大学教授、作家，每天头发纹丝不乱，西装革履，皮鞋锃亮，清瘦的臉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风流倜傥，交游甚广;遇到身边朋友谈论政治时，态度模棱两可。他在回忆录中说：“‘灰色’是秘密共产党员的保护色。但是，灰色不等于白色，它是模糊的，必须掌握好分寸。”由此，他在国民党军政界、文化界上层交到了不少“朋友”。
吴开先是梅电龙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同学，此时是国民党CC系的显赫人物、上海市党部的负责人，其首要任务就是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听说梅电龙“已经脱离了共产党”，吴劝他加入国民党。在梅不置可否后，吴开先一再表示今后将“关照”他。以后吴也多次与梅电龙相约见面，并为其活动提供便利。在与吴开先的“交往”中，梅电龙得到许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活动情况，并结识了国民党CC系核心人物陈立夫等人。他自如地周旋其中，获取情报.还巧妙地将“梅电龙”的名字从特务的黑名单中删除。1932年，梅电龙正式改名为梅龚彬，原名则渐渐鲜为人知。
争取陈铭枢等同中共合作反蒋抗日
淞沪抗战后，中华民族沦亡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团结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却调集大批军队对红军发动了大规模“围剿”，十九路军即被强令南下福建攻打红军，这引起十九路军将领强烈不满。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梅龚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争取十九路军将领同中共合作反蒋抗日上。
梅龚彬通过在日本期间结识的胡秋原等人，进入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开办的上海神州国光社，并逐渐成为该社核心成员，为陈铭枢如何在政治上对付蒋介石出谋划策。梅龚彬对于时局的准确把握、敏锐的政治嗅觉等，赢得了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将领的信任。十九路军被强令南下福建前，梅龚彬安排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的代表徐名鸿与潘汉年会面，为日后其与红军谈判停战奠定了基础。
因与蒋介石的矛盾急剧激化，陈铭枢等人酝酿军事反蒋。陈曾到上海、香港与梅龚彬秘密见面，把发动军事反蒋的意图向梅龚彬和盘托出，希望听取他的意见，并将梅引见给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在香港的长谈中，陈铭枢拿出三套方案征求梅龚彬的意见，将与红军合作反蒋作为下策。梅则直言相告，首先应考虑联合红军。陈铭枢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表示赞同，并征得了李济深的同意。
1933年10月，十九路军派徐名鸿为全权代表，秘密进入瑞金，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就停战和抗日讨蒋进行谈判，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随后，潘汉年、张云逸作为中共代表正式派驻福州。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之外设立的第一个被对方承认的正式机构。
1933年1 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虽然在蒋介石强大武力进攻下，该政府刚成立即被镇压，但以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由此形成。
“福建事变”失败后，潘汉年指示梅龚彬随十九路军撤退到香港，并给他布置了下一阶段的任务：帮助李济深等人重整旗鼓，促进国民党民主派的团结。在梅龚彬等人的耐心工作下，1935年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下简称“同盟”）在香港成立，分别受潘汉年和中央特科单线领导的梅龚彬与宣侠父、陈希周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同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团结了一大批由福建撤退到香港和由内地其他地区去往香港的进步人士，促进了国民党民主派的团结，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为夺取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三人则被称为中共隐蔽战线的“抗战三杰”。
协助李济深筹建民革
1939年，国民党在重庆成立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任，打算任命李济深为第一副主任。李正在犹豫之际，梅龚彬奉叶剑英之命，赴桂林说服李出任该职。由此，李济深同意赴重庆任职。为了支持李顶住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压力，开展对团结抗战有利的工作，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下，梅龚彬等共产党员先后来到李济深身边工作。 梅龚彬等人富有成效的工作深深地影响了一批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使他们愿意团结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周围，在以后的工作中也尽可能地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帮助，并秘密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皖南事变”以后，梅龚彬暂避香港。1941年夏，中共中央南方局驻香港负责人廖承志向梅龚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是促进国民党民主派的进一步联合，动员李济深带头发起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梅龚彬全力投入起草国民党民主派纲领的工作。他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为指导思想，经反复磋商、斟酌，拟就了纲领草案。经廖承志秘密审阅同意后，梅龚彬即带着这份草案赴韶关、桂林会见
时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蒋光鼐和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还与蔡廷锴等人交换了关于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1942年3月，梅龚彬到韶关向廖承志汇报了详细情况，认为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是有条件的，并请求党组织进一步指示。正在等待组织的下一步工作安排时，突然传来了廖承志被捕的消息，因此，梅龚彬失去了同党组织的联系。此后，梅龚彬一边在中山大学教书，一边等待党组织的联系人，他说：“纪律不允许我擅自行动。”
1947年，梅龚彬终于再次与潘汉年联系上了，潘要求他立即投入协助李济深筹建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的工作。梅龚彬与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等一起被推举为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成员，成为民革组织的重要发起人之一。筹委会成立后，得到中共香港分局的大力帮助，潘汉年、方方、章汉夫等常常以招待会的名义帮助筹委会商讨工作。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梅龚彬被指定作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的执笔人。《宣言》起草好后，梅龚彬立即交给潘汉年等人审阅，经同意后，送往民革组织各发起人处征求意见。《宣言》草稿得到各方认同，正在美国考察的冯玉祥称赞说“有诸葛武侯文风”。为了恳请宋庆龄出面担任民革组织的名誉主席，梅龚彬积极支持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等人联名书写《上孙夫人书》，由梅通过中共党组织秘密带往上海交给宋庆龄，宋庆龄大受感动。
1948年1月1日，中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出任名誉主席，李济深当选主席，梅龚彬当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护送李济深北上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梅龚彬主持起草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积极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
从1948年9月起，中共中央开始分期分批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筹备新政协。要避开国民党特务和港英政府的百般阻挠，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异常艰难和危险。梅龚彬陪同李济深第三批北上。第三批民主人士总共有30多人，前两批民主人士北上，已经引起了外界的注意，国民党特务更加严密监控，中共在香港的联络站华润公司也多次遭特务借故闯入，气氛陡然紧张。周恩来特地电示，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并提出了“保密、谨慎、周到、安全”的要求。
作为中共邀请北上名单中第一人，李济深是各方瞩目的人物.是在港的民主人士中威望最高的一位。蒋介石想要秘密除掉他：宋子文则希望他取代蒋介
石，保住华南;美国政府也试图利用李在国民党外另组织一个新政府：香港政府则希望李留在香港：李宗仁希望向他寻求帮助……李济深家的周围安插有港英当局的警察，在李家对面的一个旧车库里，则有国民党特务时时刻刻在监视;而且当时，李济深的三个儿子，有的被关押在蒋介石的监狱里，有的则被蒋的特务控制。情况错综复杂，梅龚彬的行动尤其要万分谨慎。他时刻紧随李济深，既要坚定李北上的决心，又要防止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必须保证李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
经过反复缜密的筹划，最终确定了李济深的安全出行方案。1948年12月26日，李济深假称圣诞节期间外出赴宴，潘汉年到李府邸迎接。出门之际，为了迷惑特务，潘汉年将李济深平时外出穿着的外套挂在特务能看到的卧室窗口。宴会结束后，李济深故意带上酒菜，假装去海上游览，在潘汉年、梅龚彬里应外合的护送下，迅速坐上中共交通员的游艇，在海上漂了一个多小时后，趁着天黑登上一艘苏联货轮，次日凌晨安全出港。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有记者去采访李济深，才发现早已人去楼空。港英警方也慌了神，李济深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离开香港居然没有人知道，而且去向成谜，一时间，港岛内谣言纷起。直到1月4日，美联社发布了一条消息：“李济深已离港赴华北，这是以前北上的其他民主人士所采取的途径。”李济深在船上度过了1 949年的元旦。他在船上兴冲冲地为同行的茅盾题词：“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经过10多个昼夜的艰难航行，第三批民主人士1949年1月7日到达大连，踏上了解放区的土地，1月10日抵达沈阳。1月22日，梅龚彬同李济深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意见》的发表，对于民主党派统一思想、争取新政协会议的召开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年4月，到达北平的梅龚彬向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汇报工作，并请示自己的组织问题。全国解放在即，梅龚彬的任务也完成了，隐蔽了这么多年，他多么渴望以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工作啊！但经中共中央慎重考虑，认为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梅龚彬保持民主人士的身份更便于团结。为此，李维汉对他作了明确指示：“从现在起，你的组织关系转入中央统战部，作为中央统战部派往民主党派工作的一个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以后，你直接向我汇报工作。”梅龚彬服从了组织安排，直到1975年去世，他中共党员的身份都没有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