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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生最幸福的莫过于选择一项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做医生，更喜欢做一名中医。它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愿意为它去付出，无怨无悔。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认识王凌主任是从与她通话开始的。初次相见，王凌果然人如其声，委婉而且和善，让人愿意亲近。想来，那些患者之所以慕王凌主任之名而来，除却医术高明之外，为人亲和也是令她有口皆碑的缘故之一。
关于职业，有人因为缘分，有人因为喜爱。而医从中医对于王凌主任来说，二者兼而有之。她说：“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它的神奇与奥秘让我为之着迷。我从事着一份自己钟爱的职业。人一生最幸福的莫过于选择一项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做医生，更喜欢做一名中医。它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愿意为它去付出，无怨无悔。”
缘起国医，矢志不渝
说起首次“触电”中医，王凌主任感慨颇多，似乎命中注定会与中医结下不解之缘。
在很小的时候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随父亲一起下放劳动，仅仅3个月的她就被送到了幼儿园。王凌主任说：“据妈妈讲，幼年时期的我身体特别不好，三天两头生病，家里人也一筹莫展，只有姥姥坚持要带回家自己调养。”后来，姥姥请来一名中医调治，2、3年之后，王凌的身体慢慢强壮起来，连母亲都觉得是个奇迹。王凌笑着说：“到现在我的身体状态都一直很好。母亲总说，我的命是中医救活的。所以坚持让家里的孩子学中医。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我今后要走的路就是学医。所以在后来填报志愿的时候，全部选择了医学院。”就这样，即便高考分数已经超过了清华的录取分数线，王凌还是选择了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她看来，20多年的从医之路，她的选择完全正确。
身为党员的王凌在校期间成绩特别突出，1989年毕业即被选入北京医院。1998年王凌前往日本札幌医科大学学习，主攻糖尿病、高血压等代谢性疾病的發病机理研究及早期预防和治疗工作。200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初到日本不久，王凌就遇到了一种特殊的病例。当地工人因为长期从事隧道开凿工作，很多人患上了一种职业病——振动病。其症状是，手臂麻木、酸软、握力下降，发展下去，可导致肌肉无力、萎缩，而且常常伴有失眠、胃部不适等多种症状。当地专科医院使用的常规治疗方法是蜡疗，但疗效不明显。
王凌主任介绍说：“日本人对于‘汉方医’是很崇拜的。但是由于没有系统学习中医理论知识，因此不知道如何正确、有效地使用中药。所以他们希望可以运用中国的中医帮助他们治疗这种病症。”
王凌之所以勉为其难地接受这项工作，除却院方的诚恳邀请之外，更多的是希望外国人能够正确认识中国的国医。“我同意帮助他们配药，就是想要改变日本人那种‘中药可以随便用，药方可以随便开’的观念。”王凌十分肯定地说。
一个多月的时间，王凌亲自配药、煎熬，甚至自己做试验检查药效。当院长试用此药时，惊讶地发现，不到3分钟，胸部开始有发热感，5分钟之后，头部开始出汗。“温通”的效果不言而喻，比起以往的蜡疗快捷、迅速、有效，而成本又低廉，更重要的是患者自觉症状有明显改善。于是院长决定在治疗方法中加入了中药疗法。
为国医医术自豪和骄傲
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有人慕名找到王凌主任。男患者有过敏性皮炎的家族史，因此一直不敢要孩子。没想到刚开始治疗的时候，妻子却意外怀孕了。孩子出生6个月时开始发病。王凌用“惨不忍睹”形容她见到的那一幕。“孩子整个脸出现严重的皮炎，从耳根开始到嘴巴的皮肤都裂开了，还不时地往外渗浓渗血。”她痛心地说：“这个小孩儿的过敏症状非常严重，牛奶、鸡蛋，甚至普通的大米都不能吃。只能吃母亲本来就不多的奶水充饥。我看到这孩子的时候，觉得她太可怜了。微微一张嘴，孩子都会疼得大哭不止。因为什么都不能吃，孩子体制很差。看着家人那充满信赖的眼神和对中医的期望，于是决定想办法去帮助孩子。孩子太小不能服太浓的中药，我就用一些开胃健脾的小药熬水喝。中医讲脾胃乃后天之本，调好脾胃之后，所有的营养精华才能吸收。”
孩子妈妈与王凌主任很配合，每隔一段时间再加一些微量的中药。就这样治疗了半年多。孩子1岁2个月的时候，终于从吃抗过敏的大米（日本有专为过敏患者而特制的米）改吃普通大米了。2岁时能够吃鸡蛋，2岁半时土豆也可以吃了。每次一点点的进步，都让王凌主任欣喜不已。“现在孩子上小学了，体质恢复得很好。虽然每到换季时，她的胳膊肘窝处还会起皮炎，但完全不能与以往相提并论了。”王凌主任发自内心地为孩子脱离了病痛的困扰而喜悦。“我自己都没有想到。那一刻，我再次觉得，中医太神奇了。我为我能生长在拥有国医医术的中国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也许，在外人看来，在日本取得成就的王凌应该继续留学深造，或者干脆旅日侨居。然而王凌却说，她的根在中国。“北京医院对中医一直很重视，对于我们始终是一如既往地鼓励和支持。从装修环境到科室设置，都遵循了中医文化的主旨。北京医院中医科就在不久前还被评选为全国中西医结合示范中医科。”王凌不无自豪地说。“我深知，医院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服务于病人。学以致用，造福国民。所以，回国工作是我当时不二的选择。”
2007年，王凌晋升为主任医师。近年重点对以糖尿病为主的代谢性疾患及其并发症、合并症的发生、发展和早期防治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和科研工作。并先后参与完成了“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北京市科委计划项目的分课题研究。目前，承担一项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分课题的主要研究任务，并参与了多种中药新药的Ⅱ期、Ⅲ期临床观察工作。
中西结合，为民谋福祉
众所周之，中医的单方并不多见，在实际中使用的大多是复方。如果单纯一味药，可以分析出它的有效成分，但是在复方里是多种药物相互配伍发挥作用，很难分析清楚。正因为中药复方在成分分析与作用靶点上的多样性、多变性，导致其疗效的认可在国际上受到一定的影响，也曾令其一度在“伪科学”的舆论下举步为艰。 攻读博士期间，王凌主任也曾用中药做与西药同样的动物试验，证明中药的有效性和作用机制。西医有数据，中医也有。西医有实验，中医也不能落后。那段时间，王凌主任天天用中药喂大鼠，期望通过实验找到中药数据的准确值。但是一旦涉及复方，就很难解释其有效分子结构。
王凌解释说，复方的配合，所起到的药效应该是1 1>2的作用。中医治病，重要的是调节阴阳平衡，扶持正气。何为阴阳平衡？何为正气、邪气、清气、浊气、病气？在西医的词汇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语词。用化学检测的方法来分析复方，最终根本说不明白。
再者，每一种中药中都有几种、甚至几十种的化学成分，比如山楂的化学成分就有十余种。这样算下来，一副汤剂就很可能有上百种的化学成分。这些成分又是如何体现君、臣、佐、使的原则？化学检测的方法也无法回答。
“中医的特征是辨证论治，这与西医的‘辨病治疗’有本质不同。对于一个患者来说，我对待的是他整个的人，而不是单纯的某种病。中医将人看作是一个阴阳、气血、虚实矛盾运动的整体。而在西医看来则是同样的一种病。由于病人的病因、体质、年龄、性别等的不同，中医的用药就会有所不同。严格地说，由于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医给每个人开的药方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基于上述原因，王凌主任逐渐意识到了自己以往的偏頗。“医学的最终目的是治病救人，我为何要为一个根本无法等价衡量标准点费劲周折？为病人谋福祉才是一名医生应尽地职责。”豁然开朗的王凌此后开始了她新的追求。“我学过西医。也了解西医优越性。如果一味地困守在中医理论中，对于患者来说，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觉得在治疗过程中，一定要懂得西医。令中西医治疗相辅相成。如果盲目维护中医，也不符合实际，脱离了现代化。”
现在的王凌主任，希望帮助患者了解更多的疾病预防知识。“对于我的病人来说，我希望他们来一次，就能把让自己受益的部分带走。哪怕只做到这一点，我作为医生就值得了。我不求能医治多少疑难杂症，救济苍生。只愿用我所学，努力把患者调养回一个和谐的整体，还给他们生命的希望。让病人摆脱疾病的痛苦，最高质量地、有尊严地生存。这就是我作为医生的终极目标。”
简介
王凌，主任医师。现在北京医院中医科从事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临床和科研教学工作。能熟练应用中西医基础理论知识，将中医辨证和西医辨病的方法有效结合，提高了疗效，解决了不少疑难杂证。擅长内科、妇科，尤其对糖尿病、高脂血症、心脑血管病、肾脏疾病、老年病、月经失调、内分泌紊乱等有较深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近年重点对以糖尿病为代表的代谢性疾患及其并发症、合并症的发生、发展和早期预防进行了大量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治疗和科研工作。参与和承担卫生部两项部级课题，完成院级两项科研课题。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认识王凌主任是从与她通话开始的。初次相见，王凌果然人如其声，委婉而且和善，让人愿意亲近。想来，那些患者之所以慕王凌主任之名而来，除却医术高明之外，为人亲和也是令她有口皆碑的缘故之一。
关于职业，有人因为缘分，有人因为喜爱。而医从中医对于王凌主任来说，二者兼而有之。她说：“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它的神奇与奥秘让我为之着迷。我从事着一份自己钟爱的职业。人一生最幸福的莫过于选择一项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做医生，更喜欢做一名中医。它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愿意为它去付出，无怨无悔。”
缘起国医，矢志不渝
说起首次“触电”中医，王凌主任感慨颇多，似乎命中注定会与中医结下不解之缘。
在很小的时候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随父亲一起下放劳动，仅仅3个月的她就被送到了幼儿园。王凌主任说：“据妈妈讲，幼年时期的我身体特别不好，三天两头生病，家里人也一筹莫展，只有姥姥坚持要带回家自己调养。”后来，姥姥请来一名中医调治，2、3年之后，王凌的身体慢慢强壮起来，连母亲都觉得是个奇迹。王凌笑着说：“到现在我的身体状态都一直很好。母亲总说，我的命是中医救活的。所以坚持让家里的孩子学中医。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我今后要走的路就是学医。所以在后来填报志愿的时候，全部选择了医学院。”就这样，即便高考分数已经超过了清华的录取分数线，王凌还是选择了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她看来，20多年的从医之路，她的选择完全正确。
身为党员的王凌在校期间成绩特别突出，1989年毕业即被选入北京医院。1998年王凌前往日本札幌医科大学学习，主攻糖尿病、高血压等代谢性疾病的發病机理研究及早期预防和治疗工作。200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初到日本不久，王凌就遇到了一种特殊的病例。当地工人因为长期从事隧道开凿工作，很多人患上了一种职业病——振动病。其症状是，手臂麻木、酸软、握力下降，发展下去，可导致肌肉无力、萎缩，而且常常伴有失眠、胃部不适等多种症状。当地专科医院使用的常规治疗方法是蜡疗，但疗效不明显。
王凌主任介绍说：“日本人对于‘汉方医’是很崇拜的。但是由于没有系统学习中医理论知识，因此不知道如何正确、有效地使用中药。所以他们希望可以运用中国的中医帮助他们治疗这种病症。”
王凌之所以勉为其难地接受这项工作，除却院方的诚恳邀请之外，更多的是希望外国人能够正确认识中国的国医。“我同意帮助他们配药，就是想要改变日本人那种‘中药可以随便用，药方可以随便开’的观念。”王凌十分肯定地说。
一个多月的时间，王凌亲自配药、煎熬，甚至自己做试验检查药效。当院长试用此药时，惊讶地发现，不到3分钟，胸部开始有发热感，5分钟之后，头部开始出汗。“温通”的效果不言而喻，比起以往的蜡疗快捷、迅速、有效，而成本又低廉，更重要的是患者自觉症状有明显改善。于是院长决定在治疗方法中加入了中药疗法。
为国医医术自豪和骄傲
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有人慕名找到王凌主任。男患者有过敏性皮炎的家族史，因此一直不敢要孩子。没想到刚开始治疗的时候，妻子却意外怀孕了。孩子出生6个月时开始发病。王凌用“惨不忍睹”形容她见到的那一幕。“孩子整个脸出现严重的皮炎，从耳根开始到嘴巴的皮肤都裂开了，还不时地往外渗浓渗血。”她痛心地说：“这个小孩儿的过敏症状非常严重，牛奶、鸡蛋，甚至普通的大米都不能吃。只能吃母亲本来就不多的奶水充饥。我看到这孩子的时候，觉得她太可怜了。微微一张嘴，孩子都会疼得大哭不止。因为什么都不能吃，孩子体制很差。看着家人那充满信赖的眼神和对中医的期望，于是决定想办法去帮助孩子。孩子太小不能服太浓的中药，我就用一些开胃健脾的小药熬水喝。中医讲脾胃乃后天之本，调好脾胃之后，所有的营养精华才能吸收。”
孩子妈妈与王凌主任很配合，每隔一段时间再加一些微量的中药。就这样治疗了半年多。孩子1岁2个月的时候，终于从吃抗过敏的大米（日本有专为过敏患者而特制的米）改吃普通大米了。2岁时能够吃鸡蛋，2岁半时土豆也可以吃了。每次一点点的进步，都让王凌主任欣喜不已。“现在孩子上小学了，体质恢复得很好。虽然每到换季时，她的胳膊肘窝处还会起皮炎，但完全不能与以往相提并论了。”王凌主任发自内心地为孩子脱离了病痛的困扰而喜悦。“我自己都没有想到。那一刻，我再次觉得，中医太神奇了。我为我能生长在拥有国医医术的中国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也许，在外人看来，在日本取得成就的王凌应该继续留学深造，或者干脆旅日侨居。然而王凌却说，她的根在中国。“北京医院对中医一直很重视，对于我们始终是一如既往地鼓励和支持。从装修环境到科室设置，都遵循了中医文化的主旨。北京医院中医科就在不久前还被评选为全国中西医结合示范中医科。”王凌不无自豪地说。“我深知，医院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服务于病人。学以致用，造福国民。所以，回国工作是我当时不二的选择。”
2007年，王凌晋升为主任医师。近年重点对以糖尿病为主的代谢性疾患及其并发症、合并症的发生、发展和早期防治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和科研工作。并先后参与完成了“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北京市科委计划项目的分课题研究。目前，承担一项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分课题的主要研究任务，并参与了多种中药新药的Ⅱ期、Ⅲ期临床观察工作。
中西结合，为民谋福祉
众所周之，中医的单方并不多见，在实际中使用的大多是复方。如果单纯一味药，可以分析出它的有效成分，但是在复方里是多种药物相互配伍发挥作用，很难分析清楚。正因为中药复方在成分分析与作用靶点上的多样性、多变性，导致其疗效的认可在国际上受到一定的影响，也曾令其一度在“伪科学”的舆论下举步为艰。 攻读博士期间，王凌主任也曾用中药做与西药同样的动物试验，证明中药的有效性和作用机制。西医有数据，中医也有。西医有实验，中医也不能落后。那段时间，王凌主任天天用中药喂大鼠，期望通过实验找到中药数据的准确值。但是一旦涉及复方，就很难解释其有效分子结构。
王凌解释说，复方的配合，所起到的药效应该是1 1>2的作用。中医治病，重要的是调节阴阳平衡，扶持正气。何为阴阳平衡？何为正气、邪气、清气、浊气、病气？在西医的词汇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语词。用化学检测的方法来分析复方，最终根本说不明白。
再者，每一种中药中都有几种、甚至几十种的化学成分，比如山楂的化学成分就有十余种。这样算下来，一副汤剂就很可能有上百种的化学成分。这些成分又是如何体现君、臣、佐、使的原则？化学检测的方法也无法回答。
“中医的特征是辨证论治，这与西医的‘辨病治疗’有本质不同。对于一个患者来说，我对待的是他整个的人，而不是单纯的某种病。中医将人看作是一个阴阳、气血、虚实矛盾运动的整体。而在西医看来则是同样的一种病。由于病人的病因、体质、年龄、性别等的不同，中医的用药就会有所不同。严格地说，由于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医给每个人开的药方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基于上述原因，王凌主任逐渐意识到了自己以往的偏頗。“医学的最终目的是治病救人，我为何要为一个根本无法等价衡量标准点费劲周折？为病人谋福祉才是一名医生应尽地职责。”豁然开朗的王凌此后开始了她新的追求。“我学过西医。也了解西医优越性。如果一味地困守在中医理论中，对于患者来说，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觉得在治疗过程中，一定要懂得西医。令中西医治疗相辅相成。如果盲目维护中医，也不符合实际，脱离了现代化。”
现在的王凌主任，希望帮助患者了解更多的疾病预防知识。“对于我的病人来说，我希望他们来一次，就能把让自己受益的部分带走。哪怕只做到这一点，我作为医生就值得了。我不求能医治多少疑难杂症，救济苍生。只愿用我所学，努力把患者调养回一个和谐的整体，还给他们生命的希望。让病人摆脱疾病的痛苦，最高质量地、有尊严地生存。这就是我作为医生的终极目标。”
简介
王凌，主任医师。现在北京医院中医科从事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临床和科研教学工作。能熟练应用中西医基础理论知识，将中医辨证和西医辨病的方法有效结合，提高了疗效，解决了不少疑难杂证。擅长内科、妇科，尤其对糖尿病、高脂血症、心脑血管病、肾脏疾病、老年病、月经失调、内分泌紊乱等有较深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近年重点对以糖尿病为代表的代谢性疾患及其并发症、合并症的发生、发展和早期预防进行了大量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治疗和科研工作。参与和承担卫生部两项部级课题，完成院级两项科研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