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平武县城东南方向3公里处的苟家坪，有一座高大的土丘，当地群众称为“九女坟”。1964年冬修建电站挖渠取土时发现了墓葬，四川省博物馆会同平武县文化馆及时对墓葬进行了发掘。经发掘确认，此处为明初洪武年间龙州知州薛继贤和八位妻妾的合葬墓群。
　　薛继贤，字廷玉，祖籍山东历城（今济南），明初洪武年间龙州土司。因其父薛文胜的功绩，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给新继位的薛继贤（薛文胜长子）一道铁卷：“克服松潘、降番数众，面朕获冠奇功罄蜀诸州，俱载表文。蜀境安民，得非识时务者乎。”“曩者事务繁冗，有失抚顺之道，致文胜职微，有负初归之诚。今特命尔知州之职，使尔禄位延于悠久。”自此，薛氏家族代代相授龙州知府。薛继贤死后，与其妻妾合葬于平武城东长春山，即现在平武县城东南方向3公里处的苟家坪。
　　薛继贤夫妻合葬墓出土有金器、银器、铜器、铁器、陶器、瓷器等文物三百余件，其中部分金器现收藏于四川博物院。
　　该墓群的4号墓中出土了一组金饰品，其中包括金荷包两个、金瓶一个、金荷叶盖罐一个、金双鱼一对、金剪刀一把、金粉盒一个，这七件应为一副“玎珰七事”。另外还有金狮戏球一件、金执荷童子一件。从这些出土金饰来看，4号墓为女性墓，墓主应为薛继贤其中一位妻妾。
　　“玎珰七事”
　　所谓“事件儿”，就是一种佩饰，“事”的说法在明代以前就有了。如文献所记在元末明初的《老乞大》中就有“五事儿十副”；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列有“玉五事”；明朝大贪官严嵩在被抄家后，曾将其家产列清册，取“太阳一出冰山落”语意，名曰《天水冰山录》，其中也记载“金凤牡丹七事”“金素七事”“金厢宝四事”等。这里所说的“三事”“五事”“七事”也只是泛称，可多亦可少。所谓“三事”，一般由镊子、牙签、耳挖三件卫生用具组成，这种家常用的小用具，在明代多拴在汗巾角上，随身携带，既是用具，也兼做装饰之用。“三事”之外，还有“七事”，即所谓的“玎珰七事”。明代顾起元在《客座赘语》卷四“女饰”中记：“以金珠玉杂治为百物形，上有山云题、若花题，下长索贯诸器，系而垂之，或在胸曰‘坠领’，或系于裾之要曰‘七事’，又以玉作，系之行步声璆然，曰‘禁步’。”《说文通训定声》：“裾，衣之前襟也”，可见“玎珰七事”是坠系于衣服前襟之上，作为装饰之用的。
　　“玎珰七事”本应由“事件压口”或曰“山云题、若花题”来总束，并“下长索贯诸器”。此七事件仅余“治为百物形”的金事件，事件压口和金链子均已失。
　　金荷包之一（图一），荷包两面是用两枚金片打造成相同纹样后相合。荷包顶端一钮，钮下为一枚下覆的荷叶，荷叶上饰“满池娇”荷塘小景：中部为荷叶，荷叶上为一对反向而开的并蒂荷花和游戏于水中的一对鸳鸯，两朵并蒂荷花间饰有一支慈姑叶；荷包下部为镂空图案，中间为一只鹌鹑飞于一朵菊花之上，左右为对称的凤穿牡丹纹，各有一只凤凰飞于一枝牡丹花下。据扬之水先生考证，“满池娇”图案产生于宋，名称的出现则不晚于南宋，元代中期以后已是刺绣中的一个常见题材。鹌鹑、菊花组合装饰取其谐音，寓意安居乐业。凤穿牡丹为祥瑞美好的象征。
　　金荷包之二（图二），呈花苞形。两面用两枚金片打造成相同纹样后相合。花蒂及花苞顶部为如意云纹，花蒂上有一钮，以为系金链之用。如意云纹区域内饰折枝花卉及卷草纹，花苞身部为镂空图案，饰对称的两枝牡丹纹。
　　金双鱼（图三），由金链相连，仅余鱼头和鱼身。双鱼为龙首鱼身，鱼身中空。结合其他考古出土材料判断，双鱼应为“玎踏七事”之中的小刀或其他耳挖或改锥等小工具的柄部，工具应为木质，目前仅残存一小截。鱼为龙首鱼身的形象应为从印度传入的摩羯纹形象。摩羯为梵语音译，是佛教中的一种神鱼，约在两晋时期，摩羯纹随佛教传人中国，演变至明代，多为鱼化龙、鱼跳龙门之意。古代传说中有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凡是鲤鱼能跳过龙门的，就可变化成龙；不能跳过龙门的，点额而归。鱼跃龙门表示青云得路，变化飞腾之意。
　　金剪刀（图四），仅做成剪刀形状，无实际的转轴和刀刃，转轴处饰一朵梅花。柄上余金链一节。岁寒三友梅居其一，梅能于老干发新枝，又能御寒开花，故古人用以象征不老不衰。另外梅瓣为五，民间又藉其表示五福：福禄寿喜财。另外，梅花饰于剪刀上，令人不禁想起“一剪梅”词牌，使剪刀上饰梅的图案更加富有诗意。
　　金瓶（图五），中空，有盖，盖上一钮，有圈足，底部为古钱纹形镂空。金瓶自上而下饰四层花纹，其中颈部饰一周蕉叶纹，肩部为一周四片如意形卷草纹，四片卷草纹间饰四枝折枝花卉；腹部为金瓶主纹饰区，饰三只鹌鹑同向而飞于三枝菊花间；下腹饰一周仰菊瓣纹。此图案寓平平安安、安居乐业、官运亨通之意。
　　金荷叶盖罐（图六），盖为錾出叶脉的荷叶，盖上有四个小穿孔，肩部提梁为系。罐身肩部饰四朵菊花；腹部饰四枝荷花、两片荷叶、两片慈姑叶；底缘饰一周仰菊瓣纹；底部为古钱纹形镂空。这种荷叶盖罐的实用器用于装女子的梳头油或饰鬓水等。
　　金瓶和荷叶盖罐底部的镂空纹饰（图七），在宋元时期为作为象征官运的毬路纹，原是宋元时期流行的一种装饰纹样，其图案之间的隔空正好凑成如铜钱一样的方孔，因此到明清时期演化为“古钱纹”，也是一种吉祥的象征。
　　金粉盒（图八），圆形。盒盖边沿为一周回纹，回纹以内饰“满池娇”荷塘小景，一对反向而开的并蒂荷花饰于一片荷叶之上，并蒂花的左右两侧及上部各饰一只鹭鸶，左右两侧的鹭鸶旁各有一枝慈姑叶。鹭鸶荷花寓意“路路连科”、考场接连登科，人生道路上一路荣华。《本草纲目》记：“慈姑，一根岁生十二子……”，荷花则开花同时结出果实，以慈姑叶、荷花为饰，概因取其多子多孙之意。盒底边沿也为一周回纹，回纹以内为两朵并蒂牡丹花，两只凤凰一上一下穿飞于花间。古代传说中风为鸟中之王，牡丹为花中之王，丹、风结合，象征着美好、光明和幸福。民间常把以凤凰、牡丹为主题的纹样，称之为“风穿牡丹”、“凤喜牡丹”及“牡丹引凤”等，视为祥瑞、美好、富贵的象征。 　　以上组合即为“玎珰七事”一组。
　　另外，根据顾起元所记“又以玉作，系之行步声璆然，曰‘禁步’”，可见佩垂在裙裾上作为装饰之用的饰品，除“玎珰七事”外，还有一种“禁步”。扬之水先生在其文章中对禁步有解：“禁步源于先秦时代的组玉佩，以高贵者须行步舒缓而见其尊，故最初的时候本是节步之意。后世玉佩的形制与佩系方式都有了不小的变化，惟其中所包括的礼制的含义仍然保留下来。”
　　两件佩饰
　　薛继贤墓4号墓中还同出了两件金饰件：执荷金童和金狮戏球各一件。
　　执荷金童（图十一），一孩童双手斜执荷柄于胸前，肩扛一荷叶，双腿微曲呈行走状，一足正踏于一荷叶上。执荷童子的形象在宋代十分流行，明代早期沿袭。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七夕》载：“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旋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做双头莲，取玩一时，提携而归，路人往往嗟爱。又少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益效颦磨喝乐。”“磨喝乐”为梵文的音译，源于佛教，原为佛教八部众神之一，在传入中国后演化为天真童子的形象，成为“七夕”节的祭物。到了北宋时期，这种祭物演变为民间流行的玩偶。持荷金童正是当时习俗在艺术品中的生动体现。
　　金狮戏球（图十二），狮卧于圆鼓上，戏一绣球，绣球上绶带飘舞，狮子口衔绶带。绣球上饰连钱纹，即宋元时期代表官运的毬路纹。狮子是佛经中的百兽之王，佛经中以佛陀为人中狮子。狮子作为女子佩件自宋代以来就很多，多为卧狮。这件狮子佩饰中，狮子所戏之球应为时人名作“转官毬”的绣球，狮子戏球的寓意应与转官毬同意。
　　明代是我国金银工艺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是金银饰品极大流行的时期。明代金银器装饰构图之繁复，设计之精巧，不论装饰题材还是制作工艺，在中国的古典时代，均可谓空前绝后。如孙机先生所说：放眼历史，最精良的技术多用于武器，而最精美的工艺多用于女装。毋庸置疑，明代是中国古典时代金银首饰式样最为丰富、制作最为精良的时期，同时其吉祥纹样的装饰题材也继唐宋以来臻于成熟而达到巅峰。
　　在明代，“吉样”几乎成为装饰的唯一主题，即“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纹样作为观念的再现，充分体现了明代图案装饰的最终目的和精神内涵。选择朴素的艺术题材，用生动的画面，通俗而直接地表达对世俗情感的追求和向往，构成了明代金器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这里有对功名利禄的期待，有对生命的珍爱，有对爱情的憧憬，更有对亲情的依恋。这些朴素的情感，都以植物与动物或其他物种的组合来表现，或用象征、或用寓意、或用谐音等等的手法来表达，是情感的直接的、真实的流露。
　　在4号墓中出土的“玎珰七事”等饰件上所饰图案纹样就包含了多种吉祥寓意。其中表现功名利禄的，如金粉盒上的鹭鸶荷花意为一路连科，金双鱼意为鱼跃龙门、金榜题名，金瓶、金荷叶盖罐底部的毡路纹以及金饰戏球中绣球上的毬路纹均寓官运亨通之意。表现生活甜美的，如金瓶、金荷包上的安（鹌鹑）居（菊）乐业、金荷包上的满池娇、金剪刀上的梅献五福、金盒上的凤穿牡丹等。表现多子多孙、子孙满堂的，如金盒上的慈姑叶和荷花纹等。表现夫妻和睦同心的，如金荷包、金粉盒上的并蒂荷花、并蒂牡丹花等。这些纹样都无一例外地应合着“吉样”的主题。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