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人来说，2000年应该是美好的一年，象征新的开始。但对我来说，这一年不如说是平常生活的终结。
　　30年前，我第一任丈夫死于亨廷顿舞蹈症。这种遗传性中枢神经疾病，夺命时间长达15—20年。患者最初只是指尖轻微颤抖，但病情会逐渐加深，引致剧烈痉挛、个性转变，最后是痴呆、病逝。这种病会遗传，我公公也死于同一疾病，但医生当时觉得“不该告诉患者家人”。我们生了五个孩子后，才发觉真相。
　　我的大儿子奈杰30多岁开始出现相关病症。他住在伦敦，有不少女朋友，但不打算结婚，说是不想依赖任何人。他喜欢邀请朋友到家里下棋、聊天，替朋友画漫画肖像和一些古怪的图画，也喜欢绘制贺卡。小木偶罗迪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卡通人物，这也许是因为它生活在玩具王国，永远不会长大。奈杰一直不希望长大，害怕未来潜藏着的风险。
　　有一天，我接到奈杰的贺卡，但这贺卡并非出自他手，而是买来的。我一看，就知道他患了事廷顿舞蹈症。他开始酗酒，并渐渐疏远朋友，只是不肯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他坚称：“啊，我没事，别担心。”但他最后还是瞒不住。
　　本来，他跟我说要去苏格兰探访朋友，我不相信，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到他家里，却没人接听。有天，他突然拿起电话跟我说：“救救我。”我住在艾色克斯郡，连忙赶去伦敦，他替我开门，整个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原来他准备绝食至死，先前买了很多瓶伏特加，打算喝到昏迷不醒，但最后酒已告罄。我打电话叫来救护车，他非常生气，事后说：“我只是希望你多帮我买些酒。我本来已经快要走了。”
　　我开始和奈杰一起出外散心，往往一去就是好几天。我们母子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奈杰不再隐瞒，对我说他想死掉。我们花了两年时间谈论死亡：他两度走到火车站，但担心给火车司机招来麻烦，颓然折返；他也想过跳河或上吊，但我说无法忍受他那样的结局。
　　奈杰始终不失幽默。我们有时到外面吃肉丸，这时他用刀叉已有困难，只能用手拿着吃；我怕他感到难受，也和他一样弃刀叉改用手。旁人愕然望着我们，交头接耳说：“他们不懂得用刀叉吗?”我们相视而笑。
　　奈杰病情越来越严重，对人有时不免暴躁，事后懊悔非常。他双腿渐渐无法走动，饮食往往哽喉，说话模糊不清，记忆力也变差。他知道自己很快就生活完全无法自理，问我：“这病还要拖多久?”我说8～10年。他说：“不行。我一直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活，也一直活得愉快，但现在我该去了。”
　　2000年3月31日，奈杰42岁生日，我们本来准备在他家用餐。我问：“厨房有什么好吃的?”他答：“不必操心，我都准备好了。”
　　他走进浴室，里面放着针筒和一包海洛因。
　　我想，不错，这是最好的办法了。我不开心，但也不难过，只觉得那是不可逃避的现实。奈杰说这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一天。
　　奈杰叫我离去，但我知道他不想孤零零地过世，坚持留下来。他要我发誓不得报警，又说假如他活着离开家门，就不再跟我交谈。我向他指出，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再和我交谈了。讲到这里，两人都笑了起来。我们拆开他收到的生日贺卡，唱生日快乐歌，然后互相拥抱，诉说母子深情。他不知道怎么给自己注射，双手不由自主地抽搐，针筒多次脱手掉落地面。 最后，他吞下海洛英，喝了点儿水。我们躺下来聊天，聊他的童年、他的朋友、他写招牌的工作、他对绘画的热爱，以及不能执笔对他是多么大的打击。他渐渐陷入昏迷，我在他身边睡着。
　　醒来时，我见奈杰脸色灰白，嘴唇发紫，只是间歇还有呼吸。我再也忍不住，拿起枕头盖住他的脸。他僵卧不动。15分钟后，我报警并叫救护车。
　　根据调查，奈杰本来只剩一息尚存，即使没有我，也不可能活下去。这对我有利。我被控谋杀罪，保释半年后，向中央刑事法院承认犯了协助并教唆他人自杀罪，这罪最高可判14年徒刑。法官说我“勇敢”，判我一年有条件的释放。 ，这半年期间，我不但获得家人支持，还收到许多亨廷顿舞蹈症患者及可能患者的信，他们都希望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现在，我加入了为争取安乐死而成立的“尊严过世”(Dignily in Dying)组织，我认为人应有权决定自己如何死亡。
　　我的另一个儿子菲力普也患了亨廷顿舞蹈症，但从来没有想过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于是尽力照顾，直到他2008年1月病逝。幸而我另外三名子女都没有罹患这疾病。我永远忘不了2000年，也忘不了早逝的两个儿子，但我不会一味思念过去，埋怨命运。协助奈杰结束生命，是我一生为他做的最好的一件事。
　　
　　(摘自英国BBC，希瑟·普拉顿口述苏珊·哈克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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