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已去，然而，谁知道它会不会暗暗播下了种子，

只待在新的气候下悄悄抽芽呢

　　新近入主爱丽舍宫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甩在身后的竞争者中，赫然有一位极左派人士——“不屈法国”运动领袖让-吕克·梅朗雄。戴一副眼镜的他颇有知识分子气质，其政治主张我们看着很眼熟，跟劫富济贫那一套没什么大的区别。他在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近20%的选票，位居第四，未能进入第二轮，但不妨碍法国人对他别有感觉，因为他触碰到人们心中那种久违的情结。
　　
　　知识和政治的结合，文人以笔涉政，是法国的优良传统，当然也是别有争议的传统。历数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左派，他们抨击现实，鼓舞大众反抗不公。18世纪的伏尔泰、19世纪末的左拉、20世纪的萨特，概莫能外。
　　但是20世纪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却是集辉煌与耻辱为一身。二战后其声望达到鼎盛，随即又名誉扫地，因为他们一心视欧美资本主义为敌，在苏联问题上陷入了选择性失明的迷误之中。
　　随觉醒而来的则是幻灭。“20多岁时你不是左派，心灵就有病;30多岁时你仍是左派，脑子就有病。”据说这句话是丘吉尔说的，但是每个社会都不缺少20多岁的政治冷漠者和30多岁的痴心不改者。
　　1968年，法国迎来了最后一个左派運动的高潮——“五月风暴”。这时的年轻人基本不再唯苏联马首是瞻了，而是把热切的目光投向了东方的毛泽东主义。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的《东风》写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传到法国的时候，法国青年们雀跃不已，感到自己不再是孤军奋战。在他们的理解中，这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在远东的开花结果：固有的阶级关系被颠覆了，社会里外翻了个个儿，居于高位的既得利益者被拉下了马，中下层劳苦大众则在庆祝自己的节日。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苏联代表的左派意识形态已经变质，被一个特权集团所篡取，而中国的毛泽东主义才真正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精神。
　　“五月風暴”太过耀眼，沃林书中所讲的却是一些相对鲜为人知的事。如发生在外省城市的一起谋杀案，被诠释成了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激进分子们宣称自己完全不信任被资产阶级控制的司法系统，而要求将嫌疑人（一位典型的有产者）送交人民自己的法庭。
　　作为思想史家，沃林用了多半篇幅来分析这场运动中的几位知识领袖。
　　首先是萨特。他是老一代左翼知识分子里仅有的受学生推崇的一位，曾被占据索邦大学校园的学生请去演讲。萨特在与著名学生领袖、犹太人达尼埃尔·科恩-邦迪对话之后，也热情洋溢地在《新观察家》和《世界报》等媒体上刊发为学生辩护的文章。他和波伏娃1967年双双访问了中国，后来热情地为法国的毛主义者的正义性背书。
　　沃林认为，萨特是真诚的，他的这一举动是“受革命信念所激发”，他的晚期著作《辩证理性批判》也是在努力将自己的哲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尽管并不能算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但是对索莱尔斯、克里斯蒂瓦这些人，沃林就不太客气了。他指出他们的投机性，认为他们只是向中国的“文革”献上赞词，而缺少理论阐发;对于“九·一三事件”带来的震撼以及1974年毛主义在法国的全面退潮，不作智识上的回应，仍旧一味地强调那些教条。
　　还有一批左派知识分子，就是在福柯挂帅的万桑学院哲学系里任职的巴迪欧、巴里巴尔等人。这是一股与萨特等人不同的左派势力，对大众运动保持警惕和距离，更注重理论阐发，将社会日常的每一个细节都放到理论的显微镜下加以检视，意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发展出一套批判当下的激进哲学。巴迪欧今日已成全球知名的公知，但拒绝对“文革”发一句恶评，沃林对他的顽梗不无批评，但他也承认，巴迪欧等人对于今日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是一支必不可少的批判力量。
　　“东风”已去，怕也再不复返。然而，谁知道1968年及其后五六年间发生的那些事，会不会暗暗播下了种子，只待在新的气候下悄悄抽芽呢？没有当初的“毛主义运动”，没有那种对改革社会的替代性方案孤注一掷的求索，今天的梅朗雄们恐怕也将缺少几分发声的底气吧。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
　　作者：（美）理查德·沃林
　　出版：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定价：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