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芳是国宝级评书大师，20世纪70年代末她播讲的评书《岳飞传》，吸引了全国100多家广播电台争相播出，轰动海内外。此后，她播讲的《杨家将》《红楼梦》《赵匡胤演义》等30多部评书，多次获国家级文艺大奖。鲜为人知的是，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岳飞传》是她和丈夫在灶台边创作出来的，至今全部收入仅240元。她坦言，她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丈夫的艰辛付出。她的艺术生涯足够辉煌，却替代不了她对两个儿子的愧疚。她曾动情地表示，如果时光能重来，她一定会以孩子为重！
　　灶台边创作出《岳飞传》
　　记者（以下简称记）：当年一部《岳飞传》让您红遍大江南北，这部评书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刘兰芳（以下简称刘）：1979年，我和丈夫王印权都在鞍山市艺术团工作，我说评书，他说快板。当时中央正着手平反冤假错案，“文革”中许多蒙冤的人有望重获新生。在那种形势下，我和丈夫决定创作评书《岳飞传》。白天我和丈夫在团里演出，写评书只能放在晚上。我们住在1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过道上放着一个灶台，灶台是用钢架子焊的，下面还养着两只母鸡。我们住的小房子连张桌子都没有，创作时只能把煤气灶往边上推一推，腾出点空儿在上面写作。当时我的两个孩子还小，只能等孩子入睡后进行写作。第一稿由我来写，写到下半夜，我把丈夫推醒，让他帮我修改。到了天亮，我再顺一遍，拿到外边背词，练习“喷口”，做动作组合，然后到广播电台去录音。
　　记：当时国内大大小小的广播电台都在播您的《岳飞传》，报酬一定很丰厚吧？
　　刘：很多人都想知道我当年说《岳飞传》到底挣了多少钱，一些人认为我肯定赚大发了。我和丈夫花了7个月时间创作出120回《岳飞传》，共60多万字，每一回播讲28分钟左右，每讲一回能拿3块钱稿费，还要向团里上缴1块钱。也就是说，我讲120回《岳飞传》，个人拿了240块钱的稿费。当时全国100多家广播电台都在播我的《岳飞传》，我也没要版权。给大家透个底，到今天为止，《岳飞传》给我带来的全部收入也就是240块钱。我觉得观众爱听，那是对我的认可，不能只钻到钱眼儿里。
　　记：当时您红遍大江南北，邀请您演出的人一定很多吧？
　　刘：确实很多。有时我一天要演三四场，每场观众从数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很多观众都是冲着我来的，再累我也得演。有几次，我发烧感冒，可演出日程都排满了，我又不想让观众失望，只能硬撑着。开场前，我还挂着点滴，开场时，我拔掉针头就上了台。演出结束，我再继续打点滴。还有一次，我的脚崴了，脚踝肿得老高。讲评书的桌子高，不能坐着讲，再说坐着说评书，一些像“跃马挺枪”的动作是做不出来的。没办法，我只能一只脚支撑着说评书。医生怕我撑不住，就在侧幕条那儿站着，一旦我受不了倒下，他就赶紧过来施救。好在我咬牙挺住了。只要观众喜欢，我就会给大家演。1982年，我到天津演出，一下火车就被车站广场的环卫工人认出来了。他们说：“您的《岳飞传》讲得太好了，给我们讲一段吧！”我当即在马路上摆开架势，为围观的群众表演了一段。
　　记：1996年，您开始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的领导，公务繁忙，多年来仍出了几十部评书，您是如何做到的？
　　刘：调入中国曲艺家协会后，我是副主席、党组书记、秘书长一肩挑，担子确实很重。但说书是我的根本，不管多忙，每年我都要录制一部新书。为了完成这个心愿，我拿出当年说《岳飞传》时的劲头，一年的几个长假都充分利用，周末和平时的业余时间也用来写稿、录像录音。我的《关东才子王尔烈》《一代儒将陈毅》《古今荣耻谈》《红楼梦》等评书，都是在那期间录出来的。虽然担任着曲协的领导职务，但我是个艺人，更离不开舞台。
　　记：您在评书领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除了天分之外，有什么心得和大家分享吗？
　　刘：想要在艺术领域得到大家的认可，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当年我只是初中文化，当了鞍山曲艺团团长后，在鞍山党校学习了经济管理的大专课程。到中国曲协工作后，我又考取了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的研究生。60岁那年，我完成了12篇论文，顺利毕业。在艺术上，我向同行虚心学习，赵玉峰的表情、袁阔成的利落、杨田荣的口技，都对我产生了积极影响。我还专程到南方，向王丽堂学习扬州评谈的细而不腻，向河南老艺人丁化南学习武功和拳式。全国各地的书会我也经常参加，向民间艺人学习。评书来源于大千世界，处处留心皆学问，我要活到老学到老，这样才能让艺术永葆青春。现在咱们国家经济发展很快，老百姓的腰包鼓了，就会寻求精神文化享受，可以说文艺发展到了最好的时期，我更应该创作出积极向上的好作品，这样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冲破阻挠嫁给“穷秀才”
　　记：您和王印权老师是如何相识、相恋的？
　　刘：当年，他在鞍山市广播艺术团，我在鞍山市艺术团。后来我才知道，当年我到鞍山市广播电台录音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我，连我当时穿什么衣服他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后来，鞍山市广播艺术团合并到了鞍山市艺术团，我俩成了同事，他是团里有名的笔杆子，文章写得好。那时的青年男女思想都很传统，我和他的家都在辽阳，放假回家在候车室等车的时候，他在那边，我在这边，都不敢凑上去说话。一年多过去了，我宿舍里就我一个单身，他宿舍里就他一个没结婚。后来，还是我的弦师闫春田老师帮我们牵的线。他没意见，我也表示同意。可我的师傅和母亲不太满意。我师傅觉得他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个子有些矮。我母亲觉得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担心我嫁给他会受苦，也不同意这门亲事。而我觉得女人不能嫌贫爱富，经济条件不好，可以携手创业。于是，我就冲破阻碍，和他走到了一起。当时我俩是真正的“裸婚”，甚至连喜糖都没有买，房子也是租来的，只把两人的行李搬到一起就算结婚了。 　　记：当年您红遍全国，和王老师的感情没受影响吧？
　　刘：哪能啊！我能有今天，一大半的功劳都要记在他身上。当年我初中都没读完，人家可是高中生，文化底子比咱厚。《岳飞传》是我俩联手创作出来的，我经常对他说：“咱俩既是夫妻又是‘合伙人’。”他以我取得的成绩为荣。从1979年起，报纸上有关我的新闻报道，他只要看到了，都会剪下来替我保存着。他还关照全国各地的朋友，只要有发表过我报道的报纸或杂志，都拜托人家寄过来，他给我做剪报留作资料。几十年来，光剪报他就替我集了几十本。20世纪80年代，我演出任务繁重，经常带病上场，每天要演出多场，身体疲惫到了极点。回到招待所，他给我按摩，提醒我吃药，只要他在我身边，我心里就踏实。我和他相濡以沫50年，可谓是患难与共。
　　记：您和王老师的感情这么好，生活中很少吵架吧？
　　刘：夫妻哪有不吵架的。其实我是个急脾气，动不动就想吼几句。年轻的时候，小夫妻生怕被对方压着，总是针尖对麦芒地掐架。一次，我俩吵得不可开交，把他惹急了，他冲我吼道：“这日子没法过了，走，咱俩离婚去！”我说：“去就去，不过拉倒！”可我俩走到门边，彼此对望了一眼，都忍不住笑了。其实我俩谁也舍不得谁。有段时间，我俩下放劳动，忙了一天有点累，他想喝点酒，我不想让他喝，但也不明确表示反对，就虎着脸不理他。他酒喝得很无趣，气得把酒杯摔了，还说自己好没脸，喝个酒讨人嫌。没过几天，他又买个新杯子，还想喝几口，我又拉下脸不理他，弄得他把酒杯又摔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喝酒了。其实现在想想，我真有点对不住他。男人喜欢喝酒，只要不贪杯就行，我管人家那么严干吗？他脾气好，一般俺俩吵架都是我先挑的事儿。
　　记：您外事活动多、演出任务重，王老师一个人在家适应吗？
　　刘：我们一起生活半个世纪了，平时若没有演出任务，很少分开。我们一起写作，一起探讨业务，天天泡在一起。外出活动能带家属的，我都会带上他。不能带家属的，只要有空，我就给他打长途电话聊聊，生怕他寂寞。他喜欢工艺品，只要碰到他喜欢的东西，我都会买下来。有一年，我去泰国演出，逛收藏市场时，竟然看到了民国时期的银圆，于是我给他打电话，问他要不要。他想了想，说：“还是别买了！”最后，我还是给他买了回来。前段时间去台湾，我又给他买了几件假古董，让他高兴了好多天。我总觉得，老伴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家不容易。平时人家对我好，我也得对人家好，这叫两好换一好。
　　最愧疚忙事业疏忽了孩子
　　记：您事业心强，演出繁忙，能兼顾到孩子吗？
　　刘：那时，我和丈夫一心忙事业，大儿子生下来44天，我就把他交给婆婆，自己天南地北地去演出。二儿子11个月大时，我又把他放到了老家。孩子没奶吃，他奶奶养了几只母羊，天天给他挤羊奶喝。二儿子3岁时得了猩红热，农村医疗条件差，没得到及时治疗，差点死掉。我得知情况后，赶紧把他接到城里的医院治疗。那时家里穷，为了给孩子增加营养，我买了个大海星，在暖壶里泡水给儿子喝，直到海星泡得一点味道都没了才丢掉。因为患病加上营养不良，二儿子比他哥哥整整小一圈。大儿子在农村读到四年级才回到城里。因为我俩演出太忙，两个孩子经常见不着爹娘。有一年，我和丈夫到上海演出，趁空闲去逛商场，想给两个孩子一人买一双鞋。售货员问：“你要多大鞋码的？”我和丈夫都说不上来，鞋没买成，转身离开时，身后传来售货员的议论声：“连孩子的鞋码都不知道，这都是什么爸妈啊！”这话让我和丈夫很是惭愧。孩子最需要父母陪伴的时候，我们不在他们身边，现在想来，心里只有愧疚。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一定会以孩子为重。因为有的东西一旦失去，将终生无法弥补。
　　记：您的两个儿子从小就有表演天赋吧？现在他们子承母业，您一定很欣慰！
　　刘：从内心来讲，我是不愿让他们干表演这一行的。我的心愿是让他们考个正经的大学，将来从事科技、文化类的职业。可孩子小的时候，我和老伴在他们身上用的心太少，没怎么引导他们。两个孩子倒是很机灵，虽然生活在农村，但广播里天天播放我的评书，他们听得很入迷，私下里也模仿着说。到了城里，大儿子还逃课跑到茶馆偷听我说评书。两个孩子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都到我团里上班去了。我是团长，不敢让他们搞特殊，装卸道具最脏最累的活儿都得他们干。有一次装车时，大儿子的脚趾甲给碰掉了，他咬牙忍着没吱声。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可再心疼也不能表现出来。原本我是想培养大儿子说评书，可他嫌说评书太苦，尤其是说长篇，诗词曲赋都得背，还要练喷口，他受不了。小儿子也不喜欢说评书，后来改说快板。所以，他们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子承母业。
　　记：近几年，演艺界接连出现了几起“坑爹”事件，您怎么看？
　　刘：这几件事我都很清楚。名人的孩子犯了错，媒体聚焦的都是孩子的父母，当父母的心里能不难过吗？当然，孩子犯错，肯定有父母约束不严、教导无方的因素。平时，我就经常敲打我的两个孩子，说：“我不要求你们成名成家，你们只要管好自己就行了。咱们是从外地来北京的，老妈也就是一个说书的，现在有点职务也是党组织的培养和信任，你们一定不能在外面给我惹祸。如果惹了祸，我不但救不了你们，还得替你们担心。你们不出事儿就是对父母的孝。”在我的约束下，两个儿子都很低调，在外面从不说他们的父母是谁。两个儿子分属于不同的单位。有时我带团外出访问演出，两个儿子偶尔也加入进来。我是领导，他们是团员，在外边是工作关系，这方面我们分得很清。有一次，我带团到国外访问演出，大儿子也随团前往。下飞机时，我行李有点重，那几天又患感冒，体能有些差，拎着箱子很吃力。大儿子有些不忍心，想过来帮我，我向他摆了摆手。身边一个工作人员眼尖，帮我把箱子接了过去。我并不是不想让儿子帮我拎箱子，但在外边是工作场合，还得注意影响。
　　记：您和您老伴都是年逾古稀的人了，现在很享受全家人在一起的快乐吧？
　　刘：虽然都在北京，可两个儿子的住所离我们有25公里远，来一次也不容易。我在家的时候，外地的同事、朋友也经常过来。儿子过来，看到家里有客人，坐一会儿就走了，能坐下来谈心的时间并不多。对于两个孩子，我心怀愧疚，虽然他们人到中年了，我还总是把他们当孩子看。每次他们来，我都会塞给他们一两千块钱，算是零花钱。儿子总是拒绝，说我们都这么大的人了，咋还能要爹妈的钱呢？我脾气急，他们不要我就硬塞。为此，两个儿子还经常和我急。有一次，老伴背着我对二儿子说：“你妈给你钱那是心意，她给你十回好歹你也要两回，给你妈些面子。”人上了年纪，把亲情看得很重。前段时间，我和老伴带着两个儿子到北京电视台录节目。两个儿子带着媳妇到我家里集合，我买了一堆包子，简单炒了几个菜，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饭，我很享受那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今后，我会多抽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