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朋友们都说他是一个随性而浪漫的人，喜欢呼朋唤友，喝茶饮酒，喜欢海阔天空式地聊天。他甚至比年轻的时候，更愿意做一些简单的事情，相信一些单纯的梦。比如他近期写专栏，总喜欢以一个儿童故事开头，深入浅出地写一些深刻的社会问题。
2012年8、9月，本刊記者分别在广州、台北的不同场合见到被称为“知名公益教授”的江明修。
广州，酒店里。他是“要求很多”的麻烦客人，因为他觉得“大陆酒店的服务员普遍不够热情，因而每次都会提出各种要求”。
中山大学的午餐分享会。他是台湾教授，分享了“台湾的微公益”，演讲结束后，跟学生谈个不停，以至于到下午2点半都还没吃午饭。
在台北街头，江明修是一个街头漫游者，带着朋友在街上随意地走。月初的一个晚上，他带着本刊记者走过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犄角旮旯和门店，来到一间绿藤缠绕下的工人茶馆，一个接纳任何人，付钱完全自愿的茶馆；又走过一个很小的公园，他说，这个公园前几年差点被拆掉，是一位女大学生举牌抗议才保留下来的。
这是江明修熟悉并自在的社区，在这里，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保卫一座公园。
而在绿荫遮蔽的紫藤庐，你又会遇到一个爱喝茶、爱聊天的江明修。朋友们都说他是一个随性而浪漫的人，喜欢呼朋唤友，喝茶饮酒，喜欢海阔天空式地聊天，有时候会表现出一种近似无厘头的奇思幻想，比如最近他开始向朋友推荐他在加拿大买的一只捕梦网：印第安人相信，把捕梦网挂在床头，可以将噩梦留在网上，而美梦会穿过网线飞入梦境，在网上的噩梦也会在第二天太阳升起后消失不见。
重要的不是噩梦是不是真的消失，而是你敢不敢相信梦，敢不敢天真，敢不敢做一个捕梦者。
显然，和第三部门、公益机构、社区大学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江明修，为自己的明天，不断做出选择。
动荡时代的青年
江明修自嘲自己一辈子只做过一个职业——教授，他的成长道路似乎也非常顺利。出生于一个家教甚严的书香门第之家，祖籍福建永定，父亲是校长，母亲是老师兼画家。父亲从小就要求他读最好的中学和大学。
但他们这一代人，从青年时期开始，就经历着台湾动荡不安的改变。随着1975年蒋介石去世、台美关系剑拔弩张，上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开始了剧烈的社会变革，青年人普遍开始关心政治，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共事务。
1977年，江明修考入台湾政治大学就读行政管理专业，宿舍楼下有一个专门卖盗版书的书摊，在那个时期，他看了大量“禁书”，包括陈寅恪、鲁迅等过去不能接触的书。那个时候江明修常常受到警告，老师劝他们不要去搞革命，“将来天下就是你们的，现在多读书。”
“念大学研究所的时候，感觉就像有个无形的网络在你上面，你就是要去反对。”那是一个躁动的年代，年轻人向往着更美好的生活，纷纷出国读书，留学潮中，江明修与大多数青年人一样选择了赴美读博，一去就是五年。正当他在大西洋彼岸受到西方自由民主的熏陶之时，台湾社会也开始了革命性的转型。
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发布“总统令”，宣布台湾地区解除戒严。从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开放两岸老兵返乡，到蒋经国宣布蒋家不接班等，1987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台湾社会民主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台湾民主化给台湾社会带来的最大变化，并不是政治制度上的变化，而是台湾公民权利意识上的变化。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兴起，不论是农民、妇女还是原住民，都陆续走上街头，发出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声音。“一件件事情出来的时候，你根本来不及沉淀跟反应。这些都会成为过去，可是什么东西会带着我们走下去，我们应该怎样抉择？”江明修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所处的社会也在面临着选择。
上世纪80年代末，在威权体制的崩解和社会运动的弥合之中，民主被一步步建造起来，对抗性的民间社会开始逐渐走向公民社会，人们开始认识到民主的建立不只需要专制政权解体，也不只是有选举制度和政党竞争。
1990年，江明修回到台湾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任教。他开设的第一门课程叫做《非营利组织管理》，虽然在现在看来，当时对非营利组织的认识还是有偏差，但这却成为他日后从事第三部门研究的一个起点。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会研究当时极为边缘的领域。江明修的回答是，“其实并没有拯救世界之类的崇高理由，只是因为我喜欢。”
在社区建一所“不可能”的大学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环境很安全的社区，整个社区的氛围就容易让你去关注一些弱势群体和正义，比如关心小动物被虐待，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江明修一直将他对NGO与社区的兴趣归结于他快乐的童年。
而社区，的确一直是江明修的兴趣所在。昔日边缘的社会学科研究日后成为了台湾民间社会的主流，而作为研究者，应当参与和推动这些社会实验，而非坐而论道。
江明修最早的社区实验，可以追溯到1999年成立的苗栗社区大学。这是台湾的第三所社区大学，“当时10个人中有9个人都说我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剩下的一个站在那里看不懂。”江明修颇有些自豪地笑着。
其实早在1994年，台湾就通过《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开始发展地方文化建设，在各地社区营造推动者的支持下，怀着对乡土的浓烈使命感，许多社区组织应运而生，社区大学就是其中的路径之一。江明修理想中的社区大学寄托着把教育、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重改革理想集于一身的社区营造和公民社会蓝图。数年之后，社区大学这一形式在地方上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台湾各地纷纷效仿。
行动者的历史常常充满着富有意味的巧合。1999年3月，江明修建立社区大学的想法取得了时任苗栗县县长的支持，也获得了文化局提供的资金支持。社区大学于当年秋季开始招生，第一期便有1500多人报名，后来的每期都有将近3000人报名。
成立第三天，9·21地震发生。“如果我们晚了两天就不会成立了，所有资金都转向灾区去了。”江明修感叹道，他常常喜欢把一些成功归结于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社区大学充分实现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在这所以社区居民为学生的“大学”中，公共性、本土化和进步性是其核心，所有课程的目的都是在倡导永续终身学习、厚植公民社会以及落实本土关怀。社区大学开设的课程结构分为知识性和思想性。具体课程由学术知识类课程、社团类课程、生活艺能类课程、非正规教育认证课程、特色课程组成。 作为社区大学的校长，江明修一直将社区大学视为一个NPO组织运作。在内部治理中，他一直在推动团队建设、师资培训和财务资助三部分。
在他看来，团队建设部分现已完成。换句话说，核心团队已经形成民主自由的氛围。NPO的效率与民主的平衡一直是难题，江明修觉得关键是对话。曾有一次，一个同伴向江明修提出，希望开除某位同事。虽然大家一起工作许多年，那位同事工作也还努力，但很多理念已经落后，难以赶上团队前进的脚步。他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面对许多人的不满，选择自己出面，通过坦诚的沟通将其劝退。
江明修希望看到社区涌现出更多具有社区意识、公民意识的老师，他希望社区大学的课程更加生活化，寓教于乐。“我们不想把理念标榜到道德层面，我们不谈伦理与道德，社会上说这些的人太多了。我们就是希望看到大家愿意分享、愿意对话和妥协，愿意参与这样一种社区的氛围。”
对于行动者而言，平衡外部利益和内部矛盾是一门艺术。有时候就有人问他，你和社区大学的理事们都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你跟他们在一起，有没有不被尊重的感觉。江明修不置可否，“有时候他们大选旁落了，你要知道如何去维护他们的面子。”
社区大学成立十多年，江明修越来越重视年轻人的接班和执行团队独立运作的自主能力。他常常反思，觉得自己有时候起了太多牵头作用，总是告诫自己要多聆听，少发言。现在，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陪伴者，而不是一味地去主导。“愿意来参加的都是公共意识比较好的，你只要愿意放权出去，最后决策结果都不会太离谱的。
在十余年的实践中，江明修对NGO中的群我关系有了新的理解。在他看来，NGO是组织，但组织中的个人是独立自主的。“真正的‘我们’是不应该让‘我’变小的。所以我们应该提倡大家做天赋当中擅长的，先做个人，再做组织。以前在谈伦理的时候就会说大家的个性不要太彰显，其实这样对吗？某种程度上，没有个性彰显便是文化压制。所以我觉得社区大学是个很好的对话形式。”
如今，在台湾各地，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如湿地生态一般多元共存。诸如社区空心化、资本侵蚀这类的社会问题依然未决，但自我赋权的强烈意识和对社区的认同感已经内化到许多组织的生命力中，多元共存的社区组织正在逐渐融解人与人之间固有的边界与隔阂。“当小我变大的时候，大我会变得更大。小我跟大我是非常好的协奏曲。”他说。
伴随着台湾NGO的成长，很多人认为江明修的研究道路一直在进化。但他认为，其实主题没有变，核心就是公民参与和公民对话。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将自己的小我与大我进行了转换与结合吧。
社区对话是他目前最想推动的事情，也是他的理想社会图景。“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使命感，有很多的行动想要去落实，可是我们的方法跟视野不足，可是这些都没有关系，对话本身会产生很多力量。”
生活在别处
“来台湾找我爬山、喝茶、读书，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不要谈什么公民社会，对我来说这些都有点沉重，还是来玩，我带大家走一走。”在中山大学的沙龙中，江明修对在场的听众说。在沉重的社会问题和严肃的学术研究之外，他喜欢向周围人展现他惬意的生活方式：看书、品茶、爬山。
生活中江明修，更加隨性、随意。有人说他浪漫，也有人说江明修是“老顽童”，江明修说要去掉那个“老”字。“男人35岁以上就不要谈年纪了。”他甚至比年轻时，更愿意做简单事情，相信单纯的梦。比如他近期写专栏，总喜欢以一个儿童故事开头，深入浅出地写一些深刻的社会问题。
在2012年7月的一个专栏中，江明修写到了他最喜欢呆的茶馆，紫藤庐。“紫藤庐，台湾第一个古迹再利用的人文茶馆，历经几十个寒暑，到现在仍然是许多文化人记忆里的温暖的‘家’。除了喝茶，紫藤庐内提供的餐点，亦如其名，一碗沁凉的‘红豆汤米苔目’入口，那滋味可让我唤起儿时和曾祖母相伴的旧时光的美好。”紫藤庐有很多故事。前任屋主周德伟教授在上世纪50年代曾企图为台湾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制度。台湾第一个实验剧团“耕莘实验剧团”在这里酝酿创办。“美丽岛事件”前后，这里又成为政治异议者、前卫文化及艺术工作者的聚会场所。
9月9日，在紫藤庐，江明修对本刊记者提到了捕梦网，他说：“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沉重感，很失落，感觉找不到方向。有时候你会想事情怎么会变这样呢？那时候你需要自我激励，你要补一些好梦进来，你要做一个无可要求的乐观主义者。你怎样做一个无可要求的乐观主义者呢？只要你决定要做就不要迟疑，让别人觉得你有一种天真。”
江明修对他的朋友说，如果有一天他死了，墓碑上一定要刻着五个字：诗人江明修。
（实习生何丽英、陈玉芬对本文亦有贡献）
2012年8、9月，本刊記者分别在广州、台北的不同场合见到被称为“知名公益教授”的江明修。
广州，酒店里。他是“要求很多”的麻烦客人，因为他觉得“大陆酒店的服务员普遍不够热情，因而每次都会提出各种要求”。
中山大学的午餐分享会。他是台湾教授，分享了“台湾的微公益”，演讲结束后，跟学生谈个不停，以至于到下午2点半都还没吃午饭。
在台北街头，江明修是一个街头漫游者，带着朋友在街上随意地走。月初的一个晚上，他带着本刊记者走过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犄角旮旯和门店，来到一间绿藤缠绕下的工人茶馆，一个接纳任何人，付钱完全自愿的茶馆；又走过一个很小的公园，他说，这个公园前几年差点被拆掉，是一位女大学生举牌抗议才保留下来的。
这是江明修熟悉并自在的社区，在这里，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保卫一座公园。
而在绿荫遮蔽的紫藤庐，你又会遇到一个爱喝茶、爱聊天的江明修。朋友们都说他是一个随性而浪漫的人，喜欢呼朋唤友，喝茶饮酒，喜欢海阔天空式地聊天，有时候会表现出一种近似无厘头的奇思幻想，比如最近他开始向朋友推荐他在加拿大买的一只捕梦网：印第安人相信，把捕梦网挂在床头，可以将噩梦留在网上，而美梦会穿过网线飞入梦境，在网上的噩梦也会在第二天太阳升起后消失不见。
重要的不是噩梦是不是真的消失，而是你敢不敢相信梦，敢不敢天真，敢不敢做一个捕梦者。
显然，和第三部门、公益机构、社区大学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江明修，为自己的明天，不断做出选择。
动荡时代的青年
江明修自嘲自己一辈子只做过一个职业——教授，他的成长道路似乎也非常顺利。出生于一个家教甚严的书香门第之家，祖籍福建永定，父亲是校长，母亲是老师兼画家。父亲从小就要求他读最好的中学和大学。
但他们这一代人，从青年时期开始，就经历着台湾动荡不安的改变。随着1975年蒋介石去世、台美关系剑拔弩张，上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开始了剧烈的社会变革，青年人普遍开始关心政治，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共事务。
1977年，江明修考入台湾政治大学就读行政管理专业，宿舍楼下有一个专门卖盗版书的书摊，在那个时期，他看了大量“禁书”，包括陈寅恪、鲁迅等过去不能接触的书。那个时候江明修常常受到警告，老师劝他们不要去搞革命，“将来天下就是你们的，现在多读书。”
“念大学研究所的时候，感觉就像有个无形的网络在你上面，你就是要去反对。”那是一个躁动的年代，年轻人向往着更美好的生活，纷纷出国读书，留学潮中，江明修与大多数青年人一样选择了赴美读博，一去就是五年。正当他在大西洋彼岸受到西方自由民主的熏陶之时，台湾社会也开始了革命性的转型。
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发布“总统令”，宣布台湾地区解除戒严。从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开放两岸老兵返乡，到蒋经国宣布蒋家不接班等，1987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台湾社会民主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台湾民主化给台湾社会带来的最大变化，并不是政治制度上的变化，而是台湾公民权利意识上的变化。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兴起，不论是农民、妇女还是原住民，都陆续走上街头，发出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声音。“一件件事情出来的时候，你根本来不及沉淀跟反应。这些都会成为过去，可是什么东西会带着我们走下去，我们应该怎样抉择？”江明修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所处的社会也在面临着选择。
上世纪80年代末，在威权体制的崩解和社会运动的弥合之中，民主被一步步建造起来，对抗性的民间社会开始逐渐走向公民社会，人们开始认识到民主的建立不只需要专制政权解体，也不只是有选举制度和政党竞争。
1990年，江明修回到台湾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任教。他开设的第一门课程叫做《非营利组织管理》，虽然在现在看来，当时对非营利组织的认识还是有偏差，但这却成为他日后从事第三部门研究的一个起点。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会研究当时极为边缘的领域。江明修的回答是，“其实并没有拯救世界之类的崇高理由，只是因为我喜欢。”
在社区建一所“不可能”的大学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环境很安全的社区，整个社区的氛围就容易让你去关注一些弱势群体和正义，比如关心小动物被虐待，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江明修一直将他对NGO与社区的兴趣归结于他快乐的童年。
而社区，的确一直是江明修的兴趣所在。昔日边缘的社会学科研究日后成为了台湾民间社会的主流，而作为研究者，应当参与和推动这些社会实验，而非坐而论道。
江明修最早的社区实验，可以追溯到1999年成立的苗栗社区大学。这是台湾的第三所社区大学，“当时10个人中有9个人都说我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剩下的一个站在那里看不懂。”江明修颇有些自豪地笑着。
其实早在1994年，台湾就通过《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开始发展地方文化建设，在各地社区营造推动者的支持下，怀着对乡土的浓烈使命感，许多社区组织应运而生，社区大学就是其中的路径之一。江明修理想中的社区大学寄托着把教育、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重改革理想集于一身的社区营造和公民社会蓝图。数年之后，社区大学这一形式在地方上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台湾各地纷纷效仿。
行动者的历史常常充满着富有意味的巧合。1999年3月，江明修建立社区大学的想法取得了时任苗栗县县长的支持，也获得了文化局提供的资金支持。社区大学于当年秋季开始招生，第一期便有1500多人报名，后来的每期都有将近3000人报名。
成立第三天，9·21地震发生。“如果我们晚了两天就不会成立了，所有资金都转向灾区去了。”江明修感叹道，他常常喜欢把一些成功归结于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社区大学充分实现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在这所以社区居民为学生的“大学”中，公共性、本土化和进步性是其核心，所有课程的目的都是在倡导永续终身学习、厚植公民社会以及落实本土关怀。社区大学开设的课程结构分为知识性和思想性。具体课程由学术知识类课程、社团类课程、生活艺能类课程、非正规教育认证课程、特色课程组成。 作为社区大学的校长，江明修一直将社区大学视为一个NPO组织运作。在内部治理中，他一直在推动团队建设、师资培训和财务资助三部分。
在他看来，团队建设部分现已完成。换句话说，核心团队已经形成民主自由的氛围。NPO的效率与民主的平衡一直是难题，江明修觉得关键是对话。曾有一次，一个同伴向江明修提出，希望开除某位同事。虽然大家一起工作许多年，那位同事工作也还努力，但很多理念已经落后，难以赶上团队前进的脚步。他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面对许多人的不满，选择自己出面，通过坦诚的沟通将其劝退。
江明修希望看到社区涌现出更多具有社区意识、公民意识的老师，他希望社区大学的课程更加生活化，寓教于乐。“我们不想把理念标榜到道德层面，我们不谈伦理与道德，社会上说这些的人太多了。我们就是希望看到大家愿意分享、愿意对话和妥协，愿意参与这样一种社区的氛围。”
对于行动者而言，平衡外部利益和内部矛盾是一门艺术。有时候就有人问他，你和社区大学的理事们都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你跟他们在一起，有没有不被尊重的感觉。江明修不置可否，“有时候他们大选旁落了，你要知道如何去维护他们的面子。”
社区大学成立十多年，江明修越来越重视年轻人的接班和执行团队独立运作的自主能力。他常常反思，觉得自己有时候起了太多牵头作用，总是告诫自己要多聆听，少发言。现在，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陪伴者，而不是一味地去主导。“愿意来参加的都是公共意识比较好的，你只要愿意放权出去，最后决策结果都不会太离谱的。
在十余年的实践中，江明修对NGO中的群我关系有了新的理解。在他看来，NGO是组织，但组织中的个人是独立自主的。“真正的‘我们’是不应该让‘我’变小的。所以我们应该提倡大家做天赋当中擅长的，先做个人，再做组织。以前在谈伦理的时候就会说大家的个性不要太彰显，其实这样对吗？某种程度上，没有个性彰显便是文化压制。所以我觉得社区大学是个很好的对话形式。”
如今，在台湾各地，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如湿地生态一般多元共存。诸如社区空心化、资本侵蚀这类的社会问题依然未决，但自我赋权的强烈意识和对社区的认同感已经内化到许多组织的生命力中，多元共存的社区组织正在逐渐融解人与人之间固有的边界与隔阂。“当小我变大的时候，大我会变得更大。小我跟大我是非常好的协奏曲。”他说。
伴随着台湾NGO的成长，很多人认为江明修的研究道路一直在进化。但他认为，其实主题没有变，核心就是公民参与和公民对话。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将自己的小我与大我进行了转换与结合吧。
社区对话是他目前最想推动的事情，也是他的理想社会图景。“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使命感，有很多的行动想要去落实，可是我们的方法跟视野不足，可是这些都没有关系，对话本身会产生很多力量。”
生活在别处
“来台湾找我爬山、喝茶、读书，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不要谈什么公民社会，对我来说这些都有点沉重，还是来玩，我带大家走一走。”在中山大学的沙龙中，江明修对在场的听众说。在沉重的社会问题和严肃的学术研究之外，他喜欢向周围人展现他惬意的生活方式：看书、品茶、爬山。
生活中江明修，更加隨性、随意。有人说他浪漫，也有人说江明修是“老顽童”，江明修说要去掉那个“老”字。“男人35岁以上就不要谈年纪了。”他甚至比年轻时，更愿意做简单事情，相信单纯的梦。比如他近期写专栏，总喜欢以一个儿童故事开头，深入浅出地写一些深刻的社会问题。
在2012年7月的一个专栏中，江明修写到了他最喜欢呆的茶馆，紫藤庐。“紫藤庐，台湾第一个古迹再利用的人文茶馆，历经几十个寒暑，到现在仍然是许多文化人记忆里的温暖的‘家’。除了喝茶，紫藤庐内提供的餐点，亦如其名，一碗沁凉的‘红豆汤米苔目’入口，那滋味可让我唤起儿时和曾祖母相伴的旧时光的美好。”紫藤庐有很多故事。前任屋主周德伟教授在上世纪50年代曾企图为台湾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制度。台湾第一个实验剧团“耕莘实验剧团”在这里酝酿创办。“美丽岛事件”前后，这里又成为政治异议者、前卫文化及艺术工作者的聚会场所。
9月9日，在紫藤庐，江明修对本刊记者提到了捕梦网，他说：“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沉重感，很失落，感觉找不到方向。有时候你会想事情怎么会变这样呢？那时候你需要自我激励，你要补一些好梦进来，你要做一个无可要求的乐观主义者。你怎样做一个无可要求的乐观主义者呢？只要你决定要做就不要迟疑，让别人觉得你有一种天真。”
江明修对他的朋友说，如果有一天他死了，墓碑上一定要刻着五个字：诗人江明修。
（实习生何丽英、陈玉芬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