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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经部研究室主任王金照：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同样重要
当依靠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能源消耗严重、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等问题，又强迫、倒逼着中国经济走上转型的必由之路。
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面临压力，战略性新兴产业落地生根也遭遇挑战的“青黄不接”时期，高端装备制造、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等产业领域展现出的竞争优势，以及国企、民企对创新的强大欲望，又呈现出破解难题的苗头与希望。
为此，本刊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王金照博士。在他看来，加大科研投入、转变政府职能、发扬企业家精神等对产业升级一个都不能少，而前提还有制度、体制的改革。
升级与生根
《新经济导刊》：根据我们的观察，这轮经济结构调整中，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并非易事，而新兴产业落地生根也面临挑战，中国经济处在“青黄不接”的时期，您如何看？
王金照：产业升级包括传统产业的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不要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落地生根割裂开来，因为产业升级本身就是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比如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对传统电力产业的升级。对于中国经济，我没那么悲观。尽管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中国依靠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调低了GDP的预期，但中国经济并不像有人说的“没解了”。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我们还有很多优势，产业升级也出现好的苗头。中国在一些新产业领域国际竞争力提升很快，比如，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很快，规模成本优势明显。电力装机（包括水力、火力发电装机）成本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70%，而工程能力（如勘测、设计、总装等）又相对突出，电力装机在亚非拉市场占到很大市场份额。在太阳能、风电设备制造等领域，有几家企业甚至能跻身世界前十。在工程机械领域，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徐工等竞争力都很强。前几天，三一重工还收购了德国大象曼斯特。
此外，在移动通信领域，比如华为、中兴不仅有成本优势，在专利数量、技术创新等方面也有很强的优势，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在纺织服装业，纺织面料、服装品牌等提升很多。此外，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在大幅提升，比如在深圳华强北、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等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创新力、竞争力的民营企业。
《新经济导刊》：这些好的苗头对今后的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生根又有哪些启示？
王金照：这些好的苗头的出现，得益于前些年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为上述一些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当产业规模做起来了，成本自然就降低了。据了解，曼斯特技术比较强，为什么三一能收购它？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混凝土机械市场需求占全球市场的80%。如果没有市场，再强的技术也发挥不了作用。
事实上，中国对装备制造业的国产化一直比较重视，我们在推进装备国产化方面也花了很大力气，投入很多。2006年和2008年，国务院先后两次出台了“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在工业零部件的进口免税、技术开发上政策给予很多支持。另外，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很强。很多民企老总的知识结构、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比如很多光伏、风电设备制造企业的创业者是海归，他们的市场意识，知识结构，创新能力都很强。
《新经济导刊》：过去几年“两会”上，人们对于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提案很多，但今年关注体制制度问题较多，没人再为新兴产业呼吁了。这反映出怎样的状况？
王金照：前几年，物联网、云计算比较热，大家有热情，关注较多，但经过一轮尝试，发现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新产业遇见了老问题。因此，今年两会聚焦制度、体制性问题。对改革期许比较多，这反映了社会共识，是好事。要不然新兴产业也发展不起来。
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好的创新体系，需要良好的企业治理结构，需要龙头企业带动，需要中小企业配合，如果没有这个体系，创新是空话。而产业体系的构建，需要调整，需要配合，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需要体制调整去适应发展。如果改革不进行，创新的发展势必受到阻碍，产业升级即便不会完全停滞，但步伐会减缓。
中国这么大市场，这么多人口，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但中国人还是勤劳、聪明，如果组织好，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很有希望的。问题是，现在有很多利益格局不能打破，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有很多梗阻，这就需要有体制、制度的改革。
压力与动力
《新经济导刊》：近年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落地等被提及很多。产业升级的趋势似已非常清晰。产业升级为何如此迫切？
王金照：产业升级非常紧迫。从主导产业看，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行业增速开始下滑，增长潜力很大释放，增长乏力。如钢铁、水泥等在过去十年实现了快速增长，钢铁产能从1亿吨增长到6亿吨，未来增长空间有限，与过去翻番的增长速度不可比拟。水泥行业表现更加明显。2011年，中国人均水泥消费1.4吨，超过所有发达国家，靠数量扩张的空间变小了。从竞争优势看，中国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非常快，能源、原材料、土地、水资源和环境形势都非常严峻。从增长动力看，我们亟需找到快速增长的产业来替代原来的主导产业。
从国际比较优势看，我们也亟需找到新的产业，通过产业升级来减少成本优势丧失的影响。因为产业的高增长潜力已经释放掉了，而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也丧失了，如果不能建立新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缺乏动力。如果未来5～10年转型升级比较顺利，中国能够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较快增长，往高一层次迈进。如果把握不好，这一关跨不过去，中国经济可能就会增长乏力，甚至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新经济导刊》：很多日韩电子产品制造企业，已把工厂从中国搬到泰国、印度、斯里兰卡、越南等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又是企业转型的又一原动力？
王金照：的确，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着企业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向新兴产业转型。中国企业必须要认识到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性变化。成本上升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现在，中国人均GDP在5000美元，按现在的增长速度，202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迈入中高收入国家，低端产业已经没有竞争力。
现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但压力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因为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建立在没有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基础上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生活质量还是比较差，需要解决住房、入学、医疗等问题，这些必须解决的现实需求如果解决了，成本会上升到什么程度，可以想见。如果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劳动力成本还会更明显上升。
《新经济导刊》：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时代终结，是否会扼杀一些产业良好的发展苗头？
王金照：廉价劳动力成本是相对的。尽管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多，但相对发达国家我们还是有成本优势的。实际上，我们具备的是成本相对低廉、素质相对高的劳动力，中国低端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的同时，人力资源优势开始显现。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很长，需要完整的产业体系作为支撑。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不起来这样的产业体系。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纺织服装业可能会向低劳动成本国家转移，但是像工程机械、装备制造业等转移过去很难。中国将来发展装备制造业潜力很大。
《新经济导刊》：中国地大物博，东南沿海需要转型升级，西部地区又有开发需要。沿海地区进行产业升级，将制造业转移到内陆，实现内部消化，是否又能减缓阵痛的过程？
王金照：因为西部地价偏低，在东西部实现产业转移能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缓冲地带。但因为劳动力市场是统一市场，劳动力是可以自由流动，这样不能改变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大趋势。如果东部的劳动力回流到中西部去，对东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又是个加速器。
《新经济导刊》：大企业无论是过往积累，还是视野等都要好于小型企业，因此转型相对容易。原来做制造业很容易，现在转型到新兴产业，是否也会遭遇一定的技术门槛？
王金照：大企业转型确实比小企业容易，小企业对升级压力更大，它们对劳动力成本更加敏感，大企业可以靠资金原始积累维持生存，抵消劳动力成本压力。但同时，我们也不要低估小企业所有者对市场机会的分析把握能力，不要低估这些中小企业主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对新技术是非常敏感的。据了解，有一些做光伏电池的，就是从玻璃等传统行业转型过来的。
中小企业发展将来不一定是求规模，而是要专注于某一两个领域。发达国家也有很多中小企业，它们就只做一个零部件。它在某个细小的产业门类，市场空间内做得非常好。将来中小企业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此外，政府也要很好地扶持，对中小企业进行财税支持。比如，进行结构性减税，按营业额档次区分不同税率，有效应对成本的冲击。
政策与对策
《新经济导刊》：您认为，制约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新兴产业落地生根的因素还有哪些？
王金照：我们在一些传统行业（如钢铁、化工等）研发投入不足。虽然这些产业发展很快，但研发投入较低。据了解，钢铁、化工等产业研发投入不足营收的1%，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为2%～3%。以前我们过分强调数量的提升，而对新品种的开发重视力度不够，因此制造不出高附加值的钢铁、化工产品。如果将来在产品研发方面有很大投入，产业升级的潜力很大。
同时，研发投入、产出与预期还是有一定距离。虽然很多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与国家科技经费投入有关，但关系没那么明显，即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效率不是很高。这不只是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产业化存在问题，还有知识创造效率不高的问题。高校、科研院所也出些文章，但离大家预期还有一些差距。有些行业反映比较多的是，在知识创造环节，科技资源的分配、考核、评价体系效率不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市场竞争不完善的情况。此外，大家说得比较多的还有，垄断的问题、市场准入的问题。
《新经济导刊》：解决上述问题，有哪些对策？
王金照：首先还要加大科研投入。从投入到产出是个积累、从量变到质变也有一个过程，尽管这中间效率较低，但我们可以想办法提高效率。投入（政府投入和企业投入）要继续加大。
其次，要加快科技创新体制的改革，提高知识创造的效率。一是，在科技资源的分配过程中，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研究，只要不涉及保密，可以在课题的申请、评价等方面更加公开，避免小圈子造成垄断。二是，要加强一些行业共性技术平台的建设。如光伏、风电行业需要创新，需要创新平台，需要技术研究，需要做产品测试、认证、制定标准。
企业需要自己的研发中心，但国家也需要，两者承担的功能不同。共性技术平台是为全行业服务的。以前，很多科研院所都划到企业里，更多为企业服务，做一些应用层面的、短期的研究。这样，如何保证技术平台的公共使用？虽然名义上可以，但因为体制不顺，在实际应用中还有障碍。
第三，要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现在，反映比较多的问题是行业垄断。不可否认，垄断对有些行业发展有利，比如特高压、高铁等，这样可以举全国之力来做成一件事，充分利用市场战略买家的地位，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但对量大面广的产业来说，垄断并不好。反映较多的问题是，有些垄断企业涉及生产性的行业，优先采购与自身相关企业的技术、产品，对其他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并不公平，对创新的损伤较大。
同时，垄断对共性技术平台的提供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其负面影响比政府干预的影响要大得多。因此，垄断企业最好集中在主业，不要进入其他领域，尤其是竞争性、生产性的领域。同时，要增加市场竞争。如果没有竞争，垄断企业更没有降低成本的意愿和动力，对新技术和高效率的意愿不强，在新技术的产业化过程尤值得重视。
《新经济导刊》：政府在鼓励创新，促进传统产业升级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哪些作用？又如何在国企与民企之间一碗水端平？
王金照：政府在鼓励创新时，要正确发挥作用。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对产业研究喜欢指定技术路线，但这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不一定最适合当地产业发展。因此，政府不要人为设定技术路线，其风险较大。政府可以扶持一两个技术路线，但不要抹杀其他技术路线。
地方政府对新兴产业创新的扶持也要讲究方式。有些地方扶持光伏产业，不仅造成产能过剩，还在国际市场留下“双反”（反补贴、反倾销）的口实。政府过度干预，可能会给不靠创新的企业带来一些机会。比如有的企业以落后的技术，仅用较少的资金在一个地区利用当地政府获得10倍的贷款，圈了很大一块土地，这种以新兴产业来圈地的现象非常普遍。
不可否认，地方政府愿意发展新兴产业。因为新兴产业不仅能够增加GDP，增加财政收入，也是一张靓丽的名片。而大型新兴产业企业的首次入驻，对当地政府招商引资也非常有利。当然，地方政府扶持本地产业的发展无可厚非，但方式、方法要正确，政府可以补需求，把市场培育出来，增加研发投入，至于产业选择哪个技术路线不要过多干预。
此外，政府要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到外面收购企业，走出去利用别人的人力资源。对于支持方式，政府不一定要给予很多，要减少阻力障碍，比如在利用外汇，在金融财税上的支持。因为金融危机，国外很多企业资金遇到问题，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很多优秀的欧洲企业如果不是因为经济不景气，经营困难，它们绝对不会让你来并购。如果能在政策上提供便利，对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也符合国际惯例的。当然，扶持不能光是大型国有企业，对民营、小微企业也要一视同仁。
《新经济导刊》：产业界自身需要做哪些努力？
王金照：产业界还是要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尽管一些传统行业利润率在下降，发展空间变小，但也有些新兴产业空间还很大，前景非常好。虽然通过虚拟经济，通过投资、投机前期能够赚钱，但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做不成百年老店。同时，企业还是要重视研发。毕竟中国企业在研发上还是有优势的，因为有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总之，中国发展方式的转换，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靠人为是扭转不了的。企业如果不转型，将来会经营越来越难。反之，如果企业先一步投资，很可能首先品尝到转型的果实。
当依靠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能源消耗严重、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等问题，又强迫、倒逼着中国经济走上转型的必由之路。
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面临压力，战略性新兴产业落地生根也遭遇挑战的“青黄不接”时期，高端装备制造、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等产业领域展现出的竞争优势，以及国企、民企对创新的强大欲望，又呈现出破解难题的苗头与希望。
为此，本刊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王金照博士。在他看来，加大科研投入、转变政府职能、发扬企业家精神等对产业升级一个都不能少，而前提还有制度、体制的改革。
升级与生根
《新经济导刊》：根据我们的观察，这轮经济结构调整中，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并非易事，而新兴产业落地生根也面临挑战，中国经济处在“青黄不接”的时期，您如何看？
王金照：产业升级包括传统产业的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不要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落地生根割裂开来，因为产业升级本身就是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比如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对传统电力产业的升级。对于中国经济，我没那么悲观。尽管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中国依靠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调低了GDP的预期，但中国经济并不像有人说的“没解了”。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我们还有很多优势，产业升级也出现好的苗头。中国在一些新产业领域国际竞争力提升很快，比如，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很快，规模成本优势明显。电力装机（包括水力、火力发电装机）成本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70%，而工程能力（如勘测、设计、总装等）又相对突出，电力装机在亚非拉市场占到很大市场份额。在太阳能、风电设备制造等领域，有几家企业甚至能跻身世界前十。在工程机械领域，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徐工等竞争力都很强。前几天，三一重工还收购了德国大象曼斯特。
此外，在移动通信领域，比如华为、中兴不仅有成本优势，在专利数量、技术创新等方面也有很强的优势，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在纺织服装业，纺织面料、服装品牌等提升很多。此外，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在大幅提升，比如在深圳华强北、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等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创新力、竞争力的民营企业。
《新经济导刊》：这些好的苗头对今后的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生根又有哪些启示？
王金照：这些好的苗头的出现，得益于前些年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为上述一些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当产业规模做起来了，成本自然就降低了。据了解，曼斯特技术比较强，为什么三一能收购它？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混凝土机械市场需求占全球市场的80%。如果没有市场，再强的技术也发挥不了作用。
事实上，中国对装备制造业的国产化一直比较重视，我们在推进装备国产化方面也花了很大力气，投入很多。2006年和2008年，国务院先后两次出台了“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在工业零部件的进口免税、技术开发上政策给予很多支持。另外，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很强。很多民企老总的知识结构、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比如很多光伏、风电设备制造企业的创业者是海归，他们的市场意识，知识结构，创新能力都很强。
《新经济导刊》：过去几年“两会”上，人们对于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提案很多，但今年关注体制制度问题较多，没人再为新兴产业呼吁了。这反映出怎样的状况？
王金照：前几年，物联网、云计算比较热，大家有热情，关注较多，但经过一轮尝试，发现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新产业遇见了老问题。因此，今年两会聚焦制度、体制性问题。对改革期许比较多，这反映了社会共识，是好事。要不然新兴产业也发展不起来。
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好的创新体系，需要良好的企业治理结构，需要龙头企业带动，需要中小企业配合，如果没有这个体系，创新是空话。而产业体系的构建，需要调整，需要配合，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需要体制调整去适应发展。如果改革不进行，创新的发展势必受到阻碍，产业升级即便不会完全停滞，但步伐会减缓。
中国这么大市场，这么多人口，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但中国人还是勤劳、聪明，如果组织好，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很有希望的。问题是，现在有很多利益格局不能打破，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有很多梗阻，这就需要有体制、制度的改革。
压力与动力
《新经济导刊》：近年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落地等被提及很多。产业升级的趋势似已非常清晰。产业升级为何如此迫切？
王金照：产业升级非常紧迫。从主导产业看，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行业增速开始下滑，增长潜力很大释放，增长乏力。如钢铁、水泥等在过去十年实现了快速增长，钢铁产能从1亿吨增长到6亿吨，未来增长空间有限，与过去翻番的增长速度不可比拟。水泥行业表现更加明显。2011年，中国人均水泥消费1.4吨，超过所有发达国家，靠数量扩张的空间变小了。从竞争优势看，中国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非常快，能源、原材料、土地、水资源和环境形势都非常严峻。从增长动力看，我们亟需找到快速增长的产业来替代原来的主导产业。
从国际比较优势看，我们也亟需找到新的产业，通过产业升级来减少成本优势丧失的影响。因为产业的高增长潜力已经释放掉了，而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也丧失了，如果不能建立新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缺乏动力。如果未来5～10年转型升级比较顺利，中国能够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较快增长，往高一层次迈进。如果把握不好，这一关跨不过去，中国经济可能就会增长乏力，甚至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新经济导刊》：很多日韩电子产品制造企业，已把工厂从中国搬到泰国、印度、斯里兰卡、越南等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又是企业转型的又一原动力？
王金照：的确，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着企业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向新兴产业转型。中国企业必须要认识到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性变化。成本上升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现在，中国人均GDP在5000美元，按现在的增长速度，202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迈入中高收入国家，低端产业已经没有竞争力。
现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但压力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因为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建立在没有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基础上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生活质量还是比较差，需要解决住房、入学、医疗等问题，这些必须解决的现实需求如果解决了，成本会上升到什么程度，可以想见。如果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劳动力成本还会更明显上升。
《新经济导刊》：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时代终结，是否会扼杀一些产业良好的发展苗头？
王金照：廉价劳动力成本是相对的。尽管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多，但相对发达国家我们还是有成本优势的。实际上，我们具备的是成本相对低廉、素质相对高的劳动力，中国低端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的同时，人力资源优势开始显现。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很长，需要完整的产业体系作为支撑。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不起来这样的产业体系。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纺织服装业可能会向低劳动成本国家转移，但是像工程机械、装备制造业等转移过去很难。中国将来发展装备制造业潜力很大。
《新经济导刊》：中国地大物博，东南沿海需要转型升级，西部地区又有开发需要。沿海地区进行产业升级，将制造业转移到内陆，实现内部消化，是否又能减缓阵痛的过程？
王金照：因为西部地价偏低，在东西部实现产业转移能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缓冲地带。但因为劳动力市场是统一市场，劳动力是可以自由流动，这样不能改变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大趋势。如果东部的劳动力回流到中西部去，对东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又是个加速器。
《新经济导刊》：大企业无论是过往积累，还是视野等都要好于小型企业，因此转型相对容易。原来做制造业很容易，现在转型到新兴产业，是否也会遭遇一定的技术门槛？
王金照：大企业转型确实比小企业容易，小企业对升级压力更大，它们对劳动力成本更加敏感，大企业可以靠资金原始积累维持生存，抵消劳动力成本压力。但同时，我们也不要低估小企业所有者对市场机会的分析把握能力，不要低估这些中小企业主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对新技术是非常敏感的。据了解，有一些做光伏电池的，就是从玻璃等传统行业转型过来的。
中小企业发展将来不一定是求规模，而是要专注于某一两个领域。发达国家也有很多中小企业，它们就只做一个零部件。它在某个细小的产业门类，市场空间内做得非常好。将来中小企业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此外，政府也要很好地扶持，对中小企业进行财税支持。比如，进行结构性减税，按营业额档次区分不同税率，有效应对成本的冲击。
政策与对策
《新经济导刊》：您认为，制约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新兴产业落地生根的因素还有哪些？
王金照：我们在一些传统行业（如钢铁、化工等）研发投入不足。虽然这些产业发展很快，但研发投入较低。据了解，钢铁、化工等产业研发投入不足营收的1%，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为2%～3%。以前我们过分强调数量的提升，而对新品种的开发重视力度不够，因此制造不出高附加值的钢铁、化工产品。如果将来在产品研发方面有很大投入，产业升级的潜力很大。
同时，研发投入、产出与预期还是有一定距离。虽然很多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与国家科技经费投入有关，但关系没那么明显，即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效率不是很高。这不只是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产业化存在问题，还有知识创造效率不高的问题。高校、科研院所也出些文章，但离大家预期还有一些差距。有些行业反映比较多的是，在知识创造环节，科技资源的分配、考核、评价体系效率不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市场竞争不完善的情况。此外，大家说得比较多的还有，垄断的问题、市场准入的问题。
《新经济导刊》：解决上述问题，有哪些对策？
王金照：首先还要加大科研投入。从投入到产出是个积累、从量变到质变也有一个过程，尽管这中间效率较低，但我们可以想办法提高效率。投入（政府投入和企业投入）要继续加大。
其次，要加快科技创新体制的改革，提高知识创造的效率。一是，在科技资源的分配过程中，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研究，只要不涉及保密，可以在课题的申请、评价等方面更加公开，避免小圈子造成垄断。二是，要加强一些行业共性技术平台的建设。如光伏、风电行业需要创新，需要创新平台，需要技术研究，需要做产品测试、认证、制定标准。
企业需要自己的研发中心，但国家也需要，两者承担的功能不同。共性技术平台是为全行业服务的。以前，很多科研院所都划到企业里，更多为企业服务，做一些应用层面的、短期的研究。这样，如何保证技术平台的公共使用？虽然名义上可以，但因为体制不顺，在实际应用中还有障碍。
第三，要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现在，反映比较多的问题是行业垄断。不可否认，垄断对有些行业发展有利，比如特高压、高铁等，这样可以举全国之力来做成一件事，充分利用市场战略买家的地位，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但对量大面广的产业来说，垄断并不好。反映较多的问题是，有些垄断企业涉及生产性的行业，优先采购与自身相关企业的技术、产品，对其他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并不公平，对创新的损伤较大。
同时，垄断对共性技术平台的提供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其负面影响比政府干预的影响要大得多。因此，垄断企业最好集中在主业，不要进入其他领域，尤其是竞争性、生产性的领域。同时，要增加市场竞争。如果没有竞争，垄断企业更没有降低成本的意愿和动力，对新技术和高效率的意愿不强，在新技术的产业化过程尤值得重视。
《新经济导刊》：政府在鼓励创新，促进传统产业升级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哪些作用？又如何在国企与民企之间一碗水端平？
王金照：政府在鼓励创新时，要正确发挥作用。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对产业研究喜欢指定技术路线，但这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不一定最适合当地产业发展。因此，政府不要人为设定技术路线，其风险较大。政府可以扶持一两个技术路线，但不要抹杀其他技术路线。
地方政府对新兴产业创新的扶持也要讲究方式。有些地方扶持光伏产业，不仅造成产能过剩，还在国际市场留下“双反”（反补贴、反倾销）的口实。政府过度干预，可能会给不靠创新的企业带来一些机会。比如有的企业以落后的技术，仅用较少的资金在一个地区利用当地政府获得10倍的贷款，圈了很大一块土地，这种以新兴产业来圈地的现象非常普遍。
不可否认，地方政府愿意发展新兴产业。因为新兴产业不仅能够增加GDP，增加财政收入，也是一张靓丽的名片。而大型新兴产业企业的首次入驻，对当地政府招商引资也非常有利。当然，地方政府扶持本地产业的发展无可厚非，但方式、方法要正确，政府可以补需求，把市场培育出来，增加研发投入，至于产业选择哪个技术路线不要过多干预。
此外，政府要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到外面收购企业，走出去利用别人的人力资源。对于支持方式，政府不一定要给予很多，要减少阻力障碍，比如在利用外汇，在金融财税上的支持。因为金融危机，国外很多企业资金遇到问题，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很多优秀的欧洲企业如果不是因为经济不景气，经营困难，它们绝对不会让你来并购。如果能在政策上提供便利，对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也符合国际惯例的。当然，扶持不能光是大型国有企业，对民营、小微企业也要一视同仁。
《新经济导刊》：产业界自身需要做哪些努力？
王金照：产业界还是要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尽管一些传统行业利润率在下降，发展空间变小，但也有些新兴产业空间还很大，前景非常好。虽然通过虚拟经济，通过投资、投机前期能够赚钱，但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做不成百年老店。同时，企业还是要重视研发。毕竟中国企业在研发上还是有优势的，因为有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总之，中国发展方式的转换，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靠人为是扭转不了的。企业如果不转型，将来会经营越来越难。反之，如果企业先一步投资，很可能首先品尝到转型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