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重病人抢救中，气管切开是一项常见的紧急措施，医生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迅速决定是否需要进行气管切开。然而，患者家属则可能拒绝医生的建议。一位患儿家长不同意对自己的孩子施行气管切开，他的理由是“我心疼孩子，这个我绝对接受不了”“不行，我害怕，我会做噩梦的”。
　　气管切开术是一种有明确目的、操作规范和适用范围的治疗手段。在医学上，气管、喉部只是人体的一个器官；而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喉咙（气管）是生命的关键通道，而且具有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切开这个部位，不免令人联想到“见血封喉”之类的感性描述。
　　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不可能让普通人像医生一样完全冷静、理性地看待一项医疗措施。然而，如果医患双方不能消除认知的差异，并就诊治措施达成一致，就会为医患冲突的发生埋下隐患。
　　医院不仅是治病救人的场所，也是不同的疾病认知观念激烈碰撞的地方。现代医学的疾病观念体系和普通人多样化的疾病认知框架，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医患互动过程中暗战。
　　一项认知人类学研究认为，患者对疾病认知的基本模式包括自身对病痛的体验、求医经历、家庭影响、社会文化、民间疾病观念、对生物医学的想象等因素。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了他们对疾病的判断和对诊治的预期。
　　然而作为医生一方，这些经过了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并积累了长期临床经验的专业人员，他们对疾病的认知排除了个人和社会文化的因素，在医患互动中占据绝对主动权，并保持着手术刀般的冷静和深刻。而这种理性即使是正确的，也可能被处于病痛之中的患者视为冷漠、麻木。
　　医学既是一个专门学科，又和每个人切身相关，这是任何其他专业都没有的特点，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医患双方共同完成的診疗过程，必然是一种思维的博弈。
　　很多人都相信“久病成良医”这句话。然而在医生看来，这句话有某种程度的误导性。就在一桩杀医案发生之后，一位资深医生感慨说：医生和患者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是事实，但是危急中的病人不可能边学习医疗知识边和医生进行“公平交易”。医患关系应该是一种信托关系——信任并且托付。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在诊疗过程中他的利益与患者是一致的——共同的目的就是治好病。
　　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写过一本名为《疾病解说者》的书。一位医生在读过这本书后说，“疾病的确是需要解说的，但是我要做的重点，不是把疾病的知识讲给你听，而是在交流过程中，能够使解说者和倾听者达到逻辑路径的一致，这样才能提高医患之间的信任度和治疗的依从性。”
　　在法律上，医生和病人是平等的，然而事实上又是不平等的——医患双方在占有医学知识上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不是消除这种不平等，而是调和双方的认知差距。
　　例如，对于医疗技术的局限性很多病人就不能客观地看待。临床上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尽管采用了各种现代化的检查，而且经过多级医生诊断，一些病人最后仍得不到确切诊断，只能冠以发热、咯血、腹痛“原因待查”等；有的病人经过数周、数月乃至于直到治愈，仍未能确诊；有的病人甚至死后做尸体解剖，也不能得出确切结论，这意味着在对某些疾病的诊断上，现代医学仍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
　　同样，许多病人渴望医护人员能够妙手回春。而如果情况不如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就会提出质疑，“花了那么多钱，病怎么越治越重？”“病人是站着进来的， 最后是躺着出去的！”
　　如果说，对疾病认知的差距是医患分歧的起点的话，那么，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消除这种差距呢？
　　一项有关“病人是否在就诊时把想讲出来的话讲出来”的调查显示，35名病人中，只有4人在就诊时讲出了本来想讲的话。显然，作为信息不对称的双方，强势一方的医生应该负有更多的责任。同时，病人应该主动与医生保持良好沟通，沟通的重点就是使医患双方达到认知逻辑的一致，而医生应该有鼓励这种做法的诚意和技巧。
　　医生也有医生的牢骚。在一个私下场合，一位医生朋友说，“老百姓只想碰到好医生，可是，你是一个好病人吗？”
　　安然
　　（本刊主笔，北京大学医学科学硕士，哈佛大学尼曼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