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展先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学者，解放前长期任系主任。当我跨入复旦中文系的大门时，陈先生早已做古。而且即便在，照年龄计，他该是我的祖父甚至曾祖一辈。他活着的时候，我的师辈便以能见到他为幸，我等后生小子无缘谋面是情理之中的事。
　　进复旦后，同学们议论起中文系的先贤时，说得最多的是陈子展先生。其实，与子展先生同时的复旦中文系先哲还大有人在，如众所周知的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蒋天枢等老先生就都曾是子展先生的同事，论名气威望，他们并不输于陈先生。推测起来，吸引大家的应该是子展先生种种与“狂”相关的趣闻、轶事吧。
　　我第一次见贾植芳先生，告诉他我是湖南长沙人时，他瞪着一双锐利、机智的眼睛，表情严肃的对我说：“湖南人？陈子展是你们湖南人，你知不知道？典型的湖南人啊，耿直刚硬，是个狂士……”以后我每次去见贾先生，他总要深情款款地跟我聊到子展先生。
　　据贾先生回忆，五十年代初“院校调整”时期，上面要调陈子展到安徽大学去，子展先生怒而不从，一气之下，准备将自己的藏书一古脑送给家门口摆摊的小贩，让他拆了当废纸，去包花生米。并说以后不再读书，回湖南老家钓鱼去。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后，蓄起了长长的胡子，当时他住在上海市中心，属苏州河南岸，复旦地处市郊东北，属苏州河北岸，他发誓不给他平反他就不刮胡子不过河等等。想起子展先生当年不合于时，敢言敢行的音容风姿，实在是令人神往不已。
　　说到子展先生的“右派”帽子，也难怪他不服。他是复旦唯一一个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而且是“右派”中规格最高的一类——“极右分子”。在大肆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年月里，子展先生没有发表过一篇关于时事政策的文章，也没有参加过一次集体组织的学习讨论会。他离群索居，呆在家里，连课都不去学校上。其实，子展先生原来并不是个不问世事，只钻研学问的书呆子。他三十年代曾在《申报·自由谈》《人间世》等刊物上发表过大量生动犀利、针贬时弊的杂文，其中《安内乎？攘外乎？》一文尖刻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丑恶行径，鲜明反映出了一位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与道德良知。在抗日战争中复旦内迁重庆北碚时，子展先生与陈立夫、陈果夫控制的CC系斗争得很激烈，以至听命于CC系的学校领导想要解聘子展先生。然而，当历史进入一个人人欢呼雀跃，人人都忍不住要有所表现的新时代、新社会时，子展先生却开始沉默了。按理说，这是生性“狂味”十足的子展先生展示自己“狂态”的大好时机，并且当初的党代表、即后来的党委书记也颇重视子展先生，亲自登门拜访，请他出山。但是，他不肯，理由是：共产党困难时，我理应出力相助，现在共产党情况转好了，愿意帮忙的人多的是，我也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但原因真是这么简单吗？我在子展先生三十年代发表的一篇名为《正面文章反看法》的短文里，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总之我们读书做事做人，都不可认真一面，正面文章之外，须知有一个反面在。倘若你太认真一面了，小之则蒙不慧之名，大之则有杀头之祸。”我真忍不住要猜测，难道五十年代的陈子展已窥破了他那位伟大同乡的“引蛇出洞”之计，这才抱着凛然出世、隔岸观火的态度吗？
　　看来，子展先生的“狂气”并不是来自他恃才傲物因而激进的天才异禀，而是一种洞明世事、忧患人生的“佯狂”。
　　解放后的子展先生明显地沉寂下去了。报刊杂志上很难再找到他的奇文精论。当然，最显著的变化是他从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转到了上古诗歌的研究领域。新文学家曹聚仁先生事隔多年还满含惋惜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冬天，陈子展从北京出席‘文代大会’回来，他对笔者说：‘北京的朋友们，都要我把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重新写过。’他所说的重新写过，是要把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文学界的动态补充起来。这件工作，我相信陈氏一定能愉快胜任，因为他熟于文坛掌故，而他自己的新旧文学修养，也足以使他有高度的欣赏能力。我们看了他那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就可以知道他的史识、史才足以担当的。不过，我们等待了几年，并不见他的新编中国文学史出来……。”（见《文坛五十年》379页）其实，只要想想王瑶先生和他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所经历的坎坷不幸遭遇，就没人会有这样的遗憾了。而且人们反而会为子展先生的放弃和转向深感庆幸，并不得不佩服他的聪明与机警。他实在是当时屈指可数的深刻了解了中国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在用“狂”来坚持自己这一份可贵的清醒与清白。因此，他赢得了时间，在同代人忙于热火朝天地炮制批判文章或战战兢兢地编织检讨报告时，子展先生却创作出了现代学术史上的惊人之作——《诗经直解》与《楚辞直解》。
　　这是两部凝聚了子展先生几十年心血的大书，他自谓：“一生微尚所在，初亦唯此二书。”但这两部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也就是说并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子展先生用“直解”——以歌释歌，而不用常规方式来诠解《诗经》和《楚辞》就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敬重他的人会称这是他学术上的创举，严谨死板的人则会指责他扰乱了学术规范。子展先生并不在意自己的方法是独创还是失范，他所注重的仅仅是歌这种形式，他要用歌来唱出他对国家、社会、人生最炽烈、最深沉的爱。他注《楚辞》“悲忧穷戚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绎。去乡离家兮来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一段时，满怀深情地唱到：“悲忧穷蹙啊独居空廓！那美好的一人啊心里不悦。去乡离家啊来做远客，远哉逍遥啊今后哪里停歇？”这不正是子展先生彼时身世境况、苦闷心情的逼真写照吗？
　　子展先生越来越沉默了，昔日的“狂姿”似乎一去不复返，一丝痕迹都没留下。但他始终是个富于魏晋风度的狂人。魏晋虽然是个黑暗专制的恐怖时代，但总有一帮士子懂得狂，也欣赏狂。所以阮籍、嵇康痛快淋漓地醉了、死了，还能够青史留名，流芳万年。可子展先生的狂，甚至因狂而获死，又有多少人会认同而激赏呢？最大的可能大概是背上个“自绝于人民”的恶名。狂士也需要有个应和，最起码应有无数沉默的知音，然后因他的发声与动作，才会激发出最美妙的生命绝响。子展先生是独一无二的狂士，他没法泯灭自我来保持沉默。真诚热烈的狂士之心时刻在他的心房里跳动，生命的激情分分秒秒都在他的血液里汹涌沸腾，他渴望展示而无法展示，他渴望倾诉而无人可诉，他忍耐不住唱起来了，他在寂寞中，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尽情放声歌唱，他带着无限的渴慕与敬仰歌唱着神圣的知识、高贵的生命……
　　一九六○年，陈子展成了复旦首批摘掉“右派”帽子的教授。这要归功于五十年代末一位中央高级领导人的沪地考察。子展先生是我国最早接受马列学说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一九二二年在湖南自修大学期间，与早期的共产党人有过密切的交往。一九二七年秋天，共产党处境最艰难，许多党员纷纷脱党时，子展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谢觉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解放后成了非党人士，他也没再申请过恢复党员身份。不过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仍有不少他的好朋友，可他从不向人提及自己的这些关系，也与那些高层朋友断了往来。那位中央领导也是子展先生的老朋友，他并没有忘记陈子展，来沪后，提出要见见陈子展，有关部门却支支吾吾地道出了陈子展身份的“不便”。这位领导要来了子展先生的材料，阅罢大怒说：“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右派？”于是，子展先生的“右派”帽子就这样迅速被摘掉了。
　　有人叹惜说，如果子展先生早点说明他的社会关系，到上面走走路子，也许不至于冤里冤枉地背三年“右派”黑锅。这些人的好心与善意不难理解。然而仔细想想，子展先生的“右派”是当定了的。否则，陈子展便不是陈子展，他的狂也就失去了任何实质意义与价值，而成了一种虚伪做作的姿态，那真是名副其实的佯狂了。
　　子展先生晚年恢复了荣誉。他依然闭门谢客，与世隔绝，潜心于学术研究之中。他自称自己的学术是“不京不海不江湖”，懂得了他的学术，也就懂得了他这个人。反过来，懂得了他这个人，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学术。子展先生去世时年九十二岁，临终遗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骨灰抛到海里去，他懒得再与世人罗嗦，只求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并属于他的世界。
　　子展先生生前用过不少笔名，其中最能展现他精神风范的是“湖南牛”和“楚狂老人”两个。按长沙方言里的意思，“牛”不仅有稳重、踏实的含义，更多的是神气、倔强等精神气质的象征，同属“楚狂人”的形象。
　　前年这个时候，复旦大学中文系召开了“纪念陈子展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笔者有幸在内旁听了众多专家学者们对子展先生学术功绩和道德文章的缅怀追念。最令我深受触动的是一位中年学者的感叹：“如果知识分子都能像陈先生那样，就不至于是今天这个狼狈样子，总被人指挥来、指挥去了……”
　　的确，像子展先生那样的“狂人”愈来愈难见到了，难怪大家总是不忘陈子展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