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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雯的长篇小说（（好人宋没用》，描写了一位底层苏北女人宋没用艰辛平凡的一生。这部作品体现了作家在文学上的远大抱负和勃勃雄心，然而有趣的是，这种抱负的远大，体现在锁定人物的微末渺小和语言的精准精当上面;这种勃勃雄心，又蕴含在叙述的平静和慈悲心的笼罩之中。
当作家开始创作一部作品，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会面临“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是相对于作家以前的长篇小说《她们》那一组群像，让这一回的创作是“从‘她们’到‘她’的写作”，希望写“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
宋没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她“没用”，子女也认定她“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荫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这样一部以小人物命名的长篇小说，作者心目中的参照作品是（《安娜·卡列尼娜》《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日瓦戈医生》。与之相对的，则是以《李自成》等作品为代表的宏大叙事。
这样选择“写什么”，实际上是作者民主价值观的折射。
那么，选定了“写什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怎样写”的问题。
我费时费力最多的，还是文本层面的工作。最近几年写作的《好人宋没用》和《浮生》系列，都在尝试语言上的改变。和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一样，我是被西方译著诱向写作的。经过十多年跋涉，我试图回到明清小说的语言传统里，寻找一种口语式的古典意味。在影视与图像盛行的年代，小说更应有“回到语言本身”的自觉。这是一种差异化策略，更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坚持。
《好人宋没用》是一个写作难度极大的作品：以类似编年史的写法，模仿工笔绘画的笔意，耐心描绘出一位苏北女性在上海艰辛打拼的一生，从1921年，一直写到1995年，主人公的命运，随着民国、抗战、新中国的成立、“文革”、改革开放，而颠簸起伏，就在这颠簸起伏之中，这个被父母称作“没用”的女性，为老人送终，又在失去丈夫的情况下，拉扯大了五个儿女，继而为儿女操办婚事，照看孙辈，直到再次被儿孙嫌鄙为“没用”……
这样一种编年史的写法，很可能一不小心就写成了流水账，因此，对作家如何运用语言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可喜的是，任晓雯在选定了这样的写法之后，迎难而上，把这样的挑战，变成了继续锤炼语言的绝好机会。
语言的锤炼，如果比较直观地来说，或者可以从句子长短和遣词煉字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锤炼的结果，至少在笔者看来，是本书随便翻开一页，都可以顺着这种独具特色却又毫无滞碍的语言顺畅地读下去。比如开篇一段：
宋梅用，本名“没用”。当她两岁，逢了大荒年。全家被饥饿赶逐，从阜宁摇着船船船，经由运河，停在苏州河畔。起先住在船里，船身开裂，就上岸来。捡几根毛竹，烤成“弓”形，搭起“滚地龙”。帆篷为顶，草苫作门，地上铺一层稻草棉絮。外头落雨，里头跟着泥泞。母亲让孩子们捡拾芦苇、麻袋、碎砖、木板、铁皮，和了泥巴，反
复修葺棚顶。
句子大多短促，尤其像“帆篷为顶，草苫作门”这样的四字句，还有“赶逐”“经由”这样一些如今不大常用的词语，都可能使人想起民国时期半文半白的语言，使得阅读感受，不知不觉地贴近主人公出生时代的环境氛围。
七十几年过去，宋没用的儿子杨战生炒股发了财，拎了一兜一万张一元面值的现钞，准备衣锦还乡去见老妈：
待到周日，杨战生穿上马头衫和休闲西装，颈间绕一根白丝巾。萝卜裤的裤腿，层叠叠垂在迪爱多纳鞋面上，橡胶鞋底发着黄。他先跑去南京西路，在华安美发厅做了大背头。再叫一辆出租车，开到南昌路。下车没走几步，听见有人呼“虎头”。是个老邻居，遥遥道：“真是虎头啊，差点没敢认。几天不看到，时髦得像个‘许文强’啦。啧啧，看来是当大老板了，发财想着点老邻居啊。”行人们侧目。战生豁了豁西装门襟，把围巾一头甩过肩去，蛇皮袋换了一只手，捻捻勒白的指肚，斜穿过马路。
从上面这一段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流逝，叙述时代越来越接近当下，小说语言的句式也在逐渐地暗暗由短变长，阅读感受也就不知不觉间将时代氛围一点点拉近。
锤炼语言的另一方面，是遣词炼字。在这方面，任晓雯有自己相当独到的探索。
或许是与复旦新闻系的学养背景有关，任晓雯的叙述风格大多笔笔落到人物语言动作的“实”处，所以，对于动词的使用尤其显得准确精到，而且这些动词往往较为生僻，比如：“她曾掿着洗衣槌，追打那野女人”，“来人拎起杨仁道，将他双手反剪，往上猛拨”，“宋梅用搦住他腕子，‘小四子，莫恨我”。上面例子中的“掿”“拨”“搦”，分别有着“握持”“推”“握”的意思。但是很奇妙，由于运用了这些生僻字，给人的感觉仿佛比那些习见的动词更加用力，也更具古意，从而使得时间的距离感得以增大;与此同时，仿佛使得人物动作更具个性，依稀带来某种独特的即视感、现场感，也使得语言更具辨识度。
另外，任晓雯的行文中，对于量词的使用，也颇为考究，比如“一扇月光”“一只女人”……或者使得写景状物更具表现力，或者使得语气带有微妙的褒贬意义。
与此同时，还有一点非常宝贵的特别之处，就是作家向民间学习，吸收了谚语、儿歌等元素，又极为自然地通过小说人物脱口而出，为整个文本增添了别样的亮色。比如，“一口饭养恩人，一斗米养仇人”这样意味深长的谚语;比如，“棚户区，陷人坑;天下雨，积水深;脚下踩，陷半身”——这样听上去简单，实则蕴含沉痛的儿歌。
《好人宋没用》语言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它在不影响读者理解的前提下，适度杂糅了沪上方言，比如，“轧轧三胡”，“她想女儿搞串联时，自己也曾担心她。或许是过于宠溺了。年轻人需要历练。吃吃苦，杀杀脾性也好”——例子中的“轧轧”“吃吃”“杀杀”，这样的叠字，很有沪上方言温婉软糯的风味，使得小说的地域特色活灵活现地跳脱于字里行间，使得文白夹杂的短促劲道的语言，由于吴侬软语的拌合，平添了一点海派的柔和、娇嗲抑或是幽曲、古雅，有如某个菜系中特别的调味料，一尝之下，令人立刻辨识出它是独具特色的“这一个”。
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可能是对写作的最为基本的要求，同时，也可能是最高的要求。而语言的句式和用词，又仿佛肢体局部的组织和细胞，刻板的量化分析，或许远远无法呈现整个生命体的活跃和生动，就好像点彩派画家作品局部色彩斑斓的光点，单个看去，好像只是一个个区别很小的彩色斑点，然而如果从一定距离之外再看过去，则人形树荫、海天帆影，都由这每一个微小的斑点组成，却又如此浑然一体，气韵生动。
《好人宋没用》的语言魅力就是如此，通过作者孜孜以求的经营，一些长长短短句子的搭建，一些或古雅或俚俗的词语精心的编织，最后组成了这一悦目长卷。可以说，任晓雯是极具文学雄心的作家，然而，这样的雄心是织埋在全部文本的字里行间的，蕴藏于每一细致精微处，堪称是寓雄心于精微，这是如今写作者中鲜有的，也是令人服膺赞佩的。
当作家开始创作一部作品，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会面临“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是相对于作家以前的长篇小说《她们》那一组群像，让这一回的创作是“从‘她们’到‘她’的写作”，希望写“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
宋没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她“没用”，子女也认定她“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荫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这样一部以小人物命名的长篇小说，作者心目中的参照作品是（《安娜·卡列尼娜》《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日瓦戈医生》。与之相对的，则是以《李自成》等作品为代表的宏大叙事。
这样选择“写什么”，实际上是作者民主价值观的折射。
那么，选定了“写什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怎样写”的问题。
我费时费力最多的，还是文本层面的工作。最近几年写作的《好人宋没用》和《浮生》系列，都在尝试语言上的改变。和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一样，我是被西方译著诱向写作的。经过十多年跋涉，我试图回到明清小说的语言传统里，寻找一种口语式的古典意味。在影视与图像盛行的年代，小说更应有“回到语言本身”的自觉。这是一种差异化策略，更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坚持。
《好人宋没用》是一个写作难度极大的作品：以类似编年史的写法，模仿工笔绘画的笔意，耐心描绘出一位苏北女性在上海艰辛打拼的一生，从1921年，一直写到1995年，主人公的命运，随着民国、抗战、新中国的成立、“文革”、改革开放，而颠簸起伏，就在这颠簸起伏之中，这个被父母称作“没用”的女性，为老人送终，又在失去丈夫的情况下，拉扯大了五个儿女，继而为儿女操办婚事，照看孙辈，直到再次被儿孙嫌鄙为“没用”……
这样一种编年史的写法，很可能一不小心就写成了流水账，因此，对作家如何运用语言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可喜的是，任晓雯在选定了这样的写法之后，迎难而上，把这样的挑战，变成了继续锤炼语言的绝好机会。
语言的锤炼，如果比较直观地来说，或者可以从句子长短和遣词煉字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锤炼的结果，至少在笔者看来，是本书随便翻开一页，都可以顺着这种独具特色却又毫无滞碍的语言顺畅地读下去。比如开篇一段：
宋梅用，本名“没用”。当她两岁，逢了大荒年。全家被饥饿赶逐，从阜宁摇着船船船，经由运河，停在苏州河畔。起先住在船里，船身开裂，就上岸来。捡几根毛竹，烤成“弓”形，搭起“滚地龙”。帆篷为顶，草苫作门，地上铺一层稻草棉絮。外头落雨，里头跟着泥泞。母亲让孩子们捡拾芦苇、麻袋、碎砖、木板、铁皮，和了泥巴，反
复修葺棚顶。
句子大多短促，尤其像“帆篷为顶，草苫作门”这样的四字句，还有“赶逐”“经由”这样一些如今不大常用的词语，都可能使人想起民国时期半文半白的语言，使得阅读感受，不知不觉地贴近主人公出生时代的环境氛围。
七十几年过去，宋没用的儿子杨战生炒股发了财，拎了一兜一万张一元面值的现钞，准备衣锦还乡去见老妈：
待到周日，杨战生穿上马头衫和休闲西装，颈间绕一根白丝巾。萝卜裤的裤腿，层叠叠垂在迪爱多纳鞋面上，橡胶鞋底发着黄。他先跑去南京西路，在华安美发厅做了大背头。再叫一辆出租车，开到南昌路。下车没走几步，听见有人呼“虎头”。是个老邻居，遥遥道：“真是虎头啊，差点没敢认。几天不看到，时髦得像个‘许文强’啦。啧啧，看来是当大老板了，发财想着点老邻居啊。”行人们侧目。战生豁了豁西装门襟，把围巾一头甩过肩去，蛇皮袋换了一只手，捻捻勒白的指肚，斜穿过马路。
从上面这一段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流逝，叙述时代越来越接近当下，小说语言的句式也在逐渐地暗暗由短变长，阅读感受也就不知不觉间将时代氛围一点点拉近。
锤炼语言的另一方面，是遣词炼字。在这方面，任晓雯有自己相当独到的探索。
或许是与复旦新闻系的学养背景有关，任晓雯的叙述风格大多笔笔落到人物语言动作的“实”处，所以，对于动词的使用尤其显得准确精到，而且这些动词往往较为生僻，比如：“她曾掿着洗衣槌，追打那野女人”，“来人拎起杨仁道，将他双手反剪，往上猛拨”，“宋梅用搦住他腕子，‘小四子，莫恨我”。上面例子中的“掿”“拨”“搦”，分别有着“握持”“推”“握”的意思。但是很奇妙，由于运用了这些生僻字，给人的感觉仿佛比那些习见的动词更加用力，也更具古意，从而使得时间的距离感得以增大;与此同时，仿佛使得人物动作更具个性，依稀带来某种独特的即视感、现场感，也使得语言更具辨识度。
另外，任晓雯的行文中，对于量词的使用，也颇为考究，比如“一扇月光”“一只女人”……或者使得写景状物更具表现力，或者使得语气带有微妙的褒贬意义。
与此同时，还有一点非常宝贵的特别之处，就是作家向民间学习，吸收了谚语、儿歌等元素，又极为自然地通过小说人物脱口而出，为整个文本增添了别样的亮色。比如，“一口饭养恩人，一斗米养仇人”这样意味深长的谚语;比如，“棚户区，陷人坑;天下雨，积水深;脚下踩，陷半身”——这样听上去简单，实则蕴含沉痛的儿歌。
《好人宋没用》语言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它在不影响读者理解的前提下，适度杂糅了沪上方言，比如，“轧轧三胡”，“她想女儿搞串联时，自己也曾担心她。或许是过于宠溺了。年轻人需要历练。吃吃苦，杀杀脾性也好”——例子中的“轧轧”“吃吃”“杀杀”，这样的叠字，很有沪上方言温婉软糯的风味，使得小说的地域特色活灵活现地跳脱于字里行间，使得文白夹杂的短促劲道的语言，由于吴侬软语的拌合，平添了一点海派的柔和、娇嗲抑或是幽曲、古雅，有如某个菜系中特别的调味料，一尝之下，令人立刻辨识出它是独具特色的“这一个”。
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可能是对写作的最为基本的要求，同时，也可能是最高的要求。而语言的句式和用词，又仿佛肢体局部的组织和细胞，刻板的量化分析，或许远远无法呈现整个生命体的活跃和生动，就好像点彩派画家作品局部色彩斑斓的光点，单个看去，好像只是一个个区别很小的彩色斑点，然而如果从一定距离之外再看过去，则人形树荫、海天帆影，都由这每一个微小的斑点组成，却又如此浑然一体，气韵生动。
《好人宋没用》的语言魅力就是如此，通过作者孜孜以求的经营，一些长长短短句子的搭建，一些或古雅或俚俗的词语精心的编织，最后组成了这一悦目长卷。可以说，任晓雯是极具文学雄心的作家，然而，这样的雄心是织埋在全部文本的字里行间的，蕴藏于每一细致精微处，堪称是寓雄心于精微，这是如今写作者中鲜有的，也是令人服膺赞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