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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并不是一个只具数量关系的抽象物,而是许多社会关系和联系的总体。在历史研究的各领域中,这一问题应当是属于基础性的。抗战时期,根据地的人口状况如何,战争与根据地的人口数量及其变动关系如何,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社会状况、认识人口的发展规律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在革命与战争这一特殊的大背景之下,有关抗战时期山西无论是根据地还是日阎统治区的人口统计数字及其变动情况的资料缺乏且不具系统性。在研读《抗战时期张闻天之晋陕农村调查简述——兼述新发现的晋西北兴县农村调查原始资料》[1]一文后,笔者方知有关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数量丰富且系统的人口调查资料。這些调查资料虽非对晋西北根据地人口总体概况的描述,但有关各村人口状况的具体描述和分析亦能说明一些问题。所以笔者选取了当时的西坪、桑峨、任家湾、唐家吉四村,以期对抗战时期根据地的人口状况及其结构情况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以补充或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根据地人口数量及其变迁考察
1.根据地人口情况分析
(1)西坪村人口情况分析
西坪全村户口,战前51户,人口264口;战后[2]53户,人口265口。户口增加2户,人口仅增加1口。战争期间,西坪人口的增减情形如下:
富农人口增减悬殊,因富农替换所致;中农人口减少率为37%;贫农人口减少率为85.7%;雇农、工人因转业,减少百分之百;商人和其他人口增加,均是移转来的。贫农人口减少率最大,中农次之,转业的减少更大。若以年龄来看,1—7岁幼童减少最大(增2减13)。46—55岁老年人次之(增3减8),50—60岁老年人再次之(增1减3),18—23岁青年人又次之(增4减4),24—45岁壮年人更次之(增15减11),8—14岁儿童(增13减6)、60岁以上老年人(增10减5)和15—17少年人(增4减1)减少最小。若以男女来看,男子增加24人,减少30人,负增长6人。女子增加28人,减少21人,净增长7人。抗战以来男子的增减是4:5,女子为4:3。这属于战争环境下的正常现象。
各阶级人口增减原因,在西坪有三,即生死,嫁娶,移动。其中,移动最多,其次为生死,再次为嫁娶[3]。
(2)桑蛾村人口情况分析
桑蛾全村户口,战前21户,人口101口;战后32户,人口135口。户口人口都有增加。其具体增加来源如下:
战后桑蛾共增加58口,减少25口,增减相抵,实际增加了33口。生育、娶入、移来是人口增加的三个主要来源。在增加的58口中,生育男女共17口,占总数27.6%;娶入4口,占总数7.6%;移来37口,占总数64.8%。死亡、出嫁、参军则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因素。25口中死亡占了14口,超过半数之上,所占数字较大;除工人阶级外,各阶级或多或少都有几口,几乎普遍致各阶层。其次为参军,占8口;出嫁仅4口[4]。
(3)任家湾人口情况分析
任家湾战前全村38户,人口195口;晋西事变前38户,人口203口;事变后(1942年)41户,人口184口。户口增加而人口减少。以下是有关战后任家湾各阶级人口变化情形的具体描述:
富农人口较之战前增加8口,中农减少8口,贫农增加7口,雇工减少8口,贫民维持原状。这种人口变化一方面是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着的,另一方面,人口的生育、死亡和婚嫁移居等关系也直接影响着人口的变化。其中移出人口增多,是抗战时期尤其是晋西事变后任家湾总人口减少的基本原因。其具体如下:
这种移居的趋向是与逃避兵役和减轻负担的分家问题,以及“游击式”家庭(即在此村住一些人,彼村又住一些人,实际上仍为一家)的发展相关联的。同时,由战争的动员,以及伴随着战争发展而来的疾病问题,人口的生殖率赶不上人口的死亡率,非正常死亡人口增加。这些成为抗战时期任家湾人口减少的基本原因[5]。
(4)唐家吉人口情况分析
唐家吉全村户口,战前22户,人口100口;战后27户,人口113口。户口人口均有增加。下面具体说明这种增加情形:
抗战以来全村共增加34口,男女各占17口,其中生育19口,移来(指由外移来)11口,娶入4口。减少男女共21口,男12口,女9口,具体情形为死亡9口,分出(指分出后移往外村等)5口,参军4口,嫁出1口,残废1口,出走1口。两数相抵,实只能算增加13人[6]。唐家吉因地理位置的关系,在战争中受到敌人的直接威胁和杀害是较少的,因此人口增减直接受战争的影响最少,除没有外力侵伐(指直接的)变化而外,所余仅仅是由于诸如病死、生育、娶入、分家出走。战争给予的间接影响应当是移来、参军两个方面。
2.根据地人口数量的变化原因
从上面有关户口人口数据来看,战后四村的户口都比战前有所增加,人口除任家湾因移出而减少外,其余都是增加。在生死、嫁娶、迁移、参军、分家这些影响人口变动的诸因素中,迁移所占因素最大。人口变动抑或是影响人口变动的这些因素看起来似乎与战争没有多少关系,但如果仔细分析影响人口变动的这些因素,以及因此而发生的变化,便可看出战争同根据地人口变动的关系,同时亦能展示出根据地社会内部微观层面所发生的变化。其具体如下:
(1)人口迁移是根据地人口变动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成为根据地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如战后西坪村人口实际增减来源数据中,在增加的52口中移来22口人,占42.31%;在减少的51口中移走30口,占58.82%。桑蛾村的这种情况也很明显,在增加的58口中移来37口,占总数64.8%。这些人口迁移范围基本上局限在根据地内部。张根福就对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作了如下描述:抗战时期人口迁移的地点具有不确定性,包括各省之间,也包括省内各区域之间,如国统区、沦陷区、抗日根据地之间,各行政区域之间,以及同一行政区的县城与乡村、平原与山区之间等。抗战时期根据地这种迁移的地域性特性也符合张的结论。[7]
(2)根据地存在普遍的“分家”现象,以及随之而出现的家庭规模的缩小。当时的实际情形是,一个家庭的几个“壮丁”如果分开,去征兵时就可避开“抽丁”;同时,如果家庭缩小,各个单位的收入也就相应缩小,因之对公家的负担也就可以少掉或出得少些。正是为了应对因战争而来的各种抗战负担,根据地内出现了农村居民尤其是大量青年分家的现象。以任家湾为例,战后除雇工两户因未分家,家庭人口尚有些增加外,村内出现了户口增加而人口减少,以及各阶级每户人口平均数比战前减少现象。
(3)战争和因战争随之而来的疾病问题是影响根据地人口变动的又一主要因素。抗战时期,根据地虽没有被日军侵占,但仍然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和破坏,特别是日军的几次扫荡,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民众的生产生活,大量平民死于战火或被迫逃亡,从而造成了人口的减少。如战后的西坪村因敌人烧杀,死于非命与疾病者很多,死亡率很高。没有直接遭受战火破坏的村庄,也受到了战争的严重影响,民众生活动荡不安,负担空前加重,征兵人数激增,生活条件不断恶化,从而导致人口的死亡和迁移,影响人口的正常发展。如唐家吉,同战前相比,战后减少的21口总人数中,死亡9口,分出(指分出后移往外村)5口,参军4口。
二、根据地人口结构考察
人口结构主要包括人口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和职业结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抗战时期根据地文化结构和职业结构变化不大,而与战争联系较大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则变化明显,因此在此主要谈及年龄和性别两方面。
1.年龄构成
人口年龄构成是指一个人口集团在某一时点上的人口年龄的分布状况。
材料一,战后西坪村人口的年龄构成。在265个总人口中,1—7岁幼童47人,占17.74%,比战前减少了11人;8—14岁儿童42人,占15.84%,比战前增加7人;15—17岁少年人17人,占6.48%,比战前增加3人;18—23岁青年人29人,占10.9%,同战前相比无变化;24—45岁壮年人75人,占28.3%,增加4人;46—55岁老年人19人,占7.17%,减少5人;56—60岁老年人14人,占5.47%,减少2人;60岁以上老年人22人,占8.59%,增加5人。
材料二,战后四村人口的总体年龄构成。在685个总人口中,1—7岁幼童124人,占18.05%,比战前减少3人;8—14岁儿童119人,占17.32%,比战前增加25人;15—17岁少年人39人,占5.67%,比战前减少4人。18—23岁青年人69人,占10.04%,同战前相比增加2人;24—45歲壮年人199人,占28.97%,增加7人;46—55岁老年人61人,占8.88%,同战前相比无变化;56—60岁老年人28人,占4.07%,减少14人;60岁以上老年人58人,占8.44%,增加14人。
通过对以上两份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首先,此种推断方法的可行性。由以上可看出,两份材料中各年龄阶段人口所占比例相差不大,也就是说材料一能够大致代表四村的情况。由此可进一步推断,材料二即上面四村的情况基本上也能代表整个根据地。其次,从上面四村的年龄结构来看,18岁以下少儿占人口总数的41.04%,18—55岁的壮劳力人口占总人口数的47.89%,二者合计占总人口的88.93%。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当时根据地人口的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由于战争的影响、生活条件的艰苦和病疫的侵害,民众的平均寿命较低,高龄人口较少,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人。张旭阳、汪建武在对抗战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人口的年龄结构考察中,亦得出同样的结论。[8]
2.性别构成
人口性别构成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时点上,人口总数中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比例关系,通常用每100个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口的数目来表示,即性别比。战前西坪、桑蛾、任家湾、唐家吉四村的性别比分别为112.9、102、111.96、108.33,战后则依次为102.29、75.32、113.64、98.25。除任家湾稍有增加外,其它都减少。这说明,抗战后,因征兵和死于战火等因素,根据地男性人口的损失程度大大超过女性。同时也反映出战争对根据地人民的残害和人口发展的影响。
三、结语
通过对以上人口数量及其变迁考察,我们可以看出生死、嫁娶、移动、参军是抗战时期根据地人口变迁的基本因素,人口的迁移和当时出现的分家问题构成了抗战时期根据地农村社会生活的一幅景观,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变化较大,这一切都同战争这一大背景紧密相关。
参考文献:
[1]岳谦厚.抗战时期张闻天之晋陕农村调查简述——兼述新发现的晋西北兴县农村调查原始资料[J].晋阳学刊,2005,(2).
[2]以下战后均指1942年.
[3]抗战以来西坪人口变化:A141—1—89[B].太原:山西省档案馆.
[4]桑蛾自然村调查材料:A141—1—112[B].太原:山西省档案馆.
[5]任家湾的人口调查:A141—1—89[B].太原:山西省档案馆.
[6]唐家吉人口调查:A141—1—128[B].太原:山西省档案馆.
[7]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J].历史研究,2000,(4).
[8]张旭阳,汪建武.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人口数量及其结构考察[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3).
一、根据地人口数量及其变迁考察
1.根据地人口情况分析
(1)西坪村人口情况分析
西坪全村户口,战前51户,人口264口;战后[2]53户,人口265口。户口增加2户,人口仅增加1口。战争期间,西坪人口的增减情形如下:
富农人口增减悬殊,因富农替换所致;中农人口减少率为37%;贫农人口减少率为85.7%;雇农、工人因转业,减少百分之百;商人和其他人口增加,均是移转来的。贫农人口减少率最大,中农次之,转业的减少更大。若以年龄来看,1—7岁幼童减少最大(增2减13)。46—55岁老年人次之(增3减8),50—60岁老年人再次之(增1减3),18—23岁青年人又次之(增4减4),24—45岁壮年人更次之(增15减11),8—14岁儿童(增13减6)、60岁以上老年人(增10减5)和15—17少年人(增4减1)减少最小。若以男女来看,男子增加24人,减少30人,负增长6人。女子增加28人,减少21人,净增长7人。抗战以来男子的增减是4:5,女子为4:3。这属于战争环境下的正常现象。
各阶级人口增减原因,在西坪有三,即生死,嫁娶,移动。其中,移动最多,其次为生死,再次为嫁娶[3]。
(2)桑蛾村人口情况分析
桑蛾全村户口,战前21户,人口101口;战后32户,人口135口。户口人口都有增加。其具体增加来源如下:
战后桑蛾共增加58口,减少25口,增减相抵,实际增加了33口。生育、娶入、移来是人口增加的三个主要来源。在增加的58口中,生育男女共17口,占总数27.6%;娶入4口,占总数7.6%;移来37口,占总数64.8%。死亡、出嫁、参军则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因素。25口中死亡占了14口,超过半数之上,所占数字较大;除工人阶级外,各阶级或多或少都有几口,几乎普遍致各阶层。其次为参军,占8口;出嫁仅4口[4]。
(3)任家湾人口情况分析
任家湾战前全村38户,人口195口;晋西事变前38户,人口203口;事变后(1942年)41户,人口184口。户口增加而人口减少。以下是有关战后任家湾各阶级人口变化情形的具体描述:
富农人口较之战前增加8口,中农减少8口,贫农增加7口,雇工减少8口,贫民维持原状。这种人口变化一方面是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着的,另一方面,人口的生育、死亡和婚嫁移居等关系也直接影响着人口的变化。其中移出人口增多,是抗战时期尤其是晋西事变后任家湾总人口减少的基本原因。其具体如下:
这种移居的趋向是与逃避兵役和减轻负担的分家问题,以及“游击式”家庭(即在此村住一些人,彼村又住一些人,实际上仍为一家)的发展相关联的。同时,由战争的动员,以及伴随着战争发展而来的疾病问题,人口的生殖率赶不上人口的死亡率,非正常死亡人口增加。这些成为抗战时期任家湾人口减少的基本原因[5]。
(4)唐家吉人口情况分析
唐家吉全村户口,战前22户,人口100口;战后27户,人口113口。户口人口均有增加。下面具体说明这种增加情形:
抗战以来全村共增加34口,男女各占17口,其中生育19口,移来(指由外移来)11口,娶入4口。减少男女共21口,男12口,女9口,具体情形为死亡9口,分出(指分出后移往外村等)5口,参军4口,嫁出1口,残废1口,出走1口。两数相抵,实只能算增加13人[6]。唐家吉因地理位置的关系,在战争中受到敌人的直接威胁和杀害是较少的,因此人口增减直接受战争的影响最少,除没有外力侵伐(指直接的)变化而外,所余仅仅是由于诸如病死、生育、娶入、分家出走。战争给予的间接影响应当是移来、参军两个方面。
2.根据地人口数量的变化原因
从上面有关户口人口数据来看,战后四村的户口都比战前有所增加,人口除任家湾因移出而减少外,其余都是增加。在生死、嫁娶、迁移、参军、分家这些影响人口变动的诸因素中,迁移所占因素最大。人口变动抑或是影响人口变动的这些因素看起来似乎与战争没有多少关系,但如果仔细分析影响人口变动的这些因素,以及因此而发生的变化,便可看出战争同根据地人口变动的关系,同时亦能展示出根据地社会内部微观层面所发生的变化。其具体如下:
(1)人口迁移是根据地人口变动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成为根据地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如战后西坪村人口实际增减来源数据中,在增加的52口中移来22口人,占42.31%;在减少的51口中移走30口,占58.82%。桑蛾村的这种情况也很明显,在增加的58口中移来37口,占总数64.8%。这些人口迁移范围基本上局限在根据地内部。张根福就对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作了如下描述:抗战时期人口迁移的地点具有不确定性,包括各省之间,也包括省内各区域之间,如国统区、沦陷区、抗日根据地之间,各行政区域之间,以及同一行政区的县城与乡村、平原与山区之间等。抗战时期根据地这种迁移的地域性特性也符合张的结论。[7]
(2)根据地存在普遍的“分家”现象,以及随之而出现的家庭规模的缩小。当时的实际情形是,一个家庭的几个“壮丁”如果分开,去征兵时就可避开“抽丁”;同时,如果家庭缩小,各个单位的收入也就相应缩小,因之对公家的负担也就可以少掉或出得少些。正是为了应对因战争而来的各种抗战负担,根据地内出现了农村居民尤其是大量青年分家的现象。以任家湾为例,战后除雇工两户因未分家,家庭人口尚有些增加外,村内出现了户口增加而人口减少,以及各阶级每户人口平均数比战前减少现象。
(3)战争和因战争随之而来的疾病问题是影响根据地人口变动的又一主要因素。抗战时期,根据地虽没有被日军侵占,但仍然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和破坏,特别是日军的几次扫荡,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民众的生产生活,大量平民死于战火或被迫逃亡,从而造成了人口的减少。如战后的西坪村因敌人烧杀,死于非命与疾病者很多,死亡率很高。没有直接遭受战火破坏的村庄,也受到了战争的严重影响,民众生活动荡不安,负担空前加重,征兵人数激增,生活条件不断恶化,从而导致人口的死亡和迁移,影响人口的正常发展。如唐家吉,同战前相比,战后减少的21口总人数中,死亡9口,分出(指分出后移往外村)5口,参军4口。
二、根据地人口结构考察
人口结构主要包括人口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和职业结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抗战时期根据地文化结构和职业结构变化不大,而与战争联系较大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则变化明显,因此在此主要谈及年龄和性别两方面。
1.年龄构成
人口年龄构成是指一个人口集团在某一时点上的人口年龄的分布状况。
材料一,战后西坪村人口的年龄构成。在265个总人口中,1—7岁幼童47人,占17.74%,比战前减少了11人;8—14岁儿童42人,占15.84%,比战前增加7人;15—17岁少年人17人,占6.48%,比战前增加3人;18—23岁青年人29人,占10.9%,同战前相比无变化;24—45岁壮年人75人,占28.3%,增加4人;46—55岁老年人19人,占7.17%,减少5人;56—60岁老年人14人,占5.47%,减少2人;60岁以上老年人22人,占8.59%,增加5人。
材料二,战后四村人口的总体年龄构成。在685个总人口中,1—7岁幼童124人,占18.05%,比战前减少3人;8—14岁儿童119人,占17.32%,比战前增加25人;15—17岁少年人39人,占5.67%,比战前减少4人。18—23岁青年人69人,占10.04%,同战前相比增加2人;24—45歲壮年人199人,占28.97%,增加7人;46—55岁老年人61人,占8.88%,同战前相比无变化;56—60岁老年人28人,占4.07%,减少14人;60岁以上老年人58人,占8.44%,增加14人。
通过对以上两份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首先,此种推断方法的可行性。由以上可看出,两份材料中各年龄阶段人口所占比例相差不大,也就是说材料一能够大致代表四村的情况。由此可进一步推断,材料二即上面四村的情况基本上也能代表整个根据地。其次,从上面四村的年龄结构来看,18岁以下少儿占人口总数的41.04%,18—55岁的壮劳力人口占总人口数的47.89%,二者合计占总人口的88.93%。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当时根据地人口的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由于战争的影响、生活条件的艰苦和病疫的侵害,民众的平均寿命较低,高龄人口较少,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人。张旭阳、汪建武在对抗战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人口的年龄结构考察中,亦得出同样的结论。[8]
2.性别构成
人口性别构成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时点上,人口总数中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比例关系,通常用每100个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口的数目来表示,即性别比。战前西坪、桑蛾、任家湾、唐家吉四村的性别比分别为112.9、102、111.96、108.33,战后则依次为102.29、75.32、113.64、98.25。除任家湾稍有增加外,其它都减少。这说明,抗战后,因征兵和死于战火等因素,根据地男性人口的损失程度大大超过女性。同时也反映出战争对根据地人民的残害和人口发展的影响。
三、结语
通过对以上人口数量及其变迁考察,我们可以看出生死、嫁娶、移动、参军是抗战时期根据地人口变迁的基本因素,人口的迁移和当时出现的分家问题构成了抗战时期根据地农村社会生活的一幅景观,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变化较大,这一切都同战争这一大背景紧密相关。
参考文献:
[1]岳谦厚.抗战时期张闻天之晋陕农村调查简述——兼述新发现的晋西北兴县农村调查原始资料[J].晋阳学刊,2005,(2).
[2]以下战后均指1942年.
[3]抗战以来西坪人口变化:A141—1—89[B].太原:山西省档案馆.
[4]桑蛾自然村调查材料:A141—1—112[B].太原:山西省档案馆.
[5]任家湾的人口调查:A141—1—89[B].太原:山西省档案馆.
[6]唐家吉人口调查:A141—1—128[B].太原:山西省档案馆.
[7]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J].历史研究,2000,(4).
[8]张旭阳,汪建武.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人口数量及其结构考察[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