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是一位倒在血泊中的笔耕者。
他与郑振铎最早为《国际歌》(《赤色的诗歌——第三国际党的诵歌》)合译歌词。
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戈宝权，在他去世后说：
其实耿济之先生不只是我国一位最早和最著名的俄国文学的研究者和绍介者，同时还是一位工作得最久和工作力最强的翻译家。在他三十年来的文艺活动中，除去散见于报章杂志的各种绍介文字和译品不计外，他留给我们将近二十种成本的珍贵的翻译，并且又都是俄国文学中的代表作品。我国新旧两代的作家和读者，差不多都读过他的译品。耿济之先生现在虽已逝世，但是他的名字和事业，却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并在中国绍介俄国文学的历史上，占着一个光荣的地位和篇幅。
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给他的评价：“耿济之是最早直接从俄文翻译苏俄文学的译者，他的翻泽紧扣原文，译笔流畅优美，颇受译界的好评。”并且把他和戈宝权列入俄苏文学翻译领域，有必要一提的两位翻译家。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读过蒋勋校订、耿济之翻译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并深深为它所打动，种下日后我喜好艺术的根苗。特别是三年多前的某个周六上午，固定和三个书友逛潘家园地摊。那时三十年代新文学版本早已罕见，并且价格扶摇直上。我早就舍弃文学创作，改买翻译文学。已经逛到快十一点，还是一无所获。就到快放弃的时候，突然在某个摊位上，看到一本精装屠格涅夫著、耿济之译《猎人日记》。由于久经岁月的风霜，已经将淡褐色的书皮摧残得有点蓬散和翘起，布面蒙上一层黑污。打开封面映人眼睛的，即是“敬赠宝权兄，译者一九三六，七，八。”虽然店主开价不低，但是那时已经为这十几个字昏头转向，只杀了五十元即掏钱买下。同行一位书友还怪我太冲动，不过因此激发我更加认识耿济之，才是真正发现的愉悦。
从耿济之和郑振铎说起
耿济之，原名耿匡，字孟邕，亦字济之，别号西溪，笔名蒙生、狄谟、C，Z，上海县人。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二月初七日。在上海初中毕业，因父亲在北平做事，转到北平上学，考上北平市立第一中学，在校成绩名列前茅。十八岁那年人俄文专修馆，与瞿秋白同学，瞿秋白比他低一班；两人的学习成绩都位居榜首。在那个时候，他对俄国文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还在校求学时，就翻译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尔奏鸣曲》与《幸福家庭》。
五四运动前一年，在北平铁路管理学校读书的郑振铎，爱好文史，开始接触国外社会学和俄国文学(英译本)，时常到北平青年会看书。郑振铎和瞿秋白因均住在东城，也常去青年会图书馆，从此他们三人成为好朋友。来年五四运动当天，北平三千余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并至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五天后，耿济之和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代表，郑振铎是铁路管理学校的代表，瞿世英是汇文大学的代表。他们因为经常开会，并且时常在一起活动，所以成为一个小单位。
后来更应北平青年会之邀，编辑《新社会》旬刊，四开一大张，主要由郑振铎负责集稿、编辑和校对，耿济之是他的助手。《新社会》旬刊销行甚广，远至四川、南洋各地，但不久就被北洋军阀查封，改出《人道》月刊，仅出一期，又因经济困难而夭折。1920年7月耿济之和沈颖等人翻译出版《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并由郑振铎、瞿秋白写序，是我国最早的、而且直接从俄文翻译的短篇小说选集。郑振铎接着还为他翻译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写序。
他与郑振铎除了合作翻译《国际歌》外，还合作翻译出版《俄罗斯戏曲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且两人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进步社团——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1920年11月23日，郑振铎、周作人等六人，到万宝盖胡同耿济之家，商议组织文学研究会的事。11月29日，他和郑振铎等人，借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开会，郑振铎被推举起草该会会章。12月4日，又在耿济之家开会，讨论并通过郑振铎写的《文学研究会简章》；并推周作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决定宣言起草好，便以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12人名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2月30日，文学研究会在京发起人还在他家开会，通过两星期来报名参加者名单。来年1月4日，在中央公园(现在的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成立大会；到会21人。由此可见文学研究会几乎是在耿济之家催生的，如今恐怕没有几个人记得有这回事了。
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他被推举为会计干事，郑振铎则被推举为书记干事。一个月后，他与郑振铎、茅盾、胡愈之等人编辑出版《文学旬刊》，并为该刊撰稿。他们原本准备和商务印书馆协议，由文学研究会再办一个杂志。那时正好高梦旦到北平，劝他们改革商务印书馆原有的《小说月报》，得到大家的赞同，并且由茅盾主编，其他的社员负责撰稿，耿济之的任务主要是为杂志翻译俄国小说。除此之外，他还在《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他的作品，是那时极少数，孜孜不倦、全心全意投入的俄苏文学翻译和研究家。
五四运动那一年，他毕业于北平俄义专修馆。毕业后，最初在外交部当练习生。1922年，与钱福芝结婚不久，被派往苏联，任赤塔中国领事馆领事。在赤塔三年，译了不少俄国小说。后调往伊尔库次克中同领事馆，任副领事，并代理领事，仍在从事翻译。在伊尔库次克两年，又调往列宁格拉特，任副领事。这时候，他才从西伯利亚调到苏联的中心，增加不少见识。但不久，他的心脏病开始发作。一年之后，不得不请假回家休养。在国内静养期间，还是不停地翻译，他实在是太热爱俄国文学了，简直可以说把翻译当作他毕生的志业。
在国内休息一年，又被派往赤塔中国领事馆，任领事。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便是在这个时候译成的。在西伯利亚一住又四年。他的心脏病又发作，只得请假回国。半年后，蒋廷黻任苏联大使，约他一同到苏联。他在大使馆任秘书，因大使馆的工作很忙，翻译的比较少。蒋氏回国后，他代理过大使几个月。后来被调往海参崴，任总领事。随着中日战争开始，他的工作越来越忙，血压渐渐升高，医生劝告他必须长期休养，便向外交部请假。提了几次辞呈，才获准。而东三省已被日本占领，只好转道欧洲，从意大利坐船回国。到了上海，政府已迁都重庆。休息一个月后、便赴香港，欲由广州到重庆。但在香港，他的心脏病复发，而且很严重，只好再回到上海。
在上海沦陷的几年内，他杜门索居，不轻易见人，只跟郑振铎、赵家璧、徐调孚、周予同和戈宝权等有限几个人来往。 但是他的家庭负担太重，没有别的工作做，只好整天埋头翻译。从前做外交官时代，他的翻译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从此以后的翻译却不得不为稻粱谋；直到他去世。抗战胜利后两个月，张嘉墩电招他到重庆，才随张氏飞往东北，任中长铁路理事会总务处之职。虽然这个工作很繁重，绝不是他所能应付，然而他不能不做下去，而且微薄的收入，并不能解决他的生计。仅仅过了两三个月，他又继续从事翻译的工作，最后在1947年3月2日下午三时，突患急性脑溢血症，与世长辞，享年仅五十岁。
耿济之虽然从小体弱多病，但是他热爱文学，特别是俄苏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即使他在苏联大使馆工作、最飞黄腾达的时期，正如郑振铎说的：“为了他的修养和翻译的努力，莫斯科的人士们知道他的很多。但他生性不善交际，且又沉默寡言，故没有多大活动。”所以他是一位个性平和，守本分的人。难怪王统照在他死后，追忆道：“不是由于生活逼迫，精神失调的原因，以他对于身体的相当注意，与其从容不迫，躁释矜平的个性，如果国内的一切使人充分乐观，大家的生活不致这么苦恼，我可断言：‘他纵有血压高的毛病，却不会死得如此迅速。”’令我们为那个时代的纷争感到可憎可恨，待何时政治人士才会好好善待知识分子!
与戈宝权的情谊
且莫感叹!让我们回到抗战胜利前，他送《猎人日记》给戈宝权的往事。
戈宝权，笔名宝权、葆全、北泉、北辰、苏牧、萧思明，别称宝公、K君。室名万卷书斋。江苏东台人。他生于191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十)。父亲戈嘱东是当地县城有名的教育家，叔父戈公振是现代著名的报人。1932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在校主修英语，选修法语，旁听日语。出社会后，自学俄语，至此与外国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著名的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特别他以翻译普希金的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而为妇孺皆知，被朋友戏称为“老渔夫”。1945年在红岩村，周恩来热情地把他介绍给毛泽东相见，毛氏夸他“你是个俄国文学专家”。
除了文学研究和翻译外，他的一生三大乐趣是：读书、写书、藏书，是当代颇有名气的藏书家。古今中外都有，多为善本、珍本，计两万余册。1986年他将所有藏书捐给他的家乡。政府为表彰他的义举，给了一笔可观的奖金，他以这笔款子，设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奖掖年轻的翻译工作者。2000年5月15日去世。
1935年，他担任天津大公报特派记者，长驻苏联。当时苏联政府邀请梅兰芳剧团访苏，他随团采访。并有幸在莫斯科广场举行检阅时遇到高尔基，与正在苏联访问的罗曼·罗兰夫妇。来年，他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参加了向奥斯特洛夫斯基遗体告别仪式，及高尔基的葬礼。后来，又应邀参加苏联举办的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那时，他为国内众多的报刊采写了数以百计的“苏联通讯”。也许因为这个工作的缘故，认识那时在苏联从事外交工作的耿济之。
并且茅盾在1938年3月28日致戈宝权函，曾提及“十四日寄上之信中，曾言及前次先生托耿济之兄带来之手示及俄译《动摇》，因在振铎兄抽屉里睡了半年多，直至‘八一三’后炮火逼迫振铎清理书桌，始发现而交与弟，当时弟尚以为耿济之兄又返了国，新近带来也。此事滑稽，然弟对先生实感抱歉。”可见他们两人早在抗战前就认识，而且交情匪浅，才会有这本签名本诞生人间。
如今两人均已谢世，虽然潘家园书贩兜售此历经尘埃的签名本，但是以它的书品之差，我是否会买下，还在未定之数。所幸书贩是个聪明人，立即为我展示扉页的签名，上面钤盖“耿济之印”，引起我的兴趣，才使我毫不犹豫地买下。让一旁与我逛冷摊的谢其章，频频劝我以后再买，都无效!真是应验了另一书友韦力的一款藏书章“嗜货好货均为一贪”，哪天请他来为我盖上。
他与郑振铎最早为《国际歌》(《赤色的诗歌——第三国际党的诵歌》)合译歌词。
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戈宝权，在他去世后说：
其实耿济之先生不只是我国一位最早和最著名的俄国文学的研究者和绍介者，同时还是一位工作得最久和工作力最强的翻译家。在他三十年来的文艺活动中，除去散见于报章杂志的各种绍介文字和译品不计外，他留给我们将近二十种成本的珍贵的翻译，并且又都是俄国文学中的代表作品。我国新旧两代的作家和读者，差不多都读过他的译品。耿济之先生现在虽已逝世，但是他的名字和事业，却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并在中国绍介俄国文学的历史上，占着一个光荣的地位和篇幅。
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给他的评价：“耿济之是最早直接从俄文翻译苏俄文学的译者，他的翻泽紧扣原文，译笔流畅优美，颇受译界的好评。”并且把他和戈宝权列入俄苏文学翻译领域，有必要一提的两位翻译家。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读过蒋勋校订、耿济之翻译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并深深为它所打动，种下日后我喜好艺术的根苗。特别是三年多前的某个周六上午，固定和三个书友逛潘家园地摊。那时三十年代新文学版本早已罕见，并且价格扶摇直上。我早就舍弃文学创作，改买翻译文学。已经逛到快十一点，还是一无所获。就到快放弃的时候，突然在某个摊位上，看到一本精装屠格涅夫著、耿济之译《猎人日记》。由于久经岁月的风霜，已经将淡褐色的书皮摧残得有点蓬散和翘起，布面蒙上一层黑污。打开封面映人眼睛的，即是“敬赠宝权兄，译者一九三六，七，八。”虽然店主开价不低，但是那时已经为这十几个字昏头转向，只杀了五十元即掏钱买下。同行一位书友还怪我太冲动，不过因此激发我更加认识耿济之，才是真正发现的愉悦。
从耿济之和郑振铎说起
耿济之，原名耿匡，字孟邕，亦字济之，别号西溪，笔名蒙生、狄谟、C，Z，上海县人。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二月初七日。在上海初中毕业，因父亲在北平做事，转到北平上学，考上北平市立第一中学，在校成绩名列前茅。十八岁那年人俄文专修馆，与瞿秋白同学，瞿秋白比他低一班；两人的学习成绩都位居榜首。在那个时候，他对俄国文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还在校求学时，就翻译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尔奏鸣曲》与《幸福家庭》。
五四运动前一年，在北平铁路管理学校读书的郑振铎，爱好文史，开始接触国外社会学和俄国文学(英译本)，时常到北平青年会看书。郑振铎和瞿秋白因均住在东城，也常去青年会图书馆，从此他们三人成为好朋友。来年五四运动当天，北平三千余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并至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五天后，耿济之和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代表，郑振铎是铁路管理学校的代表，瞿世英是汇文大学的代表。他们因为经常开会，并且时常在一起活动，所以成为一个小单位。
后来更应北平青年会之邀，编辑《新社会》旬刊，四开一大张，主要由郑振铎负责集稿、编辑和校对，耿济之是他的助手。《新社会》旬刊销行甚广，远至四川、南洋各地，但不久就被北洋军阀查封，改出《人道》月刊，仅出一期，又因经济困难而夭折。1920年7月耿济之和沈颖等人翻译出版《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并由郑振铎、瞿秋白写序，是我国最早的、而且直接从俄文翻译的短篇小说选集。郑振铎接着还为他翻译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写序。
他与郑振铎除了合作翻译《国际歌》外，还合作翻译出版《俄罗斯戏曲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且两人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进步社团——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1920年11月23日，郑振铎、周作人等六人，到万宝盖胡同耿济之家，商议组织文学研究会的事。11月29日，他和郑振铎等人，借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开会，郑振铎被推举起草该会会章。12月4日，又在耿济之家开会，讨论并通过郑振铎写的《文学研究会简章》；并推周作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决定宣言起草好，便以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12人名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2月30日，文学研究会在京发起人还在他家开会，通过两星期来报名参加者名单。来年1月4日，在中央公园(现在的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成立大会；到会21人。由此可见文学研究会几乎是在耿济之家催生的，如今恐怕没有几个人记得有这回事了。
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他被推举为会计干事，郑振铎则被推举为书记干事。一个月后，他与郑振铎、茅盾、胡愈之等人编辑出版《文学旬刊》，并为该刊撰稿。他们原本准备和商务印书馆协议，由文学研究会再办一个杂志。那时正好高梦旦到北平，劝他们改革商务印书馆原有的《小说月报》，得到大家的赞同，并且由茅盾主编，其他的社员负责撰稿，耿济之的任务主要是为杂志翻译俄国小说。除此之外，他还在《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他的作品，是那时极少数，孜孜不倦、全心全意投入的俄苏文学翻译和研究家。
五四运动那一年，他毕业于北平俄义专修馆。毕业后，最初在外交部当练习生。1922年，与钱福芝结婚不久，被派往苏联，任赤塔中国领事馆领事。在赤塔三年，译了不少俄国小说。后调往伊尔库次克中同领事馆，任副领事，并代理领事，仍在从事翻译。在伊尔库次克两年，又调往列宁格拉特，任副领事。这时候，他才从西伯利亚调到苏联的中心，增加不少见识。但不久，他的心脏病开始发作。一年之后，不得不请假回家休养。在国内静养期间，还是不停地翻译，他实在是太热爱俄国文学了，简直可以说把翻译当作他毕生的志业。
在国内休息一年，又被派往赤塔中国领事馆，任领事。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便是在这个时候译成的。在西伯利亚一住又四年。他的心脏病又发作，只得请假回国。半年后，蒋廷黻任苏联大使，约他一同到苏联。他在大使馆任秘书，因大使馆的工作很忙，翻译的比较少。蒋氏回国后，他代理过大使几个月。后来被调往海参崴，任总领事。随着中日战争开始，他的工作越来越忙，血压渐渐升高，医生劝告他必须长期休养，便向外交部请假。提了几次辞呈，才获准。而东三省已被日本占领，只好转道欧洲，从意大利坐船回国。到了上海，政府已迁都重庆。休息一个月后、便赴香港，欲由广州到重庆。但在香港，他的心脏病复发，而且很严重，只好再回到上海。
在上海沦陷的几年内，他杜门索居，不轻易见人，只跟郑振铎、赵家璧、徐调孚、周予同和戈宝权等有限几个人来往。 但是他的家庭负担太重，没有别的工作做，只好整天埋头翻译。从前做外交官时代，他的翻译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从此以后的翻译却不得不为稻粱谋；直到他去世。抗战胜利后两个月，张嘉墩电招他到重庆，才随张氏飞往东北，任中长铁路理事会总务处之职。虽然这个工作很繁重，绝不是他所能应付，然而他不能不做下去，而且微薄的收入，并不能解决他的生计。仅仅过了两三个月，他又继续从事翻译的工作，最后在1947年3月2日下午三时，突患急性脑溢血症，与世长辞，享年仅五十岁。
耿济之虽然从小体弱多病，但是他热爱文学，特别是俄苏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即使他在苏联大使馆工作、最飞黄腾达的时期，正如郑振铎说的：“为了他的修养和翻译的努力，莫斯科的人士们知道他的很多。但他生性不善交际，且又沉默寡言，故没有多大活动。”所以他是一位个性平和，守本分的人。难怪王统照在他死后，追忆道：“不是由于生活逼迫，精神失调的原因，以他对于身体的相当注意，与其从容不迫，躁释矜平的个性，如果国内的一切使人充分乐观，大家的生活不致这么苦恼，我可断言：‘他纵有血压高的毛病，却不会死得如此迅速。”’令我们为那个时代的纷争感到可憎可恨，待何时政治人士才会好好善待知识分子!
与戈宝权的情谊
且莫感叹!让我们回到抗战胜利前，他送《猎人日记》给戈宝权的往事。
戈宝权，笔名宝权、葆全、北泉、北辰、苏牧、萧思明，别称宝公、K君。室名万卷书斋。江苏东台人。他生于191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十)。父亲戈嘱东是当地县城有名的教育家，叔父戈公振是现代著名的报人。1932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在校主修英语，选修法语，旁听日语。出社会后，自学俄语，至此与外国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著名的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特别他以翻译普希金的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而为妇孺皆知，被朋友戏称为“老渔夫”。1945年在红岩村，周恩来热情地把他介绍给毛泽东相见，毛氏夸他“你是个俄国文学专家”。
除了文学研究和翻译外，他的一生三大乐趣是：读书、写书、藏书，是当代颇有名气的藏书家。古今中外都有，多为善本、珍本，计两万余册。1986年他将所有藏书捐给他的家乡。政府为表彰他的义举，给了一笔可观的奖金，他以这笔款子，设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奖掖年轻的翻译工作者。2000年5月15日去世。
1935年，他担任天津大公报特派记者，长驻苏联。当时苏联政府邀请梅兰芳剧团访苏，他随团采访。并有幸在莫斯科广场举行检阅时遇到高尔基，与正在苏联访问的罗曼·罗兰夫妇。来年，他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参加了向奥斯特洛夫斯基遗体告别仪式，及高尔基的葬礼。后来，又应邀参加苏联举办的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那时，他为国内众多的报刊采写了数以百计的“苏联通讯”。也许因为这个工作的缘故，认识那时在苏联从事外交工作的耿济之。
并且茅盾在1938年3月28日致戈宝权函，曾提及“十四日寄上之信中，曾言及前次先生托耿济之兄带来之手示及俄译《动摇》，因在振铎兄抽屉里睡了半年多，直至‘八一三’后炮火逼迫振铎清理书桌，始发现而交与弟，当时弟尚以为耿济之兄又返了国，新近带来也。此事滑稽，然弟对先生实感抱歉。”可见他们两人早在抗战前就认识，而且交情匪浅，才会有这本签名本诞生人间。
如今两人均已谢世，虽然潘家园书贩兜售此历经尘埃的签名本，但是以它的书品之差，我是否会买下，还在未定之数。所幸书贩是个聪明人，立即为我展示扉页的签名，上面钤盖“耿济之印”，引起我的兴趣，才使我毫不犹豫地买下。让一旁与我逛冷摊的谢其章，频频劝我以后再买，都无效!真是应验了另一书友韦力的一款藏书章“嗜货好货均为一贪”，哪天请他来为我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