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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还有可能返老还童，从头开始。然而，即使一切再来一次，在所有关键时刻，我会作别的选择吗？我会走相反的方向吗？我会变成另一个人吗？我想不会，这历史属于我自己。”
乐黛云的家在北京大学的燕南园，家门总是虚掩的，以方便来客的出入。乐教授退休15年了，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博士生还常到她家里上课，她有时也坐着轮椅去参加一些公开的讲座。她刚完成的新书《跨文化方法论初探》放在古琴边上，每天她会花一些时间弹古琴。她亲切热情，很乐意和年轻人交流，对年轻人的世界充满兴趣。
谈起往事，不管是欢愉还是困窘的经历，她都坦诚相告，每说一段往事往往伴随着爽朗的笑声。
作为重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乐黛云推动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中国的比较文学不同于欧美，它并非诞生于象牙塔中。清末明初，在西学东渐的文化大背景下，中国产生了比较文学。在20世纪20到30年代中国进入学术繁荣的黄金时期，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等都发表了重要的比较文学论著。但是跨文化文学研究课程的开设和内容设计都比较零散和随意，并没有涉及比较文学的学科源流和基本的理论方法和研究类型，也没有学科体制的安排和有意识的学科建设。
季羡林曾评价乐黛云：“以开辟者的姿态，筚路蓝缕，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门既旧又新的学科的重建或者说新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31年，乐黛云出生在贵阳市的乐家大院，她的父亲因为英语口试时口音太重而未考取北京大学，做了几年旁听生。回到贵阳后，成为一名英语教师，他新潮的思想和英伦打扮在贵阳颇有名气。乐黛云因此自小也接受西式教育，学习英文和古典音乐。
1946年，从西南联大归来的表哥向乐黛云带来了革命的信息。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闻一多如何痛斥国民党，如何被暗杀，悼念活动如何悲壮，学生运动如何红火，这让偏居西南一隅的乐黛云目瞪口呆，“简直是白活了！”她坚定地认为，“不打垮国民党是无天理，投奔革命队伍，必定是正义、新奇而浪漫的！”
1948年，17岁的乐黛云坐在货运卡车的大木箱上，颠簸地穿行在云雾和峭壁之间，过金城江、下柳州，上抵武汉，她要去的地方是正被炮火围城的北平，而身上仅有一纸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和7块银元。她不顾父亲对于战后中国将划江而治的判断，放弃了位于南方的中央大学，执意北上。她认为，北京大学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这一年的冬天，因为沈从文的赏识，乐黛云从英文系转入中文系，当时沈从文教授国文，系里还有废名、唐兰、齐良骥等著名教授。
很快，乐黛云就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青年组织，为解放军进入北平做前期工作。在深夜，她用手电筒校对革命宣传手册;在地图中，标出解放军攻城时需要保护的文物古建和外交住宅的方位;组织还委派她游说沈从文留在大陆。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告新中国的成立，18岁的乐黛云感到那时处都是“鲜花，阳光，青春，理想和自信”。
“那样的年纪，那样的时刻，年长者不容易有，后来人又难以体会，那种热情后来就成为我性格的一部分。”她對《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位自小学习英语和西方古典音乐、看欧洲小说美国电影的资产阶级小姐，从此摒弃了腐朽的“小资情调”，开始将苏联小说《库页岛的早晨》里那句话“生活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当成自己新的人生信条。
1950年的青年节，乐黛云作为学生代表上天安门城楼给刘少奇献花。
1952年，乐黛云在毕业后的第二天，与哲学系同学汤一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张辉是乐黛云的学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原本她有机会去担任北京市领导人彭真的秘书，也有机会成为一名外交官，但她喜欢学术，选择了留校教书。”
毕业后，乐黛云成为了著名学者王瑶的助手。王瑶学贯古今，不论是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他都具有深厚的学养，这对乐黛云的影响和帮助很大，为她日后研究比较文学打下很好的基础。乐黛云形容王瑶“是大海，能容下一切现代的、传统的，新派的、旧派的，开阔的、严谨的、大刀阔斧的和拘泥执著的”。
张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乐黛云身上同样传承了这种有容乃大的精神，她对学术的前沿性和经典性问题的关注始终如一，与王瑶先生的那一代老北大人是一脉相承的。”
1956年，因为和其他7位青年教师合办名为《当代英雄》的刊物，乐黛云被打成了右派。“当时的右派被分为六种，我是比较严重的‘极右派’，开除党籍，撤销公职，每月只有16元工资，并下乡劳动改造。”乐黛云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学生们经常问我学问为什么好，我说其实我的学问不好。我们这代人精力最好的20年时光就在批斗，写检查，垒猪圈，修水库，养猪放羊，赶驴打砖中度过。我们的时间被剥夺了。”乐黛云说。
下放劳改时，她会系上一条在人群里最扎眼、最鲜艳的头巾，以表达一种反抗。因为总不“认罪”，右派帽子始终不能摘掉。
1971年，北京大学二千余名教职工历时两年建立的江西鲤鱼洲“草棚大学”结束了，身为教员的乐黛云也随队回到北京，她的15年光阴随着“草棚大学”的农田、校舍一起荒芜了。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北京大学迎来了第一届欧美学生。北大中文系要求“摘帽右派”乐黛云为留学生开一门《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
乐黛云。
乐黛云回忆说：“当时教留学生没什么成绩可言，将来升职称，不算正规的成绩，所以没有人愿意做，我在系里地位比较低。其次是大家都害怕跟外国人接触，担心讲错话。中文系能讲英文的人也很少，我当时还能讲点英文，能和学生沟通。我上欧美班的课是中文英文混着讲，再发点英文的材料给他们。” 当时规定只能讲鲁迅文章和浩然的《金光大道》，乐黛云为确保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把“不让讲”的巴金、老舍、曹禺、徐志摩、闻一多也一一讲解，很受欧美学生的欢迎。在备课中，乐黛云发现这些中国作家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大，其中尼采的角色特别突出。尼采的超越平庸、超越旧我的理想，对晚清以来渴望推翻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981年，乐黛云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引起强烈的反响。它不但引发学界对研究尼采的兴趣，也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的空间。
这一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比较文学研究会，季羡林与钱钟书分别任会长和顾问，50岁的乐黛云任秘书长。她说自己就是“跑腿的”。这个比较文学研究会始终是一个民间独立研究会，并没有归属体制。
经人引荐，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专程到北大与乐黛云见面。在他们看来，《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突破了当时中国学界一贯完全从单纯的政治视角评价思想家、艺术家影响的观念，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和研究一名外国著名学者，并且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这是非常难得的。他邀请乐黛云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一年。哈佛大学是比较文学的创始者，世界上第一个比较文学系就在那里成立，这次进修之后被乐黛云认为是她比较文学研究道路上的重要节点。
1983年8月，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由此奠立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基础，这次讨论会由钱钟书主持，中美两国学术界的顶级人物纷纷到场。1984年，钱钟书的《管锥编》问世，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标志。
但热闹过后，中国的比较文学又沉寂下来，“说白了就是没有做具体工作的人。”乐黛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哈佛研修回国后，乐黛云回到北京大学，提出要建立比较文学研究所，但遭到了中文系和英语系的回绝。中文系的一些教员认为她中国文学不通，外国文学半拉子，就搞所谓的比较文学，根本行不通。就连丈夫汤一介也写了一首打油诗调侃她，“摸爬滚打四不像，翻江倒海野狐禅”。“他觉得我英文不太好，外国文学根基浅，中国文学古代部分也欠缺，建议我抱定一本书，把《文心雕龙》研究透了就算了。”可乐黛云不服。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一个不断‘革自己命’的人，不习惯于循规蹈矩，更不屑于人云亦云。”
此时，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正在创建深圳大学，北京大学是对口支援建设单位，乐黛云从这里看到了机会。她到这所如同白纸一张的大学兼任中文系主任。
在深圳大学，乐黛云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想法得到了校长张维的支持。在港台各高校捐赠的比较文学资料室里，乐黛云等人编著了一套8本的《中国比较文学丛书》。
乐黛云还想在深圳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对外她找到各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学者，对内则写信联系多家高校，最终国内有36个大学和研究机构表示了参会愿望，每家出资200元作为会费。之后经过上下一番奔走，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终于得到批准成立。学会组建第一届比较文学讲习班，授课专家来自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有超过200多青年教师参与。这次参加讲习班的成员也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黄埔一期”。
乐黛云认识到推广和普及比较文学在学科建设中的意义。当时以梁漱溟为主席、冯友兰为名誉院长的中国文化书院提出，要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文化书院是80年代“文化热”的重要阵地之一，乐黛云是首批加入中国文化书院的学者。
1987年，在她的推动下，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了首届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函授学员达到12000余人。他们是来自中国各地各个领域的知识人，其中有的人从山区赶来，带着纸笔，甚至干粮。因为不愿花钱租住已经很便宜的学生宿舍床位，他们就露天铺张草席睡在房檐下或凉亭里。
乐黛云就在屋檐下和凉亭里和他们聊天，一聊到深夜。她发现诸如“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仍然是知识分子普通的共识，尽管她试图讲述“男女平等平权”的道理，但大多数人认为“这根本不可行”。陈旧观念还占据着大多数人的心灵的事实，让乐黛云看到在大众中推广比较文学、加强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1990年，乐黛云回到北京大学，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大受学生们的欢迎。此时，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进入快速通道。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1993年期间，出版、发表的比较文学论著达到865篇，其中不乏上乘之作。乐黛云和钱林森主编的大型丛书《中国文学在国外》全套十本（已出6本），规模宏大、视角新颖，以丰富翔实的材料展示了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接受、变形和汇流，得到众多读者的赞赏。乐黛云和王宁主编的论文集《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世界格局中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就西方多种思潮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影响，以及西方的意象派诗歌、表现主义戏剧、现代主义小说对中国创作模式的冲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扎实的论证。
1993年，乐黛云在北京大学建起了比较文学博士点。1997年，中国官方正式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确定为文学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这是比较文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90年代末，乐黛云在自传文章中写到，“我似乎还有可能返老还童，从头开始。然而，即使一切再来一次，在所有关键时刻，我会作别的选择吗？我会走相反的方向吗？我会变成另一个人吗？我想不会，这历史属于我自己。”
2010年，汤一介在乐黛云80岁生日时又写了一首诗，他将“摸爬滚打四不像，翻江倒海野狐禪”改成了“摸爬滚打在他乡，翻江倒海开新章”。
她经常引用费孝通的话概括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清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那么就坚持下去。费孝通先生当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始终保持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心态，对我特别有启发意义。不管别人说什么，要勇往直前。你们说你们的，我做我的。”
但不同于费孝通所认为的“在这种情况下面纵向的传承很难继续”的悲观，乐黛云对于年轻人和当今社会保持着乐观，“因为我看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看到年轻人很多好的现象，特别是在一些90后的身上，他们思想独立，关心国家，特别是愿意投身到公益事业中去，他们对传统文化充满热情和兴趣，而且我还知道很多学生学习是非常用功，所以，我并不悲观。” 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乐黛云的家在北京大学的燕南园，家门总是虚掩的，以方便来客的出入。乐教授退休15年了，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博士生还常到她家里上课，她有时也坐着轮椅去参加一些公开的讲座。她刚完成的新书《跨文化方法论初探》放在古琴边上，每天她会花一些时间弹古琴。她亲切热情，很乐意和年轻人交流，对年轻人的世界充满兴趣。
谈起往事，不管是欢愉还是困窘的经历，她都坦诚相告，每说一段往事往往伴随着爽朗的笑声。
作为重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乐黛云推动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中国的比较文学不同于欧美，它并非诞生于象牙塔中。清末明初，在西学东渐的文化大背景下，中国产生了比较文学。在20世纪20到30年代中国进入学术繁荣的黄金时期，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等都发表了重要的比较文学论著。但是跨文化文学研究课程的开设和内容设计都比较零散和随意，并没有涉及比较文学的学科源流和基本的理论方法和研究类型，也没有学科体制的安排和有意识的学科建设。
季羡林曾评价乐黛云：“以开辟者的姿态，筚路蓝缕，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门既旧又新的学科的重建或者说新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新奇而浪漫的
1931年，乐黛云出生在贵阳市的乐家大院，她的父亲因为英语口试时口音太重而未考取北京大学，做了几年旁听生。回到贵阳后，成为一名英语教师，他新潮的思想和英伦打扮在贵阳颇有名气。乐黛云因此自小也接受西式教育，学习英文和古典音乐。
1946年，从西南联大归来的表哥向乐黛云带来了革命的信息。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闻一多如何痛斥国民党，如何被暗杀，悼念活动如何悲壮，学生运动如何红火，这让偏居西南一隅的乐黛云目瞪口呆，“简直是白活了！”她坚定地认为，“不打垮国民党是无天理，投奔革命队伍，必定是正义、新奇而浪漫的！”
1948年，17岁的乐黛云坐在货运卡车的大木箱上，颠簸地穿行在云雾和峭壁之间，过金城江、下柳州，上抵武汉，她要去的地方是正被炮火围城的北平，而身上仅有一纸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和7块银元。她不顾父亲对于战后中国将划江而治的判断，放弃了位于南方的中央大学，执意北上。她认为，北京大学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这一年的冬天，因为沈从文的赏识，乐黛云从英文系转入中文系，当时沈从文教授国文，系里还有废名、唐兰、齐良骥等著名教授。
很快，乐黛云就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青年组织，为解放军进入北平做前期工作。在深夜，她用手电筒校对革命宣传手册;在地图中，标出解放军攻城时需要保护的文物古建和外交住宅的方位;组织还委派她游说沈从文留在大陆。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告新中国的成立，18岁的乐黛云感到那时处都是“鲜花，阳光，青春，理想和自信”。
“那样的年纪，那样的时刻，年长者不容易有，后来人又难以体会，那种热情后来就成为我性格的一部分。”她對《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位自小学习英语和西方古典音乐、看欧洲小说美国电影的资产阶级小姐，从此摒弃了腐朽的“小资情调”，开始将苏联小说《库页岛的早晨》里那句话“生活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当成自己新的人生信条。
1950年的青年节，乐黛云作为学生代表上天安门城楼给刘少奇献花。
1952年，乐黛云在毕业后的第二天，与哲学系同学汤一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张辉是乐黛云的学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原本她有机会去担任北京市领导人彭真的秘书，也有机会成为一名外交官，但她喜欢学术，选择了留校教书。”
毕业后，乐黛云成为了著名学者王瑶的助手。王瑶学贯古今，不论是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他都具有深厚的学养，这对乐黛云的影响和帮助很大，为她日后研究比较文学打下很好的基础。乐黛云形容王瑶“是大海，能容下一切现代的、传统的，新派的、旧派的，开阔的、严谨的、大刀阔斧的和拘泥执著的”。
张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乐黛云身上同样传承了这种有容乃大的精神，她对学术的前沿性和经典性问题的关注始终如一，与王瑶先生的那一代老北大人是一脉相承的。”
1956年，因为和其他7位青年教师合办名为《当代英雄》的刊物，乐黛云被打成了右派。“当时的右派被分为六种，我是比较严重的‘极右派’，开除党籍，撤销公职，每月只有16元工资，并下乡劳动改造。”乐黛云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学生们经常问我学问为什么好，我说其实我的学问不好。我们这代人精力最好的20年时光就在批斗，写检查，垒猪圈，修水库，养猪放羊，赶驴打砖中度过。我们的时间被剥夺了。”乐黛云说。
下放劳改时，她会系上一条在人群里最扎眼、最鲜艳的头巾，以表达一种反抗。因为总不“认罪”，右派帽子始终不能摘掉。
1971年，北京大学二千余名教职工历时两年建立的江西鲤鱼洲“草棚大学”结束了，身为教员的乐黛云也随队回到北京，她的15年光阴随着“草棚大学”的农田、校舍一起荒芜了。
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一个不断“革自己命”的人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北京大学迎来了第一届欧美学生。北大中文系要求“摘帽右派”乐黛云为留学生开一门《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
乐黛云回忆说：“当时教留学生没什么成绩可言，将来升职称，不算正规的成绩，所以没有人愿意做，我在系里地位比较低。其次是大家都害怕跟外国人接触，担心讲错话。中文系能讲英文的人也很少，我当时还能讲点英文，能和学生沟通。我上欧美班的课是中文英文混着讲，再发点英文的材料给他们。” 当时规定只能讲鲁迅文章和浩然的《金光大道》，乐黛云为确保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把“不让讲”的巴金、老舍、曹禺、徐志摩、闻一多也一一讲解，很受欧美学生的欢迎。在备课中，乐黛云发现这些中国作家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大，其中尼采的角色特别突出。尼采的超越平庸、超越旧我的理想，对晚清以来渴望推翻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981年，乐黛云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引起强烈的反响。它不但引发学界对研究尼采的兴趣，也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的空间。
这一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比较文学研究会，季羡林与钱钟书分别任会长和顾问，50岁的乐黛云任秘书长。她说自己就是“跑腿的”。这个比较文学研究会始终是一个民间独立研究会，并没有归属体制。
经人引荐，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专程到北大与乐黛云见面。在他们看来，《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突破了当时中国学界一贯完全从单纯的政治视角评价思想家、艺术家影响的观念，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和研究一名外国著名学者，并且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这是非常难得的。他邀请乐黛云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一年。哈佛大学是比较文学的创始者，世界上第一个比较文学系就在那里成立，这次进修之后被乐黛云认为是她比较文学研究道路上的重要节点。
1983年8月，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由此奠立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基础，这次讨论会由钱钟书主持，中美两国学术界的顶级人物纷纷到场。1984年，钱钟书的《管锥编》问世，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标志。
但热闹过后，中国的比较文学又沉寂下来，“说白了就是没有做具体工作的人。”乐黛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哈佛研修回国后，乐黛云回到北京大学，提出要建立比较文学研究所，但遭到了中文系和英语系的回绝。中文系的一些教员认为她中国文学不通，外国文学半拉子，就搞所谓的比较文学，根本行不通。就连丈夫汤一介也写了一首打油诗调侃她，“摸爬滚打四不像，翻江倒海野狐禅”。“他觉得我英文不太好，外国文学根基浅，中国文学古代部分也欠缺，建议我抱定一本书，把《文心雕龙》研究透了就算了。”可乐黛云不服。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一个不断‘革自己命’的人，不习惯于循规蹈矩，更不屑于人云亦云。”
此时，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正在创建深圳大学，北京大学是对口支援建设单位，乐黛云从这里看到了机会。她到这所如同白纸一张的大学兼任中文系主任。
在全球意识观照下认识中国文化
在深圳大学，乐黛云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想法得到了校长张维的支持。在港台各高校捐赠的比较文学资料室里，乐黛云等人编著了一套8本的《中国比较文学丛书》。
乐黛云还想在深圳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对外她找到各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学者，对内则写信联系多家高校，最终国内有36个大学和研究机构表示了参会愿望，每家出资200元作为会费。之后经过上下一番奔走，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终于得到批准成立。学会组建第一届比较文学讲习班，授课专家来自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有超过200多青年教师参与。这次参加讲习班的成员也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黄埔一期”。
乐黛云认识到推广和普及比较文学在学科建设中的意义。当时以梁漱溟为主席、冯友兰为名誉院长的中国文化书院提出，要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文化书院是80年代“文化热”的重要阵地之一，乐黛云是首批加入中国文化书院的学者。
1987年，在她的推动下，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了首届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函授学员达到12000余人。他们是来自中国各地各个领域的知识人，其中有的人从山区赶来，带着纸笔，甚至干粮。因为不愿花钱租住已经很便宜的学生宿舍床位，他们就露天铺张草席睡在房檐下或凉亭里。
乐黛云就在屋檐下和凉亭里和他们聊天，一聊到深夜。她发现诸如“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仍然是知识分子普通的共识，尽管她试图讲述“男女平等平权”的道理，但大多数人认为“这根本不可行”。陈旧观念还占据着大多数人的心灵的事实，让乐黛云看到在大众中推广比较文学、加强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1990年，乐黛云回到北京大学，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大受学生们的欢迎。此时，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进入快速通道。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1993年期间，出版、发表的比较文学论著达到865篇，其中不乏上乘之作。乐黛云和钱林森主编的大型丛书《中国文学在国外》全套十本（已出6本），规模宏大、视角新颖，以丰富翔实的材料展示了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接受、变形和汇流，得到众多读者的赞赏。乐黛云和王宁主编的论文集《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世界格局中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就西方多种思潮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影响，以及西方的意象派诗歌、表现主义戏剧、现代主义小说对中国创作模式的冲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扎实的论证。
1993年，乐黛云在北京大学建起了比较文学博士点。1997年，中国官方正式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确定为文学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这是比较文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我并不悲观”
90年代末，乐黛云在自传文章中写到，“我似乎还有可能返老还童，从头开始。然而，即使一切再来一次，在所有关键时刻，我会作别的选择吗？我会走相反的方向吗？我会变成另一个人吗？我想不会，这历史属于我自己。”
2010年，汤一介在乐黛云80岁生日时又写了一首诗，他将“摸爬滚打四不像，翻江倒海野狐禪”改成了“摸爬滚打在他乡，翻江倒海开新章”。
她经常引用费孝通的话概括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清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那么就坚持下去。费孝通先生当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始终保持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心态，对我特别有启发意义。不管别人说什么，要勇往直前。你们说你们的，我做我的。”
但不同于费孝通所认为的“在这种情况下面纵向的传承很难继续”的悲观，乐黛云对于年轻人和当今社会保持着乐观，“因为我看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看到年轻人很多好的现象，特别是在一些90后的身上，他们思想独立，关心国家，特别是愿意投身到公益事业中去，他们对传统文化充满热情和兴趣，而且我还知道很多学生学习是非常用功，所以，我并不悲观。” 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