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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工业产出与固定投资仍不理想，实体经济仍在经历隆冬。尽管央行在2015年多次进行降息、降准，通过反周期操作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但是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仅为6.9%，创六年来新低。
但同时，资本市场的估值正在修复。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层级正在建造并且打通内生关系。未来，资本市场无疑应当正确地反映实体经济阴晴、务实地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功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怎样新的调整或者方向无疑是备受关心的。
《英才》杂志将邀请多位国内重量级经济学家，以真知灼见谏言中国经济。
（按姓氏拼音排序）
樊纲
退出紧缩的货币政策
2015年人民银行已经6次降准降息。被很多人认为是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我看来，这只是退出紧缩的货币政策。
中国2009年采取了刺激政策，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财政政策。但不久就产生了经济过热。因此，2010年初，政府就开始退出宽松政策。标志性事件就是住房限购，有钱不许买房子，这是一种非常严厉的行政手段。
与其同时，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包括各种货款的限制、加息、提高准备金率等。而且当时20%的准备金率是应对每年几千亿增长的外汇储备，为了对冲到这些外汇储备就大大提高了准备金率。
几年之后，时过境迁，现在中国经济已经不在过热，相反出现了通货紧缩，外汇储备也不再增长而是有所减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还实行当初的紧缩性政策，就是违背经济规律了。
任何宏观政策都是有时效性的。当时正确的政策，过了几年，情况变了之后就需要调整和改变。这两年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退出当年采取的紧缩政策。现在就是逐步退出，包括降低准备金率，降低利率。
也许有人认为，现在的基础利率并不高。但从大形势来看，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现在都是零利率，负利率。而我们是3%的基础利率。同时要考虑到中国现在有通货紧缩。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连续43个月是负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紧缩过度。
往前看，如果中国经济不再过热。货币政策也应该是中性的，要保持货币的正常供给。这个意义上，中国现在也谈不上宽松的刺激政策。总之，对政策的解读要放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经济状况的背景下，来思考整个政策的变化过程，而不是就事论事。
樊纲系中国改革经济基金研究会理事长，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高连奎
经济萧条导致产能过剩
中国产能是否过剩？首先要分清产能总体过剩，还是结构性过剩，显然是后者。而中国的业内人士从不认为自己所在的行业产能过剩，造成判断大相径庭的原因是主流观念掉入了统计的陷阱。
官方所说的产能过剩往往是根据统计报表而来，但是企业通常会有经济周期与淡旺季的概念，产能储备往往是为这两者做准备的，比如经济淡季时，产能利用率维持在百分之七八十是正常的，这样到了旺季时，企业才可以开足马力投入生产；同时，企业不仅要应对每年一轮的经济淡旺季，而且还要应对大概3年一轮的经济周期。因此储备产能是必要的，这也就是企业家和财经官员的区别，财经统计官员根据统计报表做决策，只看当期。企业家要布局长远，他们着眼的是三五年后的市场需求。水泥，钢铁，电解铝这些行业产能建设是需要周期的，不是说扩大就可以扩大的，都需要提前进行建设。
政府每几年就清理一次过剩产能，这已经成为中国通胀的根源。因为清理现阶段产能储备后，虽然表面达到供需平衡，但等到经济繁荣时，供需矛盾又会再次显现，供应跟不上需求，经济马上就通胀。
产能就像人的身体，小姑娘一个馒头都吃不完，整天干活的农民工五个馒头都吃不饱。中国经济也是，经济虚弱才显得产能过剩，经济一旦繁荣，产能马上短缺，现在要做的不是去产能，而是应该提高经济的产能吸纳能力。
经济萧条导致了产能过剩，显得每个行业都不好做，好像产能都在过剩，其实是经济萧条导致的，而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巨大错误。
我认为，首先应当放松货币，让经济重新恢复到每年8%—9%的增长，产能过剩问题自然化解。同时，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是财政转型问题。我认为应当采取结构性增税。结构性增税不是盲目提高现有税种的比例，不是加重企业负担，而是应该以全新的理念来支撑财政转型，甚至是一场新的财政革命。
在消费领域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其次，在工业领域可以适当增加成熟工业品和机器密集型产品；最后，将税收分为公共税收与专项税收。
高连奎系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员，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
梁红
超配两类行业
2015年中国实际GDP 增速很可能放缓至7%以下，这是中国罕见地连续两年没有完成年初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中国的新目标是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 年翻一番。若想按时完成这个目标，中国每年的GDP 平均增速需要达到6.56%，收入平均增速则需达到6.7%。
为此，改革需持续有效进行，同时继续实行逆周期政策操作，特别是在财政政策方面。倘若希望改革释放的红利能成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政府亟需在户籍制度、国企改革以及备受期待的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尽快落实提升效率，促进公平的改革承诺。
2016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前景展望并不像前两年那样清晰。综合来看，我认为市场重点在于阶段性及结构性机会。
这样的判断有两个原因。首先，宏观经济增长稳中偏弱，无风险利率被迫维持低位。现在外需缺乏亮点，国内需求方面，房地产应该比2015 年可能有所走弱，宏观上面依然面临稳增长压力，流动性有望继续宽松但并不会超预期。 其次，预计政府将继续降息并大幅降准，预判2016年GDP增长6.8%。预计A股盈利温和增长约4%左右，非金融9.8%。
增长压力将加大货币政策等周期性政策继续放松，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也将加大。财政政策有望加码，包括国企改革、财税政策、服务业、人口政策及户籍土地政策方面的改革有望继续推进。
当前沪深300估值11.5倍市盈率，非金融19倍，创业板市盈率74倍，资金面的宽松已经有一定预期。现在主要的下行风险包括增长低于预期、信用风险、汇率及与之相关的资金流出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等，主要的上行风险在于经济对于超低利率的反应、增长压力之下的保增长或改革力度的超预期。
目前市场已经有一定幅度的反弹，经济增长疲弱，但稳增长政策也有加码之势，总体氛围暂时相对平稳。
综合最新的宏观环境、行业进展、盈利及估值动态、机构仓位等因素，建议超配两类行业：一是在较弱的宏观背景之下仍能实现增长的，估值相对合理的大消费、大健康相关行业，包括食品饮料、轻工制造、传媒互联网、医疗保健及保险等板块；二是有政策支持或者可能会有变化的偏周期性板块，如新能源与电力设备、环保、公路铁路物流等。
梁红系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刘胜军
中国经济复苏的杀手
中国过去以高投资为主要动力的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缺陷。在银行体系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金融体制下，高投资意味着高债务。
根据麦肯锡的数据，中国企业部门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25%，位居全球最高之列。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不少企业之前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大宗商品、股市等投机性领域，资产价格大跌之后出现资金链断裂，最近引发抗议的“云南泛亚交易所”即为标志性案例；一些企业为了避免破产，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庞氏骗局；一些高杠杆企业本身所在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国平均的产能利用率已经下降到60%以下），尤其是与重化工业相关的煤炭、钢铁等领域。只要产能过剩不能消除，PPI将继续下行，不断侵蚀利润，令债务偿还更加困难。
“高杠杆、高产能”构成了经济复苏的杀手。在这样的局面下，会出现负面循环：好企业不投资，因为产能过剩导致投资机会匮乏；高债务企业会勒紧腰带，把资金优先用于偿债；银行会更加谨慎。当大量企业转向偿还债务时，就会出现经济学家所谓的“合成谬误”：每个企业都力图自保，但最终人人遭殃。
日本等国的教训表明，越是不愿面对去杠杆、去产能的痛苦，经济衰退时间就越长。长痛不如短痛。2008年金融风暴过后，美国之所以率先复苏，正是因为美国进行了迅速的去杠杆，而欧洲等国的持续低迷正是源于无力推进去杠杆。
在中国推动去杠杆去产能会面临更大的阻力。地方政府、企业主、银行都有动力掩盖问题，能拖就拖，这种大家都抱着“熬到其他企业先死去”的幻想进行博弈，最终导致短期问题长期化。僵尸企业不能淘汰，甚至可能最终把“好企业”也给拖垮。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淡化对GDP增长目标的追求。只要国家层面制定了增长指标，就会层层传递转化成“稳增长”的政治压力，令去杠杆去产能更加困难。
要放宽视野，即使短期经济增速有更大下滑但阵痛过后会迎来健康的复苏；另外，中央应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和银行继续向“僵尸企业”输血，为银行核销坏账提供更好的支持，包括向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和资产证券化；最后，改变地方官员考核机制，推动“有序去产能”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考核指标。
刘胜军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
陆挺
地方政府“无为而治”影响投资
当前微观层面活力不足是事实，全年GDP要达到7%的增速也确有困难。一方面，传统产业的市场需求不足，产品销售不畅，传统周期性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中国资源消耗型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新兴产业虽然近年来被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投入加大、产值快速增长，但是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体量总体还不够，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尚不足8%。当前，企业的融资成本仍然偏高、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仍然较少，企业税负仍然偏重，也是不争的事实。
转变发展方式背景下，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还没能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官员晋升都遵循“GDP锦标赛”制度，在经过多年高耗能粗放的增长后，当前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环境问题的担忧让这些因素越来越多的成为增长之外的一些考量，面对目前的债务负担和污染问题，可能存在“做多错多”的心理。地方政府的“无为而治”可以说也是投资增速“入冬”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在国内企业利润下降、违约风险增加，资产质量下降的背景下，金融体系中的“标准化”产品供给不足，“非标准化”产品风险难以厘清。金融机构面临着“资产荒”的现状。而同时，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步形式已走完，商业银行负债端成本可能居高难下，商业银行面临利差收窄、利润压缩的局面。资金逐利性或使得金融机构风险偏好被迫增加，进而导致未来的潜在风险又进一步增加。
模糊对GDP高增长率的诉求，有利于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预期，进而减少对宏观调控效力的不必要干扰。比如未来政府设定GDP增长目标时，可以设定为一个区间，而非一个具体的目标值。其重要的意义，在于不要盲目追求高增长的GDP水平，更应该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专注于改革的深度、转型的力度、创新的广度。
本届政府对改革的决心十分坚定，“调结构”的纲领也十分清晰，即通过市场化方向的深度改革和对过去增长模式的逐步切割，来达到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经济增长引擎的重构。随着未来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中国经济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成功，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中枢要下台阶，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就是从过去两位数的增长，向7%-8%的增速过渡，再逐渐向4%-5%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靠拢。不过这是一个跨度在10年，甚至更长的过程。 当前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资本积累处于下降趋势中，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主要靠提升生产率来驱动。未来中国经济要提高生产率，不仅仅是需要在需求端给予支持，也需要把供给端的改革提到更高的层次上来。
陆挺系华泰证券研究所所长，采访|本刊记者 孟德阳
朱海斌
未来经济增长靠新兴服务业
中国经济结构在近些年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三产业占总体GDP的比重日益增长。相反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
而且，整体GDP增速的小幅下滑掩盖了制造业下滑更为显著的事实。我们对经济活动的跟踪研究表明，制造业的实际状况甚至可能更弱。基于此，高度依赖能源和资源密集型的上游制造业的东北老工业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与黑龙江省）在2015年的经济尤为困难。
与制造业表现欠佳相一致的是投资下滑。其中最大的两个类别——制造业投资与房地产投资的增速都出现了显著下滑。
我们预计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进一步回落。我们预计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0.1%，而2016年将下降至9.8%。考虑到PPI通缩预计将从2015年的-5.2%收窄至2016年的-3.3%，实际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非常明显。
具体而言，预计制造业增速将从2015年的8.2%降至2016年的6.5%，房地产投资将会在2016年首现年度负增长降幅为2%。
服务业是2015年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考虑到股市调整后金融服务业将会减速，我们预计服务业增速将在2016年回落至7.5%-8%。
问题是，除股市调整因素外，服务业是否会经历更大的调整？担忧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与股市调整相关的财富效应将影响消费。其二，如果制造业表现仍然疲软，失业率将会上升、消费增长势头可能无法延续下去。
我们认为影响将是有限的。首先，股市变化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并不显著（在2015上半年股市繁荣时期消费并未增加），这或许是由于投资者入市比率仍非常低（约占总人口的7%-8%）且其边际消费倾向也较低。其次，服务业加速的主要原因是不正常的金融服务业增长，而传统消费的增速在近些年却有所降低。
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兴服务业的增长一直非常强劲。包括健康、教育、文化、娱乐、运动、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其他服务”类别几乎占到整个服务业的40%。这受益于收入增长、收入差距缩小，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改进。
此外，2015年的新增就业岗位主要来自服务业，这表明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
过去，制造业是主要引擎，服务业被动地相应增长，而在新经济体系中，服务业俨然能够独立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朱海斌系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
祝宝良
刺激政策收效甚微
2015年的经济形势中，消费的表现还算不错，出口受制于大环境，表现平平。因此，投资下滑无疑是2015年经济下滑的最主要原因。
以往投资所产生的问题也比较明显。首先就是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钢铁、有色、石油化工、煤炭、建材，现在还有部分汽车行业产能也比较过剩。这五个行业它占制造业的比重大概在1/3，这几年物价下跌80%是由这些行业造成的，利润下跌的一半是由这些行业造成的。
第二个问题是，房地产调整。房地产调整既有人口下降的原因，也有房地产背后的一些制度性问题，我个人认为房地产调整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到位。
中国的房地产有什么问题？从需求上来讲，按照城市常住人口计算，加起来没有1.15套房子，按照现在55%的城镇化来算，房子人均套数已经够了，基本达到国际水平。
问题在哪儿？下一步如果房子还有需求，这些需求的人是谁？我认为主要是跨区的1.5亿农民工的住房需求。未来一段时间要设计出来怎么让农民工买得起房子的制度，类似于美国住房支持的制度，甚至于搞一些住房和政策性银行来支持这些人的城市化。
企业投资的方向，将来就是产业发展的方向。过去讲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是短缺经济条件下的政策措施，主要是需求管理。经济不好了，很简单，大家圈一块地，搞一个开发区，然后一旦房地产有需求，钢铁、水泥、建材都有需求，这些就可以推上去。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过去三年，面对这样的刺激，经济运行已经耐受了，收效甚微。
未来宏观调控政策的改革或者创新应当更加注重供给的问题。居民的消费不再是模仿式的消费，而是个性化、享受性的消费，因此供给结构必须随之发生转变，消费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转向服务业，享受性的服务模式上去。因此供给的调控政策非常重要。这也可以避免新一轮的投资引起过热的现象。
祝宝良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
但同时，资本市场的估值正在修复。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层级正在建造并且打通内生关系。未来，资本市场无疑应当正确地反映实体经济阴晴、务实地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功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怎样新的调整或者方向无疑是备受关心的。
《英才》杂志将邀请多位国内重量级经济学家，以真知灼见谏言中国经济。
（按姓氏拼音排序）
樊纲
退出紧缩的货币政策
2015年人民银行已经6次降准降息。被很多人认为是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我看来，这只是退出紧缩的货币政策。
中国2009年采取了刺激政策，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财政政策。但不久就产生了经济过热。因此，2010年初，政府就开始退出宽松政策。标志性事件就是住房限购，有钱不许买房子，这是一种非常严厉的行政手段。
与其同时，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包括各种货款的限制、加息、提高准备金率等。而且当时20%的准备金率是应对每年几千亿增长的外汇储备，为了对冲到这些外汇储备就大大提高了准备金率。
几年之后，时过境迁，现在中国经济已经不在过热，相反出现了通货紧缩，外汇储备也不再增长而是有所减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还实行当初的紧缩性政策，就是违背经济规律了。
任何宏观政策都是有时效性的。当时正确的政策，过了几年，情况变了之后就需要调整和改变。这两年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退出当年采取的紧缩政策。现在就是逐步退出，包括降低准备金率，降低利率。
也许有人认为，现在的基础利率并不高。但从大形势来看，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现在都是零利率，负利率。而我们是3%的基础利率。同时要考虑到中国现在有通货紧缩。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连续43个月是负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紧缩过度。
往前看，如果中国经济不再过热。货币政策也应该是中性的，要保持货币的正常供给。这个意义上，中国现在也谈不上宽松的刺激政策。总之，对政策的解读要放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经济状况的背景下，来思考整个政策的变化过程，而不是就事论事。
樊纲系中国改革经济基金研究会理事长，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高连奎
经济萧条导致产能过剩
中国产能是否过剩？首先要分清产能总体过剩，还是结构性过剩，显然是后者。而中国的业内人士从不认为自己所在的行业产能过剩，造成判断大相径庭的原因是主流观念掉入了统计的陷阱。
官方所说的产能过剩往往是根据统计报表而来，但是企业通常会有经济周期与淡旺季的概念，产能储备往往是为这两者做准备的，比如经济淡季时，产能利用率维持在百分之七八十是正常的，这样到了旺季时，企业才可以开足马力投入生产；同时，企业不仅要应对每年一轮的经济淡旺季，而且还要应对大概3年一轮的经济周期。因此储备产能是必要的，这也就是企业家和财经官员的区别，财经统计官员根据统计报表做决策，只看当期。企业家要布局长远，他们着眼的是三五年后的市场需求。水泥，钢铁，电解铝这些行业产能建设是需要周期的，不是说扩大就可以扩大的，都需要提前进行建设。
政府每几年就清理一次过剩产能，这已经成为中国通胀的根源。因为清理现阶段产能储备后，虽然表面达到供需平衡，但等到经济繁荣时，供需矛盾又会再次显现，供应跟不上需求，经济马上就通胀。
产能就像人的身体，小姑娘一个馒头都吃不完，整天干活的农民工五个馒头都吃不饱。中国经济也是，经济虚弱才显得产能过剩，经济一旦繁荣，产能马上短缺，现在要做的不是去产能，而是应该提高经济的产能吸纳能力。
经济萧条导致了产能过剩，显得每个行业都不好做，好像产能都在过剩，其实是经济萧条导致的，而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巨大错误。
我认为，首先应当放松货币，让经济重新恢复到每年8%—9%的增长，产能过剩问题自然化解。同时，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是财政转型问题。我认为应当采取结构性增税。结构性增税不是盲目提高现有税种的比例，不是加重企业负担，而是应该以全新的理念来支撑财政转型，甚至是一场新的财政革命。
在消费领域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其次，在工业领域可以适当增加成熟工业品和机器密集型产品；最后，将税收分为公共税收与专项税收。
高连奎系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员，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
梁红
超配两类行业
2015年中国实际GDP 增速很可能放缓至7%以下，这是中国罕见地连续两年没有完成年初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中国的新目标是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 年翻一番。若想按时完成这个目标，中国每年的GDP 平均增速需要达到6.56%，收入平均增速则需达到6.7%。
为此，改革需持续有效进行，同时继续实行逆周期政策操作，特别是在财政政策方面。倘若希望改革释放的红利能成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政府亟需在户籍制度、国企改革以及备受期待的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尽快落实提升效率，促进公平的改革承诺。
2016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前景展望并不像前两年那样清晰。综合来看，我认为市场重点在于阶段性及结构性机会。
这样的判断有两个原因。首先，宏观经济增长稳中偏弱，无风险利率被迫维持低位。现在外需缺乏亮点，国内需求方面，房地产应该比2015 年可能有所走弱，宏观上面依然面临稳增长压力，流动性有望继续宽松但并不会超预期。 其次，预计政府将继续降息并大幅降准，预判2016年GDP增长6.8%。预计A股盈利温和增长约4%左右，非金融9.8%。
增长压力将加大货币政策等周期性政策继续放松，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也将加大。财政政策有望加码，包括国企改革、财税政策、服务业、人口政策及户籍土地政策方面的改革有望继续推进。
当前沪深300估值11.5倍市盈率，非金融19倍，创业板市盈率74倍，资金面的宽松已经有一定预期。现在主要的下行风险包括增长低于预期、信用风险、汇率及与之相关的资金流出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等，主要的上行风险在于经济对于超低利率的反应、增长压力之下的保增长或改革力度的超预期。
目前市场已经有一定幅度的反弹，经济增长疲弱，但稳增长政策也有加码之势，总体氛围暂时相对平稳。
综合最新的宏观环境、行业进展、盈利及估值动态、机构仓位等因素，建议超配两类行业：一是在较弱的宏观背景之下仍能实现增长的，估值相对合理的大消费、大健康相关行业，包括食品饮料、轻工制造、传媒互联网、医疗保健及保险等板块；二是有政策支持或者可能会有变化的偏周期性板块，如新能源与电力设备、环保、公路铁路物流等。
梁红系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刘胜军
中国经济复苏的杀手
中国过去以高投资为主要动力的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缺陷。在银行体系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金融体制下，高投资意味着高债务。
根据麦肯锡的数据，中国企业部门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25%，位居全球最高之列。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不少企业之前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大宗商品、股市等投机性领域，资产价格大跌之后出现资金链断裂，最近引发抗议的“云南泛亚交易所”即为标志性案例；一些企业为了避免破产，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庞氏骗局；一些高杠杆企业本身所在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国平均的产能利用率已经下降到60%以下），尤其是与重化工业相关的煤炭、钢铁等领域。只要产能过剩不能消除，PPI将继续下行，不断侵蚀利润，令债务偿还更加困难。
“高杠杆、高产能”构成了经济复苏的杀手。在这样的局面下，会出现负面循环：好企业不投资，因为产能过剩导致投资机会匮乏；高债务企业会勒紧腰带，把资金优先用于偿债；银行会更加谨慎。当大量企业转向偿还债务时，就会出现经济学家所谓的“合成谬误”：每个企业都力图自保，但最终人人遭殃。
日本等国的教训表明，越是不愿面对去杠杆、去产能的痛苦，经济衰退时间就越长。长痛不如短痛。2008年金融风暴过后，美国之所以率先复苏，正是因为美国进行了迅速的去杠杆，而欧洲等国的持续低迷正是源于无力推进去杠杆。
在中国推动去杠杆去产能会面临更大的阻力。地方政府、企业主、银行都有动力掩盖问题，能拖就拖，这种大家都抱着“熬到其他企业先死去”的幻想进行博弈，最终导致短期问题长期化。僵尸企业不能淘汰，甚至可能最终把“好企业”也给拖垮。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淡化对GDP增长目标的追求。只要国家层面制定了增长指标，就会层层传递转化成“稳增长”的政治压力，令去杠杆去产能更加困难。
要放宽视野，即使短期经济增速有更大下滑但阵痛过后会迎来健康的复苏；另外，中央应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和银行继续向“僵尸企业”输血，为银行核销坏账提供更好的支持，包括向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和资产证券化；最后，改变地方官员考核机制，推动“有序去产能”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考核指标。
刘胜军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
陆挺
地方政府“无为而治”影响投资
当前微观层面活力不足是事实，全年GDP要达到7%的增速也确有困难。一方面，传统产业的市场需求不足，产品销售不畅，传统周期性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中国资源消耗型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新兴产业虽然近年来被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投入加大、产值快速增长，但是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体量总体还不够，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尚不足8%。当前，企业的融资成本仍然偏高、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仍然较少，企业税负仍然偏重，也是不争的事实。
转变发展方式背景下，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还没能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官员晋升都遵循“GDP锦标赛”制度，在经过多年高耗能粗放的增长后，当前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环境问题的担忧让这些因素越来越多的成为增长之外的一些考量，面对目前的债务负担和污染问题，可能存在“做多错多”的心理。地方政府的“无为而治”可以说也是投资增速“入冬”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在国内企业利润下降、违约风险增加，资产质量下降的背景下，金融体系中的“标准化”产品供给不足，“非标准化”产品风险难以厘清。金融机构面临着“资产荒”的现状。而同时，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步形式已走完，商业银行负债端成本可能居高难下，商业银行面临利差收窄、利润压缩的局面。资金逐利性或使得金融机构风险偏好被迫增加，进而导致未来的潜在风险又进一步增加。
模糊对GDP高增长率的诉求，有利于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预期，进而减少对宏观调控效力的不必要干扰。比如未来政府设定GDP增长目标时，可以设定为一个区间，而非一个具体的目标值。其重要的意义，在于不要盲目追求高增长的GDP水平，更应该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专注于改革的深度、转型的力度、创新的广度。
本届政府对改革的决心十分坚定，“调结构”的纲领也十分清晰，即通过市场化方向的深度改革和对过去增长模式的逐步切割，来达到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经济增长引擎的重构。随着未来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中国经济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成功，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中枢要下台阶，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就是从过去两位数的增长，向7%-8%的增速过渡，再逐渐向4%-5%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靠拢。不过这是一个跨度在10年，甚至更长的过程。 当前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资本积累处于下降趋势中，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主要靠提升生产率来驱动。未来中国经济要提高生产率，不仅仅是需要在需求端给予支持，也需要把供给端的改革提到更高的层次上来。
陆挺系华泰证券研究所所长，采访|本刊记者 孟德阳
朱海斌
未来经济增长靠新兴服务业
中国经济结构在近些年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三产业占总体GDP的比重日益增长。相反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
而且，整体GDP增速的小幅下滑掩盖了制造业下滑更为显著的事实。我们对经济活动的跟踪研究表明，制造业的实际状况甚至可能更弱。基于此，高度依赖能源和资源密集型的上游制造业的东北老工业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与黑龙江省）在2015年的经济尤为困难。
与制造业表现欠佳相一致的是投资下滑。其中最大的两个类别——制造业投资与房地产投资的增速都出现了显著下滑。
我们预计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进一步回落。我们预计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0.1%，而2016年将下降至9.8%。考虑到PPI通缩预计将从2015年的-5.2%收窄至2016年的-3.3%，实际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非常明显。
具体而言，预计制造业增速将从2015年的8.2%降至2016年的6.5%，房地产投资将会在2016年首现年度负增长降幅为2%。
服务业是2015年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考虑到股市调整后金融服务业将会减速，我们预计服务业增速将在2016年回落至7.5%-8%。
问题是，除股市调整因素外，服务业是否会经历更大的调整？担忧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与股市调整相关的财富效应将影响消费。其二，如果制造业表现仍然疲软，失业率将会上升、消费增长势头可能无法延续下去。
我们认为影响将是有限的。首先，股市变化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并不显著（在2015上半年股市繁荣时期消费并未增加），这或许是由于投资者入市比率仍非常低（约占总人口的7%-8%）且其边际消费倾向也较低。其次，服务业加速的主要原因是不正常的金融服务业增长，而传统消费的增速在近些年却有所降低。
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兴服务业的增长一直非常强劲。包括健康、教育、文化、娱乐、运动、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其他服务”类别几乎占到整个服务业的40%。这受益于收入增长、收入差距缩小，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改进。
此外，2015年的新增就业岗位主要来自服务业，这表明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
过去，制造业是主要引擎，服务业被动地相应增长，而在新经济体系中，服务业俨然能够独立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朱海斌系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
祝宝良
刺激政策收效甚微
2015年的经济形势中，消费的表现还算不错，出口受制于大环境，表现平平。因此，投资下滑无疑是2015年经济下滑的最主要原因。
以往投资所产生的问题也比较明显。首先就是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钢铁、有色、石油化工、煤炭、建材，现在还有部分汽车行业产能也比较过剩。这五个行业它占制造业的比重大概在1/3，这几年物价下跌80%是由这些行业造成的，利润下跌的一半是由这些行业造成的。
第二个问题是，房地产调整。房地产调整既有人口下降的原因，也有房地产背后的一些制度性问题，我个人认为房地产调整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到位。
中国的房地产有什么问题？从需求上来讲，按照城市常住人口计算，加起来没有1.15套房子，按照现在55%的城镇化来算，房子人均套数已经够了，基本达到国际水平。
问题在哪儿？下一步如果房子还有需求，这些需求的人是谁？我认为主要是跨区的1.5亿农民工的住房需求。未来一段时间要设计出来怎么让农民工买得起房子的制度，类似于美国住房支持的制度，甚至于搞一些住房和政策性银行来支持这些人的城市化。
企业投资的方向，将来就是产业发展的方向。过去讲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是短缺经济条件下的政策措施，主要是需求管理。经济不好了，很简单，大家圈一块地，搞一个开发区，然后一旦房地产有需求，钢铁、水泥、建材都有需求，这些就可以推上去。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过去三年，面对这样的刺激，经济运行已经耐受了，收效甚微。
未来宏观调控政策的改革或者创新应当更加注重供给的问题。居民的消费不再是模仿式的消费，而是个性化、享受性的消费，因此供给结构必须随之发生转变，消费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转向服务业，享受性的服务模式上去。因此供给的调控政策非常重要。这也可以避免新一轮的投资引起过热的现象。
祝宝良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