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第一家庭的纷争尘埃未落，该国外交界多名资深外交官的隔空大论战又罕见上演。据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3日报道，该国资深外交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1日在《海峡时报》刊登文章，称新加坡应以中东国家与卡塔尔断交为前车之鉴，牢记“小国应有小国的作为”。他认为，随着新加坡进入后李光耀时代，外交行为也应改变。随后，这番言论引发了新加坡巡回大使比拉哈里、新加坡前外长、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等人的批驳。随后该国多名资深外交官學者卷入其中，论战“小国外交”。
　　笔者虽无意涉入此次论争，但窃以為，新加坡外交在步入后李光耀时代以来“风波不断”的现实应引致新加坡外交界人士的深思。
　　新加坡并非典型的“小国”
　　众所周知，新加坡在国际政治中素来以“小国大外交”闻名，而“小国大外交”的关键无疑在于软硬兼具、阴阳平衡。这里的软硬兼具、阴阳平衡在不同的语境下，含义也有所不同。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新加坡这个国家，也即在国际政治中，新加坡到底算不算典型的“小国”？
　　如果仅从国土面积、人口等因素来看，新加坡作为“狮城”仅仅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小红点”，自然属于小国。在这一语境下，新加坡“小国大外交”的软硬兼具、阴阳平衡则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的“大国平衡”战略及“毒虾策略”，其二是李光耀个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广受尊重的地位及其与中美等大国领导人的私谊，这二者作为新加坡外交的软硬两面使新加坡外交在李光耀时代保持着大体的阴阳调和。基于此，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的“小国大外交”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当然，如若以新加坡目前作为东南亚唯一发达国家的身份来考察，它又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小国”。众所周知，新加坡在金融、国际仲裁（法律）、城市规划与管理、商业环境、人才等领域拥有着其他大多数亚洲国家难以企及的竞争力。由此来看，在一个和平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新加坡在军事化因素以外拥有的竞争力着实可以使其扮演着一个“大国角色”。
　　此外，新加坡外交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国际规范、制度与国际组织（乃至国际道德）等非权力因素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日渐凸显。在这样的环境下，新加坡不仅可以在发挥其竞争力方面游刃有余，还可以根据自身坚持的国际规范在国际政治环境中争取更多的确定性和安全感。虽然新加坡在某些方面具备“大国的角色”，也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和多边外交中依赖于国际规范获得与大国同等的“地位”，但这并不能改变新加坡作为一个“狮城”本身具有的脆弱性。对此，李光耀比谁都明白，而这恰是他拟定新加坡外交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外交“阴阳失调”
　　李光耀的逝世无疑在新加坡国史上具有分水岭一般的意义，至少对新加坡外交来说是极其显著的。那么，李光耀的逝世到底使新加坡外交失去了什么？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尽管时常会被忆及，但李光耀在国际舞台上备受尊重的地位及其与中美等大国领导人的私谊已经构不成新加坡外交的一项重要影响因素，而新加坡再出现一个李光耀式的、在国际舞台上备受尊重的人物，近乎不可能。
　　第二，新加坡外交展现出异常的“死板”、机械，失去了李光耀时期依赖于领导人间关系及非正式场合的变通，失去了“相互留面子”的精神。
　　第三，本来作为新加坡寻找更多确定性和安全感的国际规范，由于新加坡外交呈现出的“死板”、机械和近乎偏执也变了性质，它不再是新加坡外交“软”的成分，反而变为新加坡外交“硬”的内涵。
　　由此来看，新加坡外交失去了很多“软”的因素，而传统的“大国平衡”与“毒虾策略”在后李光耀时代却与外交的机械、国际规范的“硬性特质”产生了化学反应，新加坡外交“硬”的一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强态势。受此影响，新加坡外交难免软硬失衡、阴阳失调，而近几年来新加坡外交面临的纷纷扰扰也大都可以从中找到原因。
　　显然，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加坡外交界人士确实应该从李光耀、拉惹勒南等老一代领导人和外交家那里汲取更多外交智慧。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