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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对暴力的定义是，“蓄意地运用躯体的力量或权力，对自身、他人、群体或社会进行威胁或伤害，造成或极有可能造成损伤、死亡、精神伤害、发育障碍或权益的剥夺”。[1]WHO的定义是从保障人的健康和把暴力作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的角度出发的，所以定义的包含力很强。不过对于校园暴力来说，过宽的定义有可能削弱理解的准确性，因此还不必把学生自杀及其他自虐行为包括其中。本文从“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出发，以中小学为主要范围，将校园暴力定义为，发生在学校内或者相关区域、活动中，以故意伤害他人为意图，针对学校、学校成员特别是学生的暴行、破坏，尤其是侵害生命、健康的行为。
一、校园暴力趋于严重的表现
据“少年儿童人身伤害问题研究”课题的调查，少年儿童对暴力伤害的恐惧比其他伤害要严重，他们对“害怕受到别人威胁、打骂”的选择比例高达41.2%。[2]据2001年的一项调查，10.5%的孩子面临校园暴力的威胁，94%的孩子认为在社会中自身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另据北京市有关部门对1万名学生进行的调查，40%的学生在校内外遭遇过同学和社会青年索要财物。[3]
从明显表现出来的情形看，暴力行为发生率与程度都有所增加，在各地，殴打、恐吓、勒索等个案以及暴力程度有增长的趋势。校园暴力行为的发生已经具有地区普遍性，并且不限于特定的时间阶段发生，如毕业前夕或者某一个季节，而是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发生。校园暴力行为的结伙情形比较明显，在斗殴、勒索、行凶等行为中，两人以上共同作为的情形是相当普遍的，这一点显著地区别于社会上的一般成人的犯罪。校园暴力行为的发生常常以校外的不良帮派作为支持，或者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校园暴力行为的加害人和被害人往往呈互动关系，不少校园暴力中，被害人本身的不良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就是引发校园暴力的原因，或者也是校园暴力的一部分。
校园暴力是英美等国家学校安全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美国1981年至1990年之间，18岁以下的少年在暴力犯罪的各个项目中都显著地增加。1990年间，因暴力犯罪而遭逮捕的23060人未满15岁，1270人未满10岁。[4]在美国校园里，大部分的暴力攻击行为是学生施加于其他学生身上的。学生受暴力攻击的相关因素显示，七年级的学生最有可能被攻击，十二年级的学生可能性最低，大约13岁左右身体被攻击的危险性最大，其中48%的事件中攻击者与受害者都是同一种族的，42%的事件中种族不同。同时，一个学校里如果某一少数民族的人数少，其成员越有可能被其他种族的成员攻击。1990年一项被称为“进退两难”的报告（Caught in the Crossfire）描述，枪械武器在近年来的校园暴力剧增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986年到1990年，71人（其中65个学生和6个学校雇员）在校园中被枪杀，另有201人受重伤，242人曾经在枪口下当人质。这些校园枪击暴力主要起因于帮派和毒品纠纷（18%）、长期争吵（15%）、感情纠纷（12%）、争夺财物（10%）及意外事件（13%）。[5]研究人员认为已经表述出来的资料可能被明显地低估了，“事实上，据估计校园中确实的暴力破坏可能比目前所知道的高出百分之五十”。[6]
二、校园暴力形成和增长的相关因素
犯罪心理学是常用的一种解释校园暴力的理论。校园暴力的加害者常属于低自我控制者，具有冲动性格和暴力倾向；学生被害人常属于低自尊和低成就感者。严重的校园暴力中加害者和被害者往往具有相同的人格和心理特质，具有重叠现象，被害与加害互为影响因素，部分被害人在受害后转而成为加害者。可能是因为个人属性会影响学生的生活、交友方式进而影响个人暴露在受害情境中的机会，最后影响到个人是否受害。而那些女性、弱小学生，容易从众者，可能成为被欺侮的对象，却较少成为严重暴力行为的加害对象。那些在学校表现较好、没有什么不良朋友的学生，较少成为校园暴力的加害对象。可能是因为他们与加害者的生活方式不相似，交往机会不多，因而将自己隔绝于加害人，降低了成为受害目标的方便性、诱发性和易于受害的可能性。[7]具有病态人格特质的学生，因为不具有罪恶感，缺乏良好人际关系，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爱和被爱的能力，无社会适应人格，其反社会行为经常与社会规范相抵触，常常被本能的欲念所驱使，因而容易发生暴力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还有一些青少年有时遭遇内心的痛苦、焦虑、挫折，而无法自我控制或者采用适当的方法去处理，就会试图用暴力的方法加以解决。
犯罪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理论也有一些对校园暴力成因的解释。紧张理论认为，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学生全面发展，容易使青少年身心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往往由于功课的压力和挫折，造成紧张亚文化焦虑，在无法得到适时排解的情况下，容易产生暴力行为。社会失范理论认为，近年来社会急剧变迁，社会人际关系日渐疏离，社会控制能力削弱，社会无序状态加重。加上不良环境的诱惑，容易使少年逃学、逃家，游荡在外，结交帮派，发生打架斗殴等暴力行为。犯罪学的标签理论也常用于解释相关现象。少年在偏差行为的初期就受到严厉谴责甚至羞辱，被贴上不良的标签，会使这些少年产生适应上的困扰。于是，这些少年自暴自弃，以更为严重的偏差甚至暴力行为，来否定社会，或者进行防卫和适应。社会学的社会过程理论经常被用以说明家庭对于子女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具有校园暴力行为的学生家庭有这样一些特征：形式上或实质上的家庭破碎；家庭不和谐；家庭的经济水平低于一般家庭；父母染有恶习或者犯罪行为。[8]另外，从社会与教育层面上看，还有许多因素对形成校园暴力有着影响。青少年成长的环境中充满暴力，耳濡目染，自然会有较高的暴力倾向。大众传媒内容的不良影响，包括暴力、血腥、色情等，使人格未成熟的青少年容易在无意中形成暴力倾向行为模式，误认为只有暴力才能解决问题。
校园暴力与校园帮派(school gangs)有着紧密的关系。校园帮派就是学校学生组织，或者在一定时期具有相对稳定性，有较为明确的为首者，从事结伙性暴力行为或者以集体为后盾的个别暴力行为的群体。学生涉入帮派主要是因为：（1）学习上的失败，成绩不好，经受发展的挫折，很容易被帮派吸收；（2）寻求被尊重的感觉，帮派的活动使他们感觉到自我，独立自主和被尊重、被认同，消除了孤立感；（3）满足未成年人进入成人世界的心理需求，帮派允许青少年从父母的控制中独立出来，协助走向更为成熟的境界；（4）加入帮派可以获得保护，或者增强欺凌他人的优势；（5）加入帮派迎合了部分青少年低级文化价值观，一些青少年崇尚暴力，强悍狡诈，惹事生非，以纹身为荣耀，而帮派的活动，与这些低级价值观正好是一致的。
帮派成员的“责任分散”是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研究攻击行为的专家认为，“人们在他人在场时会降低对自己行为结果的责任感。所以处在人群中，可能会有更多的攻击行为”，“这种现象称为去个性化。所谓去个性化（或个性弱化）（deindividuation）是指个人在群体意识的影响下暂时丧失了自知力，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匿名地与群体合为一体的心理状态。这就造成了减少对冲动行为的约束，使其认知和情绪与难以控制的暴民行为相结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一群暴民中，人们可能会作出不负责任的攻击行为，因为他们以为比起单独做这种事，他们在群体中就不大可能被抓到或被处罚”。[9]
美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15%的青少年认为帮派在校园中十分活跃，甚至16%的学生曾目睹帮派威胁老师。美国政府所进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17%的七年级至十一年级学生在其学校生活中曾经涉入帮派。[10]在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似乎出现了更多的帮派，更多的帮派青少年涉及毒品，这些青少年更多地使用暴力，不论是在街头还是在校园。[11]
三、治理校园暴力的途径
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在防范校园暴力方面，承担着规划、财政支持和行政管理的职责。2005年6月15日年教育部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六条措施》，公安部同时制定了《公安机关维护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八条措施》，这对促进全国的学校安全，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要消解校园暴力，必须在政府主导下，实施以下两个“三方合作”。
1.学校、社区、警察三方合作
防范和处置校园暴力，是学校重要的工作目标。“要帮助学校研究它自己的工作以便采取适当的方式限制或制止大部分是由经济和社会的混乱引起的暴力事件的影响。如果全社会的人都认为学校缺乏主动性，认为它已变得如此的柔弱，以致除了靠警察保护以外，便无其他办法可想的话，那情况就严重了”。[12]校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所作所为影响着学校的社会风气、心理风气，这种风气反过来又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同时影响犯罪行为的发生。Arnold甚至说：“运气好的学校被指派了一位恰当的校长人选，暴力和破坏问题往往就可迎刃而解”。[13]研究表明，学校领导管理风格与校园暴力具有相关性，校长坚定、公平、一致的领导风格与学生的低攻击性有关，而独断的风格往往与学生的高攻击性相关。[14]杜威认为，教育是社会的职能，而学校是特殊的环境：“学校环境的职责，在于尽力排除现存环境中的丑恶现象，以免影响儿童的心理习惯。学校要建立一个净化的活动环境。选择的目的不仅是简化环境，而且要清除不良的东西。每一个社会都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旧时留下的废物以及确实是邪恶的东西所累，阻碍进步。学校有责任从环境中排除它所提供的这些坏东西，从而尽其所能抵制它们在通常社会环境中的影响”。[15]
学校在维护学校安全中应该加强与社区、警察的联系，把学校安全纳入警察的社区警务工作中。在这方面，“德阳模式”值得借鉴。四川省德阳市兴隆中学距离场镇有4公里，一些学生拉帮结派，携带刀具，打架斗殴以及盗窃，社会不良青年也经常骚扰学校。从1999年到2001年初，该镇查处的盗窃、抢劫、敲诈勒索和聚众斗殴等案件中，有30多人是在校学生。兴隆派出所在学校建立了警务室，把学校安全纳入社区警务安排之中。警务室会同学校领导对有违法违纪等行为的不良学生重点进行家访并逐一帮助教育。在学生相对集中、上学放学沿线途经的9个村建立监控点，选出30多名家长代表组成“维权监督岗”，成立了由学校、家庭、住校民警组成的帮教组织。从2001年12月建立学校警务室开始到2002年7月，校园周边和沿线未发生一起治安、刑事案件，校园秩序良好，学生违法违纪现象得到控制。2003年学生在校内的违纪事件与2002年同比下降85%，从2004年至2006年10月，学生在校内外都没有发生违法违纪事件。2005年4月德阳市将兴隆镇“警校共育”的经验推广到全市。2006年4月25日，公安部在德阳召开现场会，高度肯定了“德阳经验”。2006年10月13日，公安部、教育部召开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再次深入推广“德阳经验”。
2.教师、学生、家庭三方合作
教师在降低校园暴力和攻击行为方面明显地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教师并不是唯一的关键性因素。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消解校园暴力的重要条件。“为了避免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愈来愈在学校中蔓延，为了避免贫困的居民区中的学校生活的危机愈来愈严重，我们应当帮助教师不要为了保护自己，动不动就拿学校的校规去压制那些来自下层的或危险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学生。教师们应当认识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学校的教学效果，首先是有赖于师生间的关系的质量（这种质量当然不是以降低传授的知识的水平为代价而获得的）。从整体上看，学校的教学计划的安排，在许多方面要看教师在困难的情况下能完成多少任务而定。”[16]教师对问题学生或者说制造麻烦学生（trouble-makers）的教育辅导，直接发挥着消解校园暴力的作用。来自教师的歧视，是一些学生在不良少年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推动因素。教师动不动就训斥或者挖苦学生，给学生戴上“捣乱分子”、“不良少年”的帽子，甚至当众断言学生今后一定会走上犯罪道路，将会刺激学生破罐子破摔。有些教师出于偏见心理，有意识歧视个别学生，而很多教师则是无意识的，流露出讨厌和不满的心情。“下层阶级学生特别是学习不大好的下层阶级学生，一般认为老师对他没有多少感情。这种否定态度会降低他的自信心和上进心，老师对他就更没有感情，这又进一步影响他的自信心和上进心”。[17]
学生自觉遵守学校各项纪律尤其是安全规则，服从学校和教师的安全管理，调整学生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及时向教师报告各种危险情形，躲避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种种危险，在其能力范围内参与危机事件的处置，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治理校园暴力的途径和措施。学生之间暴力冲突的发生，往往起源于那些不起眼的小小矛盾和摩擦，而这些起初的矛盾通常是可以通过交流沟通来化解的。充分的思想交流可以使群体更加包容，消除学生的被抛弃感。“在一体化的社会里，最使人感到痛苦的事就是被孤立和被抛弃。在我们破碎的文化里，最使人感到痛苦的事就是主体的崩溃和主体化的丧失，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遭到了破坏（或不健全），再没有什么来对市场与社群或种种推进之间的矛盾效应加以滤除，从而使个体走向消沉”。[18]在那些校园暴力比较明显的学校，特别需要加强思想交流。“在下层社会的孩子们上的学校中，目前当务之急，是要过渡到思想交流型学校，因为，哪个学校不按思想交流网运作，哪个学校就会发生暴力事件，使该校遭到破坏。暴力事件的产生，既有外因，也有内因。面对暴力事件，只要一个学校的内部交流网是强有力的，学校就可以抵御暴力；反之，如果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教师只顾他自己，只管他份内的那一点儿工作，则学校必然会垮台。最糟糕的是，由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社会距离而引起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暴力行为。”[19]
家庭始终是学生最重要的养育环境。作为家长，应在学校和教师通力合作的情况下，积极做一些预见、预防和化解的工作。如，向孩子了解学校的安全设施、设备和相关的规则以及注意事项；孩子如果抱怨或者说他们担心呆在学校某一地方或者校园时，不要忽视他们的谈话和感受；发现学校存在某些问题，不要试图自力救济或矫正，最好与学校通力合作；鼓励孩子说出心中的烦恼，比如零用钱被人拿走、身体被粗暴虐待、受到他人胁迫等；如果孩子担心受到报复，一定要向孩子保证采取保护行动；如果孩子已经是高中学生，则应鼓励他们对于学校的暴力行为向同学或朋友交谈。如果自己家里的孩子具有暴力倾向或行为，一定严加引导，阻止其蔓延发展。
注释：
[1]Etienne G. Krug, Linda L. Dahlberg, James A. Mercy, Anthony B.Zwi, Rafael Lazano：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R]，唐晓昱等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4.
[2]劳凯声，孙云晓.新焦点——当代中国少年儿童人身伤害研究报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
[3]肖文峰.15岁花季少女为何成为凶手[N].中国教育报.2002-1-27。
[4] [5] [6] [11] [13] [14]Arnold P.Goldstein.学生攻击行为——预防与管理[M].林丽纯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5，9-10，13，148，205，9.
[7] [8] [10]陈慈幸.青少年法治教育与犯罪预防[M].（台湾）涛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110，116，93.
[9]黄希庭.人格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547.
[12] [16] [18] [19]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M]，狄玉明，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96，392，88-89，383-84.
[15]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6.
[17]马丁.R.哈斯克尔、路易斯雅布隆斯基.青少年犯罪[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109，116.
（作者单位：广东警官学院）
（责任编辑：王哲先）
一、校园暴力趋于严重的表现
据“少年儿童人身伤害问题研究”课题的调查，少年儿童对暴力伤害的恐惧比其他伤害要严重，他们对“害怕受到别人威胁、打骂”的选择比例高达41.2%。[2]据2001年的一项调查，10.5%的孩子面临校园暴力的威胁，94%的孩子认为在社会中自身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另据北京市有关部门对1万名学生进行的调查，40%的学生在校内外遭遇过同学和社会青年索要财物。[3]
从明显表现出来的情形看，暴力行为发生率与程度都有所增加，在各地，殴打、恐吓、勒索等个案以及暴力程度有增长的趋势。校园暴力行为的发生已经具有地区普遍性，并且不限于特定的时间阶段发生，如毕业前夕或者某一个季节，而是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发生。校园暴力行为的结伙情形比较明显，在斗殴、勒索、行凶等行为中，两人以上共同作为的情形是相当普遍的，这一点显著地区别于社会上的一般成人的犯罪。校园暴力行为的发生常常以校外的不良帮派作为支持，或者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校园暴力行为的加害人和被害人往往呈互动关系，不少校园暴力中，被害人本身的不良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就是引发校园暴力的原因，或者也是校园暴力的一部分。
校园暴力是英美等国家学校安全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美国1981年至1990年之间，18岁以下的少年在暴力犯罪的各个项目中都显著地增加。1990年间，因暴力犯罪而遭逮捕的23060人未满15岁，1270人未满10岁。[4]在美国校园里，大部分的暴力攻击行为是学生施加于其他学生身上的。学生受暴力攻击的相关因素显示，七年级的学生最有可能被攻击，十二年级的学生可能性最低，大约13岁左右身体被攻击的危险性最大，其中48%的事件中攻击者与受害者都是同一种族的，42%的事件中种族不同。同时，一个学校里如果某一少数民族的人数少，其成员越有可能被其他种族的成员攻击。1990年一项被称为“进退两难”的报告（Caught in the Crossfire）描述，枪械武器在近年来的校园暴力剧增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986年到1990年，71人（其中65个学生和6个学校雇员）在校园中被枪杀，另有201人受重伤，242人曾经在枪口下当人质。这些校园枪击暴力主要起因于帮派和毒品纠纷（18%）、长期争吵（15%）、感情纠纷（12%）、争夺财物（10%）及意外事件（13%）。[5]研究人员认为已经表述出来的资料可能被明显地低估了，“事实上，据估计校园中确实的暴力破坏可能比目前所知道的高出百分之五十”。[6]
二、校园暴力形成和增长的相关因素
犯罪心理学是常用的一种解释校园暴力的理论。校园暴力的加害者常属于低自我控制者，具有冲动性格和暴力倾向；学生被害人常属于低自尊和低成就感者。严重的校园暴力中加害者和被害者往往具有相同的人格和心理特质，具有重叠现象，被害与加害互为影响因素，部分被害人在受害后转而成为加害者。可能是因为个人属性会影响学生的生活、交友方式进而影响个人暴露在受害情境中的机会，最后影响到个人是否受害。而那些女性、弱小学生，容易从众者，可能成为被欺侮的对象，却较少成为严重暴力行为的加害对象。那些在学校表现较好、没有什么不良朋友的学生，较少成为校园暴力的加害对象。可能是因为他们与加害者的生活方式不相似，交往机会不多，因而将自己隔绝于加害人，降低了成为受害目标的方便性、诱发性和易于受害的可能性。[7]具有病态人格特质的学生，因为不具有罪恶感，缺乏良好人际关系，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爱和被爱的能力，无社会适应人格，其反社会行为经常与社会规范相抵触，常常被本能的欲念所驱使，因而容易发生暴力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还有一些青少年有时遭遇内心的痛苦、焦虑、挫折，而无法自我控制或者采用适当的方法去处理，就会试图用暴力的方法加以解决。
犯罪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理论也有一些对校园暴力成因的解释。紧张理论认为，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学生全面发展，容易使青少年身心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往往由于功课的压力和挫折，造成紧张亚文化焦虑，在无法得到适时排解的情况下，容易产生暴力行为。社会失范理论认为，近年来社会急剧变迁，社会人际关系日渐疏离，社会控制能力削弱，社会无序状态加重。加上不良环境的诱惑，容易使少年逃学、逃家，游荡在外，结交帮派，发生打架斗殴等暴力行为。犯罪学的标签理论也常用于解释相关现象。少年在偏差行为的初期就受到严厉谴责甚至羞辱，被贴上不良的标签，会使这些少年产生适应上的困扰。于是，这些少年自暴自弃，以更为严重的偏差甚至暴力行为，来否定社会，或者进行防卫和适应。社会学的社会过程理论经常被用以说明家庭对于子女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具有校园暴力行为的学生家庭有这样一些特征：形式上或实质上的家庭破碎；家庭不和谐；家庭的经济水平低于一般家庭；父母染有恶习或者犯罪行为。[8]另外，从社会与教育层面上看，还有许多因素对形成校园暴力有着影响。青少年成长的环境中充满暴力，耳濡目染，自然会有较高的暴力倾向。大众传媒内容的不良影响，包括暴力、血腥、色情等，使人格未成熟的青少年容易在无意中形成暴力倾向行为模式，误认为只有暴力才能解决问题。
校园暴力与校园帮派(school gangs)有着紧密的关系。校园帮派就是学校学生组织，或者在一定时期具有相对稳定性，有较为明确的为首者，从事结伙性暴力行为或者以集体为后盾的个别暴力行为的群体。学生涉入帮派主要是因为：（1）学习上的失败，成绩不好，经受发展的挫折，很容易被帮派吸收；（2）寻求被尊重的感觉，帮派的活动使他们感觉到自我，独立自主和被尊重、被认同，消除了孤立感；（3）满足未成年人进入成人世界的心理需求，帮派允许青少年从父母的控制中独立出来，协助走向更为成熟的境界；（4）加入帮派可以获得保护，或者增强欺凌他人的优势；（5）加入帮派迎合了部分青少年低级文化价值观，一些青少年崇尚暴力，强悍狡诈，惹事生非，以纹身为荣耀，而帮派的活动，与这些低级价值观正好是一致的。
帮派成员的“责任分散”是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研究攻击行为的专家认为，“人们在他人在场时会降低对自己行为结果的责任感。所以处在人群中，可能会有更多的攻击行为”，“这种现象称为去个性化。所谓去个性化（或个性弱化）（deindividuation）是指个人在群体意识的影响下暂时丧失了自知力，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匿名地与群体合为一体的心理状态。这就造成了减少对冲动行为的约束，使其认知和情绪与难以控制的暴民行为相结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一群暴民中，人们可能会作出不负责任的攻击行为，因为他们以为比起单独做这种事，他们在群体中就不大可能被抓到或被处罚”。[9]
美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15%的青少年认为帮派在校园中十分活跃，甚至16%的学生曾目睹帮派威胁老师。美国政府所进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17%的七年级至十一年级学生在其学校生活中曾经涉入帮派。[10]在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似乎出现了更多的帮派，更多的帮派青少年涉及毒品，这些青少年更多地使用暴力，不论是在街头还是在校园。[11]
三、治理校园暴力的途径
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在防范校园暴力方面，承担着规划、财政支持和行政管理的职责。2005年6月15日年教育部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六条措施》，公安部同时制定了《公安机关维护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八条措施》，这对促进全国的学校安全，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要消解校园暴力，必须在政府主导下，实施以下两个“三方合作”。
1.学校、社区、警察三方合作
防范和处置校园暴力，是学校重要的工作目标。“要帮助学校研究它自己的工作以便采取适当的方式限制或制止大部分是由经济和社会的混乱引起的暴力事件的影响。如果全社会的人都认为学校缺乏主动性，认为它已变得如此的柔弱，以致除了靠警察保护以外，便无其他办法可想的话，那情况就严重了”。[12]校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所作所为影响着学校的社会风气、心理风气，这种风气反过来又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同时影响犯罪行为的发生。Arnold甚至说：“运气好的学校被指派了一位恰当的校长人选，暴力和破坏问题往往就可迎刃而解”。[13]研究表明，学校领导管理风格与校园暴力具有相关性，校长坚定、公平、一致的领导风格与学生的低攻击性有关，而独断的风格往往与学生的高攻击性相关。[14]杜威认为，教育是社会的职能，而学校是特殊的环境：“学校环境的职责，在于尽力排除现存环境中的丑恶现象，以免影响儿童的心理习惯。学校要建立一个净化的活动环境。选择的目的不仅是简化环境，而且要清除不良的东西。每一个社会都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旧时留下的废物以及确实是邪恶的东西所累，阻碍进步。学校有责任从环境中排除它所提供的这些坏东西，从而尽其所能抵制它们在通常社会环境中的影响”。[15]
学校在维护学校安全中应该加强与社区、警察的联系，把学校安全纳入警察的社区警务工作中。在这方面，“德阳模式”值得借鉴。四川省德阳市兴隆中学距离场镇有4公里，一些学生拉帮结派，携带刀具，打架斗殴以及盗窃，社会不良青年也经常骚扰学校。从1999年到2001年初，该镇查处的盗窃、抢劫、敲诈勒索和聚众斗殴等案件中，有30多人是在校学生。兴隆派出所在学校建立了警务室，把学校安全纳入社区警务安排之中。警务室会同学校领导对有违法违纪等行为的不良学生重点进行家访并逐一帮助教育。在学生相对集中、上学放学沿线途经的9个村建立监控点，选出30多名家长代表组成“维权监督岗”，成立了由学校、家庭、住校民警组成的帮教组织。从2001年12月建立学校警务室开始到2002年7月，校园周边和沿线未发生一起治安、刑事案件，校园秩序良好，学生违法违纪现象得到控制。2003年学生在校内的违纪事件与2002年同比下降85%，从2004年至2006年10月，学生在校内外都没有发生违法违纪事件。2005年4月德阳市将兴隆镇“警校共育”的经验推广到全市。2006年4月25日，公安部在德阳召开现场会，高度肯定了“德阳经验”。2006年10月13日，公安部、教育部召开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再次深入推广“德阳经验”。
2.教师、学生、家庭三方合作
教师在降低校园暴力和攻击行为方面明显地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教师并不是唯一的关键性因素。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消解校园暴力的重要条件。“为了避免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愈来愈在学校中蔓延，为了避免贫困的居民区中的学校生活的危机愈来愈严重，我们应当帮助教师不要为了保护自己，动不动就拿学校的校规去压制那些来自下层的或危险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学生。教师们应当认识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学校的教学效果，首先是有赖于师生间的关系的质量（这种质量当然不是以降低传授的知识的水平为代价而获得的）。从整体上看，学校的教学计划的安排，在许多方面要看教师在困难的情况下能完成多少任务而定。”[16]教师对问题学生或者说制造麻烦学生（trouble-makers）的教育辅导，直接发挥着消解校园暴力的作用。来自教师的歧视，是一些学生在不良少年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推动因素。教师动不动就训斥或者挖苦学生，给学生戴上“捣乱分子”、“不良少年”的帽子，甚至当众断言学生今后一定会走上犯罪道路，将会刺激学生破罐子破摔。有些教师出于偏见心理，有意识歧视个别学生，而很多教师则是无意识的，流露出讨厌和不满的心情。“下层阶级学生特别是学习不大好的下层阶级学生，一般认为老师对他没有多少感情。这种否定态度会降低他的自信心和上进心，老师对他就更没有感情，这又进一步影响他的自信心和上进心”。[17]
学生自觉遵守学校各项纪律尤其是安全规则，服从学校和教师的安全管理，调整学生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及时向教师报告各种危险情形，躲避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种种危险，在其能力范围内参与危机事件的处置，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治理校园暴力的途径和措施。学生之间暴力冲突的发生，往往起源于那些不起眼的小小矛盾和摩擦，而这些起初的矛盾通常是可以通过交流沟通来化解的。充分的思想交流可以使群体更加包容，消除学生的被抛弃感。“在一体化的社会里，最使人感到痛苦的事就是被孤立和被抛弃。在我们破碎的文化里，最使人感到痛苦的事就是主体的崩溃和主体化的丧失，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遭到了破坏（或不健全），再没有什么来对市场与社群或种种推进之间的矛盾效应加以滤除，从而使个体走向消沉”。[18]在那些校园暴力比较明显的学校，特别需要加强思想交流。“在下层社会的孩子们上的学校中，目前当务之急，是要过渡到思想交流型学校，因为，哪个学校不按思想交流网运作，哪个学校就会发生暴力事件，使该校遭到破坏。暴力事件的产生，既有外因，也有内因。面对暴力事件，只要一个学校的内部交流网是强有力的，学校就可以抵御暴力；反之，如果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教师只顾他自己，只管他份内的那一点儿工作，则学校必然会垮台。最糟糕的是，由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社会距离而引起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暴力行为。”[19]
家庭始终是学生最重要的养育环境。作为家长，应在学校和教师通力合作的情况下，积极做一些预见、预防和化解的工作。如，向孩子了解学校的安全设施、设备和相关的规则以及注意事项；孩子如果抱怨或者说他们担心呆在学校某一地方或者校园时，不要忽视他们的谈话和感受；发现学校存在某些问题，不要试图自力救济或矫正，最好与学校通力合作；鼓励孩子说出心中的烦恼，比如零用钱被人拿走、身体被粗暴虐待、受到他人胁迫等；如果孩子担心受到报复，一定要向孩子保证采取保护行动；如果孩子已经是高中学生，则应鼓励他们对于学校的暴力行为向同学或朋友交谈。如果自己家里的孩子具有暴力倾向或行为，一定严加引导，阻止其蔓延发展。
注释：
[1]Etienne G. Krug, Linda L. Dahlberg, James A. Mercy, Anthony B.Zwi, Rafael Lazano：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R]，唐晓昱等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4.
[2]劳凯声，孙云晓.新焦点——当代中国少年儿童人身伤害研究报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
[3]肖文峰.15岁花季少女为何成为凶手[N].中国教育报.2002-1-27。
[4] [5] [6] [11] [13] [14]Arnold P.Goldstein.学生攻击行为——预防与管理[M].林丽纯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5，9-10，13，148，205，9.
[7] [8] [10]陈慈幸.青少年法治教育与犯罪预防[M].（台湾）涛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110，116，93.
[9]黄希庭.人格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547.
[12] [16] [18] [19]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M]，狄玉明，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96，392，88-89，383-84.
[15]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6.
[17]马丁.R.哈斯克尔、路易斯雅布隆斯基.青少年犯罪[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109，116.
（作者单位：广东警官学院）
（责任编辑：王哲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