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园寄子》是梨园一出经典名剧，也叫《黑水国》。它讲的故事是：晋朝时，邓伯俭病死，适逢黑水国的石勒兴兵扰乱中原。哥哥邓伯道和弟媳金氏、儿子邓元、侄子邓方逃难，半路上与金氏失散，他独自带着两小儿，应付不过来。心想弟弟只有一根独苗，托孤于自己，应该保全侄子，牺牲亲生儿子。于是他将邓元绑在桑树上，带着侄子走了。结局自然照例是大团圆，金氏路过桑园，救下邓元，最后一家团聚，其乐融融。
　　中国的戏剧故事，很多是确有本事，敷陈演绎而成的，桑园寄子也不例外。邓伯道就是大名鼎鼎的邓攸。《晋书》中，邓攸被记录在列传的“良吏”一列，算是他的盖棺论定了。历史上的邓攸七岁丧父，不久母亲和奶奶又去世，他居丧九年，以孝著称。邓攸继承爷爷的官职，后来被石勒俘虏了，本来要被砍头的，可他给石勒写了封信。石勒看重他的文辞，免死后留在身边。后来在行军途中(石勒过泗水)，邓攸趁机要逃离，才发生了戏剧里桑园寄子的一幕。
　　只可惜，现实总比“艺术加工”要来得残酷。邓攸的亲子被弃后没有找回来，后来也再没有生子，以至于留下了“伯道无儿”的成语，表示邓攸这么好的人却没有后代，是老天无眼，天道何亲?
　　不管是史实还是演义，邓攸弃子保侄的高风亮节都令人感动。可这一份感人，我却总也看不明白。最大的不明白是，老伯道为什么要做出弃子这么决绝的事情来?
　　历史记载很简单，邓攸用牛马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出逃，又遇到贼人，牛马被抢，只能步走，“担其儿及其弟子绥(邓绥，即戏里的邓方)，度不能两全”，便做了取舍。戏剧交代稍微生动一些，说两个小孩子年幼腿疼，嚷着要大人背。老邓本就年迈，如今背了一个，另一个就哭闹。他左右为难，只好二选一。
　　可是，一个小儿在兵荒马乱之际被抛弃，不仅会改变一生的命运，而且关系到生死存亡，如此重大的事情，邓伯道的决定未免过于草率而冷酷了。他的“二选一”不同于“法场换子”，不同于《唐山大地震》里的妈妈，并不是必须的选择。戏剧里两个孩子出场，一次念“每日里在书房习学孔孟，急忙忙到病房问候父安”，一次念“学中习孔训，何日得成名”，举止沉稳，礼仪俨然，在大人生病或祭奠痛哭时，都知道安慰。托孤时，邓方说自己“年幼求伯伯多多教诲”，长大成人再报答，邓元表示以后要照顾小堂弟。各方面都表明，这是两个受过教育、懂事、知礼、能自制自律的孩子。一时跑累了，想要大人背，被大人爱护时互相攀比，都是常态常情。他们很可能对当时处境的危险和严酷性没有认识。邓伯道只要跟他们解释一声(甚至恐吓一下)：现在不是撒娇或争宠的时候，再不快逃，全家有性命之虞。孩子是能理解的。
　　可老邓没有一字一句说明，独自“思想斗争”后，就直接“痛苦抉择”了。整个过程只见邓伯道独白，他越是痛苦两难，越见得“目中无人”和“心中无人”的残酷。要说时间紧迫，来不及解释，可他骗孩子去采桑葚，捆绑，还写血书，有这时间，道理早就讲清楚了。就算一定要弃子，也可以丢下孩子掉头就走，邓元要是继续赖坐地上便罢，若是不想被抛弃，就乖乖地自己跟在后头。绑着，就连孩子最后的自主选择都被剥夺了。事实上，现实比戏剧更残酷，邓攸的儿子早上被爹妈抛弃后，晚上又追上了。到了第二天，邓攸将他绑在树上，才终于甩利索了。(“其子朝弃而暮及。明日，攸系之于树而去。”)
　　乱世弃子几乎等于杀子，小侄子的意愿也不予考虑，戏剧中邓方要大伯将哥哥放下来，大家一起走，伯道没有一句解释，就将侄子哄骗离开了。对邓元来说，岂不是万分无辜且荒诞?他做错了什么，该如何理解这人生的急剧变故?从金氏母子的角度，孤儿寡母在以后的人生中如何拜领和承受这份巨大的“恩情”，他们吃不消吗?邓伯道此举，只成就了自己的“舍亲生救侄男，万古流芳”，却置亲子于险境，陷金氏母子于不义，至少不是明智之举。
　　我宁可相信邓攸之流的牺牲是真诚的，而不是潜意识的沽名钓誉、制造悲壮。问题在于，他将别人纳入“自我牺牲”的范围时，别人成了“我”的对象和客体，而不是同样有能力控制言行、选择作为的主体。他在子侄之间痛苦选择的思路等同于“我喜欢金砖，也喜欢字画，可逃难只能带一样，咬咬牙，舍金砖而携字画吧”。子和侄都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蜕化为老邓道德光辉的素材和道具。亲子是“我的”牺牲，侄子是“我的”奉献，伯道在做自己的事，跟别人——虽然他们是真正的当事人——毫无关系。这种无私恰恰是最大的自私，虽然持的是利他的出发点，却只从一己之角度和立场去考虑问题。
　　而且，邓伯道这种忽视他人主体性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绝非仅有，在集中体现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二十四孝”里就有突出反映。对郭巨来说，只要孝顺母亲，活埋儿子就可以了。至于奶奶的爱孙心、负罪感，还有孩子是否愿意离家乞讨、出家、卖身为奴，以任何方式自谋出路，只要不占用奶奶的口粮又能活下来，这些都不考虑。穷人家没蚊帐，蚊虫叮得人没法睡，吴猛很懂事，每晚赤身坐在父亲床前喂蚊子，吃饱了的蚊子就不叮咬他爸爸了。这很感人吗?当然，可是那个做父亲的，就能忍心看着自己八岁的儿子喂蚊子，自己坦然享受这份安宁夏夜?
　　这些广为流传的孝行故事，着眼点只在儿子如何孝敬，孝敬的对象“父母”对此有何感受?“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到了晚近，李寻欢发现好兄弟暗恋自己的未婚妻，痛苦地舍弃两情相悦的未婚妻，成全兄弟的一段“佳缘”，令三个人的一生都痛苦不堪。邓伯道式的牺牲，被古龙演绎得好不荡气回肠。(代表作《多情剑客无情剑》)
　　这种只从自己角度思考问题、将他人客体化、概念化甚至物化的思维方式，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须大拿太子经》说到印度有个太子须大拿，发愿将自己的财富布施给人，普度众生。散尽金银钱财不算，还把自己国家最重要的国防武器(大白象)送给敌国，因此被父亲流放，流放途中，他不仅布施干净车、马、身上的衣服，后来还将一对儿女布施给人做奴仆，把妃子布施给光棍。儿女妻子哭着不肯走时，他表示自己说话要算数(“我已许之，何从得止”)，总之，“我的”布施是“我的”事，你们不能管。我有时候忍不住要妄度，难道这就是传说中东方文明特有的思维方式?
　　我没法想象，如果是须大拿的妻子发愿遍行布施，结果会如何。但这至少暗示了一点，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看问题和处理问题，这种“唯我独尊”的思维显然会带来一个大问题：人比较是群居动物，毕竟要很多人才能演出一场戏。可是一个故事又只能有一个主角，只有他是轴心，他的立场就是整个故事的立场，也是唯一的立场。那这个主角那会是谁呢?我们以谁的视角和口吻讲述故事(书写历史)，以谁的主体为准，而谁在这种人际关系中丧失主体性，沦为客体?
　　很显然，身份决定了谁是中心，谁是主体，而那些被消解了主体性的人，就没有了 自我。确实，在现实中，精英(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们更可能成为主体，于是，他们的立场便成了大家的立场，长者、强者、尊者的立场也就是幼者、弱者、卑微者的立场。就像《桑园寄子》这出戏里，明明有青衣、有娃娃生，却被认为是标准的老生戏，而且这部戏基本上也就是邓伯道的独角戏，他怎么想，他怎么做。别的非主角，“没戏”。邓元被弃时怎么想?“没戏”。
　　不要以为戏剧都是假的，一方面，它得依据历史而来的。事实上，邓攸所弃之子连名字都没留下，史书上更没有一句话是以他为主语的。历史和现实中有多少人，是永远只能作为宾语出现的?另一方面，戏剧的“改编”真实反映了后世对此事的认识和理解。《晋书》虽将邓攸归于良吏，却评价说“攸弃子存侄，以义断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预加徽纆，绝其奔走者乎!斯岂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所以，邓攸“卒以绝嗣，宜哉!勿谓天道无知，此乃有知矣”。
　　可邓攸被质疑的言行却在后世被一再粉饰和完善，感天动地地一直演到今天，足见质疑者是少数派，赞赏者总还是多数。
　　时至今日，“被”仍然能高票当选为年度最火的字，“代表”仍然是引发嘘声四起的词，可见一方面，以人为客体的思路仍然有市场，毕竟还是有很多人会欣赏邓攸的道德。另一方面，对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思正在增多。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将别人客体化的同时，一个人的自我和主体也会丧失或者异化，即使他是主角。邓攸的举动可能出自一个心智正常的父亲、言行自主的人吗?老菜子戏彩娱亲的故事或许更能说明问题，老莱子当然有自己的人生和思想，但他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成长、成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人们宣传孝道时，他便无可选择地被纳入“父一子”的框架内，跟“父亲”这一角色相对应的是一个孩子，所以他必须终身扮演孩子的角色，即使已经70岁了，仍然要穿着五彩童装，学小毛孩玩拨浪鼓，摔倒了就坐在地上蹬脚哭，以博父母一笑。一对耄耋老人看着自己70岁的儿子赖在地上耍宝，真的会开心吗?我不知道。但老菜子却是真的丧失了一个古稀之年的老者的自我和尊严。可谓两败俱伤。
　　邓攸的结局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一方面，亲子被弃了(无父)，另一方面，邓攸绝嗣了(无子)。两方面的自我主体都丧失了，胜利的就只是抽象的、剥离人性的道德信条了。在历史上，邓攸以道德高尚著称。“邓攸弃子”的关键词是邓攸，其子可以忽略不计，而“邓攸道德高尚”的关键词是仁义道德，邓攸本人可以忽略不计。“义”和“孝”作为高大庄严的道德名词熠熠生辉，分别借助邓攸父子和老菜子父子的精神萎灭，越发显得神圣不可侵犯，并被代代传颂。到最后，这些名词成了历史书写的唯一主语，戏剧的唯一主角。而真正的配角和主角都不见了，因为没有了“人”。